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环境卫生
环境卫生确乎是需要在生活中予以改良的大问题，但自传统时代以来的中国民众，已习惯于这样的生活，对于“卫生”既无科学认识，又不在乎。胡适晚年曾回忆说：
民国六年第一次回国时，到了芜湖，由芜湖再回绩溪还有5天的旱路，另有70里的夜航船。我在美国住了7年，那时看见内地旅行的不干净，不敢吃东西。我是两个人一道回去的。那个人年纪轻，他来接我的。我早上吃两个蛋，中午吃三个，晚上吃两个，别的东西不敢吃。后来那个青年对我说，你别的东西不敢吃，饭总是可吃的。我们添好饭，自己来炒鸡蛋，自己来烧豆腐，不是很卫生吗？……晚上，我最怕是臭虫。床，当然不敢睡了，只好向旅馆借来两块没有缝的木板，垫床的用砖，木凳也不敢用。有一点点小缝的地方，都用开水来浇过。然后上辅上油布，再打开铺盖来住的。[58]
很明显，胡适已然不适应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不卫生”习惯了。其实，即如现代化生活方式推行较早的上海，“不卫生”的生活习惯与表现，仍然随处可见。1942年时河南路昌兴里的居民还向工部局反映，棋盘街37号至52号后门有34家包饭作，每天清晨洗小菜生鱼，致使臭水散于全弄，臭气难忍。[59]
就民生用水来说，外国人对上海地方饮水之不洁印象极深。纳富介次郎在《上海杂记》中就说道：
上海之行，感到最艰苦的是饮水混浊……当地人把死猫烂狗、死马死猪死羊之类，以及所有的脏东西都扔入江中，这些都漂浮到岸边。江上还时常漂浮着人尸。当时霍乱流行，难民得不到治疗，很多人死于饥渴，又无力安葬而将尸体投到江中。此景真是不忍睹。再加上数万条船舶上的屎尿使江水变得更脏。据说上海街里只有五六口水井，而且井水非常混浊，因此人们都饮江水。[60]
这种将未经处理的污物排入河中，并以河水供应生活用水，对居民的健康无疑将造成巨大的损害，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慢性自杀”行为。[61]上海城西地区，自来水的铺设一向不普遍。上海五家自来水公司管下的干支管线，几及整个热闹市区，但都与沪西无涉。在沦陷时期，上海的公用事业又遭到不少破坏。譬如在给水方面，由于水量限制较严，市民不够使用，纷纷凿井汲水以资补救；同时也有新开的“公井”，但井水同样混浊不清。[62]
城内下层民众租住的棚户区，生活更是糟糕。在棚户区中，一般没有自来水。工部局曾在棚户附近每天上午开放水龙头一小时，为取得一二铅桶水要排很长的队，而将水提回去又要走很长的路。棚户区中掘有简陋的水井，水量既少，水质又差，不堪使用。在雨后，道路滑泞，很难行走。在棚户内，没有地板，泥地比较潮湿。无论冬夏，低矮的棚舍生活都很令人难受。[63]
此外，卫生问题较多的还有各类饭馆。芥川龙之介有一个触目惊心的记录：
上海的菜馆环境都不怎么舒服。即便小有天，房间与房间之间也是用板壁相隔的，可谓极欠风雅。……有一次，波多野君在雅叙园请客，我问跑堂的厕所在哪里，他竟要我在厨房洗碗池下的水槽方便。事实上，那里已有一个满身油污的厨师，率先为我认真地做了示范。这样的事，可真让人感觉为难啊。[64]
