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圣的泛灵崇拜
远古人类对神、人、鬼、妖的界限是模糊的，因而出现了多神的现象。中国的神鬼文化在几千年的演绎中从最初的图腾崇拜到民间传说，再到书籍戏曲，神鬼也从最初的“神性”逐渐转变为“人性”。
如果说到主流文化中的神鬼，恐怕最早的应是《山海经》了。在天马行空的想象中，《山海经》里的神妖鬼怪具备多种形态，稀奇而怪诞。屈原和李白的诗歌，吸收其营养，将其演绎得浪漫而美轮美奂。后来的《封神演义》《西游记》和《聊斋志异》更是大大前进一步。《西游记》因神鬼而精彩，已说不清到底是西游成就了神鬼，还是神鬼成就了西游？《聊斋》又创造了一个奇幻文学的高峰，妖狐鬼怪不再只是青面獠牙、背负诅咒、取人性命的恶魔，它们不再脸谱化、标签化，而是已拥有比现实世界中扭曲人格更美丽可贵的人性光辉。
《山海经》那个时代的古蜀人，由于认识世界能力的有限，产生浓厚的天国仙境神鬼思想是必然的。端坐于龙虎座上的西王母，众多的山妖水怪，使这些想象异彩纷呈。三星堆的发现，使神鬼思想被具象化为怪异的青铜人、鸟、兽、树等组合，从而以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卓越的艺术成就，精彩演绎着“万物有灵”的朴素世界观，凸现出那段曾经被遗忘的辉煌与荣光。
古人崇尚“万物有灵”与生存有关，世界范围内各民族的童年概莫能外。原始人类的生存困难太多，平均寿命才二十多岁，并且在实现农作物栽培之前，采集和渔猎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忍饥受冻应是常事。先民们仰望苍天，风雨雷电变幻莫测；俯察大地，地震和灾变使人手足无措。敬畏震颤于大自然的神秘伟力，于是，不可捉摸的力量皆被定格为神，只有敬献出珍宝和美食，将美好愿望诚惶诚恐寄托于祈祝之中，乞求神灵保佑免除苦难。祭祀对象从日、月、山、川延及飞禽走兽、天地万物。与其说是一片迷茫的心态，还不如说是一种精神寄托。祭祀成为当时生活中头等大事，“苍璧礼天，黄琮礼地”，庶民百姓翘首以盼获得生存权，首领或君王则多一层给权力贴上合法标签的内涵。
天地万物本身具有灵性，先民们是用整个身心去感知去发现。老祖宗们孜孜不倦地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并不只有造神，也奉献出不少科学成就：伏羲制作八卦，奠定了《周易》的基础；神农尝百草，形成了中华药典的开山之作《神农本草经》，蜀地亦有《蜀本草》；后稷则开创了粗耕农业；《山海经》中记载了不少远古先民的发明创造：“叔均是始为牛耕”“义均是始为巧
，是始作下民百巧”“淫梁生番禺，是始为舟”“吉光是始以木为车”“般是始为弓矢”“蚩尤作兵伐黄帝”。发明创造还涉及天文和历法：《大荒海内经》“噎鸣生岁十有二”，《大荒西经》“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石夷司日月之短长”，《大荒南经》“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生岁十有二”“生月十有二”“生十日”，是天文和历法已达到了用日、月、星记载时间的水平。传说颛顼曾通过对日、月、星辰的观察，制作了颛顼历（即十月历），有人认为颛顼历就是夏历《夏小正》，这部历法一直沿用到汉初。发明创造还涉及艺术：“晏龙是始为琴瑟”“帝俊有子八人，是始为歌舞”“鼓延是始为钟，为乐风”“祝融生太子长琴，是处摇山，始作乐风”“开焉得始歌九招”。发明创造还涉及气象学、医药学、生物学、矿物学和治水工程。一部《山海经》集地理和志怪于一体，堪称远古的一部世界奇书。
