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2011年12月16日至19日，由复旦大学-密歇根大学社会性别研究所、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基地、海外中华妇女学学会、复旦大学社会性别与发展中心联合举办的“华人女性与视觉再现”国际研讨会在复旦大学举办，为期四天。这是一个盛况空前的大会，也是一个不同于一般学术会议的跨学科女权主义“事件”，海内外学者、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家近200人在20个专题、两个圆桌讨论、一个工作坊、6场纪录片展映和两个艺术展览中，对百年女性视觉再现的历史与现实进行深入分析探讨。会议入选论文100篇，白天晚上不间断。讨论热烈而诚挚，辩论激烈而精彩。会议包括“重审社会主义电影与革命话语”“社会性别、视觉再现与性”“革命的艺术再现与女权主义”“社会性别与性教育工作坊”等多项议题，它本身也可以看成是对中国性别研究和女权主义运动发展至今的一次检阅。会议聚焦在视觉与百年中国性别问题意识的关系上，试图从百年中国的历史视角反思这一问题。在上述意义上，此次会议都是具有开拓性和前瞻性的[1]。

晚清以来中国女性的发展变化被丰富多样的视觉再现捕捉，这些视觉既是生产者各种观念形态的体现，同时也强有力地参与到对各时期不同的女性自我意识的塑造中。女性视觉再现是了解中国社会历史变迁以及不同女性群体生存状况，探究其所蕴涵的社会文化、经济、政治意义的有效途径，也是聚焦妇女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主体性问题，以及能否运用媒体参与对男尊女卑的社会性别传统文化及其霸权改造的重要场域。今天，伴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大量有违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和价值理念的视觉形象如洪水泛滥成灾，折射出当代主流社会性别话语以及社会性别关系中的诸多严重问题。如何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背景中，使得中国媒体能够推进平等、公正的理念，消除基于社会性别、阶级、种族、族裔、性取向、年龄等歧视性视觉再现，拓展边缘和弱势社会群体的自我再现途径，呼唤对阶级、社会性别和性等多重等级制以及权力关系的警觉和挑战，以对社会公正的强烈诉求进行积极的社会干预，都是今天女权主义面临的重大课题。本次会议力图凸显当今中国的阶级议题，以拓宽和加深中国女权主义学术和社会行动的范围和内涵。值得提出的是，多样的议题在多元的大会参与群体中也引爆了争议和激辩。

限于篇幅和载体，在此不能全面呈现这次大会涉及的议题和探讨，仅选择四个代表性主题与读者分享。这些论文的作者来自历史、文学、传媒、艺术、社会学、文化研究等多学科领域，研究对象的历史跨度从晚清到当代，所分析的视觉再现手段包括影视、期刊中的图像、广告、摄影、特殊人物形象的塑造，等等。从这些论文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视觉研究作为一个新兴的跨学科领域前景广阔，而社会性别则是视觉研究不可或缺的分析范畴。镶嵌于具体时空中的社会性别观念和规范被文化生产者有意无意地表现或投射在特定的视觉产品中，来自多学科背景的学者以多样的分析工具解析斑驳陆离的视觉作品中浸润着的社会性别意义文化密码，呈现出前人所忽略的历史图景和文化意义，有力地挑战或颠覆了习以为常的定论。

