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 论
一、研究现状与选题价值
太湖流域面积3万多平方公里，行政区划包括江苏省苏南地区，浙江省的嘉兴、湖州二市及杭州市的一部分，上海市的大部分，安徽省小部分。宋元以来这一地区即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历史时期太湖流域的开发，对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到了近代，太湖流域历经沧桑：太平天国战争使繁华的太湖地区遭受严重破坏，土地荒芜、经济凋敝、人口锐减；民国时期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政局动荡和战争的影响，人口与生态环境长期处于不平衡状态；新中国成立后，太湖流域水域环境得到大规模改造，打破了宋代以来经明清两代形成的城乡水文环境的长期继承性，人地关系出现全新形态；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太湖流域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生态环境再次遭到严重破坏，河网湖泊水体污染严重，水质富营养化，严重影响流域可持续发展。因此，如何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已是当务之急。
有关太湖流域人口、生态环境变迁的研究已取得一些重要成果。众所周知，无论从地理层面还是历史角度而言，太湖流域都与自唐宋时代开始逐渐成为中国经济中心的江南地区基本吻合，因此对太湖流域学术成果的梳理必须在历久弥新的江南研究的基础上展开。以下就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及太湖流域近现代环境史、人口史研究现状做一回顾。
（一）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
对江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关注古已有之。姑且抛开明清文人的文论，单从近代学术研究方面而言，其中最著名的是费孝通对吴江县开弦弓村的研究。他以在自己家乡的亲身观察和感受为基础，以功能主义的观点对该村的家族亲属制度、婚姻生活、民间信仰、经济活动、娱乐活动等方面进行了细致描绘和论述，并于1939年在英国出版了专著《中国农民生活》（又名《江村经济》）。该著开辟了人类学研究由未开化文化转向较先进文化的道路，被马林诺夫斯基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1]。
新中国成立后，在“资本主义萌芽”的框架下，1964年傅衣凌发表了《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这一开创性研究为江南史尤其是市镇社会经济研究奠定了基础。此后，海内外学界在该领域的研究成果犹如雨后春笋，涉及之广，论题之深，几乎已经形成了一个专门的学术分支——“江南学”。具体情况笔者不复赘述，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近代尤其是当代的论著与明清等传统时期的尚有一定差距。[2]再就研究地域层面而论，其范围多局限于太湖流域的东南部地区，西北部地区（主要属于常州、镇江）涉及甚少，亦不深入，因此始终未能涵盖到整个江南。[3]不过自20世纪90年代起，前者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正逐步赶超后者。
据笔者目力所及，中外学界第一部下延至近当代的高质量江南社会经济史力作，当推1990年出版的美国学者黄宗智的《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一书。黄宗智继其对华北农村经济的研究后，再度从生态系统的角度，以其著名的“过密化”理论，对江南地区几百年来的农村经济发展进行了论述，认为江南农村经济的增长是一种“过密型”增长，即没有发展的增长。[4]这一理论虽然在学术界引起了极大反响，却也招致了很多人的批评，兹不赘言。
1994年，段本洛与单强合作出版了《近代江南农村》，论述了由明中叶至新中国成立初期江南地区农村经济的发展情况，对数百年来江南地区的农业商品化、手工业发展、市镇兴起与成长、水利兴修、乡村基层政权、地租形态与租佃关系等诸方面进行了探讨。[5]曹幸穗则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结合的角度，以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调查资料为基础，对1949年前的苏南农家经济进行了深入探讨，内容涉及历史上小农土地占有的发展变化、生产资料如农具等的拥有情况、农家的投入与产出、农户的规模经营等。本书在内容上有诸多新颖之处，文中大量的量化论述更让人耳目一新。[6]海外学界方面，1992年白凯（Bernhardt Kathryn）从国家、地主士绅和农民三方的关系入手，探讨晚清至民国长江三角洲因商业化和城市化所导致的地主与佃农之间关系的改变。[7]
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随着学术环境的日益优越，近当代的江南研究论著不断涌现。1998年出版的包伟民主编《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借助现代化理论（以“工业化”为核心）作为分析工具，分别从八个方面对江南市镇的近代变迁进行了实证研究。其观点为：工业化渗入农村后，江南市镇地位开始发生分化，充当农村地区中间市场功能的市镇逐步建立起与上海等近代都市为中心的直接联系，并成为西方工业文明以大都市为中心向乡村渗透的桥头堡。但作者也清醒地认识到“早期现代化”只意味着一种开端，而不是指其实际的水平，况且市镇由于明显受到来自工业大都市的竞争压力，所以与明清时期相比，江南市镇的发展呈现了一种迟滞的状态。[8]夏明德（Lynda S．Bell）从晚清到民国无锡小农家庭广泛从事蚕丝生产这一事实为案例，透视了近代江南城乡关系的新格局。[9]但此时大部分欧美学者的目光都聚焦于上海、北京等大都市的城市史研究。
2003年马俊亚的《混合与发展：江南地区传统社会经济的现代演变（1900—1950）》问世，该著以专题形式深入分析了江南地区传统经济在近代的发展、演变及其与现代因素的融合。意在说明传统经济中有生命力的部分自然会融入现代经济，在促进经济发展的本质问题上，传统经济也起了一定作用。[10]海归学者张丽则通过对近代无锡农村经济的量化考察，认为以往广为传布的“衰退论”、“增长论”、“内卷论”和“停滞论”虽然都曾有其一定的真实性，但并不足以全面反映当时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状况。因此她提出了“非平衡化与不平衡”的观点，即“旧平衡的瓦解和新平衡的缺失”才是当时近代中国农村经济的整体发展趋势和主要特性。[11]2010年，吴滔经十年修改而出版的《清代江南市镇与农村关系的空间透视》一书以苏州地区为考察中心，以市镇与农村关系为主线，通过“政治过程”的描述与分析将市镇发展、社会救济与历史政区地理的研究结合起来，从而深入且生动地展现了有清一代两者之间空间地位的对比置换。[12]
