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两处遗址均发现大量的象牙，三星堆两个祭祀坑发现体形较大的80根象牙。而且，一号坑上部还有一层约三立方米的骨渣，经鉴定除了猪、羊的肢骨和头骨，还有象的门齿和臼齿。三星堆的文物中也频频出现象的踪影，青铜大立人基座和神坛的中层，四方均铸有带长鼻的象头；青灰石边璋上刻绘的古蜀祭祀场景，图中悬置于右边神山内侧的弯状物，也酷似象牙；那个戴象冠的青铜人头像，象的大耳朵和卷曲的象鼻子生动而富有想象力，这些特殊的位置表明了大象在古蜀特别尊崇的地位。金沙遗址发现2-3吨象牙更让人震惊，其中最大一个象牙坑，上部规整地摆放着八层象牙，最长的1.85米，这种尺寸比之现代的亚洲象可谓硕大无朋，因为如今云南象的象牙一般只有70厘米长。金沙遗址的1000多根象牙，不仅有完整的，还有只截留象牙尖部的，以及切成一段段饼状和圆柱状的。如果加上报告文物部门之前被施工的挖掘机挖碎的，象牙形同小山，如此奢侈使用象牙在古代中国实属罕见。金沙遗址的一件玉璋残片，刻绘着一人侧跪肩扛象牙的形象，保留了古蜀人祭献象牙时诚惶诚恐、尊崇有加的画面。不排除一个可能，成都平原当年曾是象群的乐园，在绿野苍苍、森森林莽中，大象们曾尽情挥洒着它们那硕大的、呼啸的、雄壮的、所向披靡而又优哉游哉的生命节拍。
《山海经》中有“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君子服之，无心腹之疾”和“岷山，江水出焉……其兽多犀、象”的记录，《国语·楚语》有“巴浦之犀、嫠、兕、象，其可尽乎？”的记载。大象和成群动物生活在当时的茂密森林中，所以《山海经》中记录了那么多诸如九尾狐、彘、马腹、穷奇、盅雕、罗罗鸟等匪夷所思的奇禽异兽。世界上最大的秘密，莫过于生命的秘密。三星堆和金沙的象牙应是记录气候物种变迁的实证。用目光深情抚摸象牙，遥望先秦时期，如今的成都平原五谷飘香，高楼林立，科技迅猛发展，信息、数字化日新月异，人类的生活是越来越好，大象却早已绝迹。
大象极具灵性，自古受到尊崇并被神秘化，象牙甚至被认为会产生非凡的力量。《周礼》中就记载了用象牙杀水神的巫术。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象牙叠压在祭祀坑的上部，有的插入铜人头像的倒三角颈内。这些象牙末经过加工，牙身又有焚烧痕迹，极有可能是执行巫术埋入坑内的。金沙遗址紧邻河边，象牙镇杀水怪的作用更为明显。因为在修建都江堰之前，成都平原的水患频仍，古蜀人在对洪水万般无奈之下，只有寄希望于象牙，在祭祀中将珍贵的象牙成捆丢入滚滚波涛之中，期望其消弭洪灾。正如《周礼·秋官·壶涿氏》中的记载：“壶涿氏掌除水虫，以炮土之鼓殴之，以焚石投之。若欲杀其神，则以牡
午贯象齿而沉之，则其神死，渊为陵。”洪水暴虐恣肆毕竟会结束，新的一轮洪水泛滥之前，江河又会碧波荡漾，款款柔情播洒着生命的玉液琼浆，让古蜀人尽情享受风光如画的平原。
这些象牙的来路，也有学者认为来自南方丝绸之路，依据是这些象牙鉴定为亚洲象，而且三星堆遗址的青铜神树、金杖、金面罩、莲瓣铜铃挂饰等，均与南亚乃至西亚文物特征偶合，数量可观的印度洋和西太平洋海贝，则更是“南丝路”荣光的实证。不说别的，仅漫漫长途，险山恶水，长途运送的过程都令人难以想象。在三星堆博物馆螺形主馆前的圆形花圃中，矗立着一块“古代南方丝绸之路零公里”的黑色大理石碑，红色碑文为李学勤先生撰写。“南方丝绸之路的提出，在世界学术史上是非常重要的。应该把欧亚大陆作为一个整体来看，而中间进行连锁的环节，就是过去所说的几条丝绸之路。这几条丝绸之路里面，最值得进一步开发的，就是我们说的南方丝绸之路，即西南丝绸之路。而在西南丝绸之路这方面占据一个非常重要关键地位的，一定就是三星堆。”李先生高度评价了三星堆在南丝路中的重要作用。