蜀地的治水工程很有名，大禹在岷山地区留有不少遗迹，李学勤先生说：“禹生石纽的传说是很重要的，它反映着古代的历史实际。”20世纪中期已有人指出，农业的发明不在大河流域，最早发展出农牧业的是环绕两河流域的山侧地带，今天我们种植的许多种作物和驯养的许多种动物，其野生祖宗都出在这里。最近有学者提出，中国最早进入文明的地带是小河道交错的地方，不是一条大河流域。那就是说大禹治水的实践最早应起源于蜀地的小河道地区，这种推测也符合远古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人烟稀少、工具原始，对大江大河的治理当无能为力。蜀地治水技术的传承发展，最终结出鳖灵治水和李冰修筑都江堰的硕果。上述功昭日月的成就，恐怕最初都应得益于“万物有灵”，得益于古人对天地万物的崇敬之心。
人们在认识世界的局限，往往产生敬畏。每一种文明的兴起和发展，都不可思议地伴随着各种崇拜的出现，然后逐渐形成表现形式不同的原始宗教。“万物有灵”让古蜀人产生浓厚的鬼神迷信思想，祭祀则将其具象化。“蜀人好巫”，古蜀的巫风应渗透到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祭祀和巫术混生，巫师以巫术祈福禳灾，用卜筮决疑惑，延及医治疾病，扮演了人和鬼神间的中介角色，当是那个时代的常态。“巫”开始是指女巫，后来泛指一切男女巫，巫师作法伴之以舞，以增加神秘感和灵验度。甲骨文中“巫”字的写法，就像人拎着牛尾或鸟羽起舞的样子。带有巫术色彩的原始歌舞，应普遍存在于祖先、英雄、神灵等祭祀中。不管是否集神权和王权于一身，祭祀时，可以通神的巫师形象都是至高无上的。他们或许威武得就像站得笔直的青铜大立人一样，紧闭阔嘴，手用力一握握成了圆环状，企图牢牢握住神灵赐予的好运。国宝级文物石边璋刻着祭祀场景，太阳照耀着祭坛，神山边竖着牙璋。
璋是祭祀中的重要角色，三星堆拥有各种类型大大小小的玉璋、石璋，大到残缺的巨璋尚存一二米长，小到牙璋仅有一两厘米，从玉璋精美的扉棱和纹饰揣度，雕刻者凿磨之间，不知寄托了多少期盼和祝祷？应该说，每个璋都藏有一个故事，比如鱼形璋，稍加思索，就能看出希望猎获鱼而讨好鱼的心态。
祭祀往往筑坛以示隆重。遥想当年的大型祭祀，高筑的祭坛上恐怕应是旗幡飘动，香烟缭绕，三牲杂陈；优美的乐声中，编钟铿锵、石磬清脆，说不定还杂有沉重的淳于和凄厉的埙篪。祭坛边，手持武器的护卫队站得笔挺，其间，盛装的女子和戴着面具的男子交替上场，踏着乐音歌舞相合，一如《山海经·中山经》记载：“岷山之神，其祠；干舞，用兵以禳；祈，冕舞。”人们竭尽所能地祀神娱神，化妆带冠冕穿彩衣的巫师虔诚叩拜献上三牲和祭品后，极可能要占卜以定吉凶，龟甲噼啪烧出的裂纹，飘散出缕缕好闻的焦糊味。
“万物有灵”是心性的感觉，古蜀人深信对族群贡献巨大的人灵魂是升了天的，“蚕丛、鱼凫、杜宇皆神化不死”。青铜大立人像、纵目面具、人面鸟身像等文物身上，或许就有他们的身影。这些人兽合体甚至多种动物部件组合的形象夸张而极富想象力，反映出古人期望兼有动物能力，乃至拥有超自然神力的强烈愿望。由此联想到《山海经》中那些长翅膀的人、人面兽身、人身兽面等人和兽的组合，也就不足为怪了。
