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　语

二战中，美国和德国互为敌国，然而，二战后形成的国际格局把美国与联邦德国紧密连接在一起。正如历史学家宁柯维奇所指出的:“20世纪中，美国两次卷入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残酷的战争，与被视为邪恶化身的德国展开殊死搏斗，只是在战争结束后不长的时间里，才相互抛弃敌意。这种从敌人到朋友，进而到盟友关系的急剧转变，二战后，尤其显得突乎其然、出人意料、难以理解。”^[1]

二战结束后，美国凭借它在战争中形成的巨大军事和经济力量，凭借它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所作出的贡献，以及它在战争中所取得的战略优势地位，开始在欧洲谋求支配地位，并试图排斥对手和异己，按照它的理想来塑造这一地区，并将其纳入美国的全球战略中。美国在欧洲的扩张面临着机遇和巨大的挑战。传统的欧洲强国英国、法国、德国在战争中遭到极大的削弱，为美国向欧洲的渗透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但是由于苏联作为一个欧洲强国和世界大国在二战后的崛起，由于苏联和美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对立，苏联开始在欧洲实行与美国抗衡的政策，这给美国谋求支配地位的设想增添了许多困难。

对欧洲全局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德国，德国问题和柏林问题一直是欧洲安全中最重要的课题，而联邦德国作为美国盟友，在美国实行对苏遏制战略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德国虽然在二战中遭到极大的破坏和削弱，但它所处的重要的战略位置，拥有的巨大工业和军事潜力，是任何稍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都无法忽视的。而且，由于美、英、法、苏四大国共同占领德国，二战后初期德国的地位尚未最终确定，这也给大国在德国问题上进行新的调整提供了可能性。鉴于德国一向扮演“破坏者”的角色，美国和苏联在努力将德国纳入己方阵营的同时，也需要对德国予以适当约束，以免其重新打破欧洲的力量平衡。基于防患于未然的心态，美苏在将各自势力范围内的德国部分纳入自己的战略轨道时显得小心翼翼。就美国来说，一方面要对西方占领下的德国进行扶持，利用其经济和军事潜力来稳定西欧，进而增强美国在欧洲对抗苏联的实力。对抗苏联的紧迫性要求它在扶持联邦德国时不遗余力，特别是朝鲜战争的爆发，使美国更需要联邦德国分担自己的防务负担。另一方面也要防止养虎为患，联邦德国实力的增长，必然会加强它与美国讨价还价的能力，一个倒向苏联或者实行中立化政策的联邦德国都不符合美国的利益，这样的后果将使美国在二战后扶持联邦德国的种种努力化为泡影。所以对美国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复兴联邦德国的同时，将其牢牢维系在西方阵营之内。美国实行这一政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强大的、对美国来说相对比较安全的联邦德国。冷战伊始，美国就推行复兴联邦德国、将其纳入西方阵营和西方安全体系的政策。在执行这一政策的过程中，美国所采取的手段是控制加笼络:一方面在德国统一问题上保留了最终发言权，以此作为向联邦德国施加压力的筹码;另一方面向联邦德国作出让步，逐步恢复其主权，并提高它在西方阵营中的地位。

联邦德国从诞生之时起，就面临着在冷战中如何定位的问题。联邦德国作为美国一手扶持建立起来的国家，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实行向西方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是合乎逻辑的选择。联邦德国阿登纳政府，一方面由于自身处于战败国地位，不得不接受美国的控制，另一方面也希望依靠美国的扶植恢复主权，逐渐取得实力，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最终迫使苏联让步，实现德国重新统一的长远目标。美国通过扶植建立联邦德国，进而将其纳入冷战轨道，阿登纳通过加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发展自身实力，双方各取所需，建立了亲密合作的关系。将联邦德国纳入西方阵营，依赖的是美国精心设计的一套条约体系，这一条约体系既对联邦德国进行了约束，又赋予了联邦德国以美国盟友的地位。至少从条约上来看，在联盟体系中两国的地位是平等的。可见，不管双方的实力相差多大，联盟关系一旦形成，就具有稳定性。在联盟体系下，美国必须对盟友履行保护的义务，而联邦德国作为联盟中的伙伴，也有责任向美国效忠。

在美国与联邦德国的关系中，亦存在着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两国之间实力对比所发生的变化，时常会显现出来，成为两国关系中的不稳定因素。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冷战形势有所缓和，联邦德国在美国欧洲战略中的地位有所下降。美国对同苏联妥协的兴趣大大增加，这也使美国牺牲德国利益以谋求与苏联达成妥协的可能性上升。“在由阿登纳和杜勒斯制定的联邦共和国的对外政策中，军事安全的思想在十五年期间起着重要作用。波恩生活在来自共产主义东欧的永久威胁之中，因此长期以来，它在其政治和军事战略上受到有关安全问题的言过其实的复杂心理所支配。基督教民主联盟的政治领导人用怀疑的眼光来看待超级大国之间的缓和。直到这种缓和出现之后，联邦共和国才开始减少了为自己所处的地位担忧的心情。”^[2]联邦德国在外交方面取得了主权和相当大程度的行动自由，而且随着联邦德国经济实力的增长和国防军的建立，它在世界事务中的影响力也扩大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联邦德国对美国的不满和不信任与日俱增。

1958—1963年的第二次柏林危机，再度使柏林成为东西方冷战冲突的焦点。对二战后德美双边关系而言，柏林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它是对西方国家——尤其是对美国——保卫该城不被苏联改变现状义务的一种考验，在国际政治上更是美国政策可信度的试金石。随着美国战略思维与外交路线的转变，持续4年多的第二次柏林危机，使得德美关系面临二战结束后最现实的考验，也成为影响德国与美国外交关系的转折点。伴随着危机的发展，两国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一个从出现分歧到不信任、冷淡直至紧张的过程。然而，德美关系并没有走向破裂，而是小心翼翼地被双方所维持。第二次柏林危机期间，美国与联邦德国之间的分歧贯穿了整个危机的始终，这些分歧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原因。具体加以分析，美国和联邦德国在危机中同时面临两大困境，而在这两大困境中，双方的感受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