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苏谈判过程中阿登纳政府对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不信任
1．联邦德国反对美国在日内瓦外长会议上的“慷慨”让步
在日内瓦外长会议前，西方大国之间总算就初步的谈判立场勉强达成了一致。1959年5月11日，东西方外长会议在日内瓦正式开幕，两个德国的代表与美、苏、法、英四大国的代表团一起出席了会议。当西方的建议在5月14日提出来之后，便遭到苏联的反对。“尽管这些建议带有新的特点，如推迟自由选举，建立全德委员会，以及采取比1955年提出的更加明确的安全措施——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向苏联让步而提出的——但它们很难为俄国所接受，因为它们还要继续保持柏林的现状，不充分承认东德政权，没有提供有关西德重整军备的任何特定保证，并且拟定产生一个有权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统一德国。”[43]苏联外长葛罗米柯(Andrei Gromyko)在评价“赫脱计划”时指出，这项计划不符合会议面临的基本任务，只能偏离这些问题的解决。况且西方国家的计划实际上是要苏联帮助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吞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并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首都脱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进而把占领制度推及整个柏林。葛罗米柯认为，结束欧洲的二战是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因此，他指出，应该着手研究的首先是对德媾和问题和西柏林问题。西方国家把德国重新统一这个首先属于两个德国的事务作为重点提出来，而把签订和约的问题无限期推迟，这种立场是站不住脚的。[44]
西方与苏联的立场相差如此之大，致使会议逐渐陷入僵局。艾森豪威尔对会议没有取得进展感到失望，在这种情况下，艾森豪威尔决定亲自出面对谈判予以推动。1959年5月27日，艾森豪威尔告诉赫脱，他想请求葛罗米柯缓解由赫鲁晓夫造成的紧张局势。艾森豪威尔说，他想告诉苏联代表团，将世界分成互相敌对的阵营是荒唐的。他觉得，明智的人们能够有办法使事情好转起来。关于外长会议，赫脱警告说:“苏联试图在修改他们最初的建议下拖垮西方。”赫脱和艾森豪威尔开始同意将柏林问题从一揽子计划中单独分出来。与勃伦坦诺不一样，他们已经开始考虑一个其期限直到德国重新统一的临时解决方案。这与艾森豪威尔先前的立场完全不一样。他曾经表示过，柏林问题只有在将德国作为一个整体的前提下才能得到解决。艾森豪威尔和赫脱希望在西方计划之外，单独提出建立全德委员会。赫脱反对将松动德国统一和欧洲安全之间的联系作为解决柏林问题的代价，而艾森豪威尔并不反对。[45]除了民主德国代表团以外，其他所有的代表团都到华盛顿出席了杜勒斯的葬礼。在不知不觉中，苏联最后通牒的日期已过。1959年5月28日，艾森豪威尔会见了四大国外长(不包括勃伦坦诺)。艾森豪威尔表示，他十分乐意看见有关各方进行讨论，包括东西德之间。葛罗米柯立即提醒其他外长们注意艾森豪威尔的表态，并表示完全同意艾森豪威尔的建议。[46]
