豁达洒脱——毛泽东是如何对待人生的
第十二章 豁达洒脱——毛泽东是如何对待人生的
1943年毛泽东在八路军一个普通战士张思德的追悼会上，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这是毛泽东对人生、生死最为深刻、最有启发意义的阐述。毛泽东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的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一、逆境顺境
毛泽东，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所遭受的挫折、逆境，比平常人更多，也更险恶。他曾身陷囹圄而险遭不测，他多次遭受不白之冤，被撤职，甚至被“开除党籍”，剥夺领导权，他的多位亲人遭到反动派的杀害，他遭受过老年丧子的切肤之痛，晚年，他又病魔缠身……
逆境，如同上帝设下的圈套，专去俘虏那些意志薄弱者，而在坚定者面前，就显得无能为力了。不向任何困难低头的毛泽东，以大无畏的精神和无量的胸怀对待人生的逆境。他没有为挫折所吓倒，未被逆境所折腰，他将逆境视为对人生的一种考验，对意志的一种磨炼。每逢逆境到来之时，他都保持清醒的头脑，就是惊天的噩耗，也异常冷静，面对现实，寻求解脱的方法。正因如此，才使他保持着昂扬的斗志，跨越了一个个人生的障碍，走出了一次次的人生逆境。
（一）忍辱负重，力挽狂澜
20世纪30年代初期，历尽艰难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毛泽东，经历了一段不平常的岁月。虽然他创立的以乡村为中心的革命方式在实践中得到了验证，初步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格局，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中国革命已走出因大革命失败的危机，朝着正确的方向蓬勃发展。但是，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以王明为首的一批留学苏联的“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回到国内。他们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于1931年1月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掌握了党的领导权。王明等人虽然熟读了马、恩、列的原著，懂得一些基本原理，但是他们没有中国革命实际斗争经验，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不可能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自然而然地照搬书本、照套别国的经验。他们一上台便极力推行一套“左”倾冒险主义的政策，主张“城市中心论”，攻打大城市，搞“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反对以乡村为中心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为了推行其“左”倾冒险主义政策，他们又在组织上大搞宗派主义，凡是对其错误政策有怀疑、不积极拥护或不坚决执行的人，一律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调和路线”、“两面派”等大帽子，而被“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毛泽东就是他们“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重要对象。
1931年4月，“左”倾领导者派出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根据地，开始全面推行其“左”倾路线，极力排斥和诬蔑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路线。11月初，中央代表团在江西瑞金主持召开的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又称赣南会议)上，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诬蔑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强调“要集中火力反右倾”，在组织上开始排挤毛泽东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对党和红军的领导。这次会议撤销了毛泽东中央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
1932年初，“左”倾冒险主义者为实现湘、鄂、赣各省首先胜利，要求红军远离根据地去攻打大城市，命令毛泽东率红一方面军攻打赣州。毛泽东坚决抵制，批评了这一错误决定，主张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赣东北发展。8月，毛泽东再次反对攻打南昌包围武汉的冒险计划，强调红军应沿武夷山脉向赣东北发展，巩固和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毛泽东的“大逆不道”使“左”倾机会上义领导者大为恼火，决定拔掉这颗钉子。这样，在1932年10月召开的中央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又称宁都会议)上，将毛泽东巩固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正确方针说成是“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政策，指责毛泽东主张向赣东北发展是对执行中央的“进攻路线”和“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不尊重”领导。这次会议，又撤销了毛泽东红军总政委和前委书记两个重要职务。
毛泽东，这位党和红军的缔造者，正当他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初步形成，正当他率领红军粉碎了敌人连续三次对中央根据地的大规模“围剿”之时，他却被排斥出军队，被剥夺了对党和军队的领导权，这种错误的组织处理无疑是对毛泽东的重大打击。诚然，他这次受到组织处分并不是第一次，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算起，由于他的正确意见得不到理解和赞同，先后在党内受过大大小小的处分达20次之多，如秋收起义会攻长沙失利而向农村退却，毛泽东为此受到党内警告处分。然而这一次，毛泽东受的打击则是最沉重的一次，他在党内和军队中的职务全被撤掉，只剩下工农民主政府主席一职。“左”倾机会主义者要求毛泽东回到后方“养病”，兼作政府工作。此时，毛泽东的处境十分艰难，而且在心理上，他要承受多么大的压力和委屈，这无疑是他革命生涯的一次逆转，人生的一大挫折。
从某种意义上说，厄运和逆境是对革命者更加严峻的考验。在它面前，有的人消沉颓唐、一蹶不振，有的人则奋力拼搏抗争，绝处逢生，毛泽东属于后者。但在当时“左”倾机会主义还未充分暴露，人们对此还缺乏足够认识，加之在共产国际支持的情况下，他个人的抗争是无济于事的。因此，他的拼搏不是盲目与组织对抗，人为激化矛盾，而是以其坚韧的意志，豁达的胸襟及对党的耿耿忠心，顾全大局、忍辱负重、服从组织，在执行中寻找纠正错误的机会。他终于从险恶的环境中挺过来了，同时也挽救了中国革命的危机。在这次逆境中，随着时间条件的变化，毛泽东采取了不同的拼搏方式，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忍受委曲，服从组织决定，在经济领域里施展才能，这是毛泽东与逆境拼搏首先采取的方式。毛泽东将错误的处罚看作一种有益的教育，当作一种锻炼。正因如此，他能以革命利益为重，胸怀宽广，不计较职位的高低。被迫离开军队后，他以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主席的身份来到后方，将满腔的革命热情和高超的领导才能倾注到另一个领域——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之中，为革命战争和人民军队的发展做物质基础和后勤保障。他在领导根据地经济工作期间，一边养病一边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他骑着一匹马，走遍了根据地的山山水水，调查了各种情况，发现了许多实际存在的问题，如：根据地进出口贸易、经济工作者官僚主义作风等问题，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写出一批高质量的调查报告，如《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在细致入微的调查研究基础上，毛泽东又从理论上对根据地经济问题作了独到而精辟的论述，如经济工作对革命战争的重大意义、农业生产在根据地经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农村划分阶级成分的标准等。他还创立了一套关于经济工作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他写的《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我们的经济政策》、《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经济论著，成为指导根据地经济建设、土地改革等项工作的纲领性文件，不仅对当时，而且对以后的经济工作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逆境的漩流中，毛泽东成了一个经济专家和理财能手。
毛泽东在逆境中磨炼自己，锻炼自己，就像一块金子，即使被丢弃在黑暗的角落里，也会默默无闻地闪闪发光。然而，当形势发生了变化，他个人的逆境转变为革命危机的时候，他就不能再保持沉默了。他变换了与逆境搏斗的方式，由忍受委曲到百折不挠地赤诚相谏，不失时机地提出自己的正确主张，伸张正义，积极抗争。这充分地表现在第五次反“围剿”中。
1933年10月，各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了。这一次，蒋介石调集了100万大军，以50万兵力重点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采取“步步为营，堡垒推进”的作战方式，企图消灭红军，荡平根据地。由于“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者不懂军事，将军事指挥权完全交给了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李德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他完全否定了毛泽东在前几次反“围剿”战争中创立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原则，要求红军打正规战和阵地战。反“围剿”一开始，李德等人就采取进攻中的冒险主义，要求红军“全线出击”，攻打敌人的坚固阵地，搞“拒敌于国门之外”。结果，红军几战皆败，且陷于敌人的堡垒之中，完全处于了被动地位。
