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 语
本课题在搜集第一手史料的基础上，吸收了学术界的相关成果，以专题的形式对近代以来太湖流域人口与生态环境的变迁及社会影响进行了多角度考察。通过研究，我们对以下方面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一、人口变迁的基本特征
（一）近代以来太湖流域160余年的历史过程，也是人类的自身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从不相适应到比较协调的过程。
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是一种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两种生产的基本原理，人类自身生产必须同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近代至新中国成立100余年的历史中，人类自身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总的来说是不相适应的。宋元以来太湖流域人口一直高居全国之冠，至清朝中叶人口已高度膨胀。虽然这一时期商品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但由于耕地有限、农耕技术落后及缺乏机器大生产条件的商品经济机制，人口增殖与生产不足之间的矛盾已十分尖锐。太平天国战乱及造成的瘟疫使得人口巨量损耗，从而客观上缓解了超负荷的人口压力，使人地矛盾得以缓解。但至清末和民国时期，太湖流域人口已有较大的发展。尽管太湖流域是近代中国最为发达的区域，但因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缓慢及战乱的影响，经济萎缩，社会生产力落后，都造成了大量过剩人口，人类自身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存在诸多不适应情况。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新政权的建立、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的普及和计划生育的实施，两种生产从整体上看，逐步实现了协调发展。根据陈惠仁等对1952—1995年苏南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研究（见表10－1），1952—1970年，苏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占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的58．64%，表明有很大一部分被新增人口分去；到1970—1982年，两者比例已上升至86．46%，人口增长幅度大幅下降；1982—1990年，1990—1995年，两者比例更高达92．6%和96．92%，显示苏南保持较低人口增长率，人口与经济处于协调发展态势。[1]
表10－1 苏南不同时期人口、国内生产总值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
注：此表根据苏、锡、常三市统计年鉴数据按全省国内生产总值指数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数换算后再行计算。
资料来源：转引自陈惠仁等：《苏南人口现代化问题》，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7页。
另据李永奎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太湖流域人口与经济发展协调程度较高。人口的稳定增长为经济发展积蓄了劳动资本，增加了对人口质量的投资，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降低了人口出生率，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则又有利于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经济发展对人口结构具有显著影响，而人口年龄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转变也为经济产业布局提供了依据。[2]尽管在区域一体化、产业结构转换、人口调控机制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但这些问题都是可以通过相应的措施予以解决的。
（二）上海从普通县城崛起为国际性大都市，其基本动力是人口迁移。
近代上海的崛起，是太湖流域发展史上的奇迹，它深刻影响着近现代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格局。上海由开埠前的50万人口，发展到1949年的500多万人口，主要不是行政区划和人口自然增长的结果，而是人口迁移所致。通商口岸的开辟推动了工商、金融、交通、服务等业的发展，推动了农村人口向通商口岸的迁移。此后太平天国、抗日战争等战乱也促使人口集聚上海，上海是个名副其实的移民城市。人口迁移促进了城市经济的繁荣、城市管理体制的转变、市政建设的发展和文化心态的开放，启动了近代上海近代化的进程。