艾森豪威尔多次表示，只有外长会议取得进展，他才会同意召开首脑会议。为此，他迫切希望日内瓦外长会议能够取得突破，从而为美苏首脑会议的召开寻找说得过去的理由。为了使会议不至毫无收获，美国提出将德国重新统一等问题搁置起来，先就柏林问题达成临时协议，以维持柏林现状。为换取苏联的保证，西方国家可以采取措施减少在柏林的驻军人数，不在柏林部署导弹和核武器，对不受苏联欢迎的宣传活动加以控制等。1959年6月3日，西方提出:(1)驻军人数保持现有水平。(2)在维护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基础上，于全柏林禁止非法和秘密的足以引起公众混乱和严重影响有关各方利益的活动。(3)接受东德的管理职能。西方坚持，在德国重新统一之前，它们都应该维持在柏林的存在和通道的自由畅通。[47]1959年6月底，赫脱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上表示，为了达成保障西方盟国和民用通道的柏林协议，值得让波恩作出任何“让步”。他所指的“让步”是:(1)不需要正式承认盟国的权利;(2)削减西方驻军;(3)进一步开展全德谈判。他表示愿意接受以东西德党派为基础建立全德混合委员会，他还认为不必过于在意数字上的比例。[48]以这些“让步”为基础，1959年7月28日，西方向苏联提交了工作文件。基辛格后来在评价美国的这些“让步”时颇有微词:“无论从这个建议的哪一方面来考虑，都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这个建议已经达到了安全所容许的最大限度，也可能超出了这个限度。”[49]
在联邦德国政府看来，西方在一开始就作出这么多“让步”，显得太过慷慨。勃伦坦诺认为，该文件使西方处在投降的边缘。“勃伦坦诺担心，西方国家可能超出文件上规定的条件，作出进一步的让步，这种让步可能超越可以容忍的限度。”[50]此时正在日内瓦访问的西柏林市长勃兰特，也反对缔结一个没有明确规定临时时期届满后柏林的法律地位，而又硬性规定减少西方驻柏林兵力的有限期的临时协定。他向勃伦坦诺表示，与其达成这样一个成问题的妥协，倒不如让会议无结果而散。勃兰特与勃伦坦诺立即向赫脱进行交涉。勃兰特强调，柏林宁愿忍受一个严重的青黄不接阶段，也不愿看到这样一种可能被理解为“末日的开始”的让步。西方盟国在柏林的权利继续发挥作用，比一个临时协议的细节更重要。交涉起了作用，为了打消联邦德国方面的疑虑，赫脱建议将西方的工作文件增加一个补充条款，即在临时协定期满之后，柏林以前的法律地位将重新生效。这实际上又取消了临时协定的临时性质，当然不会被苏联所接受。1959年8月1日，苏联代表团拒绝了西方所提出的补充条款，同时也使得对西方1959年7月28日所提交的草案的任何进一步讨论成为不可能。联邦德国方面总算及时制止了西方的又一次危险的让步，“勃兰特动身离开时，已用不着担心会达成糟糕的妥协了”[51]。由于无法取得进展，1959年8月5日，日内瓦外长会议宣布无限期休会。
日内瓦外长会议的进程表明，一旦谈判开始，面对来自公众舆论和苏联方面的压力，美国很难一直坚持原有的立场。为使谈判有所进展，美国方面认为，表现出某些灵活性是必要的，不必死守阵地。在联邦德国政府看来，一旦立场松动，就会导致全线崩溃。而且，在谈判的一开始就作出让步，实在太过“慷慨”，并不符合“没有对等的让步决不让步”的原则。所幸的是，苏联并不接受西方的所谓让步。对于日内瓦外长会议无法取得进展，美国政府将责任归咎于联邦德国。格雷韦在1959年7月抱怨说，美国国务院对德国的态度越来越糟糕。“美国官员经常抱怨:他们经常不知道我们对自己提出的建议是否认真，他们不知道阿登纳总理是否赞同这些建议，或者他是否会在稍后出尔反尔。”[52]
2．阿登纳怀疑美国在戴维营会谈中与苏联达成交易
鉴于日内瓦外长会议不能取得突破性进展，美国决定抛开盟国单独采取行动。1959年8月3日，艾森豪威尔公开宣布赫鲁晓夫将于同年9月间访问美国。艾森豪威尔的打算是，先通过美苏两国首脑的会晤，冲淡柏林危机，从而为美、英、法、苏四大国之间最高级会议创造一个良好的氛围。实际上，早在1959年7月中旬，艾森豪威尔已经决定邀请赫鲁晓夫访问美国。美国政府对这一决定守口如瓶，以免引起波恩的不快。1959年7月24日，格雷韦在向盟国通报前一天晚上勃伦坦诺与葛罗米柯会谈情况时就提到，葛罗米柯发表了一些模糊的、故弄玄虚的论调。葛罗米柯说:“西德方面将会为现在所奉行的僵化政策后悔，很快就能看到联邦德国被彻底孤立起来。”[53]当艾森豪威尔将对赫鲁晓夫的邀请公之于众时，波恩方面才明白葛罗米柯的论调并非空穴来风，这更加深了它对华盛顿的不信任。阿登纳并不认为东西方之间有召开首脑会议的必要。“毫无迹象表明波恩希望四国再开会讨论柏林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能暂被搁置起来的话。因此，据说阿登纳博士对首脑会议并未表示多大热情。”[54]苏联学者认为，阿登纳并不希望看到因美苏首脑会晤而导致的国际形势缓和。“日内瓦会议闭幕以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敌人又开始积极活动。领导这场运动的还是阿登纳。”[55]