毛泽东见此状况，心中十分焦虑，无奈他已无权指挥军事，但他没有停止思考研究反“围剿”的方法。此时，毛泽东尖锐地看准了一个时机，即被蒋介石调到福建“围剿”红军的国民党第九路军发动了“福建事变”，成立“福建人民政府”，公开宣布与蒋介石决裂，并要求与红军联合反蒋抗日。由于福建事变的发生，蒋介石急调一部分兵力开赴福建镇压十九路军，江浙一带顿时空虚，他“围剿”红军的整体计划已经打乱，造成了红军粉碎敌“围剿”的良机。因此，毛泽东大胆提出建议：“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江浙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粉碎敌人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
毛泽东的这一主张，击中了敌人的要害，可谓扭转时局的关键。后据蒋介石的一位知情人透露，当时蒋正在江西临川督战，很害怕红军与十九路军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他，为此日夜坐卧不安。但“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者害怕转入敌统治区后会丧失根据地，另外，他们又以极“左”的观念看待“福建人民政府”而不予援助，因此，拒绝采纳毛泽东的正确建议，结果坐失良机。“此计不用，第五次‘围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
蒋介石镇压了“福建人民政府”后，重新部署兵力，全力进攻中央苏区。在强敌进攻面前，“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又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他们不敢大胆放手诱敌深入，骤而歼之，而是畏敌如虎、处处设防、节节抵抗，以集中对集中，以堡垒对堡垒，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同敌人拼消耗打阵地战。结果，红军遭受重大伤亡，根据地逐渐缩小，越来越被动。
毛泽东的正确建议被拒绝后，并不气馁，继续见机相谏。1934年春夏之际，在反“围剿”战争的紧要时刻，毛泽东来到离瑞金不远的中央根据地南大门会昌，与粤赣省委、军区及红二十二师的干部们研究南线反“围剿”斗争形势，要求他们吸取福建事变的教训，善于利用蒋介石与陈济棠之间的矛盾。他根据敌我形势反复强调不能以堡垒对堡垒、以集中对集中，与敌人拼消耗。他建议把红军主力抽下来整训，用小部队配合地方武装，采取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方式，牵着敌人的鼻子兜圈子，拖垮敌人。粤赣军区遵照毛泽东这一正确的指示进行反“围剿”，却受到“左”倾机会主义领导者的严厉批评，说这是脱离战争和平训练的右倾机会主义。
反“围剿”战争的形势越来越恶化，敌人步步进逼，红军节节退守。1934年9月，战争进行了一年，战火已烧到根据地中心区，情况非常紧急，毛泽东再次赤诚相谏。他主张红军主力向湖南中部前进，这里敌人兵力薄弱，并未建立堡垒封锁线，红军进入此地必威胁敌长沙、湘潭、株洲等战略要地，迫使蒋调江西之敌回援湖南。红军则趁此寻找战机，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以扭转战局。但这一正确主张再次遭到拒绝。“此计又不用，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连同后方机关8万余人从福建西部的长汀、宁化和江西南部的瑞金、于都出发，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长征初期，由于“左”倾机会主义领导者实行逃跑主义，红军虽英勇奋战，但当打破敌军四道封锁线转移到湘江以西后，红军损失过半，只剩下3万余人。此时红军的计划是到湘西与红军第二、六军团会合。蒋介石明确此意图后，调集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在湘西布下口袋阵，专等红军往里钻。如继续按此计划行事，红军有全军覆灭的危险。何去何从？红军似已面临绝境。此时的“左”倾机会主义领导者已一筹莫展，毫无办法，仍寄希望于二、六军团会合。在这紧急关头，毛泽东挺身而出，第四次提出自己的主张，他力主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以争取主动，相机歼敌。在这生死存亡之际，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终于得到大部分同志的赞同。
执行了毛泽东的建议，红军开始出现转机。1934年12月，红军占领湖南西南边境的通道县城后，立即向贵州前进，并一举攻克黎平。红军的这一行动，打破了蒋介石的如意算盘，不得不重新部署兵力，红军得到喘息之机。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正确主张，决定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继续前进。1935年1月，红军强渡乌江，攻占遵义，经过休整补充，红军出现生机。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在实践中得到验证。
毛泽东的个人逆境与中国革命的逆境紧密相连，当他的正确路线被否定后，中国革命的危机也随之出现。毛泽东能忍受“左”倾机会主义对他个人的打击迫害，却不能容忍中国的革命事业由此遭受危害，当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他就挺身而出，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自己的正确主张，以扭转局面，减少革命的损失。而一旦革命出现危机，红军处于生死存亡之际，一种巨大的历史使命感便驱动他拍案而起，与“左”倾错误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为挽救中国革命的危机而拼搏，由力陈自己的正确主张转变为尖锐地批驳“左”倾错误，这是毛泽东在遵义会议期间斗争的显著特点。
1935年1月，红军打下遵义后，趁蒋介石重新调动部署兵力和红军休整补充之机，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博古在作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主报告时，将军事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为敌人的强大，为临时中央和自己的错误作辩护。对此，毛泽东作了重要发言。他讲述了一个多小时，针锋相对地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不是敌人的强大，而是军事指挥的错误。他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实行消极防御方针，搞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和退却的逃跑主义。他尖锐地批评了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要吃饭、要睡觉，也不管走的是山地、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图上一划，限定时间打，这样指挥战争，如何能取胜？毛泽东用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胜利的事实，批驳了那种将军事失败归结为敌人强大的客观原因的观点。毛泽东结论性地指出，正是在军事上执行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才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也造成了红军长征中的重大损失。
毛泽东的发言铿锵有力，振聋发聩，击中了“左”倾机会主义的要害，反映了大家的想法，受到绝大多数人的拥护。朱德声色俱厉地谴责了“左”倾机会主义对毛泽东的排斥及依靠李德造成如此惨痛损失。周恩来发言，支持毛泽东对“左”倾错误的批判，全力推举毛泽东为党和红军的领导人。在长征途中受过毛泽东的帮助教育，主张解决领导问题的王稼祥、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意见，批评李德、博古的军事错误，拥护毛泽东的领导。那些红军高级将领，如彭德怀，刘伯承等，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深受李德错误军事指挥之害，早就与之作过争论，更加拥护毛泽东的领导。就是博古，也没有因职权压制不同意见，表现了一定的民主作风和磊落的精神，会后坚决执行了中央的决议，并多次作自我批评。李德列席会议，此时他已理不直气不壮了，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并没有因许多人的支持而鲁莽行事、痛快一时，而是表现出了高超的斗争艺术。如他只批评了“左”倾领导在军事上的错误，避免提及政治路线问题。会上有人提出批判和纠正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政治错误，毛泽东明智地制止了。因为在当时的环境条件下，最紧迫的是要解决军事问题。另外，他在批判“左”倾错误时，直接针对博古和李德，对其他人则耐心地说服和帮助，因此，团结了更多的同志，这是遵义会议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会后，有人问毛泽东，你早就看到王明那套是错误的，也早在反对他，为什么当时不竖起旗帜同他们干，反而让王明的“左”倾错误统治了四年之久呢？毛泽东回答说：那时王明的危害尚未充分暴露，又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使人一时不易认识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过早地发动斗争，就会造成党和军队的分裂，反而不利于对敌斗争。只有等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时，才能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正因毛泽东的斗争艺术，遵义会议才能在当时险恶的环境下顺利地结束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遵义会议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后，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采取了高度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方式，四渡赤水、两占遵义、南渡乌江、佯攻贵州、直插云南、威胁昆明，然后巧渡金沙江，完全跳出了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圈子，从此转入主动作战。二渡赤水时，消灭敌人20个团，取得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毛泽东写下“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豪迈诗篇。他力挽狂澜，挽救了中国革命的危机，他也走出了这长达4年之久的人生逆境。
