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景观感受
环境卫生的内容，涉及城镇乡村的整体面貌、河流街道与民众的卫生习惯等许多方面，也有必要从清末的考察开始，以便比照。
当进入清末民初，火车成为江南交通的一大方式后，很多人（包括外国人）来杭州、苏州等城市，便没有了此前惯常坐船循行水路的乡村细致观察。像1917年第二次来江南的德富苏峰，在火车上看到的沿途乡村景象，是所谓黄树青林、田地池塘、牛背上打盹的牧童，感觉“宛如画境”，甚至说“这种景象在日本很难想象得到”[31]。
郁达夫就是这样，站在三等车厢的火车中，摇摇晃晃地从上海到了苏州。阊门外的繁华之景，郁达夫并未见到，但就其看到的葑门一隅，他就觉得，与现代化的上海城相比，“苏州城，竟还是一个浪漫的古都”，“街上的石块，和人家的建筑，处处的环桥河水和狭小的街衢，没有一件不在那里夸示过去的中国民族的悠悠的态度”。就是因为不够现代化，郁达夫认为，苏州就很带有些“颓废美”。[32]1935年到苏州东吴大学求学的周邵，也觉得葑门远不及阊门、金门繁盛，甚至有些“冷落”：“一眼望去，全是农田茅舍，到处河流溪泊，只有在城门跟前有几家野店，大都是卖小杂货的，一旁放着一二张方桌，卖茶也卖酒。”[33]
周作人第一次坐汽车到苏州木渎镇，“特别感觉有趣味”。他这样写道：“在木渎下了汽车，走过两条街往石家饭店去时，看见那里的小河，小船，石桥，两岸枕河的人家，觉得和绍兴一样，这是江南的寻常景色，在我江东的人看了也同样的亲近，恍如身在故乡了。”[34]
1932年，韩国人金九因在上海刺杀侵华日军头目，被迫逃到嘉兴避难，转危为安。在其回忆中，嘉兴地方的风光也很不错：
嘉兴没有山，但湖与运河像鱿鱼须似地四通八达，因此连七八岁的小孩子都会撑船。由于土地非常肥沃，所以物产丰富，人心淳厚，与上海迥然不同。[35]
同时，中国农民的异常勤劳和忍耐力，是外国人来到中国所能得到的普遍认识。中国民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几乎整天都在田间劳动”。[36]他们的生活环境与卫生健康状况一直处在令人难堪的窘境，其坚强的生命力却让外国人十分感佩。
与中国北方相比，江南的城乡地区在脏、乱、臭的程度上要好很多[37]，但仍不容乐观。同时，太平天国战争对江南城镇的影响，比较深远，很多城镇的荒凉之态一直让人感觉深刻。到光绪三年（1877年），来长江三角洲的一名外国记者还说，“太平天国起义造成的破坏尚未恢复，战争留下的痕迹仍四处可见”。[38]而同治年间出现的义冢兴复高潮时期，不少城乡墓地是留给战争死难者的。[39]日本海军情报人员曾根俊虎在太湖地区乡间经常看到的墓地，有不少当属此类。例如，嘉善县北境“三白荡”地方农田中大量的坟墓[40]，“其数之多，不知有几千万”[41]；嘉兴城北乡村中河道的两边，也都是纵横的坟墓。②1931年骆憬甫看到的浙西昌化县城，仍一片荒凉景象，他说“太平军之后已七十多年，元气还没恢复”。[42]