在共和国时期的相关研究中，莫宏伟和张一平都针对苏南土地改革做了研究。莫宏伟论述了土改政策、基本过程，包括对地主的斗争，对工商业、富农经济及公地、特殊土地的处理，土改中的重大偏差，以及土改前后各阶层思想动态，土改后的苏南农村等方面[13]；张一平在上述过程和表现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乡村社会的重构、地权变动与农家经济等问题。研究显示，土改前苏南土地的配置方式和流转渠道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土改后确立的农民地权注入了国家权力意志。在政权建设中国家和农民的关系方面，从土改起国家以前所未有的气势对乡村社会进行了重构。[14]
王玉贵、娄胜华从制度变革与社会变迁相互关系的角度对新中国成立后苏南农村地区在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运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所引发的社会经济变迁进行全面的研究。该书指出频繁且激烈的制度变革并没有产生制度供给者所预期的绩效，从根本上说是因为这些变革并非缘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内生需求。苏南地区在宏观上接受制度供给的同时，也在积极探索将这些制度同本地的个体情况有机结合的有效途径，较为成功地解决了制度变革中通常难以解决的“路径依赖”和制度创新问题。从广义上说，这一成功经验也是一种“苏南模式”。[15]
此外，两部通史性著作也大致可归入社会经济史的范畴：一部是《中国太湖史》，此著由无锡市组织相关力量编写，全面介绍了太湖流域各方面的发展历程，是研究者重要的参考资料[16]；另一部是2012年出版的《中国太湖学术史》，该书虽然主要梳理了流域内学术思想、文化艺术的变迁史，但其中的“水文化”研究对历代太湖水利的成就做了阐述与评价。[17]
以上社会经济史研究的繁荣也带动了下文所罗列的生态环境史的发展，但将两者结合作进一步论述的作品目前仍比较罕见，因此该研究方向很可能会成为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
（二）太湖流域生态环境史研究
1．水利史研究
占据太湖流域生态环境重要地位的水利问题历来倍受瞩目，水利工程也是江南地区生态环境改变过程中最重要的技术手段。因此如果把水利史研究包括进来的话，那么该地区生态环境的学术研究可追溯到民国时期。当时的太湖流域管理局、江苏水利协会、江浙水利联合调查委员会等机构致力于新式水利的推广，编辑出版有《江苏水利协会杂志》、《太湖流域水利季刊》等刊物，郑肇经（《中国水利史》）、武同举（《再续行水金鉴》、《江苏水利全书》）等人均有不少著作、文章与调查资料等成果问世。
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关于太湖流域水利问题的研究主要可分为三个方面：水利史学界、农业史学界和历史地理学界。水利史方面比较重要的研究机构是中国水利水电科学院水利史研究室、江苏省水利厅以及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他们除做了大量的资料整理和实地调查勘测工作外，也有相当多的研究成果。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太湖水利史论文集》[18]、《太湖水利技术史》[19]、《太湖水利史稿》[20]，这三部著作可以说是太湖流域水利问题的基本论著。其中《太湖水利技术史》按照水利学的学科思路，采用水工门类作专题论述的体例，集中而系统地反映了历史时期太湖流域各方面的技术成就和经验教训。除了对流域水利的历史发展轨迹以及相关的重要问题予以探讨外，在水利技术层面更是作了较为完善的工作，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技术基础。这些学者大多是专业的水利工作者，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水利工程技术层面。
农业史学界方面：由于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水利便成为其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其中南京农业大学原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的贡献尤为突出，比较重要的成果有该单位主编的《太湖地区农业史稿》[21]和《太湖地区农史论文集》[22]等。农业史学界研究成果的特点主要在于将水利事业放在农业发展的视野之下，这有利于理解一些大型水利工程、水利政策在地区农业开发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对与农业史相关的技术层面的研究也很深入。[23]这些工作为太湖流域生态环境史的研究提供了比较全面的资料。
在历史地理领域，其成果以古代历史农业地理以及环境变迁为主，除了对一般性的水利发展史有所关注外，也对农业生产力水平（包括稻麦复种、经济作物的种植、市镇经济的发展）、区域开发、环境变迁等问题都有深入关注。[24]近年来，王建革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宋代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环境变迁史研究”的相关研究成果陆续发表，并于2013年集结出版了《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9—20世纪）》，作者认为吴淞江流域的水利生态是整个地区水环境的核心，在研究和描述的过程中得出了如下结论：20世纪以后，现代化技术使古代长期失败的置闸行为获得了成功，却彻底地改变了太湖地区的自然水利生态，传统时代没有的危机又在新的条件下产生了。由于水流被闸与道路所阻，水网死水化和污染状况日益严重。1949年以后，随着现代技术的引入，出水只集中在几条干河，放弃了过去的网络状水系，排水问题基本上解决。再加上地下水管和抽水机的使用，自然水流的交互流动更少，人们不再依靠自然水利生态的作用。随之而来的是圩田的消失，而支持江南水乡的传统水流和水乡特色也不复存在；[25]再就水系与近代城市的关系而言，在为数不多的成果中以吴俊范的研究最为突出，作者运用GIS技术分析了近代上海城市化进程中填浜筑路与当地水环境的变迁。[26]
以日本为主的海外中国水利史研究，往往运用共同体理论将水利与社会联系起来，而且已有学者将水利、农业与传统中国社会的整体视作一个由自然、人文两种生态整合而成的复合生态系统（compound ecosystem），但大多数成果的目光仍聚焦于明清等传统时期。[27]近代的研究笔者仅见森田明曾就清末上海的马家浜事件和浚浦局的设置与改组进行研究，分析了列强对水利的干涉和中方从国家到地方的因应。[28]
2．饮水与疾病史研究
虽然上述成果较多，以水利作为切入点也是环境史研究的重要手段，但将水利、环境与社会等各方面紧密结合的研究成果，直到近20年才伴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而开始兴起，超越了原有的研究范式。饮水及其密切相关的疾病史作为生态环境史中的“新史学”，方兴未艾。