容天下能容之事，忍天下能忍之事；有容乃大，能忍则善。一个人的胸怀，一个人的气量，对于一个人成就大业至关重要。古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就是说，一个人要成就大业，必须有气量，大胸怀。在毛泽东的性格中，有一个重要特点是他有宽阔的胸怀和气量。陈毅跟随毛泽东多年，对毛泽东非常了解，他评价毛泽东时曾经说过：“毛主席就是最能受住委屈，毛主席挨王明路线整的时候，鬼都不上门！老实说，毛主席没有10年忍耐，就没有今天的毛主席。”①陈毅的评价十分中肯。这是毛泽东性格一个方面的真实写照：最能受委屈和10年忍耐，这体现毛泽东一心为党、相忍为国的胸怀，也表现他善于斗争的伟人气质。
毛泽东身处逆境，在他的正确主张不被接受的时候，他等待、忍耐，利用一切机会做工作，最终使同志们接受正确意见。当毛泽东受排挤成为历史后，他又坦然对待之，甚至还反思自己也有做得不好的地方。毛泽东心胸坦荡，他并不认为自己一贯正确。他曾说：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高兴圩打了败仗，那是我指挥的；南雄打了败仗，是我指挥的；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任井冈山时我提的那个土地法很蹩脚。不是一个彻底的土地纲领。肃反时我犯了错误，第一次肃反肃错了人，如此等等。这些真错误他们不处罚，而那大约20次左右的处罚和打击，都是没有确实根据的。
毛泽东的这一席话，使人们感觉到，他除了对政治生命看得非常重以外，其他的都看得轻，他相信真理，只要真理在手，他就无所畏惧。
1957年他同吴冷西的一次谈话说出了他的心声。
1957年6月1日，毛泽东把吴冷西召到他的住所。待吴冷西坐下后，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说：“找你来商量一件事，就是想调你到《人民日报》去工作，不知你愿不愿意去。”吴冷西实话实说：“我毫无思想准备。”毛泽东说：“《人民日报》任务很繁重，很需要增加领导力量，经再三研究考虑你去。”吴冷西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认为自己不适宜到那里去工作。毛泽东没有逼吴马上表态，说：“给你10天考虑，10天以后再谈。”
10天后，吴冷西再次来到毛泽东的住所。毛泽东问：10天过去了，考虑好了没有？吴冷西还是陈述了自己不宜去《人民日报》的理由，但也表态作为党员服从党组织的分配。毛泽东回答得很干脆。他说：没有那么多好考虑的了，中央已经决定你去《人民日报》，而且今天就要去。接着，毛泽东严肃地说：你到《人民日报》工作，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准备遇到最坏的情况，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这‘五不怕’就是：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
毛泽东说：撤职和开除党籍并不罕见，要准备着。杀头在正确路线领导下大概不至于，现在的中央不同于王明“左”倾路线领导下，也不同于张国焘。但坐牢得有精神准备，共产党内一时受冤屈的事还是有的，不过在正确路线领导下终究会平反纠正的。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受到错误的处分，可能这样对自己反而有益处。屈原放逐而后有《离骚》，司马迁受腐刑乃发奋著《史记》。我自己也有体会。我讲游击战的十六字诀时，并没有看过《孙子兵法》。后来王明他们讥讽说十六字诀来自过时的《孙子兵法》，而反“围剿”打的是现代战争。这时我才找到《孙子兵法》来看。
没有宽阔的胸怀是无法得到如此深刻的认识。更可贵的是，毛泽东对错误处理他的人是以德报怨。陈独秀曾经和毛泽东发生过严重的分歧，甚至后来在陈独秀的主持下，党的五大不给毛泽东选举权。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因此记恨陈独秀。1936年他同斯诺谈话中，就说过陈独秀对他的影响“超过任何人”。陈独秀出狱后，毛泽东曾派叫人找其谈话，邀他到延安工作。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称赞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影响了一大批我国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创造了党，有功劳。王明曾使毛泽东吃尽了苦头，如果按照一些人的性格，肯定要给王明穿小鞋。但是，毛泽东没有，他主张：“团结跟自己意见分歧的，看不起自己的、不尊重自己的、跟自己闹过别扭的、跟自己作过斗争的、自己在他面前吃过亏的那一部分人。”在酝酿中央委员会人员时，很多同志不愿选像王明这样犯了错误的人当中央委员。1945年5月24日，毛泽东向大会作关于选举方针的报告时开门见山地提出：七大主席团认为应该采取这样的选举标准，就是“要由能够实行大会路线的同志来组织中央委员会”。在这个总原则下，对犯错误的同志不应“一掌推开”。一个人在世界上哪有不犯错误的道理呢？对已经承认错误并决心改正错误的人，就要选。他尖锐地指出：不愿意和有不同意见的人合作共事这种情绪，在我们党内还是相当严重地存在着的。因此，“要练习和那些曾经同我闹过纠纷、有原则分歧、打击过我以及开除过我的党籍的人合作。我们在要求他认识错误、改正错误这个原则下去同他团结、合作。这一条，的确要练习，不练习就做不到，练习就可以做到。”毛泽东提出不能用王明对待他的办法来对付王明。他还指出，王明等人的错误，是在—定历史条件下犯的，特别是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像一片汪洋大海，而中国还没有什么小资产阶级政党，他们中革命的人都加入到中国共产党，当然也把他们的思想情绪带了进来，这是不足为怪的。现在经过整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已经把是非弄清楚了，就不应当太看重个人的责任了。毛泽东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但仍担心王明不能选上中央委员。投票结束后，其他代表都到外面去自由活动，毛泽东还一动不动地坐在原位上，听工作人员唱票，直到别人告诉他王明当选没问题时，他才离开座位到代表中谈笑风生。
这就是毛泽东的气度、这就是毛泽东的胸怀、这就是毛泽东的为人。正是这种风度，赢得全党的敬仰；正是这种胸怀，才争取了包括反对过自己的全体同志的支持；正是这种为人，使全党紧紧地团结在他的周围。
（二）噩耗惊天，冷静异常
老年丧子是人间一大悲剧，当毛泽东年近花甲之时，这一悲剧闯入了他的生活——长子毛岸英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了，年仅28岁。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仅一个多月就取得了第一次战役的胜利。1950年11月25日，是第二次战役打响的第一天，在志愿军总部担任俄文翻译兼机要秘书的毛岸英正在紧张地工作着。上午11时左右，4架美军轰炸机从总部上空呼啸而过，旋即掉头扔下上百个凝固汽油燃烧弹。顿时，熊熊烈火腾空而起，志愿军总部迅速燃烧成一片火海。岸英就是在这次空袭中不幸牺牲的。这位领袖的儿子，普通的战士，出师未捷身先卒。
岸英不幸牺牲的噩耗，沉重地震撼了毛泽东的心灵，他是一个伟大的领袖，但他也是个常人，是位感情极为丰富的父亲。当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向他汇报岸英牺牲的经过时，他微微一惊，接着是久久地沉默，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他是在抑制内心的悲痛还是在回忆岸英那短暂的一生？
毛岸英出生于1922年10月，是毛泽东与杨开慧所生三个孩子中最大的一个。他的童年是在动荡和战乱中度过的，他从小就随献身革命的父母四处奔波。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只身去汉口参加“八七会议”，接着又去湘赣边领导秋收起义，杨开慧带着三个孩子回到湖南板仓老家开展革命活动。1930年10月，杨开慧被捕入狱，岸英随母亲一起坐了国民党的监牢。11月，杨开慧牺牲后，在党组织的帮助下，岸英三兄弟辗转来到上海，被安排在地下党领导主办的大同幼稚园。不久，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8岁的岸英与两个弟弟成了上海街头的流浪儿。为了生活，他们在街头擦皮鞋、拾烟头、卖报纸。老三岸龙在颠沛流离中死亡，老二岸青遭国民党特务毒打而成脑震荡并留下后遗症，所幸的是岸英在那腥风血雨中健全完好地挺过来了。1936年，上海地下党找到岸英、岸青兄弟俩，将他们送往苏联，至此才结束5年的流浪生活。在苏联，他们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1941年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岸英决心为苏联人民的独立自由而献身。他先后进过莫斯科列宁军政学校和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军事，并加入联共(布)党。毕业后获中尉军衔并被任命为坦克连党代表，参加苏军大反攻。这位中国共产党领袖的儿子驰骋在国际反法西斯战场上，受到斯大林的高度赞扬。
1946年，岸英回国来到父亲身旁。毛泽东见到了离别19年的儿子，当年分别时年仅5岁的岸英，现在已是个生气勃勃、英姿焕发的小伙子。透过他的眉宇，毛泽东仿佛看到了杨开慧的音容笑貌。岸英的到来，毛泽东感到极大的欣慰，他欣喜地不断询问岸英在苏联的学习、生活等各方面情况。作为父亲、又为领袖，毛泽东对岸英寄予很大的希望，希望他能为中国的革命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他认为，岸英虽然上了苏联的大学，但是还不了解中国的实际，还得上中国的“大学”。毛泽东首先让岸英去延安的“劳动大学”，就是跟着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农学习耕地、播种、收割，种庄稼。“劳动大学”毕业后，岸英又参加了山东渤海等地区的土地改革。新中国建立后，他在北京机器总厂任党总支副书记。不久，朝鲜战争爆发了，岸英坚决要求参加志愿军赴朝作战，毛泽东同意了他的要求，希望他在朝鲜经受战火的考验。然而，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岸英的一生太短暂了，作为父亲，对于从小失去母爱的儿子似乎给予得太少了……
毛泽东虽然多次经历过亲人牺牲的打击，他为革命失去了多位亲人——杨开慧、毛泽民、毛泽覃、毛泽建、毛楚雄，但是现在是在和平的环境中，这位年近六旬的老人失去了爱子。作为常人他能不悲痛万分吗？但是与众不同的是，他在悲痛面前也是强者。他以其坚强的意志，将悲痛藏于心底，又以博大的胸怀，勇敢地面对现实。
彭德怀望着久久沉思的毛泽东，怀着愧疚的心情沉痛地说：“主席，我没有保护好岸英，我有责任，我请求处分。”毛泽东抬起头，缓慢地说：“革命战争，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嘛，为了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反抗侵略者，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儿女前仆后继，牺牲了成千上万的优秀战士。岸英就是属于牺牲了的成千上万革命烈士中的一员，一个普通的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大事。不能因为是我，党的主席的儿子，就不应该为中朝两国人民共同的事业而牺牲，哪有这样的道理呀！”