艾森豪威尔决定在赫鲁晓夫访美之前先到欧洲进行访问，并把波恩作为访问的第一站。对于赫鲁晓夫访美，阿登纳十分关注，担心美苏之间有可能达成交易。在此情形下，阿登纳迫切希望与艾森豪威尔进行会谈。1959年8月10日，美国驻联邦德国大使布鲁斯给国务院的电报中提到，当得知艾森豪威尔总统即将访问波恩时，阿登纳感到很高兴，如释重负。布鲁斯指出，艾森豪威尔的此次访问是一个安抚阿登纳的好机会。“我们应该牢记一点，那就是莫斯科的一个基本目标就是在阿登纳和他的盟国之间制造不和，特别是要挑拨他和我们之间的关系。”[56]因此，总统此次波恩之行应该消除阿登纳的疑问，而且向全世界舆论特别是向克里姆林宫表明，“将阿登纳贴上好斗分子的标签并将他孤立起来的企图注定要失败”[57]。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艾森豪威尔的波恩之行主要是为了营造德美团结一致的表象。
在波恩与阿登纳举行的会谈中，艾森豪威尔希望阿登纳提出关于柏林和德国问题的新建议。阿登纳对美国的要求采取了回避态度，只是不断重复先前联邦德国政府的立场，仅仅答应就加强两德之间的交流进行可行性研究。如果说阿登纳的态度让美国失望的话，那么在赫脱与勃伦坦诺的单独会谈中，华盛顿则看到了波恩立场有可能再次软化的迹象。关于柏林的长期解决方案，勃伦坦诺比起先前在日内瓦的时候态度灵活得多。他非常坦率地说，如果不是包括柏林在内的民族情感之类的问题，西德和东德之间的关系是可以得到解决的。勃伦坦诺接着说，他认为如果可以延期3年解决柏林问题，度过下一次德国大选，在此期间，制定出一些柏林人和苏联人都能接受的柏林问题解决方案，是各方所乐意看到的。他还设想将柏林变成某种自由城市或受到保证的城市，由联合国在其中扮演重要的监督角色。[58]值得注意的是，这是联邦德国方面首次表态可以考虑让联合国介入柏林问题。勃伦坦诺的表态让美国政府感到满意。自这次会谈之后，华盛顿一直期待勃伦坦诺能够在此基础上提出新的建议，但没有下文。这表明，勃伦坦诺的表态只是个人观点，并没有得到阿登纳的充分授权。
尽管艾森豪威尔在访问波恩时一再保证不会在与赫鲁晓夫的会谈中出卖联邦德国的利益，但对美苏达成妥协和交易的担心始终是阿登纳心头不可抹去的阴影。1959年9月17日，格雷韦拜会了美国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墨菲，询问在即将举行的美苏首脑会晤中会涉及哪些问题。墨菲闪烁其词，他希望通过格雷韦向联邦德国政府保证，美国方面不打算作任何妥协。关于格雷韦要求在戴维营会议期间，美国方面向联邦德国大使馆及时传达信息作一些安排，墨菲表示，美国政府将尽力而为。[59]从后来事态的发展来看，美国并没有向波恩方面及时传达信息。
美苏首脑的戴维营会谈的议题十分广泛，几乎涉及东西方关系中的各个方面。柏林问题和德国问题是其中的重点。关于柏林，艾森豪威尔说:“如果可以在这个问题上缓和紧张关系，我们就能在其他问题上取得进展。”“我们并不想使柏林的局面总保持如此，也不想在此永久驻扎军队，我们希望能找到一种体面退出的方式。”艾森豪威尔一再强调，如果能在柏林问题上达成协议，就可以在其他方面取得进展，比如裁军问题。这实际上暗示，美国可以在其他方面对苏联让步。[60]
