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里乾坤
猴年的盛夏已到，87版《红楼梦》还未开启霸屏模式，近日，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的微博却成为网络热点。事起因于他参观成都一会馆时，对馆藏一枚“蜀王玉玺”产生兴趣，并用红色印泥盖出字形。“宝哥哥”在微博上晒出了“蜀王玉玺”造型，上半部撞脸三星堆出土的青铜人头像。他说：“蜀王玉玺上刻有‘天地祖章’四字（应是象形文字），至今有4000多年历史。不是仿制品，是××会馆收藏的珍品。”随后，三星堆博物馆官博回复鉴宝结果：“欧阳老师，古蜀文化没有印章也没有文字，这些人骗您呢。”有网友借《红楼梦》里的语言参加调侃：“贾宝玉碰上了‘假宝玉’”，“宝哥哥，这是传说中的补天神石么？”“糊涂僧判糊涂案，贾宝玉抱‘假宝玉’。”一时间很是热闹。剥开“热闹”的表象，显示出三星堆文化深入人心的巨大魅力，的确，古蜀文化存诸多待解之谜，三星堆究竟有没有文字？这事很能吸引人们的眼球和兴趣。
城市，青铜器，大型宗教祭祀场所和出现文字，是判定古代文明的要素。高度发达的三星堆文明前三者都不缺，唯独没有发现文字，会不会就像古印加文明一样，本来就没有文字？但兴旺繁荣了两千年的古城古国古文化，没有文字真说不过去，三星堆规模不小的古城、数量众多的用于祭祀的青铜器、玉器，说明协调与广泛交流已在所难免，全打哑语不可能做得如此出色，要广泛交流就必然会出现语言。有了语言，面对纷繁复杂的生产生活，需要记录的事情太多，仅凭结绳记事，大事系一个大结，小事系一个小结，或者在木头上刻记号，显然已远远不能满足需要。七情六欲使人具有丰富的情感，极易触景生情，记录下这些感动是人之常情，从几岁的小孩在墙壁上的涂鸦到大山巨石上留下的远古岩画，无不印证了人的这个天性。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语言之后，文字应运而生是有充分理由的。
抑或受限于发掘范围，三星堆的文字尚未发现？还是发生了另一种可能的情况，记录古蜀文字的载体，在长达数千年的时光中，腐烂于泥土中了。说到文字的载体，埃及有纸草，苏美尔人用过轻便、结实、易干的泥牌，中国商周时期使用过龟甲兽骨和青铜器。三星堆人是否使用了其他书写载体？加之四川盆地阴雨潮湿，地下埋藏数千年，早已化为乌有。还有一个情况，就是从三星堆已发现一些符号和图案来看，不排除文字业已现身，只是因为古蜀使用的并不是汉字系统；二则数量不多且缺乏连续性，无法释读，假以时日，随着地下文物的新发现，一定会出现让人惊喜的结果。
历史需要靠文字记忆，如果没有文字，历史就变成了传说。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提出了文明“始于标音字母的发明和文字的使用”，反映出文字的诞生，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里程碑般的重大意义。文字能极大拓展人类沟通思想、传递信息的空间，富于创造精神的三星堆人，起码应该具有文字的雏形。
中华文明有着丰富灿烂的史前文明，象形汉字的诞生和使用，整整影响了华夏数千年历史，秦灭巴蜀后，三星堆所在地广汉，使用汉字的历史已远在两千年以上，带着三星堆有无古蜀文字的困惑，不妨先从汉字寻根。
世界范围内，人类创造的文字不下千种，古汉字以其悠久的历史和系统性，媲美古巴比伦楔形文字、古埃及象形文字、古希腊腓尼基人创造的比布鲁斯字母、古印度的印章文字及玛雅文字。当许多民族尚在蒙昧阶段时，古汉字就已走向成熟。“仓颉造字”则是家喻户晓的故事。仓颉，姓侯刚，他担任黄帝的史官，名史皇，后人尊称为“仓圣”。传说中的仓颉器宇轩昂，比常人多了一对眼睛，因而智慧超群，过目不忘。睿智的四目仓颉遇事喜欢究天人之变，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在掌中比画，他常常仔细观察乌龟背上的花纹，鸟类羽毛的纹彩，山川起伏的现象，日月星辰的走势，广泛收集世间众多美丽的图像，从世间万物千姿百态的形状中得到启示，他开始创造出一批原始的象形文字。时间一长，这些符号被远古先民逐步接受，悟出反复出现的象形符号和语言的对应关系，并有意识地加以使用，这些象形固定下来，文字也就发端了。
西安附近，至今存有仓颉造字台，地处八百里秦川的核心部位，南望秦岭高耸，东有
