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的工业长子”
——男性气质与大型国有企业男性工人

王向贤(1)

一、前言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工人阶级经历了巨大变迁，对政权基础、社会结构和数以亿计的个人与家庭产生了深远影响，并成为我国社会学界的关键研究议题之一。众多学者从社会分层、组织管理方式、社会分配、主体性、政权、全球化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研究（Walder, 1986；冯同庆等，1993；李强，1993；常凯等，1995；吴清军，2006；于建嵘，2006；佟新，2006；沈原，2006, 2007[1]）。其中，尽管性别（gender）早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起，在英语世界中就和阶级、种族、族裔等概念成为学术研究中必不可少的关键视角，但在我国社会学界，从性别角度对工人阶级和正在由农民向工人转化的庞大农民工群体进行的研究寥寥无几，而且有性别研究等于女性研究的倾向，如金一虹（2005）[2]、潘毅（2005）[3]对打工妹群体的研究，佟新（2003）[4]、谭深（2004）[5]对中国产业结构转换中的女工及其健康的研究，都集中于女性。但实际上，男性同样作为有性别的人，男性研究（men's/masculinity studies）对理解和构建我国当下正在发生的工人阶级再造有着巨大意义。

男性研究出现于上个世纪70年代，既是性别研究的一部分，也是对传统上更关注女性的性别研究的学术回应。尽管产生时间相当晚近，但发展非常迅猛，正如Newton[6]（1998）所说，男性研究“这块曾是人迹罕至的边陲现已变成了熙熙攘攘的淘金之地”（that untraversed frontier has become gold rush territory），其研究主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上至抽象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下至寻常生活中的自我认同、衣食住行与亲密关系，都产生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成果。下面简要介绍两方面的国外研究，作为本文的思考起点。

1．在传统性别制度中，男性赚钱养家被视为是男性获取合格男人资格的核心[7]。那么，当大量工人阶级男性因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而失去工作，尤其是处于长期失业后，他们的男性气质会发生哪些变化呢？

显然，许多男性会感受到工人群体的无力、绝望、羞耻和被阉割（Groes-Green, 2009）[8]，或如Klubock, Thomas Miller（1996）[9]所说的阶级创伤（class trauma）。尤其对理解中国当下正在发生的工人阶级再造有启发的是，Oates-Indruchova（2006）[10]和Tereskinas（2009）[11]研究了从前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独立出来的捷克和立陶苑工人阶级，发现，在原先的共产主义文化中，男性气质的界定依据是工作、纪律和英雄主义，但随着苏联统治的瓦解、工业和社会的巨大变迁、经济危机，男性工人阶级失去了昔日的光环，工人阶级男性气质正在一步步地边缘化。工人阶级中的许多中年男性通过酗酒这种自我损毁的方式来应对男性气质危机，但一些年轻的无产阶级男性做出了其他调整。如，Groes-Green（2009）在莫桑比克的研究发现，当许多年轻男性由于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影响失去工作后，相应地他们的男性气概标准由基于经济权力和社会地位调整为相对于女性的身体权力，包括能力和体力（如性表现、身体力量、外貌等）；他们中的有些人通过向女性施加暴力来寻找平衡，有些则通过为女友提供性满足、做温柔爱人来重构非暴力的男性气质和权威。那么，在男性气质的再构中，是否可以索性放弃男性必须是养家人的传统角色呢？Willot和Griffin（1996）发现，尽管会导致自尊受损并有被阉割的感觉，但长期失业而导致的无法赚钱养家并没有让众多男性否定“赚钱养家是男性气概的根本”这一观念，也没有促使他们倾向于女性主义选择，因为在他们看来，赚钱养家与其说是责任，不如说是权利。Fuller（2003）进而指出，对于未婚的年轻男性来说，赚钱是个人自主性的来源，是进入男人世界的关键；对于成年已婚男性而言，工作的意义则在于显示男性有能力、有责任养家糊口，并借以而积累声望。所以尽管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经济的今天，男性“养家人”这一传统身份界定让许多工人阶级男性备受困扰，但与其所得相比，这一身份值得保留。换言之，做“养家人”是其男人身份的献祭。