美苏戴维营(CampDavid)首脑会谈虽然并没有达成阿登纳所担心的交易，但1959年9月28日艾森豪威尔在会谈结束后的第二天所发表的讲话却大大超乎意料。在讲话中，艾森豪威尔采取了与苏联政府一样的论调，即认为柏林的局势的确“不正常”。这番讲话很容易引起各种理解，外界纷纷猜测艾森豪威尔与赫鲁晓夫私下达成了谅解。“在某些观察家看来，总统在会谈时候有可能大大越出了最近西方关于柏林的立场。”[61]为避免引起波恩方面不必要的猜疑，艾森豪威尔在讲话发表当天立即写信给阿登纳为自己的讲话进行解释。艾森豪威尔在信中说，他愿意把他与赫鲁晓夫间就柏林问题进行的讨论告知阿登纳。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当天上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他所发表的讲话可能引起了误会。艾森豪威尔表示:“柏林的分裂，正如你我都认为的那样，与德国的分裂一样，不正常、不公平。合乎逻辑的解决就是实现德国的重新统一，这仍然是我们的目标。但要想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很长时间。”[62]艾森豪威尔的解释无法让阿登纳感到满意。1959年9月30日在接见美国驻波恩大使布鲁斯时，阿登纳抱怨说，根据他对美苏联合公报、新闻界的评论以及艾森豪威尔写给他的信来看，他认为美国采取了一种新的外交方式。据阿登纳说，如果杜勒斯活着，赫鲁晓夫就不会被邀请访问美国。联邦德国驻莫斯科大使克罗尔(Hans Kroll)发回的报告指出，由于赫鲁晓夫的美国之行，他在国内和中立国家中的威望大大上升。阿登纳还认为赫脱太过软弱，被赫鲁晓夫和葛罗米柯牵着鼻子走。[63]尽管美国政府一再保证不会在对苏谈判中背着盟国搞妥协，但波恩方面仍然放心不下。1959年10月1日，格雷韦约见了赫脱，格雷韦说，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周一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在记者中间和德国方面引起了一些不安，但总体上来说，德国的反应是相对平静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总统写给阿登纳的信。尽管如此，事态还没有完全平息，需要进一步努力。因此，重要的是，德国政府应该知道美国政府的考虑，特别是是否提出了一些新的建议。美国国务卿赫脱的回答是，美国既没有提出也没有讨论新的建议。[64]
阿登纳一直担心美苏背着其他国家搞交易，瓜分中欧包括德国，进而瓜分世界。即使是在联邦德国参加的日内瓦外长会议上，美国都愿意向苏联作出让步，更何况是在一次只有美苏首脑出席的会议上，两个超级大国难免会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达成妥协。新闻界越是推崇所谓的“戴维营精神”，阿登纳的疑心越重。戴维营会谈后，美苏关系得到改善，又加深了阿登纳的怀疑。艾森豪威尔将柏林局势形容为“不正常”，阿登纳更加认为，自己的怀疑已经得到证实。戴维营会议前，阿登纳希望了解美国打算谈什么，而在会议后，则希望知道艾森豪威尔究竟与赫鲁晓夫谈过些什么。即便得到美国的再三保证，阿登纳仍然难以安心。
3．联邦德国担心美国在未来的东西方首脑会议上再度让步
在戴维营会谈中，尽管美国没有向苏联提出新的建议，但双方的关系却得到了极大的缓和，从而使一直在酝酿中的东西方首脑会议有了召开的现实基础。要想在接下来的东西方首脑会议上取得进展，艾森豪威尔认为，应该拿出一些与以往不同的新东西来。在艾森豪威尔看来，向苏联提出新建议的最大障碍来自波恩。1959年10月16日，在一次美国政府内部讨论柏林问题的会议上，艾森豪威尔对阿登纳的怀疑、猜测、立场僵硬感到极其不耐烦。他说，他真正想要知道的是，在德国保持分裂的状态下，什么样的柏林问题解决方案才是阿登纳愿意接受的。赫脱认为，德国人相信在美国的支持下，他们可以维持现状。赫脱指出，顾夫·德姆维尔私下跟他说，英国、法国和美国应该与阿登纳进行磋商，他很担心阿登纳的冥顽不化。麦钱特补充说，德国方面立场越来越僵硬，阿登纳越来越不可接近，无法与之沟通。艾森豪威尔表示:“正因为如此，很清楚，我们应该先行召开西方国家首脑会议，看看我们是否能在首脑会议召开之前找到共同的立足点。”[65]
