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居住状况
江南经济发达，生活上总体显得优越。如果粗略地泛览江南地区，那种文人笔下优游的生活画面十分怡人。芥川龙之介从上海往杭州的火车游览中，很有这样的感受。他说：
火车已过嘉兴。偶尔向车窗外望去，只是临水的一家家民居之间，架着一座高高拱起的石桥，两岸的粉墙，似乎在水中留下了清晰的倒影。此外，尚有两三只南派中国画中时而可见的船只系在水边。当我透过新芽初露的柳枝看到上述景色的时候，我才觉得看到了典型的中国风景。[1]
内藤湖南在中国游历后曾有一番比较：“我经过的城市，房屋的构造，重厚高大以杭州为最，汉口次之。苏州和南京相似，稍微单薄一些。”总的来说，“江南的房子多用木材，不像北方的多用泥土。而穷人家的竹椽茅屋，也和我国的类似”[2]。内藤特别提及了其间的城乡差别。这种差别其实一直很难消弭。
民国时期的学者李长傅曾指出：居民的住宅，除城市外，江苏省的西南丘陵及江南，都瓦屋、砖墙、瓦脊，茅屋仅贫苦之客民有之，因材料易取之故也；其构造以西南山地为精率，江南之瓦屋，墙壁多涂以白垩，颇整饬可观。[3]
在人口较多的苏州城，还有一些空旷的闲地。1929年的时候，杨绛的三姑母，已经在苏州盘门城河边买了一小块地，找匠人盖了几间屋。[4]这似乎可以表明，彼时的苏州城，仍不像人们头脑中熙来攘往的局促景象。
上海市的纺织工人，生活境遇不佳，大多数居住在城内的“工房”或草棚里。“工房”有的是二层楼房，有的为平房。其式样与上海普通的弄堂房子差不多，不过没有石库门，也没有天井，几十家公用一个自来水龙头，并且大部分没有安装电灯。[5]具体来说，在沪西小沙渡西边的石灰窑地方，是草棚最多的所在地，棚户约有五千多家，居民约万人，全是黄包车夫、苦力、小贩、纺织工人。另外在延平路的一块空地上和苏州河南岸的空地上，建有许多草棚。这些草棚都是工人自己出钱搭建。棚户区域里根本没有自来水和电灯，一般住户都是用苏州河里污浊的水，淘米、洗衣、剧马桶。吃的水从苏州河里挑来，用矾打一打。[6]
除了苏州、杭州、上海等这样的名城，江南普通城市的景况就更一般了。
在较为偏僻的山城昌化县，城市景观就显得有些糟糕。1931年时，人们看到的景象仍是荒凉得很：合城只有两百家，街道两旁都是废墟；县政府、教育局都是借的民房，很不像样；城中旅馆“简陋得更是厉害”[7]。
而一般城里人的生活，在西方人看来并不舒服，更谈不上奢侈。房间里总是暗暗的，地面是由泥土、砖块铺就，屋顶以瓦或茅草铺盖；即使是富裕人家，家中也往往不够整洁，佣人们对室内的灰尘、蜘蛛网、破损的用具好像都视而不见，主人也没感觉到什么不舒适。[8]对这个采光问题，丰子恺曾有一个有趣的记述。他说，即使在客厅，幽暗的环境仍使大家看不大清杯中的茶，主人倒茶往往因此溢出来而洒得到处都是。[9]采光较差、通风不良，是城乡居民家中的普遍情形。[10]譬如到20世纪20年代，江南超级大镇南浔的居民住房，大多矮小、湫隘，采光很差，室内一切都较灰暗。[11]再如海宁的长安镇，居民住房大多简陋陈旧，并不讲究通风采光。[12]倒是一些乡下人家，会在屋面开一个小方洞，装一块玻璃，叫作“天窗”[13]，多少可补些采光或通风条件上的不足。