一般而言，江南城镇之中的道路，相对乡下要好，砖石地面较多，不过有些砖石街道较泥面更为不堪。像在镇江城中的街道，基本是石头铺制的，但被运水时洒落的水和小便弄得湿漉漉的，味道既不好闻，走路更会打滑。[43]1930年来中国的外国人仍说：“城市中的小路上还冒着浓浓的粪臭味，要是下雨，就和走在肥料桶里没什么区别。”[44]这些对外国人的感觉是具有震撼性的。早在19世纪70年代前期，来到中国的俄裔英国人马克戈万就说：“没到过中国的人，无论如何也不会想象出那里城市的街道该有多么狭窄。”他还强调说：“狭窄的街道、千篇一律的平房、坑坑洼洼的路面、令人作呕的气味及破烂拥挤的人群，这一切就是当今中国的真实写照。”[45]这与中国卫生工作者的感受，完全相同：“中国街道甚污，空气亦恶。”[46]其中似乎都能看到“中国人特有的不在乎、不周到和乱扔东西的习性”[47]。后来在20世纪初，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罗斯来中国看到的景象，依然如此。[48]
以湖州为例，据罗家庆的《湖城野志》记载，湖州城的街道狭窄，“只要用一条铺板，就可以从这边楼窗搭到那边楼窗”，以致夜晚有不安分的伙计，为了赌钱、偷情，往往借为空中往来的捷径，但常有被打更人吆喝而坠楼的事故。[49]
在颛桥镇上，街道十分狭窄，根本容不下七八人相并往来：“尤其是挑着担子的，须要打紧全副精力，提高着嗓子喝道：‘让开’……假若不留神的话，便撞到你身子上来，那你也只好没话苦楚。”[50]
再如在崇德县，据统计，下辖的主要市镇中的街道宽度，一般在1．8—3．0米，其狭窄情形可以想见。详参表6－1。
表6－1 20世纪40年代后期崇德县有关市镇街市宽度统计
资料来源：包伟民主编：《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104页。
在郁达夫的记忆中，上海火车北站附近的贫民窟，与坟墓似的江北人的船室，污泥的水潴，晒在坍败的晒台上的女人小衣、秽布，劳动者破烂的衣衫等，都是中国人生疾苦的写照。[51]
政治中心城市南京，本为繁盛都市，自经太平天国之乱，破坏大半，民国以来，屡遭兵燹，气象日趋衰落。自国府定都后，修道路、筑官署，气象一新，人口由40万而增至100余万，被人认为是由老年都市回春而为幼年之都市。可是在城内著名的秦淮河，本是六朝烟月之区、南朝金粉荟萃之地，“今则污秽不堪，过此令人掩鼻”。[52]
芥川龙之介描述过他到杭州的灰暗感觉。从杭州火车站下来，即遵照前来接待的新新旅馆“揽客员”的要求，坐上了车站前的人力车：“车夫刚刚抬起车棒，便立即飞快地奔进了一条狭窄的小巷。路上几乎一片漆黑。石块辅就的路面忽高忽低，坑坑洼洼。”[53]这样的感觉实在不太美妙。
在著名的苏州枫桥镇，太平天国战乱之后曾有一番恢复。枫桥就架在拥挤的房屋间，两侧是公共厕所。亲历当地的内藤湖南揶揄道，即使泊船于桥下、写《枫桥夜泊》的诗人张继，肯定会“在熏人的臭气中彻夜难眠”；而那些残破的桥身、龌龊的庵寺、尘埃臭秽中的墙碑，似乎可以作为“中国衰败气象的一个征兆”。[54]芥川龙之介也说：寒山寺的所在地，是一个名叫枫桥镇的中国乡镇，“这个乡镇是个毫无特色、肮脏之极的小镇”。同时他特别指出，在城区不大的苏州城内，不消说小街，就是所谓的大街也很狭窄；街道两旁都挂满了招牌，这样的景致“叫人难堪”；在这样窄小拥挤的街道，骑着驴子在石板路上奔驰，“真是非同寻常的冒险”。[55]所以苏州城内一般的街道，大多只能通行轿子和人力车，马车与汽车均无法通行。[56]
朱生豪（1912—1944年）曾比较过苏州与常熟的大环境：“对于常熟的约略的概念，是和苏州相去不远，有闲生活和龌龊的小弄崎岖的街道，都是我所不能惬意之点。但两地山水秀丽，吃食好，人物美慧……”[57]这是朱生豪给他的常熟籍女友宋清如的信，在批评城市环境不良的同时，也不忘说些正面性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