第一辑“历史追踪：被看见的女性”，选取了从晚清到民国四篇代表性研究，对大众传媒中丰富的视觉材料做出了独到解读。贾甄聚焦在《点石斋画报》中对女兵女将的再现，细致地分析了19世纪末男性画家表现女英雄的欲望投射和国族主义动机，并指出这些画像首次凸显了从军妇女的女性身份。如果我们联系20世纪上半叶中国许多精英妇女积极从军的史实，或许可以说这类在男性凝视中产生的女英雄形象却为女性越界提供了话语空间，从军妇女不必再女扮男装，为国捐躯女人也有一份责任。季家珍（Joan Judge）对民国初年《妇女时报》的研究勾勒出“良家妇女”在公共空间中崭露头角的另一路径。摄影引进中国后，在男女授受不亲的社会性别规范中，最初的被摄被展示的女性群体是妓女。《妇女时报》则成为展现上层体面妇女的视觉空间，摄影呈现的精英妇女形象建构起社会性别化的现代性想象，这一想象却脱胎于妓女群体在现代传媒中的表现。与《点石斋画报》男性画家的作品不同，男性摄影师镜头前的民国妇女利用了这个现代技术在公众面前来展现自己。季家珍没有停留在对照片的解读上，而是对照片上的女性人物做深入的历史研究，挖掘出妇女参与现代性构想和文化变迁的历史过程。创刊于1931年的《玲珑》图画杂志吸引过不少研究者的关注。孙丽莹把对该杂志的图像和文本的解读与对编辑人员构成的历史研究结合起来，发现了男性编辑在倡导裸体图像和界定其为“高尚娱乐”的运作中的主导作用，质疑了以往研究把《玲珑》作为女权主义刊物的结论，揭示出这个通俗文化产品所蕴含的复杂社会文化意义。“在东方与西方之间、裸露与遮蔽之间、高尚与低俗之间、娱乐与教育之间，编辑决策力与市场角力周旋的暧昧之处显露无遗。”相似的角逐、较量、冲突在皇甫秋实与贾钦涵合作的对近代上海女性卷烟消费再表现的研究中也得到体现。卷烟广告和报刊图像在20世纪上半叶有戏剧性的“性别图景的嬗变”。女性在1910年代烟草公司的月份牌广告中以被男性消费的客体“美女”出现，继而在1920年代的广告中作为侍奉男性烟民的配角——贤妻，到1930年代则作为时髦的女烟民充斥各种画面。作者把视觉再现的变化置于动荡的经济社会政治的历史背景中，形象地呈现出社会性别规范的不稳定性、文化象征符号（女性吸食卷烟）意义的冲突和多变性（时髦、现代、爱国，抑或奢侈？）及其所折射的社会性别关系的变动，其社会学的历史视角使得文本的解读更具有说服力。这些研究也展现了近些年来海内外对晚清、民国研究中热点关注的学术旨趣，核心则是欲望、国族主义、城市与现代性等关键词，如何看待这些海外汉学研究的框架与视野，其长处与局限也需要读者借鉴与反思。

第二辑“社会主义遗产与性别”，聚焦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生产与视觉再现的传统与遗产，这也是本次大会致力于弘扬的重要主题。鉴于既往研究的不足与缺失，本辑四篇论文以社会性别为棱镜对社会主义时期的视觉再现进行历史性透视，在方法和题材方面都做了独到的开拓。把史学研究方法与文化研究、民族志研究方法相结合，把视觉文本置放于历史语境和生产过程中进行分析，对突破在当代政治文化中形成的非历史性的、概念化的偏颇认知做出了积极有效的探索。

王政的历史研究挖掘了创立女革命者范式的社会主义电影初创时期领导人陈波儿。作为一位30年代便知名的女权主义艺术家，陈波儿以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的自觉性投入社会主义的电影制作。作者通过对陈波儿人生经历的追溯和对《中华女儿》电影生产过程的梳理来凸显被后社会主义主流叙述所遮蔽的社会主义文化生产的复杂历史过程。聚焦中国革命中的女性历史人物显然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与好莱坞男性中心的视觉再现对峙的社会主义电影范式的艺术实践，并突破“党/国为男权一统天下”的历史简约认识，重新爬梳了“五四”一代女权主义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延续与演变。张炼红对“李慧娘”这出鬼戏在新中国的演变的追踪，同样旨在揭开被尘封的社会主义文艺实践和文化政治的复杂意义。通过对一个传统剧目的改造过程的细微梳理，作者生动翔实地展现了一代艺术家为开创“社会主义新文化”呕心沥血投入大众文艺改造实践的风貌，以及这项戏改实践中彰显的民众主体意识和社会政治能量同政治（权力）斗争纠缠或被裹挟的复杂过程。在当代知识精英建构的社会主义历史主流叙述中，把政治斗争当作权力争斗的聚焦，导致了对新中国复杂的革命目标和实践的遮蔽或抹杀，包括对社会主义文化改造实践的彻底否定。正是在文化改造领域，被“五四”女权主义浸润的革命文化人在新中国的实践，具有深刻地改造男尊女卑文化习俗和各种等级观念的效应。正如张炼红所强调的，今天我们需要对那段文化改造的实践进行细致的梳理考察，“好让这一缕文化政治的‘幽魂’，真正从共和国历史与现实生活的壅塞、幽闭处解放出来，抖擞精神，再励人生。”张硕果对1962年获得第一届百花奖最佳影片奖的《红色娘子军》的生产过程进行了历史考察，揭示了这部表现革命女英雄的影片一个充满社会性别意义的制作过程。最初基于史实的报告文学及稍后的现代琼剧的创作都保留了女子军特务连指战员全为妇女的史实，但电影剧本添加了男性领导角色并引出了一条与女主角的爱情线索。作者分析了男性中心意识和好莱坞异性恋英雄救美模式在这个视觉再现中的浮现，指出创造社会主义新文化产品的艰难性。当新中国文艺试图表征和建构一种新的自由的社会关系、新的自由的主体性，旧的男权意识、等级意识等意识形态和旧的文艺模式却对此形成了有力的干扰。这也是当时中国文艺和文化领域普遍的困境。若将《中华女儿》的生产过程与《红色娘子军》的生产过程对照阅读，社会性别在文化生产中的突出效应便得到浮现。需要强调的是，深挖影片生产的历史过程有力地揭示出视觉文本构成的复杂性。正因为社会主义文化生产是个极其复杂的历史场域，对社会主义电影戏剧的研究若仅停留在对视觉文本的分析，或仅将其概念化地处理为党的宣传品，将无法触及影片戏剧背后鲜为人知的、比影片戏剧更为精彩、更惊心动魄的幕后故事。换言之，进入社会主义影片戏剧的生产语境是我们认识把握那段历史的一个有效途径。