丝绸之路的概念最早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Von Richthofen）提出的。1868年秋天，当他初次来华时，经过鸦片战争打击的清王朝已风雨飘摇。为了方便，李希霍芬在他护照上加了个“李”字。两年后，他到洛阳走访川陕会馆、关帝庙等联谊祭祀场所，重点考察了城南关的丝绸、棉花市场。从洛阳到“撒马尔罕”（今属乌兹别克斯坦），这条绵延两千多年的古老贸易通道，被命名为“丝绸之路”，概括以丝绸为主要内容的东西方商路，后来成为一种文化的代称。不过，当时动乱持续的中国，却难以消化这个研究成果。直到1955年，季羡林先生论文《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正式提出“横亘欧亚丝路”概念。一石激起千层浪，经过众多学者多年的研究，丝路有广义、狭义之分，《诗经》中就有“女执懿筐”“爰求柔桑”的叙述。先秦的《穆天子传》记录了大约公元前963年，周穆王赴阿尔泰地区与“西王母”宴饮，并赠“锦组百纯”。丝绸之路至少可以追溯到商代。“自黄帝时代至夏朝，应当是草原丝绸之路起源与形成的时期”。中国古代连接东西方的商路，不仅有北丝路、南丝路，也有草原丝路和海上丝路。
消弭军事威胁，谋求和平，是丝绸之路开通的原始动力源。丝绸之路上的交融是一种先进文明向周边的自然辐射，一种高势能文化向低势能文化渗透与浸润的自然过程。它不灌输侵略性，而是灌输互助合作精神。这一过程中，不同文明之间互通有无，学会对话消除隔阂，无数新奇的商品、技术与文化，逐渐传播到亚非欧不同的文明世界。
南丝路先秦时称作“蜀身毒道”或“滇缅道”。这条从成都平原出发，途经云南、贵州和两广，直达东南亚沿海和缅甸、印度以至中亚广大地区的古代商贸通道，线路最长、历史最悠久，穿过时空至今光彩夺目，堪称国际交通大动脉。称作南丝路，当然离不开丝绸，巴蜀是中国古代丝绸的发源地之一，黄帝正妃嫘祖生在四川，成都名“锦官城”，蜀锦、蜀绣驰名中外。在时间上，养蚕缫丝比人们熟知的中国四大发明更古老，留有一些相当优美的传说。《搜神记》中“马头娘的传说”流传很广，大致相同的情节还见于《蜀中广记》卷七一：“蚕女者，高辛氏之世，蜀地未立君长，无所统摄，其人聚族而居，递相侵噬，广汉之墟，有人为邻土所掠去已逾年，惟所乘之马犹在……”值得注意的是“广汉之墟”即三星堆所在地广汉。又《四川通史》卷四四记载：古蜀“蚕女墓”在什邡、绵竹、德阳三县交界，石亭江北岸。三县交界也在这一区域，这些传说和记载，让三星堆神树以老成的姿态和高标遗韵，连接起中国丝绸畅远的回响。
三星堆的青铜人像戴着花冠、平顶冠和羽冠等多种冠冕，大立人更是身着三层华服，方形披巾上绣着龙纹，直达膝部的长襟衣上，装饰有人面形花边，依稀显示出刺绣的痕迹。这些丰富的纹饰，精致的图案，反映出当时服饰的水平，有身份尊崇，亦有巫术感应。这些服饰中说不定就有丝绸。由此联系到纺织这门更为古老的技术，三星堆有不少圆饼形和梯形的陶纺轮，这些早期的纺织工具，隐隐凸现着丝绸到服饰的痕迹。