类似于厨房里小便的这种景况，与当时日趋现代化的城市生活（主要在租界），显然有着巨大的差异。清末人李维清比较道：“租界马路四通，城内道路狭隘。租界异常清洁，车不扬尘，居之者几以为乐土；城内虽有清道局，然城河之水秽气触鼻，僻静之区坑厕接踵，较之租界有天壤之异。”[65]在外国传教士看来，在英租界和上海旧县城城墙之间的一段地区，显得尤其泥泞，黄浦江边“满是污泥的斜坡上有一些受水侵蚀、破烂不堪的房子”；每年大潮汛的时候，潮水把河里的淤泥带到这块低洼的土地上。它的整个外貌像一个小城市的郊区，阴沉而肮脏。[66]
到1934年，第89期的《良友》画报上还有类似的报道：中国的上海在南市、在闸北、在西门，有狭小的房子，有不平坦的马路和污秽的街道；庄严、清洁、华丽的，只有一座管理中国的上海的市府大厦。外国的上海，是在霞飞路，在杨树浦，在南京路，在虹口，有修洁整齐的马路，有宏伟的建筑物，有最大的游乐场所，在最大的百货商店，还有中国政府要人们的住宅。[67]上海城内被区分为中国与外国两个世界，标示着其中生活环境的巨不大同。所以在上海大都会中，既可以看到高楼耸立、繁华摩登的世界，也有极为破败的东方式贫民窟[68]，这样两种畸形发展的生活空间，并不值得奇怪。
尽管这样，在江南地区，城市生活的有序安排与制度规范，上海仍颇有代表性。在许多公共娱乐场所中，上海地方政府有专门的管理规则，并且特别强调卫生，要求在游戏场、滩簧场、书场、戏馆、电影院、跳舞场及其他公共娱乐场所，“应有足用之厕所，并应勤加冲扫，洒洒灭菌避秽水，以保清洁”；“场内应严守清洁，并应多备痰盂，及‘禁止随地痰唾’牌告”，等等。[69]
除街道景观外，江南市镇的卫生状况可以通过河道反映出来。市镇的河道，一如茅盾所言，是市镇交通的脉络，是人民饮水之库，也是倾弃垃圾的场所。[70]叶圣陶基于甪直镇的生活体验，对旧世乡村民众驾驶米船到城镇米行粜米的景象进行了构拟，并在其著名的《多收了三五斗》一文中，得以十分生动地体现出来：“万盛米行的河埠头，横七竖八停泊着乡村里出来的敞口船。船里装载的是新米，把船身压得很低。齐着船舷的菜叶和垃圾给白腻的泡沫包围着，一漾一漾地，填没了这船和那船间的空间。”[71]小镇河道环境的窘况，亦被一笔带出。
江南城镇基本都有河道相连，所谓户户临河、家家通船。在长安镇，沿河临水而居的民房，后门外均有自砌的石埠。沿河两家房屋之间多留有一条狭弄，岸边砌有石埠，以便船只停靠，行人进出。米栈与木行等，都有自设的专用码头，但要宽阔得多了。[72]茅盾曾指出：镇里人家要是前面靠街，那么后面一定靠河；北方用吊桶到井里去打水，可是这个乡镇里的女人永远知道后房窗下就有水；这水永远是毫不出声地流着。半夜里人们偶然醒来，会听得到窗外有咿咿哑哑的橹声，或者船娘们带笑喊着“扳艄”，或者是竹篙子的铁头打在你卧房下边的石脚上——“铮”的一响，可是你永远听不到水自己的声音。[73]
长安镇的街道狭窄，下水道极少，居民们习惯随地倾倒污水；有的家里还有露天粪缸，不但臭气四溢，而且蚊蝇滋生。生活饮用水多取自河水，污染严重，加上卫生知识贫乏，经济上又衣食不周，无力改善卫生条件，使疾病传染较多。[74]