社会性别研究包括男性研究。任何社会文化中都有对男女充满社会性别含义的视觉再现。由于这次研讨会聚焦对华人女性的视觉再现，男性视觉再现的研究很稀少。本专辑收入王向贤以社会性别和阶级分析框架相结合的对男性气质的研究，说明社会性别研究不应理解为妇女研究的同义词，事实上，女性和男性的社会性别塑造是互动的，也是不可分割的。作者以王兵拍摄的纪录片《铁西区》第一部《工厂》和贾樟柯导演的《二十四城记》为视觉文本分析大型国有企业男性工人在市场经济中阶级地位的骤降与男性气质重构的关系。作者指出，在计划经济中的国有企业，尤其是军工单位的男性工人所享有的“共和国工业长子”的优越地位在市场经济中失落，经受了国家对他们的“去势”的痛切体验（下层工人不仅失去性的优越地位，他们的妻女还往往被迫为先富者提供性服务），他们体验到的阶级创伤部分地通过厌女仇女对女性排斥的言行来宣泄。对于这个因阶级地位变动而造成的不稳定男性气质表达，作者提出，男性气质除了有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分，对中国工人阶级男性气质可以进一步做“主人翁男性气质”和“败落的男性气质”之分。这项初步的研究所运用的阶级、社会性别、性等交叉的分析框架也适用于对各个社会群体中男性的研究。在过去30年中国社会阶级急剧变动的过程中，各个社会群体中的男男女女如何变换着自己的阶级和社会性别的认同和操演？阶级变动的创伤在各个阶级的男女中是如何被体验被表述的？这些深层的身份体验如何改变了社会关系和政治文化构成？尚有许多问题以待社会性别研究的深入剖析。

第三辑“大众传媒时代的影像与性别”，收入的三篇论文折射出多媒体视觉再现在当代社会无处不在的现实。来自多学科背景的中国学者以自己的研究与国外女权主义理论对话，或是重新阐释经典文化产品，或是敏锐地捕捉新的文化现象进行剖析，提出诸多新的论点。刘敬的论文以当代女权主义对主体性是在历史过程和行动过程中形成、而非先验存在的理论阐释，来突破电影批评界对“花木兰式”隐喻故事占主导位置的解读模式。通过重新深入《人·鬼·情》这一电影文本的细节肌理的内部，探究所谓“女性扮演男性”（也即女性的男性化再现，女性对男性的模仿行为）究竟是仅仅停留在被动，消极地模仿父权社会的准则和标准，还是对性别等级、男性权威的破坏与去除，并逐渐改变其特征的行为模态？作者提出：“变革性的模仿”是一种新型的艺术再现（模仿）形式，更是一种释放女性能动性的行为方式，它不再如激进女性主义般单一地抗拒父权社会，或者顺从男性法则，而颠覆与改变性别意识形态的行为恰恰是在既有语言系统的再现过程中，同时也是在社会参与的过程中发生。作者在这样的创造中“发现一种女性跨越其性别界限的革命性的政治能量”。虽然作者的论述是基于对一部影片的分析，但是她所运用的反本质主义的女权主义理论及剖析的思路，同样可以用来质疑在后社会主义时期几成定论的“毛泽东时期妇女解放使中国妇女男性化”的主导性话语。