学界对饮水问题研究主要体现在自然环境与饮用水源、城市化与自来水供给、流行病与水质等方面。从城市化、近代化的角度研究供水问题，可谓是城市史研究的热点内容之一。如程恺礼（Kerrie L．Macpherson）[29]、周武、彭善民等人对上海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在近代城市化冲击下城市自来水建立的过程，其焦点主要是自来水系统，而非当时居民的主要饮用水水源[30]；改良水质方面，对于近代“改水”（是指改良饮水卫生条件，使之获得安全的饮用水）活动，国外学者如Chieko Nakajima在其博士论文中专门讨论了上海的饮水安全问题，指出上海当局为了保障饮水安全，制定了相关法律法规，改善贫民饮水条件，同时进行大规模饮水消毒工作，不过，其着眼点依然是自来水供应及水质检验。[31]在上述成果的基础上，2010年梁志平以水质变迁为媒介，将人、环境、社会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以此切入环境史、城市史、疾病史、社会生活史。譬如从发生学来讲，疾病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水质问题，因此作者透过水质环境变迁与饮水改良对相关疾病问题做了进一步的研究。[32]
在流行疾病与水质的关系方面，曾以此获得“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的李玉尚的研究独树一帜。该博士论文从整体角度解读了疾病史视野中的江南，认为该地区是一个疾病丛生的区域，与独特的水环境息息相关。就农村而言，广泛施用的粪肥以及与水紧密联系的生活方式，提供了疾病生存和盛行的良好土壤。在城镇，环境卫生不良，饮水卫生更不容乐观，同样为疾病提供了生存条件；在考察生活用水与霍乱关系问题时，作者认为1820年霍乱传入江南之后，城市污染的市河遂成为一严重的疾病问题，而清末民国时期城市自来水尚未普及，仍有相当数量市民饮用与使用河水和井水，所以饮水不洁导致了较高的霍乱感染率。不过在一些水流速度较快、水质清洁的小市镇，感染率较低[33]；2011年他又撰文认为在青浦沿湖地区，随着河道、湖荡的严重淤塞，受到潮水的影响越来越小，终于在1931年长江大水之后，血吸虫病暴发，将原本繁庶之地几乎彻底摧毁。[34]
3．农业生产环境史研究
日本学者天野元之助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组织的江南农村社会调查，其中关于松江县华阳桥乡四个村的调查报告——《江苏省松江县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35]对耕作制度、施肥、栽培习惯和各样农具进行了细致的介绍。在大量第一手史料和对中国农村的认识基础上，天野元之助撰写了《中国农业史研究》一书。
20世纪50年代，南京农业大学农业遗产室的学者陈恒力、王达于深入嘉兴地区农村，通过对当地农业生产的实际调查，出版了《农书校释》与《补农书研究》，书中结合清初的《补农书》对当地农业技术的考察、总结与分析，是研究嘉湖地区农业经验十分重要的成果。此后的农业生产环境史研究即由上文提及的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为主导。
2005年王加华完成的博士论文以农事节律为纲，把近代江南农业生产程序与乡村生活节奏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内容包括节气与物候的相互影响并与农谚、老农共同组成一个以指导着农事活动顺利进行的体系。农民在面对自然灾害的破坏时采取补种、改种相关作物等措施体现出生态适应性。作者又从生态适应性的角度探讨环境、耕牛、人之间的关系，阐述了围绕着耕牛的饲育与役用问题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关系与社会过程。[36]此后王加华又撰文认为民国时期一年两作制在江南地区的普及率与19世纪中叶相比出现下降的情况，与太平天国战后江南地区肥料输入的减少及人口的大量损失有直接关系。[37]
最近几年，王建革及其学术团队在这方面的研究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如对1800—1960年间松江华阳桥乡水利、肥料与土壤之间的生态联系的研究，反映了近代江南农村传统农业生态的变化和乡村自循环生态关系的主要特征。尤其是1950—1960年期间，水、肥、土三个要素发生了巨大变化，包括水面整治、大积土杂肥、改变耕作制度，由此引起了土壤生态先向结构良性后向积水变坏的方向发展。水肥环境的转变也对乡村卫生甚至城市环境产生了影响；通过运用20世纪50年代的吴江和嘉湖地区的土壤调查档案，研究了明清时期形成于太湖地区东部的湖田的水环境和土壤条件，湖田形成了桑基稻田的农业生态系统[38]；该团队的研究还指出在经过50年代末期几次大规模的农田改造运动，尤其是80年代后长三角地区城镇化的迅速发展，在填浜筑路、乡村工业化大浪潮中，传统乡村的景观已经基本上被彻底改变。[39]
4．总体环境史的研究
冯贤亮2005年完成的《太湖平原的环境刻画与城乡变迁（1368—1912）》以水环境为主要内容，对这一时期江南环境史的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其中包含了环境变迁过程中的水利与社会问题，但内容多集中于明清时期。从学界总体情况来看，江南地区的生态环境史的研究时段也大致相同。[40]
对共和国时期生态环境变迁的研究，学术界主要从自然科学角度进行了探讨。如陈刚等《太湖流域生态系统结构分析及其演化研究》一书，将太湖生态系统视为一个通过内部自组织过程适应外界环境变化的复杂系统，认为太湖水环境的恶化是整个流域生态系统结构人工化和负荷输入无序化导致系统功能紊乱的结果。[41]王浩主编的《湖泊流域水环境污染治理的创新思路与关键对策研究》，从太湖流域的基本特性入手，以湖泊流域“自然—人工”二元水循环的水量水质过程为主线，对流域水污染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诊断。[42]黄贤金等《太湖水资源水环境研究》，则着重分析了太湖水资源系统的特征及其修复策略，太湖流域水环境演变及其机理等。[43]杨桂山、王德建探讨了太湖流域经济发展、水环境、水灾害之间的互相关系、影响机制。[44]也有学者从管理学视角研究了太湖流域污染治理问题，如孔祥智等的《太湖流域水环境污染治理对策研究》，认为以GDP为导向的发展策略和地方官员的晋升博弈是造成太湖水质日益恶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并从7个方面对流域点污染进行研究，分析了太湖流域风险与应急管理机制。[45]赵来军则探讨了太湖流域跨行政区水环境协同管理问题，提出了行政协调的模型。[46]
（三）太湖流域人口史研究
在人口发展史和人口演变方面的研究。1959年何炳棣出版的《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一书，无疑是一部具有开创性价值的重要学术著作。尽管该书并未运用人口统计分析，仅是一部制度史与经济史方面的著作，但“他对制度方面的结构和有关术语重新确定了含义，并重新研究了不同时期官方人口估计数的汇编过程”。他对太平天国战争给长江中下游人口影响的研究，为后来研究者奠定了基础。20世纪60年代后，尤其是80年代以来，王业键、王树槐、王育民等先后发表文章论述太平天国战争的人口损失问题，尤其是对苏南人口损失做了较为详细的论证。[47]但他们研究苏南人口的数据因不是真实的人口数，因此结论并不可靠。姜涛于1993年出版的《中国近代人口史》[48]，对人口统计制度进行认真的考订，尤其是提出了清代中后期江苏省两个布政使司存在两个不同的人口申报系统，这为清代人口史的研究做出了贡献，也为推算近代苏南人口起到重要的作用。迄今为止，对太湖流域太平天国时期人口损失研究最具权威的成果当属曹树基的《太平天国战争对苏南人口的影响》[49]及曹树基、李玉尚《太平天国战争对浙江人口的影响》[50]，他们仔细考证并推算了各府县的人口变迁数据，纠正了许多谬误。2001年出版的侯杨方所著《中国人口史》第六卷（1910—1953年），依据相关的人口普查登记和调查制度，对1910年至1953年间大量的中国人口数据进行分析和判别，并运用人口统计学方法，对该时期人口数量、年龄、性别、婚姻、家庭、生育、死亡、人口分布、迁移、职业、素质和生活水平，以及人口与经济、社会等方面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尽可能完整的研究，其中也涉及这一时期浙江、江苏人口的研究。这是一部具有重要学术影响、高质量的专著。[51]