但乡镇地方河道的自净能力，总体感觉还很不错。茅盾以其乌镇的生活经历，曾生动地描述道：清早你靠在窗上眺望，你看见对面人家在河里洗菜洗衣服，也有人在那里剖鱼，鱼的鳞甲和肠子在水面上慢慢地漂流，但是这边，——就在你窗下，却有人在河水里刷马桶，再远几间门面，有人倒垃圾，也有人挑水，——挑回去也吃也用。要是你第一回看见了这种种，也许你胸口会觉得不舒服，然而这镇里的人永远不会跟你一样。河水是“活”的，它慢慢地不出声地流着；即使洗菜洗衣服的地方会泛出一层灰色，刷马桶的地方会浮着许多嫩黄色的泡沫，然而那庄严的静穆的河水慢慢地流着流着，不多一会儿就还你个茶色的本来面目。[75]
所有这些都是民众生活中的常态，对“不卫生”的状况人们也早已习惯，所以当城里开始讲“卫生”的时候，乡镇中还不大以为然。梁实秋曾说，在1923年的嘉善县，“最令我不能忘的两件事：便桶溺缸狼藉满街，刷马桶淘米洗菜在同一条小河里举行”[76]。
这种“不卫生”的情景，在江南城镇应是随处可见。像苏州城内，“街上的河里，可以洗菜，洗夜裳，淘米，倒马桶”，都是人们的“习惯”使然。[77]苏州这座河道众多的城市，千百年来生活于斯的人们，不是向河水中取饮料，就是往河水里排泄：“苏州人总喜欢把污秽往河里抛，西瓜皮，败药，败草，废物，甚至还有尿和粪……上流的人在撒尿，下流便有人在淘米，而苏州人也从来不以为奇。”卫生当局在整治时虽然喊出了“不卫生，毋宁死”的口号，但人们依然不听，“照样相安无事”。[78]
在无锡县的第四区，当时的调查表明，那里的民众对衣、食、住并不注意清洁，公众卫生“尤欠讲求”，坑厕是随意设置，垃圾随意倾弃。松江乡村的情况也是如此，满铁的调查者们曾说这里的民众“已经忘却了卫生的观念，他们对事物的美丑、清洁和污秽等，完全没有概念”。[79]
奉贤县乡间的妇女，因无洗浴设备，“有终年不浴者”；夏季每以河水止渴，易生疾病；其他“因缺少卫生常识而受害之处，更难备举”。[80]
周庄镇上的露天坑厕倒不少，但镇人都不愿将其拆去，就像不愿拆毁城隍庙、土地堂与观音堂一样，被人认为是“太富于保守性了”。[81]
江南城镇代表了中国最为富庶地区的生活，也与中国其他地方一样，一般的所谓厕所，“或近井，或近市，败壁颓垣，路人皆见”；而街头市口，任意溲溺[82]，在环境卫生方面都存在着种种不良。
但是，正如丰子恺所解释的，“卫生”“实因与乡村生活的‘马虎’习惯和环境不合”，中国民众的传统习惯是很难改变的。他举例道：“常见小市镇上狭狭的一条市河里，上流有人洗马桶，下流有淘米，或者挑饮水”[83]，并没有令当地人感到怎么不舒服。就像茅盾揶揄的，乌镇一带的河道“负的责任可真不少”，既是交通的脉络，又是人民饮水之库，还兼任了垃圾桶的美差；所以，河滩边人们洗衣、淘米与倾弃垃圾，都是太过普通的场景[84]，不值得奇怪。
而苍蝇的问题，一直很严重。民国时期的徐蔚南在给朋友的信中，曾讲到在乍浦的寓所中常见的情景：在寓所中，“第一样使我恐怖的，便是无数的苍蝇，两个藤篮一放到地板上，便给苍蝇钉满了……（农人）对于苍蝇竟毫不介意，吃饭时，让成百成千的苍蝇和他们同吃一样菜，同吃一碗饭……饭米很坏，米里混着石屑和粃谷极多”。甚至将苍蝇认作除“山珍海味”之外的乍浦特产，沙滩、田野、山上最先最多遇到的都是苍蝇。[85]这都是江南乡镇地方较多见的。丰子恺也讲过，他常见乡村人家的饭箩上，乌丛丛地盖着一层苍蝇。饭粒里有夹着苍蝇的死骸，但见者和吃者皆恬不为怪。[86]杭州城中，一般人家也是“蚊蝇满屋”[87]，要在秋凉之后，情况才会得到改变。这至今仍是江南乡村无法真正祛除的大问题。