近年来，学术界发现一个值得深思的北纬30°现象，两河流域文明、古埃及文明、中华文明、地中海爱琴文明、玛雅文明均处在北纬30°附近，而且发生、发展的时间也基本相近，这条纬线附近，汇聚了百慕大三角、埃及金字塔、巴比伦“空中花园”等地球上最为神秘的奇观和文化信息。其他文明均中断了，唯有中华文明一直延续至今，这不能不说是人类文明史的一大奇迹。三星堆和金沙巧就巧在它与那些伟大文明都处在北纬30度附近。两处遗址和成都平原如今陆续发现的多处古蜀文化遗址，古蜀文明奇峰突起，成为中华文明群星璀璨的一个亮点。
两处遗址均出土了大量金器，在数量和种类上，在我国商周时期均属罕见。金沙遗址出土的200余件金器中，有一个呈圆环形的金冠带，冠带重44克，圆圈直径19.6厘米-19.9厘米，带宽2.68厘米-2.8厘米，厚0.02厘米。金冠带上镂刻着四组相同的纹饰图案，分别有一鱼、一箭、一鸟和一圆圈，箭杆较粗横贯鸟颈有尾羽，箭头射入鱼身，鱼体丰肥鳍鳞毕现，极为生动。并非偶然，金冠带纹饰与三星堆的金杖箭穿鱼鸟图案一模一样，鸟成双驮箭射中鱼，其内容显然具有巫术性质，有古蜀人模拟巫术希冀渔猎丰收的祈祝。关于鸟，柏灌、鱼凫、杜宇三个王都与鸟有关，有鸟能捕鱼，又是鱼鹰的象征，鱼鹰，则正是鱼凫王朝视为神鸟的图腾崇拜。鱼和鸟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是象征分别以鱼和鸟为祖神崇拜的两个部族联合组成的鱼凫王国，还是希冀鱼能潜渊，鸟能升天，具有上天入地的功能？这些故事总是那么奇妙，拨动隐秘的心弦，“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融通转化为一种模糊的历史画卷，让人浮想联翩。
金杖、金冠带可能是王权和巫术的结合体，在殷商时期的成都平原出现文化内涵如此丰富的金杖，意义重大，其为权杖之说已为学术界普遍认同。从“禹铸九鼎”开始，中原夏、商、周三代都用“九鼎”作为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连秦王朝一统天下，也是首先“据九鼎、案图籍”。使用权杖的现象，历史上却在西亚、近东和古埃及大量存在，会不会有经过南方丝绸之路与域外文明进行交流的可能？金冠带和金杖箭穿鱼鸟图案的同一性，雄辩地证明金沙遗址和三星堆的文化延续关系。
资料显示，黄帝、颛顼、鲧、禹等上古帝王，都与蜀地有关。《史记·五帝本纪》记述了黄帝的两个儿子降居在蜀地的沫水若水，《山海经·海内经》云：“黄帝妻雷（嫘）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韩流擢首、谨耳、人面、豕喙、鳞身、渠股、豚止；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据考证，韩流即高阳，文中所道的擢首，即僵直的长脖子。谨耳即葫芦状的耳型。豕喙，指大嘴巴。这三种体态特征，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人像群如出一辙。颛顼帝在《史记》中列为五帝之二，仅次于黄帝，就其葬所而言，有汉水、濮水两处，唯独他的出生地，只有若水一说，若水即今天的四川雅砻江。川西的黑土地托举起先民们的衣食住行，原野以藏愚守拙的宁静，不动声色地演绎了天府之国的黎明。