2．工人阶级的男性气质是如何代际传递的？

阅读相关文献发现，至少有两个基本途径。一个是学校。学校被认为是生产阶层化男性气质的关键场所（Connell, 1989[12]; Willis,1977[13]；Corrigan,1979[14]; Ghaill,1994[15],1996）。如，Willis（1977）发现，与教育可以缩小阶级鸿沟、促进下层阶层向上流动的乐观假设相反，工人阶级子弟在学校里构建了一种高度强调工人阶级男性气质的反文化：厌恶学业，认同和追求体力工作所带来的所谓自由和独立；直到他们进入工厂后，才意识到工人阶级的社会下层处境，但由于没有教育文凭，很少有机会摆脱。Cohen和Haddock（1994）[16]也发现，工人阶级男孩高度抗拒学校，并将学校与女性气质、中产阶级相联系，认为这与工人阶级的硬（hard）男性气质不相符。换言之，学校中的工人阶级男性气质文化再生产着新一代的工人阶级。

另一个途径则是工厂文化（shop-floor culture）。Collinson（1992）[17]等人指出，工人阶级的男性气质标准经常是对中产阶级社会价值观念和意义的倒置，男性工人中的反文化经常强调他们自以为工人阶级特有的真正男子汉气质：诚实、独立和实在；有时工人们甚至不愿意被提拔，因为这意味着这与他们所理解的男子汉的自由相冲突，男性体力工人们经常强调这会把他们变成了唯命是从的人（Yes Men）。对于新加入的青年男性工人，这些已得到同事和自我认可的成熟男性工人，经常戏弄新成员，不停地检验着他们的男性气质，看他们是否能男人味十足地接受这些玩笑兼侮辱，特别是能否经受非常明显的性玩笑所带来的尴尬[18]。

在这些研究发现的基础上，本文所探讨的核心问题是：在我国社会经济发生巨大且迅猛变迁的当代，大型国企男性工人群体的男性气质正在发生着怎样的变化，政权、阶级、性别、单位制、代际关系等是如何交织互动的？需要指出的是，称这一群体为“共和国工业的长子”并非笔者所创，而是源自中央电视台对辽宁省铁西区一篇报道中所用的称谓。

铁西区是辽宁省沈阳市的一个地区，建国前日军就在这里建了几个工厂以供应军需物品和少量民品。建国后，中国政府在这里兴建了大量的工厂，从而使这个占地仅40平方公里的土地云集了400多家工厂，最兴盛时达625家，其中仅大型重工业工厂就37家，创造了无数个新中国工业史上的第一：如第一个金属国徽、航空轮胎、五吨蒸汽锤、组合机床等[19]，由此铁西区被誉为“共和国的工业长子”。但长子地位并没能维持太久，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至21世纪初，整个铁西区由繁华迅速衰败[20]。王兵所拍摄的纪录片《铁西区》[21]的第一部《工厂》就记录了苦苦挣扎的铁西男性工人。

由于从男性研究视角看来，“共和国的工业长子”这一称谓简洁且寓意丰富，所以作为本文题目和研究问题。之所以将大型国企的男性工人当做研究对象，是因为计划经济中的大型国企作为众多工人及其家人的生产生活共同体，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亚文化，强烈影响着工人群体的自我认同、日常生活和代际传递等，并在改革30年中经历着沧海桑田般的巨变，无法不令人注目。

本文的研究方法为文本分析。主要文本来自由贾樟柯导演的纪录性质影片《二十四城记》和其为拍这部影片所整理的《二十四城记——中国工人访谈录》。由于纪录片《工厂》提供了《二十四城记》中所没有的一些工人生活细节，本文将其作为辅助文本。

《二十四城记》是一部以纪实为主、以演员表演为辅的电影。“二十四城”是成都近几年开发的一座楼盘的名称，取自唐诗“二十四城芙蓉花，锦官自昔称繁华”，从这一附庸风雅的名称上看，开发商显然希望这一楼盘能成为繁华之地，而且这也基本是事实，因为这一地段位居地租迅速上涨的成都市中心。这一楼盘所在的地段本属于420厂，又称为“成发集团”，拥有3万职工和10万家属，是20世纪60年代从东北迁至成都的一家以制造飞机发动机为主的军工厂。从那时起到现在，随着中外战争的开始与停止，军工产品订单从供不应求到屈指可数，成发集团起起落落，直至目前的举步维艰。导演贾樟柯通过招募访谈者，搜集工人们与这座工厂的历史，将其中的一些访谈现场拍摄下来，作为电影的组成部分。基于搜集到的资料，导演共安排四位演员表演。三位女演员表现三代厂花（即整个工厂三代工人中最美的女性）的生命故事，一位男演员以工厂办公室副主任的身份在片中接受访谈。除此四人外，片中出现的所有人均为受访对象本人。