此外，其他有关太湖流域各地人口演变的论著也有大量的发表。如邹依仁著《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52]、褚绍唐《上海建县以来的人口变迁》[53]、侯杨方《上海历史上的人口总量估计》[54]、谢玲丽主编《上海人口发展60年》[55]等分别对上海开埠以来不同时期的人口演变进行了阐述。陈惠仁等《苏南人口现代化问题》[56]、彭希哲和侯杨方《1370～1900年江南地区人口变动与社会变迁——以江阴范氏家庭为个案的研究》[57]、彭安玉《近代江苏人口探析》[58]、张丽《人口，土地和农业生产力水平：二十世纪初无锡农村地区人口压力的测量》[59]、张燕丽和张肖敏主编《改革开放30年江苏人口与发展》[60]等对江苏省近代以来的人口演变进行了分析。夏卫东著《民国时期浙江户政与人口调查》对民国时期各阶段的浙江人口调查与人口情况进行了系统的论述；浙江省人口普查办公室主编《迈入新世纪的浙江人口》（浙江人口研究报告）[61]则着重探讨了改革开放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前后浙江省的人口发展问题，他们的研究都不同程度地推动了这一领域的深入发展。
对近代以来人口流动与迁移的研究，学术界已取得不少成果。王天奖的《清同光时期客民的移垦》[62]、行龙的《论太平天国革命前后江南地区的人口变动及其影响》[63]，对太平天国战争前后江南的人口变动、战后清政府的移民招垦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究。曹树基的《中国移民史》第六卷[64]第十章全面论述了苏南、浙江和安徽的移民活动，对太平天国人口损失及战后移民数量做了量化分析，把这一问题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葛庆华的《近代苏浙皖交界地区人口迁移研究》[65]探讨了太平天国战争引发的三省交界地区的人口迁移运动及其影响，涉及迁移过程、迁移人口的空间分布、移民数量、入籍及其发展以及移民背景下的文化景观、人口迁移对当地社会的影响等方面。
20世纪20年代，中国近代史上农民离村现象愈益增多，至30年代达到高潮。对这一重要社会现象，刘芳的《20世纪20～30年代江苏农民离村原因探析》[66]一文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认为江苏农民离村的主要动因是人地矛盾的加剧、自然经济的解体、灾荒的直接推力以及城乡收益位差的驱动等。刘大武的硕士论文《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江苏农民离村研究》[67]也对离村的状况、原因和效应做了分析，对近代地主的人口流动、活动空间及其影响做了初步探讨。稻田清一的《清末江南一乡居地主的生活空间的范围与结构》[68]一文揭示了清末吴江县的一个乡居地主柳兆薰在市镇与乡村之间频繁游走的事实。此文为日本史学界的明清江南城乡关系史研究传统增添了新的视角。洪璞则在上述论文的基础上，对清末至民国江南地主日常活动的空间范围做了后续研究。她对比了乡居、镇居和城居地主在日常生活中截然不同的社会交往圈和空间活动范围，从中归纳出地主由乡居到镇居再到城居的“单线”离乡过程。其研究认为清末开始的地主由乡村向城镇的迁移是一个较为普遍的历史现象，居住环境的改变对地主日常生活的影响不仅反映在社会活动的内容和交往关系上，而且反映在社会活动的空间范围上。这两方面的影响表现在江南离乡地主身上的结果便是个性束缚的减弱和个人能力的增加。[69]
抗日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战时太湖流域发生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张根福的《抗战时期浙江省人口迁移与地域分布》[70]、《抗战时期浙江省人口迁移与社会影响》[71]等对战时浙江省的人口迁移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的考察，对迁移的背景、原因，迁移的过程、数量与分布，迁移的特征，迁移对社会诸方面的影响等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其《抗战时期的人口迁移——兼论对西部开发的影响》[72]则对战时上海、江苏的人口迁移也有涉猎。此外，涉及该流域战时人口迁移的重要著述还有《苦难的人流——抗战时期的难民》[73]、程朝云《抗战初期的难民内迁》[74]、夏明方《抗战时期中国的灾荒与人口迁移》[75]、孙常敏和胡苏云《抗日战争期间上海的人口与社会变迁》[76]等。
针对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人口流迁，学术界发表了大量成果。1990年人口普查首次将人口迁移的项目列入其中，使众多学者获得第一手资料，量化分析逐趋活跃。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对新中国成立后太湖流域人口流迁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人口迁移的数量研究，如张开敏等《解放后的上海人口迁移》[77]、王桂新和沈续雷《上海市人口迁移与人口再分布研究》[78]、单干银《江苏省际人口迁移探讨》[79]、郑生勇《杭州历史上的人口迁移》[80]等；二是空间与模式变化研究，如高向东等《上海市人口结构空间分布的模型分析》[81]、沈建法和王桂新《90年代上海中心城人口分布及其变动趋势的模型研究》[82]、李健和宁越敏《1990年代以来上海人口空间变动与城市空间结构重构》[83]、郑明媚等《GIS支持的县域人口迁移空间模型研究——以浙江省临安市为例》[84]等；三是影响人口流迁的因子分析，如徐玮和宁越敏《20世纪90年代上海市流动人口的动力机制新探》[85]、詹永富《上海市流动人口增长原因综合分析》[86]、范丽娟《浙江省流动人口空间结构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87]等。此外，学者还就人口流迁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江南城市化研究是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历史时期江南城镇化水平的研究，由于资料的限制而不得不采取种种变通的方法进行估算。徐新吾估计1860年松江府的非农业人口约15%，它是除苏州、杭州、南京三大城市外的江南地区的城镇化水平，而其估计三大城市的人口占1850年江南人口的7%左右，故整个江南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应该在20%左右。李伯重在关于华亭、娄县地区的研究中，其进一步指出以往研究均低估了江南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在其关注的华娄地区，在19世纪初的城镇化水平曾达到40%，而后自19世纪中期开始有所下降，至20世纪中期，该地区的城镇化水平也有20%。[88]