董丽敏捕捉住穿越电视剧在当代的流行现象，通过对《宫锁心玉》热播的文化梳理，深入探究当代城市女青年采用“穿越”来寄寓自己现实感受背后的政治文化因素。她抽丝剥茧地解析了自20世纪90年代资本主义全球化浪潮席卷中国以来，本土形成的白领文化与穿越剧流行之间的关系，尤其分析了城市女青年在以“个人—权力—成功”为逻辑架构的当代世俗价值笼罩下的困境：她们的性别身份使她们在承受与男性白领同样的资本和职场的压力同时，更要面对爱情婚姻家庭（缺失）的压力（即“成功”对女性不同的涵义）。作者犀利地指出，“穿越”从性别政治角度看，可以作为一种具有内在反抗指向的青年亚文化类型来讨论；但“‘穿越’作为一种带有中产阶级女性文化特征的文化政治行为，其实既无法克服现实‘成功’法则对个体的深深桎梏，也没有超越以私人、爱情等为表征的‘个人主义’的困境，更没有因为与历史脉络深度结合而获得其内在能量，因而，‘穿越’更多沦为一种克制的具有相当现实安全系数的性别政治，一种既没有改变现实也根本不可能改变历史的话语繁殖行为”。

孙琳对当代媒体对“女博士”的形象制造的研究从一个侧面佐证了董丽敏所分析的当代城市女青年所处的困境。孙琳跟踪了“女博士”一词从文字叙述到视觉形象再现的过程，发现一个本无贬义的词汇演变为一个颇为“狰狞”的面孔，热播的娱乐节目《非诚勿扰》则成为制造女博士刻板印象的重要场所。女博士不是在其事业领域中被彰显，却在婚恋节目中被评判，被惩戒。高学历对男性是通向“成功”的资本，对女性则在媒体再现中成为被贬抑的因素。作者剖析了对女博士贬抑丑化形象制造背后的社会性别权力关系，指出当代女博士人群的急剧增长形成了一个“僭越”传统性别规范的群体，触动了男权文化敏感的神经，而“大众文化所展示的依然是男性的命名权”。显然，经济水平和女性教育程度的提高并不意味着社会性别观念的同步提升，更非能自动带来男女权力差异的缩小。传统男权文化在当代所谓“现代化”进程中的巩固和复制可能在视觉再现中获得最清晰的呈现。

前三个专辑按照历史脉络编排，最后一个专辑“女权主义、性工作者与纪录片”，则是一个特别专辑。两岸三地的独立纪录片制作者创造了许多弥足珍贵的不同于主流霸权话语和主流关注点的影像作品。本次研讨会决定划出相当的时间播放和讨论纪录片，不仅因为纪录片作为视觉再现的一种重要形式有必要在此次视觉研讨会上予以观照，更重要的是独立纪录片往往聚焦被主流媒体所不屑的议题或所遮蔽的底层人群。虽然大陆独立纪录片制片人较少自觉运用社会性别等女权主义理论，但她/他们对底层边缘人群的深切关注却不亚于具有理论背景的学者。印度女权主义学者斯皮瓦克以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的政治理论提出“底层无法言说”（the subaltern cannot speak）的著名论点，颇为典型地展现了国外女权主义面对资本主义全球化中各种等级差异加剧的困境，对处于阶级、社会性别、种族、族裔、性文化等各种社会底层妇女如何自我赋权的艰难探索。在过去30年的全球资本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裹挟下，中国知识界主流与权贵合谋，胜利实现重新确立自身精英地位的同时，成功地以韦伯式的“阶层”概念取代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和权力关系分析批判的“阶级”概念。“阶级”一词不仅从大众语汇中消失，作为一个分析框架也从中国知识生产体系中隐去，实现了遮蔽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中日益激化的阶级利益冲突、日益加剧的阶级压迫和剥削的有效话语运作。