二、长子的生成

1．肌肉和一颗红心

提起中国工人的形象，许多人都会想起那首豪迈的歌曲《咱们工人有力量》[22]，尤其是随着建国后赶英超美等现代化社会工程的开始，与机械、枪炮密切相关的重工业被认为是民族复兴的标志和工业大发展的标准。相应地，“咱们工人有力量”开始等同于健壮的、有生产力的男性身体，并印在伍元人民币的正面（见图1）。其中，男性工人那几乎和脸一样大的拳头令人印象深刻。

正如“长子”一词所显示的，男性工人除享有男女二元等级中的优越外，也享有阶层上的优势和特权，特别是与农民、知识分子、可改造的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等阶级敌人相比。同时“长子”一词表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和政府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中继承着“家国”同构的传统，并且将以家为优先、从家向国扩展的差序格局改造为以政党治理的“国家”优先于个体家庭。“公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小家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先国后家”等是其准确的通俗表达。令人寻味的是，尽管优先顺序上由“家国”变成了“国家”，但二者仍不可分离，家与国之间的密切关系、某种程度上的等同关系仍然顽强地保留下来。男性工人作为先进阶级、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政治地位高于其他阶层，而中国共产党则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言人，成为先进中的先进，获得了领导权（hegemony）和合法性。男性工人作为执政党的阶级基础和长子身份，被要求履行被代表阶级的政治义务和儿子的伦理责任，换言之，“父父子子”的秩序和伦理在“共和国工业长子”的称谓中继承下来。另外，虽然在这一阶段，男性工人被认定为长子，从而享受着代表先进阶级、先进方向的特权，但正如长子身份可以被改变、剥夺和篡改一样，男性工人的长子地位也可能失去。耐人寻味的是，在人民币上，男性工业长子的形象在经历了1962—1987年的光辉岁月后，1987—1999年被四位领袖、民族团结、工农兵并肩而立的图像取代；1999年后工人形象则彻底从人民币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毛泽东像和祖国山河图像。

2．单位制与科层制

单位制是中国城市在计划经济时期的典型社会组织形式，人们按照所就业的组织划分为不同单位。生活的方方面面几乎都在所工作的单位进行，从生到死，从教育、工作、婚姻到住房、子女等无所无包。单位之间存在着等级，可分为全民所有制、大集体所有制和街道所办工厂。在全民所有制单位中，又可从高到低分为中央直属单位、地方直属单位（孙立平等，1994[23]；刘建军，2000[24]；李路路，2004[25]）。全民所有制单位是当时福利最好的，本文所讨论的420工厂和铁西区的大部分工厂都是全民所有制，其中420工厂尤其令人艳羡。

420工厂虽然驻地是成都，但直属于中央，而且由于处于单位制和行业等级中的最高级——当时被视为民族脊梁的重工业、强烈影响民族存亡战争的军工，因而傲视于周边的单位和居民。由于拥有名副其实的长子地位，该厂在计划经济的二十多年中一直发放着令周边单位艳羡不已的超级福利，包括各种实物补贴，细致到如烤火费，免费集体供应冰棍，“夏天时每家每天都拿着暖水瓶来厂里免费打汽水”等。在几乎所有物资都凭票供应的匮乏年代，420厂的优越令所有职工产生了深深的认同和自豪。

“因为我们是航空企业，国家保我们，福利特别好。我记得1960年三年自然灾害外面都吃不上饭，我们每个人每个月还三斤肉票呢！这家伙，发动机，上天的东西，马虎不得，所以得有特供。那时候在外面买带鱼是很困难的，一到过年，组织人从舟山拉带鱼，用专列往回运。运回来一家三斤五斤，你想厂里有多少人啊！年三十走到宿舍区，都是红烧带鱼味。”[26]