晚清民国时期，该问题的关注者并不多，然而近代以来，涉及广泛的各种社会调查资料纷纷涌现，其中存在部分可资利用于江南城镇化水平研究的数据。如陈晓燕利用民国的调查资料，把江南地区分为中心地带的嘉兴型和边缘地带的鄞县型，这两个类型的地区在20世纪30年代的城镇化水平分别为24．4%和7．8%，平均下来，整个江南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大概15%左右[89]；游欢孙在关于吴江县的研究中，利用藏于苏州市和吴江区档案馆的民国吴江县改划乡镇区域调查资料及1953年人口普查时吴江县的集镇户口统计资料，认为吴江县1934年的城镇化水平为16．5%，1953年为15．69%[90]；而其在以吴兴县为例的关于近代江南市镇人口的研究中，认为20世纪50年代初期，清代湖州、嘉兴、苏州三府区域内的城镇化水平分别为11．2%、14．3%、24．2%，并认为这个城镇化水平是明中叶以来江南蚕桑区历经明清鼎革、太平天国战争与抗日战争后的一个最终发展结果。[91]
共和国时期江南城市化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后有了很大的进展，研究视角也不断拓宽。白先春《江苏城市人口增长方式的实证研究》，以江苏省40个城市为研究对象，通过回归分析方法，绘制人口洛伦兹曲线实证研究了江苏省城市人口增长的方式。[92]朱东风《江苏小城镇人口发展的时空分异》，分析了2000年至2008年间江苏13个省辖市小城镇人口的时空变化，在此基础上探讨并建立了小城镇人口集聚的影响机制模型。[93]张善余《上海大都市圈的构建及其人口特征分析》，论证了上海大都市圈的构建将强有力地促进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发展及区域整合。[94]尹文耀《浙江省人口城市化的现状、未来与对策》，针对浙江城市化“水平滞后、规模偏小”情况，提出了尊重城市化的客观规律，消除城市化政策制度障碍，实行集中的与集约的城市化战略的对策。[95]孙常敏探讨了上海人口集聚与城市空间重构问题。[96]周心琴则对城市化进行中乡村景观问题进行了研究。[97]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江南社会经济史方面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对清代以来太湖流域的水利史、饮水与疾病史、农业生产环境史进行了初步探讨；对近现代的静态和动态人口进行了分区域研究；对近30年太湖流域社会经济发展对水环境的影响、自然环境演变与人类活动耦合关系等进行初步探索。这些成果将人口史、生态环境史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也为以后的研究打下了基础。然而，有些方面的研究有待进一步的深化，如战争与近现代人口变迁、交通对人口流动及生态环境的影响、城市化与城市空间的重构、人口与生态环境互动、近代生活环境与卫生状况、水利与流域社会、水域环境改造与生态社会效应、水环境变迁与政府响应等。因此，本课题在广泛搜集海内外各类常见的史料文献的基础上，尽可能地挖掘利用区域内各地的档案、统计数据等内部资料，并借鉴当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前沿理论和研究成果，试图对这些问题做一探索。为使研究具有一定的深度，本课题以专题的形式展开探讨，而不刻意追求专著的系统性或专题间的逻辑关联。
本课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理论意义主要有：一是能够解决人口史、近代史、生态环境史研究的一些空缺与难点问题，从而推动相关研究向纵深领域拓展；二是能够加强不同学科，特别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整合；三是可以为区域性的相关研究提供方法论借鉴；四是能促进人口史、生态环境史、社会史等学科建设的发展。近年来，随着太湖流域经济的高速发展，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人口、资源、环境等问题也相伴出现，严重威胁到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加强对近代以来太湖流域人口、生态环境变迁及其影响的研究，对当前太湖流域经济文化建设、社会发展及污染的治理都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二、研究主旨与主要内容
本课题旨在搜集和占有大量第一手史料（包括原始史料及田野考察成果等）的基础上，吸收学术界的相关成果，以专题形式对近代以来太湖流域人口与生态环境的变迁及其社会影响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考察，以揭示人口、资源、环境、社会变迁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协调运行机理，从而弥补人口史、生态环境史研究的一些空缺。课题除绪论、结语外共分九章进行论述。
第一章，太湖流域的自然与社会环境。本章主要阐述太湖流域的地形与水系、气候与水文及经济与社会。太湖流域的地形特征为周边高、中间低，呈碟状。其西部属天目山山区及茅山山区的一部分，中间为平原河网和以太湖为中心的洼地及湖泊，北、东、南周边受长江和杭州湾泥沙堆积影响，地势高亢，形成碟边。太湖水系极为复杂，上游主要有苕溪水系、荆溪（今称南溪）水系和洮滆水系等；下游有长江北排水系、黄浦江水系和杭州湾南排水系。流域湖泊众多，以太湖为中心，形成西部洮隔湖群、南部嘉西湖群、东部淀泖湖群和北部阳澄湖群。流域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明清时期流域即是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人口密度居全国首位。进入近代以后，随着农业商品化、农村手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成为中国近代工业的中心之一。但由于频繁的战乱，如太平天国、军阀混战、日本军事入侵、国共内战等，给流域的社会经济以极大的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流域工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初步走出了一条城乡工业并举、协调发展的地区工业化道路。但由于一度受左倾思想的影响，尤其“文革”的破坏，流域经济受到严重挫折。1978年改革开放后，太湖流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经济水平在全国明显处于领先地位。