毛泽东如大海般宽阔的胸怀，使彭德怀深为感动。正因为毛泽东将自己的儿子当作千千万万为革命而牺牲的普通烈士中的一员，所以他没有失声的痛哭，没有失去理智的哀恸，他以博大的胸怀、强者的姿态，跨越了这道老年丧子的情感藩篱，他将对儿子的爱完全倾注在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上。作为刚刚诞生的新中国的领袖，有多少事需要他去领导和决策——同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作斗争；解放沿海岛屿，清匪剿霸，和平解放西藏，稳定物价，恢复国民经济；巩固新生的政权，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毛泽东将因儿子牺牲的悲痛化为力量和智慧，指导和运筹抗美援朝战争。自岸英牺牲后，志愿军又进行了4次大的战役，从1950年10月至1951年6月，五战五捷，将美国侵略者从鸭绿江边赶到了三八线附近，根本扭转了朝鲜战争的形势。在五大战役中，毛泽东根据与美军作战的特点，创造了“零敲牛皮糖”等多种战略战术，使得美军的地面战争陷于彻底失败的境地，不得不进行谈判。其后又经过两年的“打”，“谈”结合的斗争，1953年7月，终于取得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这一胜利是对毛泽东最大的慰藉，岸英的牺牲是值得的，它使得朝鲜人民重建家园，它换来了中国人民社会主义建设的和平环境。毛泽东以强者的姿态和广阔的胸怀跨越了这道情感的障碍，他还要帮助自己的儿媳解脱这噩耗带来的心灵上的创伤，走出这人生的逆境。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毛泽东独自承受着老年丧子的悲痛，没有将这—消息告诉刚刚新婚一年的儿媳刘松林，怕她受不了这种打击，也为了让她安心完成学业。但是，岁月无情，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他不能再隐瞒下去了。如何让她经受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毛泽东费尽心机地向松林讲述革命先烈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而英勇牺牲的事迹，讲述他家的5位亲人为革命献身的情景。尽管如此，当毛泽东将岸英牺牲的消息告诉她时，刚刚20岁出头的刘松林经受不了这意外的打击而悲痛万分。毛泽东极力劝慰她说：“战争嘛总是要死人的，不能因为岸英是我的孩子，就不应该为中朝人民牺牲。’他还说：“今后，你就是我的大女儿。”从此，毛泽东对刘松林格外疼爱，时常过问她的衣食住行，并鼓励她去苏联留学，后又支持她转学国内。每次通信总称她为“娃”、“亲爱的思齐儿”。这对刘松林的精神是个极大的安慰，她克服了巨大的感情悲痛，完成了学业。
为了能寄托哀思，刘松林曾请求父亲将岸英的遗体迁回国来，毛泽东却摇摇头说：“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不是还有千千万万志愿军烈士安葬在朝鲜吗？”但是，为了能抚平松林心灵的创伤，了却她的心愿，1959年，毛泽东同意松林的请求，亲自出路费，安排邵华陪同松林到朝鲜为岸英扫墓。毛岸英烈士与100多名中华儿女安息在朝鲜平安南道桧仓郡一片秀美山林中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里。前排正中间，一块墓碑上刻着“毛岸英同志之墓”，背面刻着毛岸英的生平，其中有“毛岸英……是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长子”的字句。这块墓碑远远超出了普通墓碑的意义。
毛泽东不仅在生活学习上关怀松林，还特别关心她的个人问题，愿她早日成家，重新组织美满家庭。1957年，松林从苏联留学回国，毛泽东正式向她谈起这件事，并写信要她听劝，下决心结婚。毛泽东亲自为她介绍了两人，但都没成功。1962年，在毛泽东的极力促成下，刘松林终于建立了新的家庭。毛泽东了却了因岸英牺牲后最大的一桩心事，他也坚强地走过了这段坎坷的人生之路。
（三）毛泽东最能受委屈
毛泽东的一生，功绩是第—位的，特别是在民主革命时期，他是正确路线最杰出的代表，但他也是被全党逐渐认识的。而在1935年前，他则受过极不公正的对待。下面让我们看看他自己在—次讲话中对这些往事的回顾。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我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只有发言权，没有选举权。我这个人也是犯错误不少，但是当时他们又不讲我的错误在哪个地方，只让我当个候补代表。这是毛泽东较早地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原因主要是在农民问题上同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的意见不一致。
毛泽东接着说：至于三次“左”倾路线时期给我的各种处分、打击，包括“开除党籍”、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赶出红军等，有多少次呢？记得起来的有20次。比如，不选作中央委员，只给发言权不给表决权；撤销一切职务，如中央农民委员会书记、党代表(井冈山时期)、前委书记等。“开除党籍”了又不能不安个职务，就让我当师长。我这个人当师长，就不那么能干，没有学过军事，因为你是个党外民主人士了，没有办法，我就当了一阵师长。为此，毛泽东谈到自己的心情，他说：你说开除党籍对于一个人是高兴呀！我就不相信，我就不高兴。井冈山时期一个误传消息来了，说中央开除了我的党籍，这就不能过党的生活了，只能当师长，开支部会我也不能去。后头又说这是谣传，是开除出政治局，不是开除党籍。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毛泽东又谈到了他受排挤，遭打击的原因，他说：那个时候，给我安了一个名字叫“枪杆子主义”，因为我说了一句“枪杆子里头出政权”。他们说政权哪里是枪杆子里头出来的呢？马克思没有讲过，书上没有那么一句现成的话，因此就说我犯了错误，就封我一个“枪杆子主义”。的确，马克思没有这么讲过，但是马克思讲过“武装夺取政权”，我那个意思也就是武装夺取政权，并不是讲步枪、机关枪那里头就跑出一个政权来。后来又被封为“一贯机会主义”。
毛泽东还说：对我有益处的，就是封我为“狭隘经验论”。我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那本书中就学鲁迅的办法“报复”了一笔，批评那些骂“狭隘经验论”的人是错误的。所谓“狭隘经验论”就不是马克思主义。那个时候他们认为山里头没有马克思主义，因为我们在山里头，城市里头就有马克思主义。他们忘记了，他们也来到山上了，而我们从前也是在城里的。我们早到山上两三年，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了。毛泽东对那些对他不正确的批评和处分采取什么态度呢？他说：填表的时候不是要填过去受过什么处罚吗？这些事情，现在填表我都不填，因为这样多，要填一大堆，而且这些没有一条我承认的。
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举行秋收暴动后，率领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他以革命家的伟大气魄和首创精神，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以及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恢复了党组织，整顿了起义部队，开辟了第一块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他在努力工作的同时，一直积极设法和湖南省委和党中央联系，但他代表前委写的许多报告和信件，上级都没能及时收到。正当井冈山根据地在健康向前发展的时候，在1928年3月，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传到了井冈山。由于在这之前的1927年11月9日至10日，也就是毛泽东正在井冈山开创根据地、恢复党组织、建立工农武装的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根据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观点和国际代表的意见通过了《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14日中央党委会议修改审定)和《政治纪律决议案》等文件，标志着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几个主要问题上与这条路线有分歧。其一，在革命性质上，毛泽东主张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豪绅地主阶级，“左”倾路线认为应该反对整个民族资产阶级以至小资产阶级，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其二，在革命形势问题上，毛泽东认为革命处于低潮，而“左”倾路线则认为是高潮，强调实行盲目进攻，命令少数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去执行无胜利希望的武装暴动的“总策略”。其三，在革命道路上，毛泽东主张以农村根据地为中心，开展土地革命，而“左”倾路线则强调在城市举行武装暴动，否认农村根据地对中国革命的意义。
由于以上分歧，在上海召开的这次中央临时政治会议通过的《政治纪律决议案》中，指责湖南省委领导的秋收起义是“完全违背中央策略”，“变成了单纯的军事投机的失败”。因而给予湖南省委全体成员以纪律处分，并撤销毛泽东、彭公达、易礼容、夏明翰的湖南省委委员的职务，而且特别指责毛泽东应对湖南省委的“错误”“负严重责任”，并“开除”其政治局候补委员。决议案原文是：“毛泽东同志为八七紧急会议后派赴湖南改组省委执行中央秋暴政策的特派员，事实上为湖南省委的中心，湖南省委所作的错误，毛泽东应负严重的责任，应予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随后，中央在1927年12月31日，又致信指示湖南省委要求：“按实际需要决定该部(指毛泽东部)工作计划”，“在必要时，派一勇敢明白的工人同志去任党代表”。根据中央指示，1928年3月上旬，湘南特委派其军事部长，省军委特派员周鲁来到井冈山。这位周鲁到井冈山后，既不调查，也不研究，强行推行盲动主义路线。对毛泽东在井冈山制定的一系列政策横加指责。批评毛泽东行动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变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还撤销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另成立师委。周鲁还轻率地把临时中央“开除”毛泽东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处分，错误地传达为“开除党籍”。这就是毛泽东在中央八大预备会上所讲的“开除了我的党籍，这就不能过党的生活了，只能当师长，开支部会我也不能去”一段话的由来。成立师委后，由何挺颖任书记，毛泽东任师长。毛泽东成了“民主人士”。师委只能管军队中党的工作，对地方党不能过问，边界共产党组织的领导顿失中心，许多地方各自为政。直到1928年4月，朱德、陈毅来到了井冈山，带来了中央的正式文件，才作了纠正，“是开除出政治局，不是开除党籍”。