近代的研究考证，《海内经》是古蜀人的著述，《大荒经》是巴人的作品。《山海经》为后人提供了许多真实可靠的原始资料，大凡诗词歌赋、哲理寓言、校勘训诂以及自然科学的专史，不可胜数。《山海经》记录了“万物有灵”，也成就了千古文章。从《诗经》迤逦而下，《离骚》空灵神异：“闻赤松之清尘兮，愿承风乎遗则。贵真人之休德兮，美往事之登仙。”李白“十五好剑术”“十五游神仙”，并加入过道教，他的“游仙诗”受到“万物有灵”的滋润，仙风道骨，蕴涵着一种动人心魄的美感。
“万物有灵”让三星堆人崇拜天地、崇拜山川、崇拜祖先、崇拜飞禽走兽，留下的青铜文物营造出梦幻般的神巫境界。也许在那个生气勃勃的青铜时代，人类刚告别了石头，有如一个充满好奇心的小男孩，看见鸟儿在天空自由飞翔，便想象自己也能长出翅膀，看见老虎那么威猛，于是就想拥有一个虎的身子。充满奇光异彩的想象和创造力，洋溢着天真烂漫的童心，仿佛古蜀国上空真有人面鸟在翩翩飞翔。
“万物有灵”确实生命力强悍，时至今日仍到处都能见到行踪。过年贴门神，农民们仍然祭灶神，在猪圈、竹、树上贴红纸；城市里电冰箱微波炉俱全的厨房仍有人贴灶君像；防盗铁门上也有人挂照妖镜和斩妖刀；豪华商铺里高供起财神或关圣人，并且点亮电灯泡红蜡烛，让它长期红光闪闪。庙宇也是越修越多，供奉的不仅有儒、释、道，还有中国的皇帝，外国的耶稣。
祭祀在某种程度上也算得上是一种感恩行动，天地赐人以万物，使人类得以生存发展，人类的良知应充满感激。祭祀时，巫师或许戴着面具，以增加进入图腾世界的效果，这种现象在史前岩画中就有保存，戴面具的舞者，有的画了妆，有的则赤身裸体。三星堆有十余件青铜面具，其中两件体形大到需数人才能抬着行进，还有几件青铜头像戴着金面。这些情况说明面具通神的特殊功能。现实中也有例证，当今，一些少数民族仍保留有戴着面具亦歌亦舞的傩剧。
三星堆人将“万物有灵”物化为表示精灵、神怪、巫师、祖先的青铜文物，乃至通天的神树、拥有三界的神坛等祭器和礼器，展现迷人的精神文化魅力。
青铜神坛分为三层，最下边一个圆座上一正一反立着两头神兽，神兽长着羊头、象鼻、兽耳、牛蹄，尾巴高高翘起如鸟翅，复合型的走兽类似麒麟。中间是四个站立的大力士，他们分别站立在四方，力士们穿着短袖对襟衣衫，上有几组火纹，头戴高冠，冠上饰有一周太阳纹图案，身着短裙，均裸露着壮实的胳膊和双腿，显得健壮神勇非凡，壮腿上刻着眼睛图案，双手则虔诚地抱握胸前，握着一个杖状器物，惜其上端已残缺。四个大力士顶立起最上一层，四面的神山和神山上的宫殿建筑，四面神山呈花瓣状连在一起，上面满饰云雾纹，神山顶起一个方斗形的宫殿，方斗中部镂空，宫殿四面各有五位跪坐人像，人像排列整齐，双手抱握胸前，姿势如同大立人，宫殿上梁正中有人面鸟身像，四角还站着四只神鸟。
神坛是三星堆人的三界四方观念，集中体现了他们对天地、自然、神灵、人世的认识体系，和原始宗教活动的整体面貌。方斗上额四面的正中塑着鸟身人面像，部位的重要传递出的信息，意味着古蜀先民诸神崇拜中的主神。据考证，古蜀的四方排列习惯使用的顺序是南西北东，不同于中原的东南西北。神坛的上中下三层象征三界四方，说明古蜀先民的空间概念已相当成型。
博物馆中展出了一个放大的神坛，布展环境充分渲染了庄严和神秘气氛，把光线搞得朦朦胧胧，打入红光，状若火焰在燃烧。众多的古蜀人或跪或拜，簇拥着高台正中巍巍耸立的巨大神坛，神坛弥漫着梦幻色彩，在博物馆悠远神秘的乐声中，扩散着一股动人心魄的远古神韵。