第二章，人口演变与动因分析。本章主要是对近代人口演变的几个关节点，如太平天国运动的人口损失、近代上海的崛起、抗日战争时期的人口变迁、共和国时期的人口城市化做进一步的论述。（1）太平天国战争使中国最富庶、人口最稠密的太湖流域遭受重创，经济凋敝、市镇衰败、人口锐减、人口损失数达1 700余万。但这场战争也客观上缓解了流域超负荷的人口压力，使人地矛盾得到缓和。（2）近代上海的崛起，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政治格局和经济社会发展。其崛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战争和经济快速发展推动下的人口汇聚则是其基本动力。近代上海人口的汇聚，启动了其城市近代化的进程，对上海的经济和政治、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3）抗日战争对太湖流域的人口也产生重要的影响。上海租界成为人口迁入的重要目标，至1942年年初，上海人口达390余万，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逐步减少，1945年减至337万。苏南和杭嘉湖地区受战争影响战后人口比战前分别减少了62万和68万。（4）共和国时期太湖流域城市化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后的头30年进展缓慢，主要受经济发展水平、僵化的人口迁移机制、各种政策失误和政治运动的制约；改革开放后，随着流域经济快速发展，人口管理制度的调整，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
第三章，近代客民垦殖与环境变化。明清时期太湖流域乡村地区的人口重压和外来客民的加入，使浙西杭嘉湖地区在生态环境的维持上出现了许多的困难。其间的丘陵山地与平原相间的地区，是太湖上游的重要水源地，生态环境在明清以前基本能够得到平衡。由于人口的重压、太平天国战争的影响以及新经济形态的出现等原因，当地外来客民人数到清代骤然膨胀，并形成不同的派别，在地区上也存在以籍贯为标志的分布。他们带来的新型经济和粮食作物，一方面缓解了乡村民众的生存紧张问题，经济上出现了暂时的收益，另一方面，其垦殖活动不同程度地损害了原有山土植被，使溪流淤阻，直接导致了乡村水利事业的崩废，自然灾害更为频繁。同时，因于各种原因的聚积，土客之间出现了大规模的冲突，在近代表现尤其显著。本章主要从客民的到来、土客的冲突、环境的恶化三大方面展开细致的讨论。
第四章，近代交通与人口流动——以铁路运输为中心。主要以铁路为例阐述近代交通对人口流动和城市化进程的影响。甲午战后，随着太湖流域近代交通尤其是铁路的兴起，区域内部及周边地区向区域内的人口流动规模迅速扩大，使得该地区成为当时中国人口流动利用铁路最广泛的区域。人口流动推动了交通行业内部的竞争与兴衰，轮船客运的历年总量和年均量虽明显低于铁路，但并未因此衰落。公路的出现和发展则导致区域内运输格局的重新洗牌，但在长距离运输上仍不敌铁路。近代交通尤其铁路运输对节省人口流动的出行时间，扩大流动的空间范围，增加出行成本，提高旅行安全与舒适度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对太湖流域特别是北翼沪宁铁路沿线的城市化进程助力较大。
第五章，城镇演化与地域环境。高度水网化的自然背景，与城镇空间格局与民生习尚的奠定有着必然的联系。长期依赖水路交通的城镇生活，在近世新式交通如铁路与公路系统的兴建后，依然保持着传统时代的常轨，进入20世纪的最初30年间，并未出现太大的变化。同样地，除了上海新城区之外，太湖平原的城镇空间形态与布局直到民国时期，也变化不大。两次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使太湖平原地区普遍遭受到重创。最直观的，就是大量城镇的衰败景象与荒凉感。这种景观与记忆的保留，也延续到了20世纪的30年代。从而与1840年前的平原城镇之繁荣景象，产生了明显的断裂。1843年上海等地开埠后，租界的增辟，新式马路、街灯、自来水等在城市中的出现，仿佛将中国人的生活带入了现代化。因此产生的所谓“近代化”的理论推导，开始普及于对于近世中国历史转型的解读。但其历史的依据，大多仅限于开埠后沿江滨海重要城市中的局部，尤其租界地区，显然与太湖流域广泛城乡的实际生活并不符合。
第六章，生活环境与卫生状况。太湖流域是一个独立的地文系统，自唐宋以来的经济开发和商业化发展，使这里的民生显得异样繁荣。地方史料中的绝大多数，谈论的都是这里的高额赋税负担和内部经济生活的多样化及地区差异，对于民众生活的环境与卫生问题，直接性的详细记载极少。所以除了本土历史文献的部分记录外，主要来自身份各异的西洋人与东洋人的笔记。到清代中后期，他们愈来愈多地进入太湖平原地区，从事旅游、考察等活动，并留下了大量的旅华日记或游记。其中有不少细致的记述，为重新探讨彼时城镇的生活环境及其他内容，提供了比照的依据。在他们的笔下，城镇的河流环境、建筑居住、城镇街道景观和饮食卫生等方面，负面性的评述占据了大多数。这当中固然有太平天国战乱后的影响内容，也有中国人的许多常态生活习惯，更带有外国人的猎奇与鄙薄的眼光，但是在总体上都可反映出中国人长期并不真正重视的环境问题及相对淡漠的卫生观念。
第七章，近代铁路建设对水利的影响。本章以沪杭甬铁路屠家村港、北姚泾“拆坝建桥”事件为中心。在清末沪杭甬铁路的建设过程中，施工方为节省建桥费用而堵塞了松江境内的屠家村港，并直接在原河道上建造路基。1921年江浙地区发生了严重水灾，地方官绅将矛头指向沪杭甬铁路，认为铁路阻碍水流，要求铁路局“拆坝筑桥”，恢复原有河道，同时改建松江北姚泾桥和嘉兴境内枫泾至硖石段的多座桥梁涵洞。双方为此在北京政府交通部、上海沪杭甬铁路管理局以及浙江省长公署等部门间展开了两年多时间的交涉，最终基本实现了改建目标。这一事件强化了要求重视铁路与水利关系的地方表达，在此后的铁路设计和施工过程中，铁路部门的因应态度和措施日趋积极，双方的互动也进入佳境。在综合相关文献资料和研究论著的基础上，通过铁路工程技术方法的分析，可以发现近代铁路建设并不足以成为导致太湖流域水患的关键性因素。但铁路作为开凿大运河后最大规模的人造工程，改变了明清以来形成的水文环境，一定程度上加重了洪涝灾害，因此对水利的影响并非铁路部门所表示的那样无足轻重。此外，这一事件也反映出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力量的困厄与分散。
第八章，圩区建设与生态、社会效应。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太湖流域各级政府和民众为抵御洪涝灾害，在农田水利建设过程中进行了联圩并圩，至70年代中后期，联圩工程由低洼地区向半高田地区全面推开。不同于80年代后的标准化圩区建设，这一时期的联圩并圩具有粗放性的特点，对生态和社会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积极方面看，联圩内抵制洪水的能力有所增强、农作物产量明显提高；从消极方面看，太湖流域水系蓄泄能力总体下降、水域生态环境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部分联圩因施工质量低下和其他原因存在安全隐患，圩区建设也引起了各种水利纠纷与矛盾。本章对联圩并圩的过程及其社会生态效应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分析，尤其对吴江县联圩引起的省际水利纠纷进行了详细的解读。
第九章，水环境变迁与政府应对。20世纪50年代以前，太湖流域水质除苏州河外，污染较少；60—70年代，上海黄浦江水质逐步恶化，甚至出现黑臭，大运河各段水质相继污染，太湖水质受轻微污染；到80年代中期，太湖流域污染加重，大运河出现黑臭，地下水受污染，太湖水域污染加重；到90年代后，运河河道90%为V类水或劣于V类水，太湖出现富营养化。太湖流域水环境变迁的主要驱动因素是土地利用格局的变化、网围养鱼、农业面源污染、乡镇企业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水环境的变迁引起了政府的积极响应，治污、节水、引水、清淤、生态修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等综合措施取得一定的成效。工业源污染物的排放量得到一定的控制，“引江济太”工程效果明显，生态修复也取得进展，部分河湖的水质有所改善。但同时必须看到，太湖流域总体水质并未得到根本好转，水环境恶化趋势仍然存在。