灞两河滔滔奔流。史籍载，华夏先贤仓颉收集、整理各种岩画、陶文及契刻符号，并在此基础上，发明了方块象形文字——汉字。民间还有一种传说：仓颉在黄帝手下做官，分管牲口和粮食数目。仓颉聪明，做事又认真负责，他开始结绳记事，用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牲口和粮食。然而，随着物产增加，结绳难以满足需要，仓颉又采用了贝壳记事。他的才干受到黄帝赏识，被封为史官，于是祭祀狩猎、人口增减、天灾人祸全归他管，贝壳记事又不够用了。仓颉冥思苦想，从“羊马蹄印”获得灵感，依据星宿分布、山川脉络、鸟兽痕迹、草木器具之形，描摹绘写出各自不同的记事符号，并配之每个符号代表的意义，他把这种符号叫作“字”。此后，他又通过形声、指事、会意等多种方式，利用已有的文字再造出新字，文字就像滚雪球似的愈滚愈多了。中华早期典籍《荀子·解蔽》载：“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淮南子·本经训》云：“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创造文字，已成为惊天地、泣鬼神的重大事件，字里行间隐隐传出电闪雷鸣，仓颉造字成为贯穿中华文明史的英雄事件。
仓颉被赋予超常的智慧和百折不挠的精神，传其四目双瞳，是上古时代“四目神”的原形。小时候，听到四目双瞳确实难以理解，及至看到画像，四目并形，看一眼头就发晕，那里面聚集太多神气、仙气、灵气，要造字，只长两只眼肯定办不成。对于仓颉造字，汉纬书《春秋元命苞》载：“仓颉其人生而能书，乃受河图录字……而造文字。”“河图录字”即“河图洛书”，那就是说，仓颉的“创”是有“河图洛书”为本的，是在接受研究“河图洛书”的基础上创造文字的。时间没有穷尽，在中国还有比仓颉文更古老的文字，文字的诞生是多代积累集体智慧的结晶，华夏先贤仓颉是集大成者。
事实上，“河出图·洛出书”并非确指，古籍中，黄帝、尧、舜、禹、周武王皆有得到“河图洛书”的记载。黄帝得“河图洛书”的记述是：“黄帝五十七年秋七月庚申，凤鸟到来，黄帝祭祀它于洛水，雾降下来，黄帝游于洛水上，见大鱼，杀五牲来祭祀它。天遇事下大雨，七日七夜，鱼流于海，于是得到了图书，龙图出于河水，龟书出于洛水，红色篆体文字，赠予轩辕黄帝。”所谓“龙图”，龙骨刻文也（龙在远古泛指，如牛、马等皆谓龙）。“龟书”者，龟甲刻书也。“图”与“书”带有上古文化典籍的意思。所谓“河图洛书”，会不会是最早的刻有文字的龙骨龟甲，后人发现时赋予“河图洛书”之美名？
说到“洛书”，还有一个地理上与三星堆的有趣连接，有学者认为“洛书”（古籍中也多记为‘雒书’），是《山海经》中记载的出自岷山昆仑的“洛水”所出，即：“岷山之首，曰女几之山，洛水出焉，东注于江。”这条“洛水”自岷山昆仑而降，流贯成都平原（都广之野），“洛”通“雒”，流经三星堆和广汉城的鸭子河恰好古称“雒水”，傍河而建的广汉城从秦汉至今都叫“雒城”，还流传有一则美丽动人的故事叫“汉州洛水照连山”，说的是雒城边上的洛水，能映照出三十里外连山的即时情景。这种有趣联系意蕴非凡，隐隐透露出许多玄妙神奇的信息，不仅和中原的洛水重名，而且和连山易沾上了关系。广汉县域东北的浅丘就名连山，连山的得名有多种说法，当地人认为和已失传的《连山易》有关。据说，很早很早以前，汉州东岭有一座山峰名奶子山，因山脊耸立一排排黑色的巨石，远看类似链条，故又称链子山。后来有一位易学高人来此地隐居，发现周围八八六十四座山岗，好似龙盘虎踞，山形气场绝佳，有意将“链”字的金旁取掉，改名连山。《周礼》云：“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易，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连山易，尽管历代典籍鲜有记载，但学界多以为，连山易是以艮卦开始，如山之连绵，故名连山易。东汉学儒郑玄认为：“连山易者，象山之出云，连连不绝。”山连山，山水相连，文化相连，一直连接到远古中华文化的源头。
中国还有几处叫作连山的地方，地名重名现象，有学者研究与远古人类迁徙有关。人口增长了，必须寻找新的生存地，就像古羌人，一部分人去了中原，一部分南下入蜀。迁徙的古人怀念故土，常常以故地之名命名新地，于是黄河流域有了洛水，蜀地也有了洛水，广汉有了“洛水照连山”的传说。
