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意义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国际政治格局出现了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局面。由于第三世界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崛起，由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分化，由于帝国主义阵营的分裂，国际关系格局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在纵横交错的复杂格局中，以美苏对立为核心的东西方关系，仍然是国际关系中的要害问题，东西方矛盾依旧是孕育世界战争的主要危险。美苏分别控制着“北约”(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NATO)与“华约”(Warsaw Treaty Organization，WTO)两大军事集团，它们争夺的重点在欧洲。德国问题是战后欧洲问题的核心，而柏林问题又是德国问题中最为敏感的热点。由于柏林(Berlin)位于东西方对峙的最前沿，每当东西方关系发生大的变化时，难免会影响到柏林。用赫鲁晓夫(Nikta S．Khrushchev)的话来讲:“柏林不仅是一个地区性的问题，它是一个气压计。世界政治气候上，压力有了任何微小的变化都会反映在这个地区上，双方都会摩拳擦掌在此进攻或防守对方。”[1]柏林问题之所以是冷战(Cold War)时期东西方紧张关系的标志，是因为美苏等大国在这里都有着重大利益。冷战高潮时期东西方之间的矛盾、冲突，两大阵营有关国家的战略调整和政策动向，常常在柏林问题上集中反映出来。
1958—1963年，东西方在欧洲的冷战再次聚焦于柏林，围绕西方驻军在西柏林的去留这一核心问题，以美苏为首的双方针锋相对。与此相关，在对德和约的缔结、柏林的交通管理、对东德的承认、德国的统一以及欧洲安全等问题上，双方也各执一词，僵持不下。为了所谓不可退让的利益，双方都宣称不惜一战，这就造成了危机的局势，最后导致了第二次柏林危机(The Second Berlin Crisis)的爆发。自1958年11月赫鲁晓夫发表公开讲话，提出将西柏林变成非军事化的“自由城市”之时起，直到1963年1月，赫鲁晓夫在德国统一社会党(Sozialistische Einheitsparted Deutschlands，Socialist Unity Party of Germany，SED)第6次党代会上明确表示要结束这场危机，持续四年多的第二次柏林危机才宣告结束。第二次柏林危机是冷战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纷争，这次危机很少时间显得异常尖锐，但却困扰了当时东西方的决策者们4年多的时间。曾任肯尼迪政府国家安全顾问的麦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回忆说:“第二次柏林危机留在我记忆中的是它的坚久性。从来没有那么一天似乎直接的冲突就要爆发，但是也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一个星期，其间没有关于如果……将会发生什么情况，或者我们这个或那个盟国将会或者将不会给予支持，或者西柏林的士气是否能够支持下去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2]第二次柏林危机的发生、发展及结束对欧洲局势和东西方关系，尤其是美苏关系在欧洲的缓和，有深远的影响。与此同时，第二次柏林危机对西方集团内部的关系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对德美关系[3]产生了重大影响。可以这样说，第二次柏林危机是东西方关系的一次危机，也是西方阵营内部关系的一次危机。基辛格(Henry A．Kissinger)认为:“不论赫鲁晓夫从他对柏林的威胁中获得了什么其他好处，这种威胁在造成西方联盟内部不和方面所起的作用，肯定是赫鲁晓夫的一个重大收获。”[4]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冷战以西方阵营的暂时胜利而告终，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掩盖因国家利益不同而造成的西方阵营内部关系矛盾的一面。第二次柏林危机期间美国与联邦德国之间的不信任、压制与反压制，就生动地说明了这一问题。第二次柏林危机是东西方关系的重要转折点，也是德美关系的重要转折点。如果说第一次柏林危机催生了联邦德国的建立，开启了德美合作的新阶段，那么第二次柏林危机则严重挫伤了历经10年所建立起来的德美信任合作关系，促使联邦德国重新审视其与美国之间的关系。
德美关系对美国和联邦德国双方而言，都是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在美国的冷战政策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动员自身与盟国的军事和经济力量，与苏联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对抗，欧洲则是美国与苏联进行争夺的重点。联邦德国由于其地理位置、经济实力和军事潜力，成为美国对抗苏联的前沿阵地。从历史上来看，德国一直扮演了欧洲大陆力量平衡器的角色。20世纪，美国为了遏制德国成为欧洲的霸主进而成为世界霸主而两次参加了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后，通过一系列条约，美国得以成功地将联邦德国纳入西方阵营，使之成为对抗苏联的得力帮手。维持良好的德美关系，将联邦德国牢牢维系在西方阵营中，既可以免除与德国重新为敌之忧，又可以增强美国对抗苏联的实力。联邦德国成立之时起，阿登纳政府一直坚持“向西方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希望通过与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结盟的方式来维护西德在东西方对峙夹缝中的安全利益。联邦德国成立后，“其外交政策的阶段性目标，就是寻求国家的主权的独立以及完成与西方结盟，其中尤以发展和美国的关系最为重要”[5]。通过与西方结盟、为西方防务作出贡献等政策，阿登纳(Konard Adenauer)逐步为联邦德国争取到了主权的恢复。一方面，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原因，立足于西方可以使联邦德国置身于西方阵营的保护之下，为联邦德国在东西方的对峙中求得安全保障。另一方面，通过对西方防务作出贡献，换取了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对其在重新统一问题上的支持。