两处遗址均出现带典型良渚文化特点的玉琮，金沙的十节玉琮，高22.2厘米，上宽6.9厘米，下宽6.3厘米，半透明的青玉，质地温润，一度被称为“琮王”。玉琮是重要的祭祀工具，《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内圆外方的玉琮，生动地说明了远古长江中下游文明的互相交流和影响。古蜀巫风盛行，那时的祭祀活动应渗透到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祭祀和巫术混生，巫师以巫术祈福禳灾，用卜筮决疑惑，延及医治疾病，扮演了人和鬼神间的中介角色。甲骨文中“巫”字的写法，就像人拎着牛尾或鸟羽起舞的样子。带有巫术色彩的原始歌舞，应普遍存在于祖先、英雄、神灵等祭祀中。从带有浓厚原始巫术色彩的龙、虎、鸟、蚕、鸡等图腾，到强烈的神树、神山、神灵、祖先、太阳崇拜，再融入想象丰富的神话传说，应该说，这个时期的古蜀先民的宇宙观和世界观已由初民的原始思维，逐渐形成了原始宗教意识。
蜀地为道教的诞生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由“巫”成“道”，“万物有灵”伴随其始终。在金沙遗址出土有占卜的龟甲，与来自殷墟的龟甲近年曾一起来三星堆展出对话。殷墟的龟甲，不仅有甲骨文记事，其所凿刻的痕迹或开孔都比较规则。金沙的卜甲埋藏区，发现大小卜甲19片，其中一片长59厘米，最大的卜甲上，圆窝大小差别不大，中部似有两排一组的意味，但从整个卜甲看，凿刻开孔及火烧痕迹又不算规则，具有随意性。龟甲上没有文字，这又显示出古蜀文明的神秘和独特一面。
1877年，美国历史学家摩尔根在他的《古代社会》中，首次提出榨油术和酿酒术的掌握，是人类文明初期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成就。随后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进一步指出，人类掌握的榨油术和酿酒术，与冶炼术和制陶术一样，直接促进了第二次社会劳动大分工，即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我国有着悠久的酿酒史，祖师爷传说是夏代的杜康，杜康即少康。殷商时已留下酒池肉林、喝酒成风的文字记载。成都平原酿酒史至少也可追溯到商代，《华阳国志》载：九世开明帝“始立宗庙，以酒为醴”，“醴”通“礼”，酒成为重要祭品。
三星堆发现的小型酒具式样丰富多彩，有觚型杯、尖底盏、双耳杯、瓶形杯。细颈侈口成盅形的瓶形杯线条秀美，高约15厘米，容量约100毫升，酷似现今四川农村还在使用的一种小酒瓶，可见古蜀先民卓越的审美所具有的巨大生命力。3000年前古蜀国酒事隆盛，不仅受到王公贵族追捧，而且也惠及寻常百姓。现在看来，“醴”很可能是一种清酒，因为瓶形杯的瓶颈较小，装在其中的酒只能沉渣啜饮，不同于古代中原“汁滓相将”的酒。酒可以除湿，四川盆地潮湿，所以酒历来受到四川人的厚爱。三星堆的大量酒具出现，在酒史上可是一件大事，将蜀酒的历史一下子上溯到新石器时代。而且说明当时已有较成熟的酿酒技术，有足够的剩余粮食满足大量用酒的社会需要。
汉代邹阳的《酒赋》云：“凡酒以色清味重为圣，色如金而醇苦者为贤。”清酒应从浊酒发展而来。在唐代，三星堆这一带有鹅黄酒，其酒色嫩黄而醇。《方舆揽胜》载：“鹅黄乃汉州酒名，蜀中无能及者。”杜甫曾有诗：“鹅儿黄似酒，对酒爱新鹅。”陆游在《对酒》中也盛赞鹅黄酒：“新酥鹅儿黄，珍橘金弹香。天公怜寂寞，劳我可一觞。”时间由唐及宋，深受人们喜爱。成都有一件战国早期的错金铜壶，大致属于开明时期，比三星堆的鱼凫时期晚几百年，壶上雕刻着古蜀贵族赏乐观舞举杯豪饮的场景，一斑窥豹，可推测三星堆和金沙先民酿酒和饮酒的欢乐。蜀酒香贯古今，三星堆的酒器带着微笑，高踞于蜀酒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