三星堆最大的祭器是3.95米高立于山形基座上的青铜神树。神树主干三层，每层向三方伸出三根树枝，蕴涵着三层九重天的意思，九根树枝末端吊挂一个圆溜溜的果实，其上站立一只神采奕奕的小鸟。所余一方则有一龙沿树杆逶迤而降，方形龙头在下，龙尾在上，威武的龙身挂着牙璋，龙爪呈人手形按在树上。神树无论从体形、造型和铸造工艺，在世界范围都属出类拔萃的，这些构造颇和《山海经》中的“建木”——青叶、紫茎、玄华、黄实，上有九枝回曲，下有九根盘错，树上有龙蛇，有冠缨，果实如圆鸟蛋吻合。由于出土时树顶残缺，有人说缺一只鸟，有人说不缺，说不缺的理由是认为每天有一只太阳鸟要到天上值勤。十鸟栖息之“建木”重出江湖，成为“十日神话”的实物例证，闪耀的岂止是奇光异彩！有人猜测，祭祀时，神树就供奉在祭坛上，巫师们在神树下踏罡布斗，持续长时间抑扬顿挫地祈祷，所有的人都因敬畏而安静，人的期盼和渴求，在香烟中袅袅飞升，由不得你不信此时人神已能沟通。
青铜神树灵光闪闪，树和龙结合，龙和凤（鸟）结合，中华民族是龙凤传人，神树生动传神，直逼内心。古人用信仰铸造了美感，再用美感重铸了信仰。如此生动传神的艺术杰作，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台湾作家席慕容参观三星堆时，从上午进馆，看到中午一点钟还意犹未尽，她本已走出了一号展厅，复又匆匆折返回去，再次围着神树转着圈，嘴里喃喃说着：“以后有机会还要来。”神树已深深镌刻在她心中。
“树”崇拜的文化现象，在我国古代较少见，在南亚、西亚却较普遍。古印度有“宇宙树”“太阳树”；古埃及有“天树”“神树”；北欧有“伊德拉西尔”的宇宙树；东南亚也有形形色色的神树。三星堆的青铜神树填补了我国这方面的空白，它具象化了古人对宇宙天象的认识，寄托着古代的吉祥观念，并以鸟象征“十日”加倍丰富了神树的意义，因而兼具了“宇宙树”和“生命树”的双重含义，青铜神树以强烈的视觉冲击，携裹着气势，让人怀着深深的敬意。
人类生存与树息息相关。森林涵养水土，美好的环境离不开树，树的果实为人类提供食物，树的叶绿素分解二氧化碳提供氧气，有树的地方就有生机和安宁。名山胜迹往往固充满灵性的奇树，而备受尊崇。青铜“神树”美轮美奂，吸引人们做出了多种解释，有“十日神话”说、“天梯”说、桑树说、测日影的坐标说等等。
古蜀是蚕桑之地。中华民族早在5000年前就解读了栽桑养蚕抽丝剥茧的过程，蚕桑在中华民族“男耕女织”中意义非凡。蚕丝出自生命的妙门，整个过程从植物到动物，从爬行到飞翔，妙不可言。古蜀属中华最早驯养野蚕的地方之一，传说中发明养蚕缫丝的黄帝正妃嫘祖，据考证就出生在四川。三星堆文物的纹饰中亦有蚕蛾形象，桑树崇拜和蚕蛾形象一齐在三星堆，令人深思。四川简称“蜀”，“蜀”字下面一个虫字，上面像一对鼓鼓的大眼睛，似有蚕的形象。顺此解释蜀族的先祖“蜀山氏”，即指居住地山上有蚕。第一代蜀王名“蚕丛”，“蚕丛”即“丛蚕”，是指将蚕聚集喂养。野蚕性孤独，喜欢各据一叶，以保证食物充足。《尔雅·释山》：“大山恒，属者峄，独者蜀。”孔颖达疏：“虫之孤独者蜀。是以山之孤独者亦名蜀也。”在远古，要将性喜孤独的野蚕聚集喂养，殊非易事，估计最初是在桑林中放养，直接从树上搜集蚕茧，然后逐步过渡到家养，正好是从“蜀山氏”到“蚕丛氏”的过程。丛蚕喂养，陶器加盖会将蚕子闷死，岷山多竹，估计是用竹篾编成细眼竹筐，通透性好，又便于排除粪砂，解决了这个问题。发明养蚕缫丝不仅带来生产力的巨大飞跃，而且随着这项技术逐步成熟，使古蜀人表现出罕有的自信，与周边有了广泛的交换，获得蚕丛氏的美名。
在时间上，养蚕缫丝比人们熟知的中国四大发明更古老。数千年岁月悠悠，从中原到巴蜀，从华夏到海外，丝绸曼妙的舞步遍及全球。丝绸之路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功勋卓著，早在公元2世纪下半期，那时传到西方去的中国上等丝料，在罗马市场上，每磅价格高达12两黄金，这种惊人的天价，曾使奥地利皇帝咂舌。更为神奇的是，国外学者曾从一具古埃及的木乃伊（女性，30岁-50岁）的头发中发现了一小块来自中国的丝绸，时间距今5000年左右。丝绸居然那么早就飞越万水千山到了北非，神奇有如天方夜谭。