三、研究范围与研究方法
1．研究的时空范围
本课题研究的空间范围是太湖流域，也即“长江以南，钱塘江以北，天目山、茅山流域分水岭以东的区域”[98]，流域总面积36 895km2。其中在江苏省面积19 399km2，占52．6%；在浙江省面积12 093km2，占32．8%；在上海市面积为5 178km2，占14%；在安徽省面积为225km2，占0．6%。[99]其行政区划分属江苏、浙江、安徽和上海三省一市，包括江苏省的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四市，浙江的嘉兴、湖州二市及杭州市的一部分（市区、余杭、临安），安徽宣城地区的少部分及上海市的大陆部分（不含崇明、长兴、横沙三岛）（见图1）。
图1 太湖流域图
本课题研究的时间范围是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至2005年约150年的历史，在具体论述过程中，一些背景性问题上限会追溯到明清时期，下限因考虑到立限后搜集资料的实际情况也会相应延长几年。
2．主要研究方法
本课题以专题形式展开研究，研究方法主要有：一是多学科即历史学、人口学、生态学等相结合的方法；二是文献资料与非文献资料（如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方法；三是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等。
【注释】
[1]费孝通：《江村农民生活及其变迁》序言，敦煌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2]第一，多数止步于1840年前，延伸至晚清不多，更少“入侵”到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第二，多数偏好于小太湖流域，江南成了只有“中心”而无层级、边缘推衍演变的“孤岛”，研究的整体意义大为减弱；第三，主要以开发方志、笔记（附以少数文集）见长，以全“江南”、大时段的综合居多，各种专题分解不全（集中于城镇、经贸），较小单位（一县、一乡，一村）个案考察与区域内比较研究也相对薄弱，且没有形成扩散性效应。参见王家范：《明清江南研究的期待与检讨》，《学术月刊》2006年第6期。
[3]范金民：《江南市镇史研究的走向》，《史学月刊》2004年第8期。
[4]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2年版。
[5]段本洛、单强：《近代江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6]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
[7]Bernhardt Kathryn，Rents，Taxes，and Peasant Resistance：The Lower Yangzi Region，1840－1950，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中译本为白凯：《长江下游地区的地租、赋税与农民的反抗斗争（1840—1950）》，林枫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
[8]包伟民主编：《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
[9]Lynda．Bell，One Industry，Two Chinas：Silk Filatures and Peasant Family Production in Wuxi County，1865－1937，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10]马俊亚：《混合与发展：江南地区传统社会经济的现代演变（1900—19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11]张丽：《非平衡化与不平衡——从无锡近代农村经济发展看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转型（1840—1949）》，中华书局2010年版。
[12]吴滔：《清代江南市镇与农村关系的空间透视——以苏州地区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13]莫宏伟：《苏南土地改革研究》，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4]张一平：《地权变动与社会重构：苏南土地改革研究（1949—1952）》，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5]王玉贵、娄胜华：《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研究：以苏南地区为中心的考察》，群言出版社2006年版。
[16]宗菊如、周解清主编：《中国太湖史》，中华书局1999年版。
[17]黄胜平：《中国太湖学术史》，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
[18]中国水利学会水利史研究会、江苏省水利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太湖水利史论文集》，1986年印行。
[19]郑肇经主编：《太湖水利技术史》，农业出版社1987年版。
[20]太湖水利史稿编写组编：《太湖水利史稿》，河海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21]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主编：《太湖地区农业史稿》，农业出版社1990年版。
[22]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太湖农业组编：《太湖地区农业史论文集》，1985年印行。
[23]王建革：《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9—20世纪）》，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8页。
[24]相关回顾参见孙景超：《技术、环境与社会——宋以降太湖流域水利史的新探索》，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第4—5页。
[25]王建革：《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9—20世纪）》，第10—11页。
[26]吴俊范：《从水乡到都市：近代上海城市道路系统演变与环境（1843—1949）》，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
[27]参见长濑守：《宋元水利史研究》，国书刊行会1983年版；［日］森田明：《中国水利史研究的近况及新动向》，孙登洲、张俊峰译，《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晏雪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水利史研究综述》，《农业考古》2009年第1期。