虽然这些认同与自豪并不只限于男性。但男性作为重工业的代表，显然更是名正言顺的长子。这一点可从单位内部的职务性别分化中得到证明，如，在导演贾樟柯所采访的原单位领导中，无一人是女性。换而言之，性别是构建劳动场所、单位制和科层制的重要原则。如，恩格斯（1972）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27]、汤普生（2004）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28]、Meyer（2004）的“美国生活与社会中的汽车工业”[29]都发现，当工业大生产和资本主义大规模地改变原有的性别分工，大量雇佣女性以压低工资时，男性工人强烈抗议，并陆续以“五美元一天”等形式的家庭工资在阶级和性别之间达成妥协，从而强烈地构建了空间安排：谁更可能出现在车间或厨房，谁更可能出现在收入最低的流水线旁或收入较高的技术工车间。同样，Kanter（1977）[30]、Roper（1994）[31]、Pierce（1995）[32]、Collinson（1992）[33]、Collinson和Hearn（1996）[34]等人的研究都发现，在科层制中，有无穷无尽的方式将男性气质与科层管理相结合，从而使性别与独裁主义、父爱主义、职业主义等密切交织在一起。

3．子弟与代际传递

在420等全民制单位中，职工子女从小就目睹本单位与周边非全民所有制单位之间的巨大差异，自豪与对本单位的认可很自然地产生了。如，孩子们上学期间普遍穿着大一号的、从父母那得来的蓝色工作服，使得学校在做课间操时，操场上一片蓝色。这种厂服变校服的现象表明，孩子在内化着父母辈的身份骄傲。

“宿舍区和厂区连在一起，但我们进不了厂区，有解放军站岗，那家伙，一边一个，一个端着冲锋枪，一个端着半自动。枪都是上刺刀的，我们远远望着这红楼，特别骄傲，我爸我妈都在里面上班，我们小孩子觉得特别牛。在外面一说我是420的，人们都肃然起敬。怎么说呢，我们厂的子弟都有点傲，你说周围，种田的，纺布的，印小学作业本的，怎么比得过做飞机发动机的呀！骄傲是打心眼里的。”[35]

在封闭的全民所有制单位内，长子地位通过接班、优先招工等形式代际传递，所以当时用来指称员工后代的“子弟”一词真是生动准确，因为它简洁地概括出这种优势地位的获得途径——血缘。正因为垄断地位的获得不是通过学业成就，所以在《二十四城记》中有一句话是，“我们子弟学校的学习都不好”。只要在学校里不惹出大麻烦，混到毕业证，达到一定年龄，就可以在体制内获得一份外单位艳羡的好工作。在当时，这一工作被认为是足以保证一生衣食无忧的铁饭碗。由于无需在学业上费心，所以男孩子们被允许从其他途径发泄精力，其中重要的途径之一就是与周围的农民孩子打架。因为男孩被认为可以从打架中习得敢于冒险的男性气概。但子弟们与农村男孩的打架显然还有阶层等级与对立的意味。正如《二十四城记》中的工厂办公室副主任所忆，在他小时候，他们那帮男孩看不起周围的农村孩子，农村孩子则看不惯420子弟们的高人一等，于是两个阶层的男孩们整天不是你打我，就是我打你。

三、长子荣耀的丧失

1．战争、计划经济的结束和市场经济的开始

尤其是以军工为主的大型工厂中，长子身份及其优越性是否能维持，取决于国家政策乃至国际环境。如，1960年代和1980年代，420厂的辉煌与当时战争需要大量军备密切相关。和平时期来到后，420的军工订单严重不足，不得不开发民品。借助于军工的技术优势，420在电视机、电冰箱等民品开发的初期非常成功。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开始后，原先的长子不得不加入市场竞争，而且发现自己的竞争力很差：冗员众多、技术陈旧、产品更新明显落后于市场需求，要支付高昂的退休金等社会保障。令这些昔日的共和国工业长子们雪上加霜的是，全世界普遍表现出知识经济对传统工业经济的取代，传统重工业的污染大、成本高的缺点暴露无遗。在深受挫折的下层工人中，许多男性苦于没有其他工作技能而只能依赖于工厂，所以尽管工厂颓势尽显，破产只是早晚的问题，但许多男性难以掌控自己的生活和命运，而只能是“工厂叫来上班，那就上，你要回了家，连这每月的二百块钱都没有”。如《二十四城记》所呈现的，当工作成为稀缺资源后，女性因性别而非工作表现成了第一批被裁员者，“她们从不迟到，对工作从来都认认真真，但现在没那么多活，养活不了那么多人，所以就被裁掉了”。