20世纪50年代，上海迁移人口继续增加；60—70年代转化为净迁出；70年代末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实施，人口迁移也迎来新的时代。20世纪80年代以来，上海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特别是浦东新区的开发，为外来人口的迁入提供了良好的就业和发展环境。至2000年上海常住人口已达1 640多万。上海城市的改造、行政区划不断地扩张和延伸、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向周围地区的辐射以及城市边缘基础设施的建设等，都促进了上海人口的再分布。至21世纪初上海中心城核心区人口有所减少，中心城边缘区人口增加较快，近郊区增加速度最快，远郊区也有所增加，上海城市空间发生了重构。这为推动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提升国际性都市的现代化水平创造了良好条件。
（三）作为人口现代化重要标志的人口转变，太湖流域在20世纪70—80年代即已实现，其主要支撑因素是经济现代化的推进和“利益制衡”机制。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经济复苏、社会安定及医疗事业的发展，太湖流域人口死亡率急剧下降，人口加速增长，人口再生产类型由新中国成立前的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向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过渡。20世纪70年代后，出生率开始持续下降，死亡率维持在低水平，人口再生产类型开始转变为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从而用短短10多年的时间，基本完成了西方国家上百年人口转变的过程。
人口转变的物质基础是经济现代化的推进。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太湖流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发展，使其社会生产力得到空前发展。经济结构和人均产值均发生重大变化，经济水平大大领先于全国。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农村生活方式的社会化，推动了民众生育观念的更新，开始注重优生优育。因此，可以说太湖流域人口转变是伴随着农村工业化和乡村城市化实现的，太湖流域人口现代化的历程与经济现代化是同步的。
人口转变的另一因素是其独特的运行机制——“利益制衡”。就是“将‘利益制衡’引入人口宏观控制和微观调节过程，以调整家庭人口的生育需求及其外部条件，通过就业、分配、保障、福利等诸多环节，在一定程度上把人口对社会经济的压力分解到每一个家庭，培植起家庭人口增殖的自我约束机制，从而把家庭人口再生产纳入地方政权的宏观调控，促进人口与经济的良性循环”[3]。“利益制衡”机制使得人口再生产的无序状态得以改变，生育率迅速下降。此外，适合区域特点较为科学健全的计划生育管理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城市化进程，以改革开放为界大致可分为二个阶段。前一阶段，进展缓慢，后一阶段快速发展。
明清以来，随着商品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太湖流域形成了一批著名的市镇。它们或处于交通要道，或是农产品集散地，或以手工业品的生产或销售著称，人口稠密，市场繁荣。太平天国战争使江南市镇遭受重创，苏南地区和浙西三府受损尤重，不少市镇成为瓦砾，更多市镇则因战争趋于衰落，大量人口死于战乱或逃离市镇，以至十数年后众多资料和外国人游记记载，太湖平原还是呈现城镇一片破败、荒凉之景。尽管战争前后也有一些市镇在移民人口带动下得以发展。但“从总体看，近代江南农村城镇化的步伐相比于它们在前近代发展比较迅速的时期，反倒显现了一种迟滞状态”[4]。清末至民国时期，受近代上海、无锡等地工业辐射的影响，太湖流域农业专门化水平得以提升，推动了专业化市镇的发展。近代交通尤其是铁路的兴起，因其强大的运输能力冲击了原有的运输系统，从而扩大了人口流动的空间范围，促进了人口向城市集中，对太湖流域北翼沪宁铁路沿线的城市化进程影响较大。据统计，苏南吴县、昆山、吴江、常熟、武进、江阴、宜兴、太仓、金坛9县1933—1934年537个市镇的常住人口均在1 000人以上，其中也不乏数万人的大镇。[5]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由于受战争影响，城镇人口萎缩，城镇化进程放缓。
新中国成立后的头30年，太湖流域城市化进程相当缓慢，且城镇人口的发展主要是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后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其制约因素主要是经济发展水平、僵化的人口迁移机制、各种政策失误和政治运动。80年代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太湖流域经济高速发展，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大量涌入城镇务工经商，从事服务行业。城乡人口管理制度也得以调整，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城镇规模不断扩大，城镇数量不断增加，城镇人口迅速增长，至2000年，太湖流域城市化水平即达60%以上，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逐步形成了以上海为龙头，涵盖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和建制镇的比较完善的巨型城市带和“城镇连绵区”，成为当今中国最具活力的区域之一。
二、生态环境变迁的驱动因素
近代以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后，太湖流域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造成破坏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其主要驱动因素是战争、移民垦殖、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