对阶级分析框架的遮蔽也恰恰是中国女权主义学术受到中国知识界主流意识形态牵制的一个方面。在国际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第三世界女权主义的理论批判极大地丰富了女权主义的“社会性别”这一核心分析概念，它包含了对多种等级制多重压迫制度勾连镶嵌交错的复杂认识。大量的女权主义学术研究将特定社会群体中的男女置于特定的时空和权力等级架构中分析，尤其关注底层群体（the subaltern，承受多重等级制压迫的底层边缘群体），关注最受全球资本剥夺的非白人劳动妇女。中国女权主义者拥抱“社会性别”这个女权主义概念，也表达了她/他们对社会公正平等议题的执着，但迄今为止，大部分中国女权主义者对“社会性别”的理解仅仅聚焦于社会性别等级制度、社会性别权力关系和社会性别规范。回顾美国白人中产女权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对性别议题的单一理解，可以清楚地看到，她们能够聚焦性别压迫是基于她们的阶级、种族和异性恋特权。今天中国女权主义者对社会性别议题的聚焦也同样折射出自身的阶级、族裔和异性恋特权。在中国特定的政治文化中，不去涉及性别权力关系外的其他各种等级压迫制度，是有意无意地与主流意识形态合谋或臣服的表现。对于今天中国的女权主义运动来说，这是亟需反思的问题，也是必须打破的局限。

为了突破以城市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女权主义学术局限，凸显当今中国的阶级议题以及在多重压迫制度中谋生的底层妇女的经历，我们特邀了几位大陆独立制片人参会并放映各自作品。本辑中吕新雨的文章介绍了纪录片导演季丹、冯艳和徐童并讨论了他们的作品《危巢》《秉爱》和《麦收》，其中《麦收》因为以性工作者为主人公成为争议的焦点，也是本次会议引发激辩的导火索。吕新雨讨论了独立纪录片导演力图呈现被主流社会遮蔽的、有时是非法的底层人生经历（让底层发声以抵抗主流霸权话语）的非凡努力，及其与保护纪录片主人公个人隐私之间的伦理冲突，也回溯和检讨了在大会围绕《麦收》展开的辩论和由此延伸的相关讨论，指出中国女权主义更迫切的任务是重新反思中国的现实与女权主义的关系，重新与这个社会中各种批判性力量形成有效的对话与合作；在中国百年以来女权主义发展的历史视野中，性别与女性问题从来不是孤立地存在，而是与各种社会与政治运动互相激荡着向前推进，需要重新检讨这份历史的遗产，并与反思第二波女权主义方兴未艾的新思潮呼应与联合，来面对中国今天的问题与危机。中国台湾学者郭力昕的文章《妓权、性道德与自我正义——论徐童的〈麦收〉》也是直接参与上述论辩的重要文本，可以帮助读者对此一辩论在港台地区的发酵及其问题意识有更多理解和思考。就表现性工作者的纪录片伦理问题，瑞典学者史雯（Marina Svensson）以跨文化比较的视野讨论了涉及中国性工作者的《麦收》、关于印度性行业的《生于妓院》和表现泰国和缅甸非法性交易的《牺牲》，分析了不同影片在不同的社会政治脉络中的制作目标、再现手法，以及各自涉及的拍摄与传播中伦理问题的辩论。林杏鸿的论文讨论了台湾抵抗电影与台湾社会运动的紧密关系，并集中分析了妓权运动中产生的民间组织——日日春生产的影像作品《绝醋逢生》《唛相害》和《老查某——白兰和她们》。在这些作品中性工作者的现身和发声成为反对污名、争取权益的自我赋权手段，而有组织、有目的的影像放映则是日日春扩大社会网络和公共话语空间的手段。作者在详细列举日日春组织行动的同时，也指出这些影像和影展活动的社会实践力量尚局限在关注弱势群体的知识分子圈子里。综合台湾作者对台湾女性纪录片的分析来看，这些纪录片传递了清晰的女权主义立场和视角，可以说台湾女权主义者颇有创意地、自觉地运用纪录片这个视觉手段在身体力行地改造男性中心的文化，发出边缘女性群体的抵抗声音。这一景象在当今大陆女权主义运动图景中尚鲜见。

从社会性别角度探讨视觉再现的社会、政治、历史与文化意义在中国学术界还是一项新的工作。我们希望这本论文集所展现的多学科与跨学科领域的丰富多样性能激发不同学科学者的兴趣，从而把女权主义学术的批判性精髓引入更广泛深入的学术研究中，创造出有助于推进社会文化改造的新知识。

最后，特别感谢积极支持和推动大会举办的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基地主任童兵教授，以及为大会组织工作付出巨大努力的马凌、苏状与高敬文等同事与朋友。苏状更为本书的出版担任了大量具体联络和编辑等工作。感谢各位作者为此书付出的耐心与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