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国外学者的著作中，可以在第二次柏林危机和德美关系这两个专题框架下找到与本书相关的研究成果。笔者将其代表性的观点予以归纳如下:
1．关于美国政策给德美关系带来的影响
杰克·M．希克(Jack M．Schick)对艾森豪威尔政府以谈判为手段处理第二次柏林危机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并较多地将责任归咎于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他认为，美国在受胁迫的情况下率西方盟国参加对苏谈判，谈判挫伤了大西洋联盟，因而也损害了德美关系。①
与希克不同，威廉·布尔(William Burr)的研究指出，艾森豪威尔(Dwight D．Eisnhower)应对第二次柏林危机的政策是坚定的、得当的。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危机一开始就决定在紧急情况下，动用有限的武力来对付苏联以及东德的挑衅行为。如此就可以对苏联的冒险行为予以遏制，并维持联邦德国对西方联盟的信心。美国政府特别担心与东德政府官员打交道，害怕因此会导致对东德的承认，并使联邦德国政府对重新统一的前景感到绝望。艾森豪威尔政府认为，如果丢掉西柏林这个冷战前哨阵地，将会在欧洲产生灾难性的后果，联邦德国就会走上中立化的道路，并与苏联单独达成安全上的协议。[7]
考瑞·沙克尔(Kori Schake)对艾森豪威尔政府处理第二次柏林危机的政策显然也持赞赏态度。沙克尔指出，艾森豪威尔政府所采取的政策基本上是谋求与盟国取得一致，特别是与联邦德国取得一致。因为联邦德国之所以忠于西方联盟，是由于北约盟国拒绝将德国分裂长期化、合法化。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艾森豪威尔给予联邦德国政府涉及德国重新统一、常规力量裁军以及是否承认东德等一系列问题的否决权。沙克尔对肯尼迪政府的第二次柏林危机政策提出了批评，他认为，肯尼迪(John F．Kennedy)急于消除紧张局势，以至于他将西方大国支持德国重新统一的承诺以及对联邦德国政府立场的支持看成是与苏联进行成功谈判的障碍。正是由于肯尼迪政府缺乏与苏联进行斗争的经验，导致了危机的升级，并使美国与西方盟国特别是与联邦德国的关系恶化。肯尼迪政府不能始终如一地采取强硬立场，这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西方盟国特别是联邦德国对美国的信心。[8]
阿尔弗雷德·格罗塞(Alfred Grosser)则认为，无论是艾森豪威尔还是肯尼迪，在处理第二次柏林危机问题上都显得犹豫不决。格罗塞指出，艾森豪威尔及其顾问在愿意缓和与决心不放弃已经在握的东西这两者之间举棋不定，但最终倾向于为他们已经在握的西柏林获得保证，以此来交换已不再属于他们的另一个德意志国家及其与波兰边界的法律上的让步。对这样一种妥协倾向，阿登纳和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两人都是不能接受的。肯尼迪上台后，他在柏林问题上更加不愿意听从阿登纳的建议，双方从未建立过友好关系。“柏林墙”修筑后，美国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应对措施。这对阿登纳政府的欧洲和大西洋政策以及德国重新统一政策都是沉重的打击。[9]
吉尔·卡斯特纳(Jill Kastner)进一步指出，第二次柏林危机对法德关系的接近起到了促进作用。他认为，德美之间在处理危机上的分歧，损害了自联邦德国成立以来与美国之间建立起来的信任合作关系。在这场危机结束后，曾经将美国当成最可靠盟友的阿登纳，转而与法国总统戴高乐建立更为密切的联系。到危机渐渐淡出公众视线的1962年，在阿登纳的认识中，法国和美国开始更换角色。美国成了变化无常、不可靠的代名词，并随时准备违反已经达成的协议。尽管戴高乐的行为有时不可预知，但法国相对于美国和英国来说，是联邦德国更为可靠的盟友。[10]
以上研究主要是从美国政策对德美关系的影响的角度来进行分析，对于德美双方在危机期间进行的协商、互动关注不够。
2．关于第二次柏林危机期间德美产生分歧的原因
弗兰克·A．宁柯维茨(Frank A．Ninkovich)认为，美国决策人更多地把柏林问题看成是意志的较量，而不是从维护联邦德国与柏林的联系，维护联邦德国在德国重新统一问题上的立场的角度来看待问题。对于美国来说，柏林问题上的得失成为彰显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维护自己权利的决心的标志，与联邦德国的利益是否得到保证没有关系。对于联邦德国而言，柏林问题涉及它的核心利益，与它的德国重新统一政策、入盟西方政策密切相关。正是国家利益上的差别构成了联邦德国与美国在第二次柏林危机期间关系紧张的原因。[11]
沃尔弗勒姆·F．汉里德(Wolfram F．Hanrieder)进一步指出，德美国家利益的差别导致双方的关切点不一样。联邦德国主要关心的是，既要维持柏林的现状，又要保证在维持现状的同时不能在德国重新统一问题上让步。西方三大国特别是美国对如何维持它们在柏林的地位最为关注，而不在乎是否会在较为宽泛的德国问题上对苏联进行让步。汉里德还认为，联邦德国没有跟上美国战略调整的步伐。1950年代中期以前，美国对苏联奉行的是“推回去”(roll back)的政策，这种政策具体反映到德国问题上，就是不承认德国分裂的现状。到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美国开始承认欧洲和德国分裂的事实，谋求与苏联共处，实行缓和战略，军备控制取代德国问题成为美苏谈判的主题。在已经变化了的世界形势面前，联邦德国显得极其不适应。美国所认为必须进行的战略调整，在联邦德国看来，将会牺牲它的主要国家利益。联邦德国没有跟上美国战略调整的步伐，及时调整自己的外交政策，导致了对美国政策的不理解，以及双方的外交冲突。[12]