（一）战争。自鸦片战争至1949年，太湖流域战乱频繁，太平天国、军阀混乱、日军入侵、国共内战等，使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大片森林被砍伐或焚毁，各种水利设施亦破坏殆尽。譬如，太平天国战争使得杭嘉湖地区各溇港的斗门、闸板“全行毁废”、“支河汊港，无不淤浅”[6]。苏南各地也“河道处处淤浅，甚者竟成平陆，潦则溢，旱则枯，旸雨偶衍，补救无所施”[7]。久遭战火摧残的府县，“山木大半焚砍”，仅存的几棵老树，当地民众“几视为拱璧”[8]。又如抗日战争时期，各地植被破坏、水土流失的现象亦屡见不鲜，浙西天目山林木“在沦陷期间，被敌人砍伐殆尽”，“许多林山变成了童山。雨水不能吸收，于是一泻如注，成为暴洪，泥沙冲积，淤塞河床，使农田水利发生了严重问题”[9]。各地水利设施在战时大多失治，以致水患仍频，灾歉连年。如嘉兴境内的河道“塘堤桥涵，损毁最多。主要支流，复多遭堵塞，不特有碍航运，抑且影响灌溉排洪”[10]。钱塘江海塘失修八年，“鱼鳞石塘及斜坡石塘坍毁达3 000公尺”[11]。水利设施的破坏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生态的恶化，生物多样性减少。
（二）移民垦殖。清中叶以来，太湖上游的浙西山区即汇聚了不少外来的移垦人口，他们多向荒山野地、森林深处索取土地，开垦农田，称之为“栅民”。太平天国战争爆发后，由于受战争、饥馑、瘟疫、灾荒的影响，太湖流域人口锐减，田亩荒芜，昔日繁华市镇大多被毁。当战事平息后，清政府为了尽快稳定秩序，恢复经济，采取了一系列“招垦升科”优待移民的措施。使得原先的土著逐渐复生，外省和外府县的客民也纷纷入境承垦荒地，浙西山区的客民数量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这些客民除从事粮食生产外，还广种经济作物和杂粮，如苎麻、花生、玉米、番薯等，同时也从事烧炭、造纸、制砖等手工业活动。客民的移垦一方面缓解了民众的生存紧张，促进了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山区小市镇的发展与繁荣；但另一方面，其移垦大多是无组织的生产活动，经营方式粗放，毁林开荒，广种薄收，它必然不同程度地损害了原有的植被，致使山土疏松，一遇雨期即发生大规模水土流失，下游河道淤塞，水利设施遭到破坏，上游生态环境遭受致命打击，原先勉强维持的生态平衡亦被打破。
（三）工业化。19世纪中后期，外国资本、清政府、洋务派及官僚、士绅、商人开始纷纷投资兴办实业，初步形成了中国近代工业体系。民国时期，太湖流域已成为中国纺织、缫丝、面粉等业的中心。由于近代技术的落后和生态保护理念的淡薄，伴随近代工业的发展，带来的是环境污染的问题。如上海的苏州河在20世纪初水体即遭到污染，不时发黑发臭；又如苏州市20世纪40年代“各工业场所，如皮革、造纸、漂染、化工等厂，排泄多种污水，至沟渠河浜，因废物之产生，而告淤塞，尤以数种废水之色泽及黑臭，影响环境卫生甚巨”[12]。50—70年代，随着印染、造纸、电镀、制革、制药等行业的发展及废水的排放，使得黄浦江水质逐步恶化，大运河各段相继污染，太湖的水质也受到轻度污染。改革开放后，太湖流域经济快速发展，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大大推动了流域内的工业化进程，但乡镇企业布局分散，经营方式多变，且技术落后，设备陈旧，废污水治理能力不足，致使废水排放量骤然增加。加之长期来产业结构的不合理，流域结构型污染矛盾突出，生态环境急剧恶化。尽管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治污、生态修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综合措施，取得一定的成效，但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仍未得到根本扭转。相关学者通过对太湖流域1991—2005年人均GDP与工业三废排放之间的关系分析，得出太湖流域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13]特征为增长的凹曲线，说明这一时期太湖流域经济发展过快，“三废”排放呈上升趋势。太湖流域环境质量处于“整体恶化”状态，其经济发展是建立在严重破坏环境基础上的。[14]因此，必须切实推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发展绿色经济、循环经济，走资源节约型、环境较好型的发展道路。
（四）城市化。随着工业化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后，太湖流域城市化进程也不断加快，造成对建设用地需求的猛增，土地利用格局发生显著变化。大量的农业用地转化为工业用地、城镇用地，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的生态问题。耕地资源的减少，使得环境承载力降低，局地气候发生变化；河流的填埋使原先的生态功能部分或全部丧失，影响了水体间的交换与自净功能；城市化破坏了原先的生物环境和结构，使生物多样性下降；大量建筑物和道路的修建，使相当部分的流域成为不透水表面，蓄水洼地减少，破坏了自然界的水循环；城市化产生的大量有害气体和烟尘，使得气候变化加剧，大气污染加重；随着流域人口的大量增加和居民生活水准的提高，巨量生活用水和污水排入各种河道，其污染程度甚至超过了工业污染物的排放，这都加剧了流域生态的进一步恶化。可见，城市化进程中，在做好基础建设、社会发展的同时，如何保护好环境，实现协调发展已是当务之急。
三、水利与生态、社会变迁