事后证明，对毛泽东的指责，对他的处分是主观主义的，是没有道理的。而毛泽东选择的道路，采取的政策和措施则是正确的。毛泽东“落选”很多党史书上都谈到：1929年6月19日，红四军第三次打了福建龙岩城，消灭地方军阀陈国辉部后，在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中，于6月下旬，在龙岩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准备通过总结建军以来的经验，解决红四军党内领导者之间在创建根据地和在红军中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等问题上出现的认识上的分歧。这次大会不但没有实现毛泽东的想法，没有在正确路线上统一认识。而且原由中共中央指定的前敌话题一转，对朱德和毛泽东两位军政领导提出十分尖锐的批评。批评朱德有旧军官思想，不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对刘安恭的宗派活动姑息；批评毛泽东有个人英雄主义和家长制领导方法；批评毛泽东经常说的“马列主义是规定了世界革命的基本原则，但中国革命的具体做法要我们自己在实际中创造”这样正确的观点是对马列主义信任不够；批评“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的说法，而片面强调是共产党员就有发言权，说错了可以纠正。这些意见表现了陈毅当时的思想水平，在很多问题上认识是很模糊的。陈毅说：“你们朱毛吵架，一个晋国，一个楚国，两个大国天天吵，我这个郑国在中间为难，两大之间为小。我跟哪个走？站在哪一边？就是怕红军分裂，希望你们两方团结起来。”毛泽东听了陈毅的话后，重申了自己的各项政治主张，又说：“至于陈毅对我个人有许多批评，我现在不辩。如果对我有好处，我会考虑的，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是不正确的。”后来，在会议结束的选举上，居然把毛泽东选了下来，大多数人选举陈毅当前委书记。
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结束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领导岗位到闽西上杭县蛟河帮助地方工作。陈毅深知自己责任重大，后来他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真心诚意地希望毛泽东再回到红四军工作。1929年12月在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上，一致通过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1929年和1930年革命又走向复兴，随着局势的好转，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急性病又逐渐发展起来。先是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主张进行以夺取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实现“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战略目标。但是毛泽东从来不赞成“城市中心论”的观点，当然更不会同意“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脱离实际的冒险计划。因而一再遭到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者的批评和责难。1930年6月11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的决议案中，指责毛泽东“以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6月15日《中共中央致红四军前委的信》中更严厉地批评红四军前委“农民意识，在政治上表现出来机会主义错误”。
1930年8月，中央派周以粟来到江西苏区，要求红军攻打武汉。毛泽东认为红军根本没有这个力量，不赞成中央决定，周以粟就批评毛泽东是机会主义，从此“机会主义”这顶帽子就一直戴在毛泽东头上。陈毅曾这样对毛泽东说：中央来一个人就掀起一个风潮。将来中央搬来了，就怕要推翻你。1931年中央苏区成立中央局，由于来了不少中央的工作人员。这些人没有根据地建设和红军建设的实践经验，又以中央的左倾思想来指导工作，自然在中央苏区党内引起分歧。
1931年8月30日，上海发来了一份12000多字的《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根据这份指示信的精神，11月1日至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在瑞金县的叶坪召开。会议由中央代表团主持，毛泽东代表苏区中央局向大会作了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政治、红军、党的建设、青年团工作和苏区工运等五项决议案。这五项决议案实际上是8月30日指示信的翻版和具体化。这次会议及决议案从几个方面对毛泽东进行不正确的批评。指责他极严重的错误就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和充分的群众工作”；指责他实行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正确政策，是“富农路线”，是犯了“向地主豪绅及富农让步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指责他为红军制定的一整套正确的战略战术，是“狭隘的经验论”、“完全是农民的落后思想”；指责他肃反上“有很大错误”等等。会议最后决定撤销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同时，会议还决定撤销红一方面军总部机构的建制，这就在实际上也撤销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和总政委的职务。但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早已深入人心，并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培养了一大批执行这一路线的优秀干部，也具备雄厚的群众基础。因此，要想在中央根据地完全否定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和全面贯彻王明的错误路线，势必遭到抵制和反对。所以这次会议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同以王明为代表“左”倾教条主义路线，便直接地、正面地展开了长期的、艰苦的和曲折而复杂的斗争。
1932年5月，蒋介石自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调集大批军队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从1932年7月到1933年3月，蒋介石采取两步走的战略部署，先进攻鄂豫皖、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准备得手之后，再全力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
在这种紧急的形势下，周恩来以苏区中央局书记身份同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中央局提议毛泽东任总政委。周恩来于7月29日再写信给瑞金中央局，再次陈述由毛泽东担任总政委的理由：“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8月8日，中央局同意了周恩来等人的建议，任命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同时决定在前方由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组成最高军事会议，以周恩来为主席，负责处理前方的行动方针与作战计划。这样，毛泽东以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和最高军事会议成员的身份参与军队指挥，又回到前线。但是，无论在战略原则上，还是在各个具体部署上，在前线指挥作战的领导人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同在后方中央局的领导人任弼时、项英、邓发、顾作霖之间的原则分歧都是非常尖锐的。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准备召开会议来解决问题。
1932年10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会议。这次会议是为了贯彻执行临时中央的“左”倾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并讨论如何应敌的问题。“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执行者，对毛泽东进行了更激烈的批评和指责。他们指责毛泽东在二三月间曾反对红军攻打赣州等中心城市。在赣州战役失利后，又指责他不赞成向夺取赣江流域中心城市方面发展的这些正确主张是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是“纯粹防御路线”，并且把在历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也指责为“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会议要求红军在敌军合围未成之前主动出击，以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完全否定了毛泽东的主张。在红军的组织领导机构上，宁都会议决定取消过去的前线最高军事会议制度。会议无视周恩来提议让毛泽东留在前线指挥作战的意见，不顾王稼祥、朱德的反对，排挤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会上曾决定“毛泽东在前方‘助理’。”但会后，“左”倾领导者调毛泽东专做政府工作。会后，周恩来专程探望毛泽东。毛泽东诚恳地表示：当前方需要我的时候，打个招呼我就来。1932年10月12日，中央军委发出通令说：“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会毛泽东同志，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代理。”