江南重要的基础性生产是稻作与蚕桑，除了地区作业的差异外，无数代人形成的生产习惯，使人们承受的疾病危险都是无所不在的。这当然与乡村的施肥传统有着直接关联。农田之中，一般都用稀液后粪便直接施诸作物。施用此种“大粪”稀液，确实有碍卫生。由于农民跣足入田，最易传染肠病。民国时人还特别指出，未煮熟的菜蔬不能任意取食。[88]在水田插秧时节，因要赶趁节气，需要短期内密集的纯人工投入，那景象就像清人说的：“水田漠漠，男女沾体涂足，伛偻畦间。”水田中繁多的蚂蟥和寄生虫，对人体健康有较多的侵害。许多文人笔下田园的优美风光，都将农人难以形容的艰苦，完全剔除了。就如沈子实在《插秧词》所批评的：“饱食谁家游冶郎，柳阴闲看插秧者。”[89]蚕桑区高度紧张的生活节奏，使担当此业的主体人群妇女们经常“不暇栉沐”[90]，对个人卫生的保持难免困难。民国时期的学者们甚至批评道：“乡下妇女，大都无知无识，不知整齐清洁，家庭之纷乱无序，可称到处皆然。”[91]
上述内容大概是传统时代中国人生活的一般情形。因为即便是繁华的帝都北京城，那无所不在的灰壤、满街的人畜粪便、秽臭难闻的空气、凹凸难行的街道，已令人失望。[92]自然条件要好得多的江南地区，城乡环境同样存在类似的情况。然而，正是长期生活于这样的环境中，城乡居民因而“对疾病有特殊的抵抗力”，如对血毒病、产脓病菌、严重的疽伤、高烧、妇科病等，都有远超西方人的身体抵抗能力：即使饮用被污染的运河水，也不会染上痢疾。而对于卫生常识，人们大多无知，其抵抗病毒的免疫力就很令外国医生十分吃惊而羡慕了。[93]但是初期来华的不少外国传教士，根本不能适应江南夏季炎热的天气、潮湿的环境，常常因流行性热病、肝病、痢疾、伤寒甚至中暑，而过早过多的死亡。[94]郁达夫也讲过，在酷暑的杭州，不消说河水井水干涸，“路上柏油熔化，中暑而死者，日有七八人”[95]，是不夸张的。
环境与卫生，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并非一个令人关注的大问题。特别是为数最多的城乡普通民众，他们根本不在乎生活环境是否符合卫生要求；而近代化的卫生观念和疾病防治实践，又主要集中在个别先进的大城市，惠及的人群极其有限。所以，无论城乡地区，人们仍然不大注意清洁，又无现代化的环卫设施，一般的庭院、房屋、街道无不杂乱污秽。[96]一旦逢到大水灾，城乡的景象就会变得相当恐怖。在大量的河浜沟渠水塘中，本来就极易感染血吸虫病，像长安镇，就是杭嘉湖水网地带中血吸虫病高发地区之一。[97]水道不通，街头巷尾处处可见的私人粪坑、垃圾、污水，都将导致更多疾病的产生。大旱时节，港断浜枯，舟楫不行，田禾枯槁。夏秋之季的蚊蝇，蜂拥成群，肮脏不堪。若不注意环境卫生，霍乱、天花、伤寒、痢疾、疟疾等传染病随时都会发生，严重地威胁着人们的劳动能力。[98]而城乡生活环境的差距，也因帝国主义的入侵，以及其后自上而下的工业化而进一步扩大了。[99]那些沿海的大城市（主要代表为上海）首先进入了所谓“近代化”或“现代化”，出现了许多先进的道路设施、工业建筑、生活资料的供应方式等，但其间的民生常态依然很传统，对环境卫生的不在乎仍随处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