水利作为一项社会公共工程，不但在农业生产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且在乡村治理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不仅仅关乎一个村庄灌溉得以维系，农业生产得以顺利进行等利益得失，也反映乡村治理中村庄、社会和国家的互动关系，“农田水利问题及其解决机制的演进，成为乡村治理过程中国家与农村互动关系发展的现实体现”[15]。
作为传统中国至为重要的经济区，水利在太湖流域从来都是核心的公共事业，但不同时期治水的重心和策略有着明显的不同。明代重在下游地区，即太湖水的排水干道吴淞江的整治，而忽视上游地区，缺乏全局考虑。近代太平天国战争后，政府为重建战后的社会秩序，稳定太湖流域这一财赋重地，开始着力于水利防护的恢复工作，将太湖上游地区的水利置于最为重要地位，从此，将太湖流域作为区域整体加以综合治理成为后世治水的主要工作。民国时期相继成立了江南水利局、太湖水利工程局，全面规划和整治流域水利，此时治水的专业性、科学性有了实质的提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太湖流域各级政府和民众为抵御洪涝灾害，对流域的水域环境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据不完全统计，至20世纪80年代末，全流域累计完成水利工程土石方50多亿立方米，在浙西天目山区和苏南宜溧山区修建19座大中型水库，总库容12．5亿立方米。[16]同时进行培修江堤，加固海塘，开挖和整治大型骨干河道，修建大中型水闸，在农田水利中进行联圩并圩等。从而“打破了宋代以来，经由明、清两代形成的城乡水文环境的长期承继性，水利生态被重新建构，从而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的水利系统、水文表征及其内生的水利社会”[17]。
水利建设过程中，村庄、社会、国家在不同时期围绕管水、用水、分水问题，展开相互竞争、冲突与合作，展现出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政府利益与民间利益之间的争夺、调适与统合，从而影响到区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宗教、社会生活、社会风俗的方方面面。水利纠纷之所以在太湖流域屡次发生，其根本原因在于水资源是一种公共资源，其公共性决定在利用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因此，制定总体的水利规划，因地制宜综合治理，尽可能杜绝地方保护主义是减少纠纷的重要手段。
水利在发挥防洪、蓄水、灌溉、供水、发电、渔业等功能及保障社会安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会对生态环境带来一些不利影响。譬如，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水域环境改造打乱了原有的水文系统，导致水域生物资源的破坏。联圩并圩和围湖垦殖虽有助于阻止洪水对圩区的威胁，但也导致圩外水面积的下降和湖泊的萎缩，水生植物分布面积和浮游动物、鱼类赖以生栖空间缩减，圩区闸坝建设也使得水流流速减小，使得圩区内外水体自由交换和自净能力削弱，水体污染加剧，水质趋于恶化。为此，水利工程的规划、设计、运行、管理在考虑经济、社会利益的同时，一定要充分考虑生态利益，努力做到统筹兼顾、人与自然的谐调发展。
【注释】
[1]陈惠仁等：《苏南人口现代化问题》，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7—48页。
[2]李永奎：《太湖流域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研究》（1990～ ），浙江师范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第52页。
[3]夏海勇：《现代人口转变的苏南模式及其运行机制》，《人口研究》1992年第5期。
[4]包伟民：《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285页。
[5]殷晓岚：《二十世纪苏南农业与农村变迁研究》，中国三峡出版社2008年版，第173页。
[6]吴云：《两垒轩尺牍》卷六，第19页。
[7]沈葆祯：《沈文肃公政书》卷七，第14页。
[8]《马端敏（新贻）公奏议》卷四，第11页。
[9]《张祖良等关于浙江灾情与人民生活情况的视察报告》（1946年11月2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政治（一），第304页。
[10]浙江省银行经济研究室编：《浙江经济年鉴》，第315页。
[11]同上书，第318页。
[12]《上海工务》1948年第11期。
[13]环境库兹涅茨曲线（KEC）是描述污染问题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常用模型，一般情况下呈“U”形。
[14]储蓓蓓：《太湖流域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水平的关系研究》，《环境科学与管理》2008年第7期。
[15]王焕炎：《水利·国家·农村——以水利社会史为视角加强对传统社会国家社会关系的研究》，《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
[16]王同生：《太湖流域水利建设四十年》，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太湖水利文集》（第二集），1991年，第1页。
[17]冯贤亮：《近代浙西的环境与水利》，《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01年第11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