10月26日，中共临时中央正式任命周恩来兼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至此，终于又一次撤销了毛泽东红军总政委的职务，并完全剥夺了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权。从此，直到遵义会议之前，再也没有让毛泽东回到前方。宁都会议后不久，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因在上海无法立足，被迫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瑞金。他们为了推行“左”的政策，继续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作出《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指责福建省委“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随即在福建开展反 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3月，又召开了江西省会昌、寻邬、安远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认为坚持毛泽东正确主张的邓小平等执行了所谓“纯粹的防御路线”，开始反对以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为代表的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接着将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人派往农村或撤职。这两次斗争，矛头自然是对着毛泽东的。正如后来罗明回忆说：“王明一伙反所谓‘罗明路线’，实际上就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们不敢公开反对毛主席，因为毛主席威望高，就拿我开刀。”
后来，博古、李维汉等也在回忆或讲话中说道：反“罗明路线”实际上是反对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和作风。
以上几例，可以说对毛泽东都是极为错误的处理，毛泽东怎么办呢？首先，他坚信自己的路线是正确的，他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对党和革命事业忠心耿耿，严格要求自己，没有丝毫的动摇和灰心。不让他上前线了，他就以主要精力做政府工作，领导中央苏区进行各项建设。他主持召开了中央苏区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在会上作了《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其中一部分“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收入《毛泽东选集》)。随后毛泽东又深入到著名的苏区模范单位江西省兴国县长冈乡和福建省上杭县才溪乡，就乡苏维埃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建设、扩大红军和群众生活，以及合作社运动、卫生运动、社会救济、妇女、儿童、贫农团、宣传队、突击队、革命竞赛等问题，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于1933年11月写成了《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这两个著名的调查报告。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期间，毛泽东把这两个调查报告印发给全体代表。并在这次大会的报告中提出了两个十分值得重视的问题——关心群众生活和注意工作方法。在这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又向前前进了一步。这体现在他把调查研究同总结工作经验紧密结合起来；把调查研究同推广先进经验紧密结合起来；把调查研究同反对官僚主义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调查研究同完成革命任务紧密结合起来。这实际上就是后来毛泽东经常说的“抓典型”、“解剖麻雀”、“个别和一般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等等一套马克思主义领导和工作方法的先声。毛泽东身处逆境，面对错误处理，经受重大冤枉和委屈，不消极，而是积极工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做出重大贡献。
1954年，毛泽东在《水调歌头·游泳》中曾经吟咏：“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从毛泽东个人的修养与成长经历来看，这种“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从容”和“宽余”的境界，应该说是从延安时期开始养成的。
西方许多观察家都注意到，长征之后毛泽东的修养出现了重大的和富有意义的变化。当第二次回到延安时，斯诺指出：“我再一次注意到这个人的从容，没有什么能够打动他。”派伊也指出，延安时期毛泽东为人处世有了一种“超然的态度”。长征之后，“人们开始了解了毛泽东，在他超然的态度中蕴藏着神秘的、不可思议的力量。”比较延安时期前后的照片，我们可以注意到，延安时期及其以后，毛泽东的体态开始“发福”，这是否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的成熟呢？
毛泽东在身处逆境的情况下，经历了长时间被孤立的痛苦磨炼，他深切地领悟到团结大多数的极端重要性。在长征路上，他在中央领导层中一个一个地做工作，让正确的意见为大多数人所接受。这才实现了遵义会议的巨大转折。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曾经感叹地对贺子珍讲：“办什么事都要有个大多数啊！”她比别人更清楚地察觉到，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以后有很大的变化，他更加沉着、练达，思想更加缜密、周到，特别是善于团结人了。
二、生老病死
（一）面对病魔，顽强乐观
生老病死，这是人类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不论你是多么伟大的人物也逃不脱这一规律的作用。毛泽东晚年也与所有普通的老人一样，经受了多种疾病的困扰和折磨。20世纪70年代初，年近八旬的毛泽东已明显地衰弱了。每到开春和入冬时节他总要生病，而且是比较严重的老年性疾病。1971年春天，毛泽东因感冒引起支气管发炎，日夜咳嗽不止，医生确诊为大叶性肺炎。欲治此病，不能劳累亦不能吸烟，而这两点他都无法做到，这样，他的病越来越严重，以至因咳嗽而无法卧床睡觉，只能日夜坐在沙发上。后经医护人员精心治疗护理，病情才有所好转。
1971年秋，由于“九·一三事件”的发生，毛泽东精神上受到很大刺激，连续几天几夜不能睡觉，吃两三次安眠药也无济于事，加上工作过度劳累，1972年1月，他再次犯病。由于心肺病及严重缺氧而引起突然休克，他完全处于昏迷状态，经过医生紧急抢救，才慢慢清醒过来。这次休克，使他大病一场。
1974年春，毛泽东的眼睛看东西非常吃力，逐渐模糊以至看不见了。后来被确诊为“老年性白内障”，两只眼轻重不一。这种病是在黑眼珠的瞳孔位出现白色反光，使晶状体变混浊致使眼睛逐渐失明。此病的麻烦就在于不能马上进行有效的治疗，要等待它经过初发期，膨胀期、成熟期和过成熟期等几个阶段后才能进行手术治疗。这样一直等到1975年8月手术后，毛泽东的一只眼睛才得以复明，他经历了600个日夜的失明之苦。
1976年6月初，毛泽东突然患心肌梗塞，幸亏及时抢救，才脱离危险。在毛泽东最后的年月里，他讲话困难，只能从喉咙内发出些含混不清的声音，他的行动也更加困难，双腿似乎难以支撑他那高大的身躯，只能靠人搀扶着勉强挪动步子……可以说死神在向他招手，用他自己的话形容就是：在与上帝约会了。在这段“与上帝约会”的日子里，他没有一般人痛苦、悲观甚至恐惧的表情，他以革命家大无畏的精神，顽强而自信，潇洒而充实地行进在这人生最后的旅程上。毛泽东对待疾病的态度同对待一切恶势力和反动派一样，首先表现出决不屈服的顽强精神，他在病中仍然顽强地工作着， 以工作来战胜疾病的困扰。
毛泽东虽疾病缠身，但令人惊奇的是他的思维仍然十分敏捷，他日理万机，一刻也不停下工作。他病情加重时，双手连拿文件的力量都没有了，就让工作人员将文件举在他面前阅读。他的视力衰弱而逐渐失明了，他就让工作人员读给他听。他领导着粉碎林彪集团的斗争，遏制着江青集团的异常动向，他关注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警惕着我国国防的安全……他在工作中与病魔作斗争，在与病魔作斗争中顽强地工作着。病榻前会见外宾，定下中美关系发展的基调，这是毛泽东顽强工作精神的一个突出例子。
1972年初，中国和美国的关系由毛泽东的“乒乓外交”解冻，经过秘密接触而发展到了实质性阶段。2月21日，尼克松总统访华，这是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标志。此时，毛泽东虽在重病之中，但仍清晰地记得尼克松到京的日子，他在病榻上不时地询问专机抵达的时间，到京后的情况。就在尼克松总统一行刚刚抵京4个小时，毛泽东就决定亲自会见尼克松。这一会见，是尼克松访华的一项重要日程，但没有具体安排在哪一天，就连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没估计到他这么快就要会见美国客人，于是手忙脚乱地帮他准备起来：理发、更衣、换鞋……尽量使毛泽东显得精神些。21日午后，毛泽东由工作人员搀扶着，在他的住所里会见了总统、基辛格博士和随员洛得先生。对这次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性会见，尼克松在他的回忆录里有着生动详细的描述：“他的身体显得十分虚弱。在我进屋时，他的秘书扶他站立起来。他抱歉地对我说，他的话不能说得很清楚。后来周恩来告诉我，这是由于他患支气管炎之故。但我认为这实际上是中风病的后遗症。他的皮肤没有皱纹，但病容使他脸呈蜡色。他的脸是慈祥的，但又是缺乏表情的。他的眼神有些茫然，但又是锐敏的。他的手看起来不像老人的手，并不僵硬，而且皮肤柔软。”“毛泽东谈吐随便，言简意约，常常省去不必要的字眼。这给我以他想在顷刻间把许多思路糅在一起的印象。他以安详而又平和的语调阐述自己的观点。”“即使在讨论严肃的问题时，毛泽东也喜欢发出令人骇异的话语。他开怀大笑说：‘在您上次的竞选中，我投了您一票。’我说，那您一定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吧。他高兴地回答说：‘我喜欢右派。人们说你们是右派——共和党站在右的一边，还说希思首相也是右派。’我随便说出了戴高乐的名字。毛泽东表示异议，说，‘戴高乐是另外一回事。’他接着又说，‘人家还说西德的基督教民主党也是右的。比较起来，我喜欢这些右的人掌权’。”毛泽东与尼克松谈得那样投机、热烈，完全不像一个病人。基于毛泽东的健康，原定这次会见为16分钟，由于毛泽东完全为他们所讨论的问题吸引住了，谈话足足进行了1个小时。尼克松这次访华非常成功，2月27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
为了继续发展中美关系，基辛格国务卿于次年2月再度访华，2月17日晚上11时，毛泽东在他的住所里接见了基辛格和洛得。如同他一年前与尼克松会晤时那样，毛泽东虽然身体虚弱，但头脑却十分敏捷。他谈笑风生地与美国客人进行苏格拉底式的对话，用自然而漫不经心的方式谈论重大问题，用近乎诙谐的语言谈论中美关系和世界形势，为中美关系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基调。这次会见一直持续到次日清晨1点半钟。