因性别特权仍暂时得以留在工厂中的男性工人，也面临着巨大生存危机。为了排遣，他们工作吊儿郎当，在乏味的上班期间或下了班之后聚集在工人休息室中打牌赌博，互相调笑或只是有一句没一句地坐着。工厂劳动的粗糙、简陋、危险（如辐射、污染、粉尘、高温）和随时破产下岗的无望无力，使他们只能在与男工友们的斗嘴、调侃中略微放松。女工人从车间消失后，车间显然成了男性的天地，在洗澡前后，他们裸体相向，甚至坦然面对摄像机。阴暗、污迹斑斑的工人休息室与男工人们不事雕琢的裸体、粗陋的内衣、当着别人的面坦然地将手伸进自己内衣的自由和粗俗相互映衬着工厂与工人的衰败（见图2）。

2．阶级创伤

在改革开放的30年间，一个极为显著的现象是工人阶级地位的整体下降，包括生活水平、社会声望等。甚至在媒体中，工人整体也渐渐隐形、消失。如，1990年代以来的电影电视剧中很少再以普通工人为题材。在许多城市兴起的下岗再就业中心里，在抢购即将上涨的食用油的人群中，在许多工人聚居区成为平民区甚至贫民区的城市空间分布变化中，在众多工人父母督促孩子用功读书以免将来只能做工人的唠叨声中，中国工人阶级所经受的阶级创伤扑面而来。

Klubock（1996）[36]在研究智利铜矿工人的生活时发现，工人阶级在面对外来白人管理者的高高在上时，会有意无意地挑战白人中产阶级管理者所倡导的理想男性气质：称职的养家人，将家庭工资的大部分交给妻子，爱护妻子孩子，不使用家庭暴力；健康的有益于身心的娱乐消遣，如网球、保龄球等。许多男性工人则反其道而行之，留连于酒馆、妓院和街头，虐待妻子孩子，剥夺其生活费用等。换言之，这些男性工人以施行家庭暴力、拒绝承担家庭责任、沉迷于不健康生活方式来反抗白人管理者的规训。因为白人管理者要求工人过“健康”生活的一部分原因在于，这样才能源源不断地生产出符合资本主义的劳动力：健康，头脑清楚，不因不良嗜好而损害劳动力。同时，白人管理者认为，对家庭负责的男人将更可能是合作的、听话的工人。

与此相对照，中国工人阶级在转向市场经济之前，显然非但没有受到阶级创伤，反而是强烈地体验到工人阶级的优越性，尤其是与被户籍制限制在农村的农民相比。420工厂的工人们作为所有阶级、阶层中的最高等级——中央直属的全民所有制工人，更是享受着工厂倡导的游泳、打篮球、看电影等健康的生活方式。但显然不是为资本主义而构建工人，而是以构建国家主人翁、领导阶级、先进代表等理念来进行。

如果说建国后中国工人阶级开始品尝阶级创伤，切身体验到社会声望的急剧下降，发现在价值分配中按劳分配所占份额迅速下降、按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分配所占份额急遽扩大，那是在转入市场经济之后。在市场经济转型以来的30年间，中国工人阶级内部迅速分化，一小部分中央直属企业依靠垄断继续享受着远高出全国平均水平的工资、福利，同时也努力将这些特权继续集中于小群体之中，如优先聘用本群体子弟等。但大多数的工人地位迅速下降，并和农民群体一道成为30年来的两大明显弱势群体。

3．国家机器对工人阶级的“去势”

“去势”一词在中国文言文中指对雄性的阉割。鉴于在阳具文化中，男性的性与其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中的优势总是联在一起。而且在阶级地位重整的过程中，下层工人阶级男性丧失了在性中的优越地位，“去势”一词很形象地描述了中国下层工人的现状。