[28]［日］森田明：《清代水利社会史研究》第6、7章，郑樑生译，台北“国立”编译馆1996年版；《清代水利与区域社会》第8章，雷国山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版。
[29]Kerrie L．Macpherson，A Wilderness of Marshes：The Origins of Public Health in Shanghai：1843－1893，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其中相关饮水内容可参阅程恺礼：《19世纪上海城市基础设施的发展》，《上海研究论丛》第9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
[30]周武：《晚清上海市政演进与新旧冲突——以城市照明系统和供水网络为中心的分析》，张仲礼等主编：《中国近代城市发展与社会经济》，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彭善民：《公共卫生与上海都市文明（1898—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31]Chieko Nakajima，Health，Medicine and Nation in Shanghai，ca．1900－1945．Ph．D dissertation of University of Michigan，2004．
[32]梁志平：《太湖流域水质环境变迁与饮水改良：从改水运动入手的回溯式研究》，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2010年博士学位论文。
[33]李玉尚：《环境与人：江南传染病史研究（1820—1953）》，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
[34]李玉尚：《感潮区变化与青浦沿湖地区的血吸虫病——以任屯为中心》，《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35]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上海事务所调查室编：《江苏省松江县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1941年印行。
[36]王加华：《近代江南地区的农事节律与乡村生活周期》，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
[37]王加华：《民国时期一年两作制江南地区普及问题考》，《中国农史》2009年第2期。
[38]参见王建革：《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9—20世纪）》；《太湖东部的湖田生态（15—20世纪）》，《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39]周晴：《河网、湿地与蚕桑：嘉湖平原生态史研究（9—17世纪）》，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6页。
[40]冯贤亮：《太湖平原的环境刻画与城乡变迁（1368—1912）》，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41]陈刚等：《太湖流域生态系统结构分析及其演化研究》，地质出版社2008年版。
[42]王浩主编：《湖泊流域水环境污染治理的创新思路与关键对策研究》，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43]黄贤金等：《太湖水资源水环境研究》，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44]杨桂山、王德建编著：《太湖流域经济发展、水环境、水灾害》，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45]孔祥智等：《太湖流域水环境污染治理对策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46]赵来军，《我国湖泊流域跨行政区水环境协同管理研究：以太湖流域为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47]王业键：《太平天国叛乱对苏南人口的影响》，Paper on China，Vol．19（1965），Appendix，Tableb；王树槐：《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江苏省（1860～1916）》，台北近代史研究所专刊第48号；王育民：《太平天国时期“人口损耗逾亿说”辩证》，《学术月刊》1993年第6期。
[48]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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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53]褚绍唐：《上海建县以来的人口变迁》，《学术月刊》1985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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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谢玲丽主编：《上海人口发展6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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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浙江省人口普查办公室主编：《迈入新世纪的浙江人口》，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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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白先春：《江苏城市人口增长方式的实证研究》，《人口与经济》2006年第2期。
[93]朱东风：《江苏小城镇人口发展的时空分异》，《城市规划》2009年第12期。
[94]张善余：《上海大都市圈的构建及其人口特征分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95]尹文耀：《浙江省人口城市化的现状、未来与对策》，《中国人口科学》1998年第4期。
[96]孙常敏：《上海人口集聚与城市空间的重构》，《社会科学》，1999年第8期。
[97]周心琴：《城市化进程中乡村景观变迁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
[98]《太湖流域管理条例》，2011年9月7日国务院令第604号公布。
[99]赵来军：《我国湖泊流域跨行政区水环境协同管理研究——以太湖流域为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