本书以第二次柏林危机为背景，基于两点理由:一是当危机来临时，各国的外交活动最为活跃和频繁，矛盾与问题也会暴露得最为充分，特别是对于同盟体系来说，合作和分歧会有充分体现。二是危机对于同盟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共同的威胁会成为同盟的黏合剂，促使联盟更加巩固;另一方面，在面临共同威胁时，同盟体系内部的国家对威胁的感受程度不一，对威胁的解读方式也会不一样，可能导致同盟内部出现意见分歧，从而动摇同盟的基础。所以要检验同盟的可靠性，最好的方式是研究其在危机面前的反应。
对于第二次柏林危机，学术界更多的是从美苏摩擦、第二次柏林危机与古巴导弹危机之间的关系、苏联政策的制定、美国政府如何进行危机管理等方面来予以研究。侧重于其中美苏对抗的一面，将其定义为美苏两国之间的一次正面交锋。然而，无论是从危机涉及的领域还是从其牵涉的国家来说，仅仅从美苏对抗的角度来看待这场危机是不够的。这次危机是由对柏林的占领及管理所引发的争端，但它绝不只是一个柏林问题，正是由于柏林问题从属于德国问题这一特殊性，这场危机更多的是与德国问题联系在一起;而德国问题的解决必定涉及欧洲政治格局的重组，因此，危机又涉及欧洲的安全安排问题。这场危机牵涉多个国家，特别是涉及分别属于美苏两大同盟体系的众多国家，而同盟体系内的国家也有着其各自的国家利益，因而对于解决危机都有着自己的看法。美国和苏联的外交政策虽然决定了危机的主要走向，但要看到，由于它们本身分别属于各自的阵营，为了维持本阵营的团结，要注重听取盟国的意见。具体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特别是与柏林问题有密切关系的美国、英国、法国、联邦德国这四个国家，与柏林问题的相关程度决定了它们各自不同的外交方针。英国的立场与美国比较接近，法国出于拉拢联邦德国的目的，对阿登纳政府的政策目标给予了积极的支持。从这个角度看，在西方四大国之间，实际上分成了两派，美国和英国为一方，联邦德国和法国为另一方。从利益关切程度来看，美国和联邦德国对于柏林问题最为关注，不同的是一个在台前，一个在幕后。可以说，在西方阵营内部，美国和联邦德国两国间的协商是西方阵营内部围绕柏林和德国问题所展开的外交活动的主线。对于美国来说，柏林是它的一个冷战前哨阵地。美国的决策者更多的是把柏林问题看成一场意志的较量，维持其在柏林的存在可以显示美国对抗苏联的决心，这就要求美国在苏联的要求面前，至少在公开的场合表现出足够的强硬。苏联对柏林的威胁相对美国而言，并不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所以，美国也不愿意为了柏林问题而与苏联兵戎相见。与苏联进行谈判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出路。问题在于，在柏林问题上与苏联进行谈判，回旋余地很小。所以美国试图把谈判范围扩展到整个德国问题以及欧洲安全问题，希望在这些范围广泛的领域内，对苏联进行让步，以求得苏联放松在柏林问题上的压力。对于联邦德国而言，柏林作为未来的首都和德国重新统一希望的象征，涉及国家的核心利益。西柏林离开美国等西方大国的保护是无法生存的，这就需要维持西方三大国在柏林的军事存在。在这一点上，联邦德国和美国的立场是一致的。在涉及整个德国问题和欧洲安全问题与苏联进行谈判时，要防止美国与苏联以牺牲联邦德国利益的方式达成妥协。由于西柏林处于三大国占领状态，联邦德国并无权参加与苏联进行的有关柏林问题的谈判。但这并不表明联邦德国在涉及自己国家利益的谈判中只能作壁上观，它可以对盟国特别是美国的谈判立场施加影响，对美国起到一定的牵制作用。可以说，联邦德国处理柏林危机的主要方式就是积极开展对美外交，与美国进行协调，从而发挥作用。然而，联邦德国在与美国协调立场的过程中不能显得过分强硬，以免承担破坏局势缓和的责任。由此可见，无论对美国还是对联邦德国来说，在处理第二次柏林危机的过程中，都既不能表现得过于软弱，又不能过于强硬。随着危机发展，联邦德国和美国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分歧开始显现出来，两国关系也经历了一个从不信任、冷淡直至紧张的过程，但为了共同的利益，双方关系并没有走向破裂，而是小心翼翼地予以修补和维持。
第二次柏林危机期间，美国试图牺牲联邦德国的利益与苏联达成妥协，动摇了联邦德国对于它的西方最强大盟友的信心，迫使联邦德国重新审视其依靠西方实力促进德国重新统一的政策，着手改善与东方之间的关系。对美国的失望，坚定了联邦德国走法德合作道路的决心，促使联邦德国更加拉近与法国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二次柏林危机对联邦德国的外交政策影响深远。同时，这一时期的德美关系也对危机的发展进程产生了影响，联邦德国与美国之间的分歧，使西方联盟内部很难拟订可以与苏联进行谈判的共同立场与方案，不利于危机的顺利解决。
对第二次柏林危机期间的德美关系以及这次危机对德美关系造成的影响进行深入研究，可以加强对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西方阵营内部关系的认识，而且通过对这一个案的分析，能以小见大，把握冷战的一些特点和规律，从而有助于全面认识冷战这一特殊历史现象。这一选题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通过对第二次柏林危机期间的德美关系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说明，即使在冷战时期，面对共同的敌人，国家利益仍然是西方国家决定其外交政策的根本出发点。苏联的解体虽然意味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的共同威胁消失了，但美国与其西方盟国之间基于国家利益差异存在的严重分歧并没有随之消失。有理由相信，美国的西方盟国不会听命于美国的控制，多极化的世界格局的建立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同时，研究第二次柏林危机期间的德美关系，有助于加深对西方大国关系发展内在机制的认识，还有助于我们以史为鉴，在现实国际政治中采取积极有效的政策来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