中国男性工人所经历的阶级创伤部分地是以对女性的排斥为补偿或发泄的。这一点在《铁西区》中十分明显。在昏暗、脏乱、贫寒的工人休息室中，当男性工人们以打牌、侃大山的方式试图暂时忘却阶级创伤时，当男性自由自在地暴露身体的时候，部分男性工人的言语中充斥着对女性、女性身体、女性性器官的咒骂和污辱，不管是用于生气时的咒骂，还是平静时的仅当作发语词使用。尤其令人警惕的是，在他们说出这些语汇的时候，他们几乎肯定没有意识到渗透于他们内心和行为的厌女观念（misogyny）。

但从《二十四城记》和《铁西区》来看，在男性工人无意识表达中，他们对女性的仇厌并非一直如此强烈。特别是在计划经济、军品需求旺盛的时候，整个男性工人阶级因享有主人翁的优越地位，而表现出在言行中的自我控制、约束和提升。如，号召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的“五讲”；提倡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的“四美”等。在回忆中，他们反复述说的是美好时光中对国家、工厂和劳动的热爱，女性在他们的回忆中虽然不被提及，但也无需用下意识的厌女言辞来发泄阶级创伤。所以男性气质不但从类型上可分为中产阶级男性气质、工人阶级男性气质，而且就中国大陆工人阶级地位的沉降而言，还可分为主人翁男性气质和败落的男性气质，而且这些男性气质类型对女性的态度也会因他们自身境遇的变化而变。实际上，因资本家与政府合力挤压而生存空间狭小的男性工人可能对女性更不友好。如，在第二国际时期，当男性工人阶级面对资本家的压榨时，他们用否定女工的工人身份来保护自己的利益（王向贤，2004[37]）。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当韩国男性工人遭受资本家及其代理政府的严重打压时，具海根（2007）[38]也注意到韩国男性工人对女工的排斥。但矛盾的是，当底层男性工人用性别歧视来略微转嫁他们所经受的阶级创伤时，又通过个体家庭中的性别合作来努力生存。所以，在《铁西区》中，当下层工人在表达对管理者、权贵们的不满、愤怒、无奈和羡慕，无意识地以仇女厌女来冲淡阶级创伤的时候，他们同时述说着他们如何与下岗妻子一起艰辛地卖菜以求糊口。

另外，曾是构建男性工人阶级集体荣耀和个人认同的核心——蓝领工作，也在市场经济转型中变成了无名和被异化的工作。无名是指，就败落的工人阶级而言，由于体力工作失去荣耀，工人下班回家后很少与家人讨论其工作，由此形成无名的工作。即使是通过再就业等形式重新取得工作后，由于对自身地位的脆弱性和无情市场经济的痛切感受，工作难已成为荣誉、成就感的来源。换言之，马克思所言的工人在资本主义大工业体系中所感受到的工作异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同样会产生。即，整体来看，在工人阶级中，工作开始与成就感、自我认同相分离，变成单纯谋生、获取工资的手段[39]。不过，与农民工相比，城市中的下岗工人依然享有些许的优越：拒绝最肮脏、最劳累、最危险的工作。

4．子弟的背叛

在大型厂矿中，许多子弟们原本是热爱蓝色工作服，深以父辈的技术、身份为自豪的，但在巨变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当一些子弟们因到外地读书等途径而走出封闭的厂矿围墙，看到厂矿生活已失去优越性后，开始怀疑自己是否也要重复父母的生活。如，在《二十四城记》中，当16岁的赵刚走出420厂去沈阳的一所技校学习时，从西南到东北的旅行使他有机会看到了飞速变迁的北京，零零星星传入大陆的港台和国外流行歌曲等也使他开始初步感受到外面世界的多彩，于是，他从小喜爱的工人集体去食堂打饭时饭盒的叮里咣当声不再悦耳，不再传递厂矿工人的骄傲，而是变成了刺耳的声音，车间中高度重复的工作（如打磨零件）成为看不到头的无趣工作。