4年之后，即1976年2月，已卸任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偕夫人再度访华。此时，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已严重恶化，但他还是高兴地会见了老朋友。尼克松描述说：“他的话语听起来就像是一些单音字组成的嘟哝声。但是，他的思想依然那样敏捷，深邃。我说的话他全能听懂，但当他想回答时，就说不出话来了。他以为翻译听不懂他的话，就不耐烦地抓起笔记本，写出他的论点。”即便是这样，毛泽东仍兴致盎然地与尼克松讨论了战争与和平等重大的国际问题。毛泽东多次会见美国客人，为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毛泽东在顽强的工作中，并没有停止他的理论创造。他根据世界政治风云变幻的大势，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划分了世界新格局。1973年6月，毛泽东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时说：“我们都是叫作第三世界，就是叫作发展中国家。”1974年2月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 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最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毛泽东提出，第三世界各国团结起来，联合第二世界，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世界。这是毛泽东在生命最后的时刻，为中国和世界留下的一份理论遗产。
读书，是毛泽东一生从未间断的。在晚年病魔缠身之时，他丝毫没有减低对书本知识的渴求，读书仍然是他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他从书本中获取抵御痛苦的信念和战胜疾病的力量。他在这段“与上帝约会”的日子里，仍然十分充实，保持着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1974年春以后，毛泽东因患白内障视力受到极大影响并逐渐失明了。这对于一个手不释卷的人来说，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了。但毛泽东以超人的毅力去克服它、战胜它。眼睛看不见了，他就让工作人员为他读书报及信件。但这不能满足他的读书欲望，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兴趣仍很高，要人读给他听，而一般工作人员难以胜任。为此，有关方面特请来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芦荻专为毛泽东读古典文学。从1975年5月开始，芦荻就按约好时间来到毛泽东的书房，念书给他听。毛泽东听得津津有味，时常向芦荻提些问题，而芦荻也趁机向毛泽东请教有关古典文学中的疑难问题，毛泽东认真地谈自己的看法，有时他们还讨论起来。对于中国古典名著，毛泽东不知读了多少遍。少年时代，他就对《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书爱不释手。1964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同几位哲学家谈话时说，《红楼梦》他至少读了五遍。他从中国优秀的文化遗产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梁山泊英雄好汉、三打祝家庄的故事，诸葛亮的用兵之道等，可以常常在他的军事论著中发现。他还是个造诣很深的“红学家”。与一般人不同，他是把《红楼梦》当作历史来读，从中去了解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他充分肯定了贾宝玉的叛逆性格。他每读一遍就有新的体会，产生新的思想认识，就是在病中也是如此。
毛泽东一生爱读鲁迅的书，早在延安时代，就研读过《鲁迅全集》。他称鲁迅是“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他赞美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他特别欣赏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等诗句。在晚年，鲁迅的书又成为他战胜疾病困扰的精神武器。1972年9月，正是毛泽东大病一场之后，他得到了文物出版社出版的线装本《鲁迅手稿选集三编》，这本书是从尚未刊印的鲁迅手稿中精选出的29篇，由于手稿都写在“语丝”稿纸上，因此字迹清楚，运笔流畅。毛泽东如获珍宝，全然不顾虚弱的身体。他一面研读鲁迅的手稿，一面欣赏鲁迅的墨迹。有的字迹太小，他就用放大镜一页一页地往下看，这本手稿成为他病中经常翻看的书籍之一。
毛泽东患眼疾后，用放大镜看书越来越困难了，有关方面就将1950年出版的带有注释的10卷本《鲁迅全集》排印成少量大字线装本，送给毛泽东。出版社印好一卷就先送去一卷，而毛泽东收到一卷就阅读一卷，当他收齐十卷，他也就读完了10卷。书中他画了许多圈圈道道，在有的封面上，他还亲笔写下“1975年8月再阅”的字样。后来，毛泽东不能看书了，他就让工作人员读给他听。一次，他要工作人员读《鲁迅全集》第五卷中《准风月谈·关于翻译(下)》，这是一篇谈文艺批评的文章，鲁迅用“吃烂苹果”为比喻，主张正确的批评，反对“首饰要‘足赤’，人物要‘完人’”的错误的批评，告诫人们要正确对待有错误的人和文艺作品。毛泽东很赞成鲁迅的见解，读到精彩之处，他就高兴地连声称赞说：“写得好！写得好！”他的思绪随着鲁迅的笔墨在运转，他忘记了病痛。病魔在他这种顽强的精神面前，似乎也要退避三舍。
乐观和自然，是毛泽东对待疾病乃至对待生死的一种基本态度。顽强的精神，给予他战胜疾病以内在的力量，而乐观、豁达、自信、自然，则是这种精神的外在体现。对待疾病，甚至于死亡，他都是如此。对待疾病，毛泽东以“既来之，则安之”一语来形容。他不大相信药物的力量，也不太相信医生的话，生小病就不肯吃药。他认为靠吃药自身的抵抗力就没有发挥作用，应该调动自身的抵抗力对付外来“侵略”，总用药自身抵抗力就会衰退。他还说医生的话不可不听也不可全听。他的这套“理论”有时还真奏效，一次，毛泽东牙床发炎，肿得厉害，已经化脓，痛得他直吸凉气，但他硬是没听医生的劝告，拒吃抗生素，过了几天，病居然好了。
对于“死”，毛泽东也不陌生，在革命战争年代，有多少战友牺牲在他的身旁？他的亲人中有6位先后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而献身,他本也有九死一生的经历？1947年，国民党轰炸毛泽东在陈南庄的住处，炸弹就丢在离他只几米远的院子里。1971年9月初，林彪集团企图趁毛泽东南巡返京途中炸毁火车，后因毛泽东的行动提前而未遭不测。
毛泽东并不害怕死，他对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有着清醒的认识。早在60年代初，毛泽东接见来华访问的蒙哥马利元帅时就谈到这一问题。他引用中国一句俗话“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来说明这一自然规律。他甚至预测了自己死的方式，他说：“人总是要死的，我想我会怎么死呢？第一是有人开枪把我打死，二是飞机掉下来摔死，三是火车撞死，四是游泳淹死，五是害病被细菌杀死。人死了火化，骨灰丢到海里喂鱼。”蒙哥马利被毛泽东的话震动了，这是一位怎样清醒的伟人！
1974年9月，毛泽东接见了还未正式与我国建交的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及其夫人。此时毛泽东身体较弱，眼疾加重，当马科斯总统与毛泽东握手后再介绍他的夫人时，伊梅尔达文雅地将手背直伸到毛泽东胸前，毛泽东打量着这位光彩照人的总统夫人，脸上浮现出了幽默诙谐的笑容。他从容地托起这只纤手搁在嘴边轻轻地吻了一下，潇洒地行了个“洋人”的礼节，这使总统夫人感到无比荣幸。毛泽东的这一举止将在场的工作人员搞懵了，就是最机灵的摄影记者也没能反应过来抢下这精彩的一瞬，他们脑子里全装着老一套的外交礼仪。等他们反应过来，无不为年届八旬且身体虚弱的毛泽东那敏捷的反应和超越常规的天性所表现出的潇洒幽默的举止所叹服。
毛泽东经常风趣地将“死”称为“去见马克思”。他曾幽默地对蒙哥马利说：“我有很多事情要同马克思讨论，在这里再待4年就足够了”。1973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来访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时说：“我看来还不错吧，可是上帝给我发请柬啰！”1975年底，毛泽东在书房里会见南斯拉夫客人，临别时他无不风趣地说：“我的双腿不让我走了，要我和上帝见面。再见！我不能送你们到门口了。”毛泽东在外宾面前毫不掩饰自己的病体，并喜欢和他们谈论“马克思”，“上帝”，他告诉客人，“我和上帝有个约会”，那神秘而开心的表情真像生活中有个美好的约会在等着他。
在毛泽东生病的这几年，他不仅与外宾会见时保持着乐观豁达的情绪，就是平时，他周围的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也看不见他有任何痛苦或悲观的表情。就连医生给他看病时，他也常以风趣幽默的言谈解除医生的紧张和顾虑，每次治疗都在一种和谐愉快的气氛中进行。
1975年8月，毛泽东的白内障已到成熟期，就要做手术治疗。对于这次手术，医术高超的主刀唐由之大夫说他只有80％的把握。虽是小手术，但因是给伟大领袖做，手术刀就显得格外沉重了。但是，毛泽东却反而给人一种乐观自信的感觉。就在他临上手术台之前，他让工作人员播放一首他特别喜欢的昆曲：岳飞的《满江红》。这首曲子高亢有力，充分表达了一个爱国志士的宽广胸怀和伟大抱负。毛泽东和着这铿锵的乐曲，迈着蹒跚的步子，从容镇定、乐观而自信地上了手术台。“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他边听乐曲，医生边给他做手术。乐曲不仅表达了他那无所畏惧的精神和乐观的情怀，也为医生增添了无穷的力量。手术只进行了七八分钟，而且非常成功。一周后，他的眼睛得以重见光明。
毛泽东和所有的人一样是无法抗拒自然规律的。但是，他以顽强的精神，乐观而自然的风度走出了因疾病而困扰的逆境。在将要“与上帝约会”的日子里，他仍然生活得充实而洒脱。他是带着力量和自信，焕发着智慧和光彩，演奏着人生的最后乐章。
（二）率先垂范，彪炳青史
1949年3月25日，阔别古都31年的毛泽东满怀胜利的豪情从西柏坡向北平进发。登车前，一向喜欢用日常生活中的简单事例说明复杂问题的毛泽东说过一句既幽默又严肃的话，向天地，向未来，向人民，向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发出庄严的誓言——“我们进京赶考去，我们决不做李自成！”面对即将全面执政的新考验，他自信而坚定地指出，历来纨绔子弟考不出好成绩，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草根，百事可为。我们会考出好成绩。此时，百感交集、思绪万千的毛泽东，看到了将要成立的新中国正如一张白纸，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同时，他更清楚地意识到执政党拒腐防变、巩固政权、建设新国家比打天下夺取政权更为艰难。
1300多年前，号称开创唐朝盛世的唐太宗李世民，在与谋臣议政时就揭示了守成艰难的道理。当时房玄龄总结道：率兵起事的时候，群雄四起，经过南征北战，逐鹿沙场，才取得了天下，可见创业艰难！然而，魏征认为，自古以来的帝王之业，莫不得之于艰难，失之于安逸，可见，守业更艰难。唐太宗听了这两位臣子的见解后指出，房玄龄与我一道打天下，出生入死，所以才深知创业之难；而魏征协助我治理天下，唯恐骄奢生于富贵，祸乱生于所忽，所以认为守业更难。但创业之难毕竟已经过来了，而守业之难，才是今后应该为我们所高度重视的。