在积极筹划召开西方国家首脑会议的同时，美国政府希望波恩可以提出关于解决柏林和德国问题的新方案。比如先前勃伦坦诺所提到的让柏林置于联合国保护之下的建议，美国就很感兴趣。布鲁斯给勃伦坦诺打去电话，询问在与赫脱1959年8月27日会谈当中勃伦坦诺所提到的一些议题是否已经有了明确的答案。勃伦坦诺的回答让人失望。1959年10月23日，在写给赫脱的信中，勃伦坦诺表示，关于联邦德国是否提出自己的观点和建议的问题，他经过仔细考虑，并向阿登纳作了汇报:“我想我不能给予积极答复。”在1959年8月27日的会谈中，勃伦坦诺提出可以考虑将柏林置于联合国的保护之下。然而，现在他认为联合国的保护有不可克服的弱点。“联合国的保护充其量只可以起到补充作用，而不能代替西方三大国以驻扎军队的形式所提供的保护。我们都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即使有联合国的保护，也是远远不够的。如果苏联违反了协定，按照联合国冗长的程序来处理，在还没有来得及出台决议之前，就已经造成了既成事实。我们知道，联合国无法采取行动，而且，只要苏联和东方集团阻挠建立一个联合国的行动机构，联合国软弱无力的局面就会保持下去。”[66]就这样，勃伦坦诺否决了自己的建议。可以推测，当勃伦坦诺向阿登纳提出这一建议时，遭到了后者的拒绝。
波恩方面力图使东西方首脑会议的议题仅限于裁军问题。对于接下来要展开的谈判，勃伦坦诺认为只有裁军问题才是值得一谈的问题。“在裁军领域达成协议后，柏林和德国问题就会更加容易得到解决。如果苏联拒绝这一建议，就可以表明，它根本不想进行认真的谈判。”[67]看起来，波恩并不希望东西方首脑会议讨论柏林和德国问题，特别是在联邦德国政府不能参与的情况下。波恩之所以对裁军感兴趣，是希望转移美苏对柏林和德国问题的注意力。“阿登纳博士强调裁军，是同他阻止把柏林问题提出来讨论的愿望完全符合的。这位联邦总理从来不隐瞒自己的信念，他相信柏林现状的任何改变，都将损害西方的利益。现在他突然违反他一向坚持的要把柏林问题和德国问题同时提到东西方会议的议事日程上来的意见，这就表明德国人对于那种可能性的恐惧增加了。”[68]裁军问题固然重要，但美苏不可能在一次难得的、费尽周折才得以召开的首脑会议上只谈论裁军问题，对造成当前紧张局势根源的柏林问题避而不谈。正如格雷韦所指出:“阿登纳想把最高级会议完全限制在裁军主题上的愿望没有任何实现的希望。我们必须对以下这种情况有所准备:柏林问题又重新成为中心议题却没有我们的直接参加。同第三次日内瓦会议不同，我们在这次会议上也没有‘咨询’的地位。”[69]考虑到如此僵化的立场必然不为美国政府所接受，勃伦坦诺留下了可回旋的余地。信的结尾处，勃伦坦诺表示，这封信只代表了他个人的观点。[70]很快，波恩方面便作出了调整。1959年11月10日，格雷韦与赫脱会谈时，改变了先前只希望将裁军列为东西方首脑会议议题的立场，同意在东西方首脑会议上讨论柏林和德国问题。格雷韦解释道，勃伦坦诺写给美国政府的信被耽误了一些时间，自该信写完之后，联邦德国政府对东西方首脑会议日程安排的看法有了一点改变。联邦德国政府并不认为裁军是首脑会议上唯一可以讨论的主题，很显然，必定会涉及柏林和德国问题。[71]笔者认为，波恩向美国提出东西方首脑会议应该把裁军问题作为主题，反对讨论柏林和德国问题时，已经认识到这一建议必定不会被美国所接受。之所以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一方面是对美苏在柏林和德国问题上达成妥协的担心的自然流露，另一方面出于与美国讨价还价策略上的考虑，即以同意美苏讨论柏林和德国问题这样的表面上的让步，来缓解美国要求联邦德国提出新建议的压力。