深受刺激的赵刚不顾父母的强烈反对，毅然从技校退学了，重新上高中，以求通过高考走出420。但由于工人子弟们普遍较差的学习成绩，和工人子弟学校弥漫的厌学、上学无用等观念与行为，曾渴望走出厂矿的赵刚显然难以与这种强大、普遍的氛围相抗衡，所以他很快重新回到了男性子弟们的生活模式——用打架、闲晃来打发时间，并用追求女孩来构建、炫耀自己的异性恋工人阶级身份。而工人子弟中的女性，则可能厌恶自己被当作炫耀品。所以赵刚之所以最终能向上流动到中上层阶层，成为一名知名的、享有良好声望和社会地位的电视台播音员和主持人，正是受到了其女朋友的刺激。有一次，当他与一群男孩碰到其女友（一位校花）时，赵打算用显示二人恋爱关系的方式向同伴炫耀，但女友却嫌赵刚当时的痞子形象——抽着烟，与一群混混样的男孩们四处闲晃，和影片没有表现但不难猜到的，赵刚当时和女友打招呼时所流露出的对女性的轻慢、炫耀等流氓习气——而拒绝理他，从而使赵刚受到男伴们的嘲笑。正是赵刚由此经历的小小的男性气质挑战，赵刚潜伏的向上流动、摆脱工人阶级生活的愿望再次强烈，并转化为行动：转学，离开充斥下层工人阶级男性气质的同辈群体，并通过追求学业来打开白领职业的大门。

相比男孩，在消费社会与新老性别文化的互动中，女孩可能更反感车间中笨重的劳动，和人人都一样，没有性别之分、没有个性的蓝色工作服。所以在《二十四城记》中，第三代厂花苏娜选择的是宁肯无业，也不肯回工厂工作，成为叛逃的工厂子弟（见图3）。她的经历与赵刚相似，也是离开工厂到外面上学后，意识到工厂生活的停滞和落后于时代，所以她无论是在厂区还是厂区中的家，体验到的都是压抑。当她因丢失家中钥匙到工厂中寻找母亲，看到在巨大粗陋的车间里，工人们都穿着不分性别的蓝色工作服，她的母亲则做着与精致女性毫不沾边的重体力活时，深受震撼和打击。

“我一走进那个车间，我就听见各种轰隆轰隆的声音，说话得喊，我往里一看，根本看不见我妈，里面所有的人都穿着蓝色工作服，都在低头干活。我就一张脸，一张脸，一张脸地找我妈。

终于我在墙角那儿找见我妈了，我妈她正在搬钢锭呢，搬一块扔一块、搬一块扔一块，扔在箱子里，她每扔一块就‘咚’的一声，每扔一块就‘咚’的一声。

我从来没有那么难过，我觉得我那种心疼是从我心里面发出来，可以传递到我的四肢的那种。我根本分不清我妈是男是女，她一个劲地低头干活。我的眼泪一下就掉下来了，我扭头就跑了。”[40]

在消费已取代生产成为经济运转中心的时代，要求女性具有观赏性的传统性别要求和审美标准在1980年代后的中国大陆迅速复活和强化；再加上在后现代社会中，消费成为建构自我认同与社会差别的关键方式（鲍德里亚，2008）[41]，成为审美主体摆脱无意义感和实现个性的主要救赎方式之一（费瑟斯通，2000）[42]，这些因素汇聚在一起，使叛逃后的苏娜成为专为有钱太太去香港购买最新大牌时装的时尚买手。但这份工作显然华丽而脆弱，并被视为帮闲而对社会影响力微弱。相比之下，同样从工厂叛逃的男性子弟赵刚则成为代表政府和主流发言的电视台主播。所以，在叛逃的子弟中，性别也是重要的，会影响到她/他们的职业选择、身份建构、社会认可与声望。

四、余论

其实，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当在全世界追逐最大剩余价值的资本将汽车生产线从美国自20世纪20年代起就被誉为汽车城的底特律迁往第三世界时（Meyer, 2004），再次证明了马克思在资本主义早期即观察到的工人阶级的脆弱性，即一个地域的工人群体很容易被劳动力更为廉价的其他地域工人所取代。在经济和政治发生巨大转型的当代中国大陆，工人阶级体验到了深刻的阶级创伤，证明其男人身份的男性气质也受到重创。但男性气质显然具有巨大的弹性，并且和性别、阶级、城乡、政府统治模式、人口迁移、全球化等交织在一起。大型国企作为工人阶级集中的生活生产共同体，亟待从男性气质的角度进行深入研究，以求中国大陆中这涉及数亿人口的生活能更真切具体地呈现在我们的视野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