为了记取历代农民战争的血的教训，避免重蹈李自成的覆辙，早在1944年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就提议党中央印发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这篇文章介绍了明朝末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推翻明王朝后，它的主要首领因为胜利而骄傲起来，生活腐化堕落，政治上你争我夺，进行宗派斗争，导致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于1645年陷于失败的历史过程。毛泽东1944年4月12日在《学习和时局》中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他告诫全党：“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以为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以为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1949年，在迎接新中国诞生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更进一步向全党敲响了反骄破满、拒腐防变的警钟：“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他进一步提醒全党：“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全党同志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这些今天读来仍然令人振聋发聩、耳目一新的文字，反映了毛泽东对党即将面临的全面执政的严峻考验的思想准备和防止党蜕化变质，脱离民群众的远见卓识。
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的信赖和拥戴，不是靠听共产党的口号宣传、许诺来确立的，而主要是靠观察共产党的行动来建立的。不做李自成，走出历史的怪圈，不蹈历史的覆辙，重要的是拿出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措施和钢铁般的行动！因此，3年后，七届二中全会上那拒腐防变的执政宣言还回荡在一切头脑清醒的共产党员心中的时候，刚刚诞生的共和国又打响了反腐败的枪声。当年炮火连天、枪林弹雨中的英雄竟然倒在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面前，令人触目惊心。
建国初期，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和政府的各级干部，从总体上讲是生机勃勃、廉洁勤政的，绝大多数党员和干部是为人民兢兢些业地工作的。但在极少数党员干部中开始滋长着毛泽东几年前所警惕出现的那种危险倾向。解放才不久，在北京的市屑机关和企业部门工作人员中，已发现贪污分子650人。在贪污分子中，财经、企业部门占402名，公安部门占112名，共产党员占105名，老干部占79名。江西有一个区的区长、区委书记、派出所所长集体嫖娼。甚至有的党员干部勾结土匪杀人放火。对此，群众无比愤怒。
1951年冬，共和国的第三个隆冬，中南海毛泽东办公室的灯光经常彻夜不熄。宽大的办公桌上堆放着一沓沓经秘书整理后刚刚送他阅示的各种文件。其中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刘青山、张子善严重贪污的犯罪材料。刘青山这个打十三四岁起就当长工，红军时期参加革命，15岁入党，曾蹲过国民党监狱的“年轻老干部”，逮捕前任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同样出生在一个穷得连红高粱面粥都喝不饱的农民家庭，1933年入党，也曾被国民党逮捕入狱，他犯罪被逮捕前任天津地委副书记兼专员。天津专区是河北省各河道汇流入海的地区，河堤维修工程最大，河工经营也最多。刘、张利用职权贪污巨款，其犯罪行为，严重地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威信，被克扣剥削的民工说：“我们不是以工代赈，而是以赈代工。”千里迢迢前来参加维修水利工程的民工，辛辛苦苦劳动后，因工资被克扣连回家的路费也没有，有的只好卖掉工具作路费才回了家。
毛泽东严峻的目光盯在刘青山、张子善的罪行材料上。300多年前闯王李自成那功败垂成的悲剧形象仿佛在他眼前不停地浮现。当时中共中央华北局根据河北省委和天津地委的意见向中央提出了对刘、张二犯处以极刑的意见。但也仍有极少数人认为刘张虽犯罪严重，罪有应得，但考虑到他们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对革命有过功劳，是否可以再给他们一次赎罪改造的机会。这种意见并通过有关负责人以向毛泽东求情的形式反映到了最高决策层。
无产阶级的政党，不为儆百而杀一，但杀一何止才儆百！
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薄一波、彭真等人讨论过，对于所谓“手上不干净”的人，经过深入的调查，实事求是地分析处理。但是像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大贪污犯，毛泽东斩钉截铁地指出，不论他们有多大功劳，都是不可饶恕的。正因为他们俩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最后，毛泽东那支用惯了的墨笔——第一次作为殊笔在党内两名高级干部罪犯的处理意见上从容不迫地画上了红色的大圈。
1952年2月10日，农历壬辰年正月十五，星期日，河北省保定市东关大校场两声枪响，结束了刘青山、张子善两个大贪污犯的生命。这枪声响彻长空，震动山河。整个保定，整个华北，整个新中国都听见了。它再次向全社会、向亿万人民郑重宣布：共产党决不做李自成，决不放任腐败现象滋长下去！“没有想到，中国共产党进城不久，就这样快进行全党、全民总动员，掀起声势浩大的‘三反’运动，对于危及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腐败现象，施以‘巨型爆破’，这在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更没有想到，枪毙刘青山、张子善竟是毛主席亲自批的。过去担心共产党胜利了也和国民党一样会贪污腐化，现在放心了。共产党、毛主席伟大，了不起！”这是当时社会的回音，舆论的主旋律。处决刘、张二犯，大快人心，大得人心，得人心者得天下。古今同理，放之四海而皆准。
革命胜利后，毛泽东一直保持了革命战争年代的生活作风，对饮食很不讲究，只要有辣椒就行。他工作起来不分白天黑夜，废寝忘食，吃饭不讲钟点，以肚子饿为用餐讯号，而且一天吃两顿的居多，甚至还有一天吃一顿的时候。如果连续工作几昼夜，也可能只吃五六顿饭。他不喜欢总是正儿八经地坐在饭桌旁用餐。他保持了战争年代的用餐方式，随随便便地一把炒黄豆或一个烤芋头，或是一缸子麦片粥，甚至只是一盘野菜马齿苋都可以对付一餐饭。有时吃一碗红烧肥肉，便是最大的享受了。纵观毛泽东的一生，不论是筚路蓝缕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全面执政后的和平建设时期，他都几十年如一日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品德，心中时刻不忘人民群众，始终不忘自己是中国人民的儿子。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国民经济遭受严重的损失，人民生活陷于严重的困难之中。终生以人民疾苦为忧却又很少流泪的毛泽东，为全国人民在三年困难时期所遭受的苦难难过地流下了眼泪。他一生追求平等、憎恶特权。他曾提出，将来坐汽车不要分等级，不一定要有专车，对老年人、体弱的，可以照顾一下。其余的就不要分等级了，否则会脱离群众。
毛泽东不谋私、不受礼。他为革命牺牲了6位亲人，这是世人皆知，有口皆碑的佳话，而一生不受礼却鲜为人知。1929年2月9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率领红四军抵达江西瑞金城北60公里的大柏圩，住在王家祠。当晚，毛泽东、朱德正在油灯下研究作战计划，一名战士进来报告说，有几位过去饱经兵荒马乱之苦的商人送来一包东西，留下一张纸条便走了。打开一看，竟是白花花的银元，纸条上写着：“红军长官尊启，贵军大驾光临，有失远迎，不胜惶恐，为表薄意，敝商号特奉上银元四百五。敬恳收下勿辞……”落款是大柏圩小商号郑某、陈某、曾某。毛泽东看后说：“这些商人把我们看成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以为我们红军也会抢他们的商店，侵犯他们的利益，这都是敌人放谣言破坏的结果。我们红军刚开到赣南，一定要执行保护商人利益的政策，维持地方正常秩序，把革命根据地建立起来。”于是毛泽东、陈毅一行挑灯冒雪赶到大柏圩，通过挨家挨户地寻访，好不容易才找到送银元的小商铺老板。陈毅将那包银元原封不动地放在桌上说：“老板，我们是特地给你们退礼来的，这钱请收回吧！”“长官，千万不要嫌少，我们可以再加点！”商人惶恐不安地答道。毛泽东和蔼地说：“老板，这钱我们一个也不能要，请收回吧。”同时还耐心地向商人宣讲了红军的纪律和政策，用事实和行动说明了红军与白军的根本区别，使几位商人放下心来，高高兴兴地收回了银元。由于红军秋毫无犯，赢得了老百姓的支持，取得了战斗的胜利。当红军撤离时，当地群众包括小商人夹道欢送，望着远去的队伍，人们感慨地称道：“红军纪律严明，自古未有。”毛泽东对在战争年月小商人被迫奉送的银元分文不取，在全国解放后，地方群众出于对领袖的爱戴而真诚相送的礼物，他总是谢绝或回报。
湖北蕲春县云丹山麓一带，自古生产一种人们称之为“水葡萄”的优质稻米，用它做的饭洁白透亮，松软可口，香味扑鼻，而且营养特别丰富。唐宋以来，历代王朝都把它规定为只有皇亲国戚才能享用的贡米。解放后，当地农民翻了身，分了田，可以自由地享用这过去只能种不能食的贡品了。为感谢共产党、毛主席，当地农民于1951年10月把刚刚收割的“水葡萄”包出50斤，寄往中南海，送给领袖毛主席。没想到一个多月以后，他们竟收到毛泽东委托中央办公厅寄来的汇款单和一封令人激动的书信。信中说：“……钱寄上，以后再不要向中央领导人寄赠任何物资，这是我们的党纪所不能容许的……”消息传出，人们深受感动。正像当年英国首相爱德华·希思在《不停顿的革命者》中写道：“我们之所以提他(毛泽东)的生活方式，是因为毫无疑问，亿万中国人民感到，他同他们过着同样的日常生活。他的生活绝对简朴，正如他的教导那样，亿万中国人民对他的忠诚和拥戴，在很大程度上说来，正是由此产生的。”毛泽东的拒腐防变的理论和实践，特别是他那言行一致、身体力行、不谋私利、不搞特权的高风亮节，他对党内腐败现象的疾恶如仇，培养造就了一代人，还会深刻地影响后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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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高伟杰：《跟毛泽东学习幽默智慧》，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
72. 周国剑：《毛泽东的智慧与当代领导艺术》，时事出版社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