虽然同意东西方首脑会议可以讨论柏林和德国问题，但阿登纳的态度仍然是消极地维持现状，而不是像美国所期待的那样向苏联提出新的建议。1959年12月19日至21日，美、英、法、联邦德国四国首脑在巴黎会晤，讨论东西方首脑会议事宜。会上，阿登纳反对向赫鲁晓夫提任何建议。他说:“我根本反对向赫鲁晓夫提任何建议，我认为日内瓦谈判已经结束。我要向他们进一言，千万不要提任何建议，而应该耐心等待，看赫鲁晓夫提什么要求，再郑重其事地把这一点告诉他。”[72]在阿登纳看来，尽管日内瓦外长会议当中西方所提出的“赫脱计划”存在缺陷，但就目前的情况来说，为避免西方作出新的让步，相比之下是个不太坏的选择。关键是，苏联已经拒绝了这一计划，如果再将这一计划拿出来讨论，必将再次遭到苏联的反对，从而就什么也谈不成，这正是阿登纳想要看到的结果。阿登纳得到了戴高乐的大力支持。“法国和德国已经成功地恢复了在日内瓦会议上曾被证明为不切实际的那个分不开的‘一揽子’计划的观点。”[73]巴黎西方首脑会议唯一值得欣慰的成果是西方三大国邀请赫鲁晓夫于1960年春天到巴黎出席东西方首脑会议。而艾森豪威尔对戴高乐和阿登纳联手为西方规定谈判立场的做法显得毫无办法。据戴高乐观察，华盛顿对每一个问题的立场都不很明朗，艾森豪威尔倾向于妥协，但是并没有加以具体说明。[74]“毫无疑问，‘西方首脑会议’的结果使得那些期待美国作出决定性领导的人陷于失望。”[75]一方面是因为“赫脱计划”本身就是美国所提出来的，美国没有理由予以反对。另一方面，艾森豪威尔处于最后任期届满的前夕，即便他有心想以缔造和平的总统的名望载入史册，但他对在任内达成关于柏林和德国问题的协议缺乏信心，不愿意在柏林和德国问题上束缚下一任总统的手脚，因而没有全力推动提出新的创议。“众所周知，美国政府在总统竞选运动的前夕宁愿避免承担具有决定性的新责任。”[76]对于阿登纳表现出来的顽固不化，艾森豪威尔似乎并不十分介意。会议期间，他还兴高采烈地向阿登纳谈起他前不久出访世界各地的见闻。[77]
尽管在制定东西方首脑会议谈判立场的问题上，阿登纳设法使美国和整个西方暂时守住了阵地，但对于美国能到底能坚守多久，阿登纳没有把握。格雷韦认为，尽管西方之间就谈判策略取得了一致，“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最高级会议的进展信心十足，无所忧虑”。“商定的文本并不能使人完全放心，因为它们当然不是不能更改的，而是可能在谈判过程中修改、掺水、打折扣。”[78]阿登纳对此尤其感到不安，上次日内瓦外长会议的经验告诉他，一旦谈判真正开始，联邦德国很难对谈判进程予以把握。如格雷韦所说:“虽然我们不需要害怕我们的盟国背弃我们，欺骗我们，或者出卖我们的生命攸关的利益;但是，在日内瓦已经可以看出，要给可以忍受的让步划个界线是困难的，何况见仁见智众口不一。”[79]随着东西方首脑会议的临近，阿登纳对美国的不信任愈加强烈。1960年1月18日，阿登纳在基督教民主联盟领导机关的会议上发表讲话警告说，当今国际局势中存在“可怕的危险”，这种危险“不仅来自莫斯科，而且也来自……伦敦，甚至华盛顿”，因为那里有人企图在最高级会议上同苏联解决一些紧迫的国际问题。[80]当阿登纳于1960年3月访问美国时，显得忧心忡忡，他的不安多次体现出来。在公开场合，阿登纳对美国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美国作为西方领袖国家的威信在迅速下降。结果，阿登纳的重复不断的尖锐批评激怒了美国人。“他的谈话对手作出了与此相应的反应:面对过分夸大的批评，他们当中没有人现在打算承认自己政府有缺点和错误。”[81]在阴郁的气氛中，与艾森豪威尔和赫脱的会谈成了例行公事，没有带来多少新东西，就连公报也是事先草拟好，既没有进行讨论，也没有加以修改。[82]为了影响美国的公众舆论，1960年4月，阿登纳在美国《生活》周刊上写道，在即将举行的最高级会议上，西方“无权后退一步”[83]。
东西方首脑会议由于“U-2事件”而流产，阿登纳的不安情绪得到缓解。当得知巴黎首脑会议开不成后，阿登纳无法掩饰自己内心的喜悦，他对新闻局长埃卡特说:“我们又交了一次好运。”[84]巴黎首脑会议流产后，鉴于艾森豪威尔即将下台，赫鲁晓夫不再接受艾森豪威尔为谈判对手。而艾森豪威尔由于任期将满，在外交方面实际上也陷于瘫痪状态。由于这个原因，第二次柏林危机出现了暂时的缓和局面。美国与联邦德国之间的不信任依然存在。基辛格认为:“虽然在最高级会议流产之后苏联所持不妥协态度，至少在外表上促使西方团结，但是如果我们认为基本的困难问题已经解决，那就要犯最严重的错误。”[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