关于蚕神，《搜神记》中有一个“马头娘的传说”流传很广。大致相同的情节还见于《蜀中广记》卷七一：“蚕女者，高辛氏之世，蜀地未立君长，无所统摄，其人聚族而居，递相侵噬，广汉之墟，有人为邻土所掠去已逾年，惟所乘之马犹在……”后来白马救主，竟要求与蚕女成亲。值得注意的是“广汉之墟”即三星堆所在地广汉。又《四川通史》卷四四记载：古蜀“蚕女墓”在什邡、绵竹、德阳三县交界，石亭江北岸。“三县”交界正好在三星堆在这片区域，这些记载，让三星堆神树以老成的姿态和高标遗韵，连接起中国丝绸畅远的回响。
俗话说“吃的山珍海味，穿的绫罗绸缎”。三星堆的青铜人像戴着花冠、平顶冠和羽冠等多种冠冕，大立人更是身着三层华服，方形披巾上绣着龙纹，直达膝部的长襟衣上，装饰有人面形花边，依稀显示出刺绣的痕迹。这些丰富的纹饰，精致的图案，反映出当时服饰的水平，有身份尊崇，亦有巫术感应，这些服饰中说不定就有丝绸。
丝绸质地滑腻而富有弹性，以艳丽的色彩、柔软的手感，相伴人类数千年长盛不衰。衣裙联系着纺织这门古老的技术，三星堆有不少圆饼形和梯形的陶纺轮，这些早期的纺织工具，隐隐凸现着丝绸到服饰的痕迹。人们那么喜爱丝绸，个中会不会有生命气息相通的情况呢？当今之时，用高科技对丝绸深入研究，已完成了蚕丝的基因图谱，通过改变它的DNA排序，前瞻作为中华文明象征、带来几千年荣耀的丝绸，将会出现彩色丝，生产出药品和干扰素，乃至从中提纯高蛋白作为太空领域的生命能量，一条全新的丝路正在辉煌拓展开去。
应该说，这个时期的古蜀先民的宇宙观和世界观已由初民的原始思维，逐渐形成了原始宗教意识。东方原始宗教信奉万物有灵，中国的本土宗教道教产生过程中，不仅汲取了道家，儒家，墨家的思想，亦有鬼神观念、巫术和古蜀的“万物有灵”。其教义中认为现实世界存在着无数神灵，人人都有成仙的可能。从带有浓厚原始巫术色彩的龙、虎、鸟、蚕、鸡等图腾，到强烈的神树、神山、神灵、祖先、太阳崇拜，再融入想象丰富的神话传说，使道教在东汉末最终在蜀地创教成功。三星堆原始宗教中有龙、虎、鸟、鱼崇拜，推测应与道教文化中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有传承关系，成为人们升仙想法的重要载体。道教在蜀地创立成功，应该说社会状况也帮了大忙。受三星堆文化的影响，秦汉之后，四川地区盛行长生不老、升天成仙等神仙观念，大量出现的汉画像砖、摇钱树，正是这一观念的反映。当时，蜀中黄老之道盛行，《渊鉴类涵·道部》载：“陵学道于蜀中鹤鸣山，时蜀中人鬼不分，灾疾竞起，感太上老君降正一盟威之法，始分人鬼，置二十四治。”二十四治就是二十四个教区，其中广汉郡就有五个治，可见当时广汉地区黄老之道的兴盛。而且，蜀地有许多少数民族，其宗教习俗颇尚巫鬼，也为道教的诞生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由“巫”成“道”，“万物有灵”伴随其始终。
古蜀族从岷山迁来盆地，当他们终于走出大山，来到成都平原这方沃土时，不知有多欣喜！于是叩石垦壤，挥洒豪情，开始了筚路蓝缕的创业，为了生存，他们只有努力再努力。平原以一种慈母般的祥和，长久地庇荫着这种坚强，也庇荫着“万物有灵”的美丽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