贫困人家的住房，一般只用剖开的竹片纵横交错编起来，中间挟进蒿草之类，两侧再涂上泥巴。有的泥墙的内侧还加有木板，主要为了防盗贼。[14]例如，嘉定安亭镇的住房，都是凿坯为门、编茅盖屋。[15]这完全就像农村的住房。纳富介次郎在《上海杂记》中写道：“上海的西面都是农村，房屋非常矮小，房顶是用茅草、麦秆、稻草作的，墙是用竹子编的，而且不糊泥。”[16]这当然是中国乡民家居的一般状况。在民国年间有关上海北部沈家行市的房屋调查中，发现居民的房屋建材已多用砖瓦及泥，板木房不多见；唯一的一条集市大街两旁的房屋，鲫鱼似地相连，入门都极低小[17]，也不舒适。
浙西的建筑居住状况，与其他地方相比，也相去不远。早在清代嘉庆年间，有人就已指出，杭州等地，城里城外，临街的房屋均是楼房，大致上与日本住房相似。乡间村落中，楼房较少，均为平房。农家均为草屋顶，外面亦有设泥墙、板墙及门者，农家中的“大户”，与城内大户无异，且均为瓦顶。[18]
日本海军的情报人员曾根俊虎初到杭州时，是住在城中三桥巷口的聚奎客栈，他的感受有些糟糕。他住在二楼，在他看来，旅店中的寝床餐具等不必说，其他一切用具也都极不干净，“决非语言能形容”，其中最让人困惑的是大便的地方，不能习惯。还好店主人接待极殷勤，“所提要求，件件照办”。这晚尽管环境不好，他与几位朋友宰鸡备酒，依然“小饮微醉而睡”。[19]芥川龙之介也来过杭州，对投宿的“新新旅馆”的感觉，仍是“脏兮兮”的。[20]在他所住的苏州旅馆中，却撒有许多灭跳蚤的药粉，整个环境要“比预料的干净”[21]。
后来的社会调查表明，这种状况在民国时代变化并不太大。刘大钧曾在湖州社会经济条件较好的南浔、菱湖、双林、袁家汇四个地方作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居民的住房多为砖、土墙体的平房，在868户住房中，84．79%为砖体；屋内地面，在823户中有98．18%为土面；门基本上是木板；窗户，827户中，木框纸糊的占99．54%；屋顶，874户中，96．68%为瓦顶，草顶仅12户，占1．37%。而湖州城内的商店建筑，多系旧式平房。[22]
松江县的住房，在民国时大多为砖木结构，泥屋、草棚不多。满铁调查人员曾拍有那时松江农村住房的照片，并说“农家住房令人惊异的漂亮”[23]。嘉定县农民的住房，在满铁调查者眼中，也是外表美观，材料较好，多为土瓦和木材。[24]
然而据丰子恺的观察，在新式火车经过江南的地方，处处可见的，仍是“矮屋茅棚集成的乡村”。[25]茅草房使外国人极不适应，他们认为这种“既肮脏又不卫生的住所”，十分容易让人感染疾病。[26]而家家养狗，满街犬吠，则构成了中国街道的另一大特点和景观。为了防范坏人偷窃，几乎每家都养上至少一只狗。[27]像奉贤县城内，根据卫生工作者的说法，不合卫生的一大表现就是“狗多，倘一出门，则几乎满目皆狗”。[28]
中国人的居住环境就像明恩溥总结的那样，居住一般不大讲究舒适性，房子不设北门，通风较差；甚至连去过美国的一位官员也说，美国的监狱都比中国的衙门要舒服。[29]西方人还做过一个大致的对比：在中国，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象：被风吹雨打的用破草席搭着的小船，倾斜着的残墙断壁，庙宇下陷的屋顶，破烂的茅草屋，松散的泥瓦，长满苔藓的石头路面凹凸不平，祭坊则东倒西歪；而在日本，草屋修理得整整齐齐，墙壁白白净净，屋内明亮洁净，路面平整，且没有乱堆的垃圾。这方面，大概只有荷兰、法国的诺曼底与英国的一些城市才能与日本相媲美。[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