弗兰克·A．迈尔(Frank A．Maier)在其著作中对肯尼迪政府与阿登纳政府在1961—1963年，特别是在柏林墙事件前后的关系进行了论述。他强调，肯尼迪与阿登纳价值观念、对世界局势认识的不同，导致了两国关系的紧张。在肯尼迪眼里，阿登纳顽固不化，完全属于另一个时代。肯尼迪对阿登纳坚持德国重新统一、不承认东德、签订法德友好条约等一系列政策都感到不可理解。阿登纳则对肯尼迪不在德国问题乃至欧洲问题上与自己协商感到不满。阿登纳认为，肯尼迪准备随时牺牲联邦德国的利益以与苏联进行妥协。[13]
托马斯·A．施瓦特茨(Thomas A．Schwartz)把德美双方在第二次柏林危机期间产生分歧的原因归结于具体的政策。他认为，尽管艾森豪威尔对阿登纳的态度感到不满，但还是将这种不满控制在比较小的范围内，没有公开化。而阿登纳与肯尼迪之间的关系则从一开始就比较困难。双方对德国分裂的现状存在不同看法，阿登纳担心美苏之间的缓和会将德国分裂固定化，从而削弱他在西德政坛的地位。而肯尼迪则把德国分裂看成是既成事实，并且在承认这一事实的基础上实现与苏联的缓和。一开始，双方还在极力弥合分歧，但在危机趋于紧张化的1961年夏天，双方的冲突在所难免。施瓦特茨指出，导致双方冲突公开化有两个原因:一是柏林墙修筑后，肯尼迪政府的无所作为让阿登纳感到非常担心;二是在随后美国与苏联进行的“试探性”谈判中，美国提出了一个成立国际通道管理机构的建议，让阿登纳政府难以接受。[14]
以上研究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德美在第二次柏林危机中产生分歧的原因，对这些原因的分析比较中肯，但缺乏综合分析。
3．关于联邦德国外交政策对危机进程所产生的影响
阿登纳的传记作者汉斯-彼得·施瓦茨(Hans-Peter Schwarz)认为，正是由于阿登纳的固执和偶尔表现出的灵活性，才使柏林能在持续4年的苏联压力下得以保全。[15]而戈登·A．克拉格(Gordon A．Craig)则认为，这个说法有点“言过其实”。克拉格指出，西方国家之所以没有丢掉柏林这个前沿阵地，有许多复杂原因。阿登纳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微不足道。相反，阿登纳总是对美国的立场持批评态度，提出一些不实际的解决方案，想方设法拖延美国与苏联的谈判，并且暗示要与苏联进行单独谈判，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领导人对他的看法，对危机的解决起到了负面作用。[16]
约尔克·维亨弗利希(Joerg Wehrenpfennig)也认为，联邦德国对美国在第二次柏林危机期间的决策没有产生太大影响。他指出，赫鲁晓夫在他的东德盟友的催促下发动了第二次柏林危机，其主要目的是稳固战后德国分裂的现状，并对西方联盟予以分化。面对苏联的挑战，西方表现软弱，特别是美国，准备在苏联的挑战面前妥协。尽管有来自联邦德国政府的反对意见，美国仍然准备减少在西柏林的驻军，承认战后德国和欧洲的现状。在第二次柏林危机期间，联邦德国政府虽然立场强硬，反对妥协，但并不能阻止美国的妥协倾向。只是由于苏联方面缺乏耐心，美国和苏联之间才没有达成妥协。[17]
在如何看待联邦德国对危机进程所产生的影响方面，以往的研究大多要么予以忽视，要么完全持否定态度。笔者认为，应该客观地进行评价，对联邦德国在第二次柏林危机中所起的作用既不能夸大，也不能贬低。
以上为国外与本书选题有关的部分重要文献。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专著、论文与本书选题有关。[18]美国国务院在1993年和1994年出版了4部关于第二次柏林危机的文件集，其中有相当多的篇幅涉及这一时期的德美关系。[19]此外，当时一些亲身经历过第二次柏林危机的政要们的回忆录为研究这一时期的德美关系提供了丰富的材料。[20]总的来看，国外学者对于第二次柏林危机的研究侧重于对美国、苏联的决策进行分析和评价，不少著作资料丰富，角度新颖，也提出了一些有见地、有启发性的观点，如果没有这些学者的开创性工作，本文的选题和写作将非常困难。在这些研究中，涉及第二次柏林危机期间德美关系的文章居多，论著偏少，系统完整地论述这一时期美国与联邦德国关系的专著还没有。同时，学者们的研究多没有将美国与联邦德国之间的关系当成一个互动的模式来看待，更多的是从美国对联邦德国外交政策的影响这一角度进行论述，对于联邦德国在第二次柏林危机中的作用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关于联邦德国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的深入分析较为缺乏。
我国学者对第二次柏林危机特别是第二次柏林危机期间德美关系的研究比较薄弱，对德美关系的关注大多集中在冷战后或者二战前，对于冷战期间的德美关系关注不够。在一些专著中，涉及这一时期的德美关系。[21]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对第二次柏林危机的研究，并对20世纪50、60年代这一德美关系的关键时期进行探讨和分析，写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文章。[22]总的来看，与国外的研究一样，仍然是在论述第二次柏林危机时对德美关系有所涉及，在研究德美关系的时候没有对第二次柏林危机期间德美关系之间的互动给予足够关注。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陈郴、刘馗两位学者将德美关系与柏林危机特别是第二次柏林危机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与本书不同，他们的研究仍然主要是探讨第二次柏林危机对于德美关系的影响，而对第二次柏林危机期间美国与联邦德国之间的互动以及这一时期德美关系对危机进程的影响，没有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