对中国早期的文字甲骨文，领导殷墟发掘的李济先生有一段精彩论述：“这些文字有许多是高度发展的，它们出现在卜骨上时必然已经过相当时期的演变，问题在于演变是在哪里发生的？”此推断恰好从一个侧面与“河图洛书”的传说相吻合。枯燥的知识和经验，一旦被文字的创造力激活，它的巨大影响力就会生生不息。殷商甲骨文的字数已超过4000个，文字系统已相当发达，且具备了“六书”。斗转星移，世界许多古老文字或湮没，或进了博物馆，唯有汉字在华北得到完善后，它强势向四周流传，制止了其他不成熟的书写系统的发展或取而代之，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充实发展，以其强大生命力立于世界文字之林。汉字象形表意，方方正正，变化无穷，显示了中华民族杰出的文明传统和感知世界的方式，每个字的形、音、义都与中国文化紧密相关，它的诞生、演变和发展，对中华的传承和发展发挥了无法估量的作用。
方块汉字以其巨大的凝聚力，形成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至今仍是中华文化的脊梁。中华文化脱胎于汉字，中华文化因汉字而生生不息，汉字深刻记录了几千年华夏文明史，社会进步生产发展的实证、中华影响世界的科技工艺、完备深刻的伦理道德、充满智慧的哲学宗教、精彩纷呈的文学艺术无不在其记录之中。
汉字还借助书法艺术，用毛笔书写在宣纸上，或刻石以记，真草隶篆洋洋大观，或棱角分明、浪漫恣肆，或珠圆玉润、浑厚古朴，穷尽笔画的长短、疏密、粗细、曲直之奥妙，诗情画意尽纳其中，独树一帜地成为价值极高的艺术品。
世所公认的殷商甲骨文，早在3400年前，就已显示出书法篆刻的卓越成就。在商之前，还有三皇五帝，还有夏禹治水定九州。治水促进了农耕和青铜冶铸技术的广泛运用，完成了从渔猎到粗耕农业的过渡，带来了中国农业文明的早期辉煌。夏代已有历法，一直沿用到汉初的颛顼历，据说就是夏代的历法《夏小正》。当代天文学家考定，《夏小正》中所记的每月星象，是距今3800年-5800年前的天象，和夏代的时间相吻合。《夏小正》以正月为岁首，应是进入农耕之历法。六世夏王少康发明了酿酒术。夏代制陶启用轮盘成批生产的粗绳纹陶器代替了手捏而成的篮纹、方格纹陶器。夏朝历经十四代十七王，诸多辉煌的成就，岂能没有文字？从仓颉造字到殷商甲骨文尚有1600年缺口，其间还真留有不少需发现证实的宝藏。
关于蝌蚪文，明洪武九年刊行的陶宗仪《书史会要》中有一段颇有意思的叙述：在禹前伏羲作“龙书”，炎帝作“穗书”，黄帝作“云书”。“五帝”时代，少昊金天氏曾作过“鸾凤书”，颛顼高阳氏曾作过“蝌蚪书”。将“蝌蚪书”的源起指向了三皇五帝的颛顼。在世系上，大禹和古蜀皆是颛顼系的子孙，这“蝌蚪书”也就与禹夏和古蜀都有关了。
载有“蝌蚪书”的《竹书记年》发现于战国墓葬中，说明它在中原有过使用发展，停止使用的时间，大胆猜想一下，是否与夏商的换代有关？《竹书记年》是否与夏文化关联？据传《竹书记年》发现于晋武帝太康二年（公元281年），系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魏安厘王墓），出竹书数十车，上有漆写的文字，字形头粗尾细，被称为蝌蚪文。很有意思的是，老态高古迷离蒙墨的岣嵝碑（又称禹王碑），碑上的文字也叫“蝌蚪文”。悠悠蝌蚪文，穿越数千年的时光隧道，将奇迹摆在了世人面前。岣嵝碑原刻在湖南衡山云密峰（别名岣嵝峰），传说大禹在那里得到治水的金简玉书。“河图命庖，洛书赐禹”是中华远古一个标志性文化事件。《拾遗记》载：鲧因治水无功，“自沉羽渊，化为玄鱼，横修波之上，见者谓之‘河精’”。神龟是河精的使者，它将含有治水秘诀的洛书献出来，禹得书而治水功成。中唐刘禹锡和韩愈皆留下吟咏的诗篇，刘诗云：“传闻祝融峰，上有神禹铭，古石琅矸姿，秘文龙虎形。”韩愈的《岣嵝碑》云：“岣嵝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科斗拳身薤倒披，鸾飘凤泊拿虎螭。事严迹密鬼莫窥，道人独上偶见之。我来谘嗟涕涟
，千搜万索何所有？森森绿树猿猱悲！”虽然刘、韩寻碑未得，韩诗对岣嵝碑石头的颜色，字的形状已有细致的描摹。之后，南宋人何致找到了藏碑之所，他手摩碑文，刻之于石，碑文共77字，9行，第一行至第八行每行9字，最末一行5字。既不同于甲骨和钟鼎文，也不同于籀文。此后有杨慎等一些学者对碑文进行过解读，认作是记录夏禹治水的功劳。此碑文先后见于四川成都、北川、什邡、都江堰，云南昆明、江苏栖霞、山东黄县、河南汲县、陕西西安等多处，以四川最多，有学者认为是巴蜀文字遗存。
在汶川石纽山也曾发现岣嵝碑残石，相传并非来自传刻，“5·12”汶川大地震前尚见其湮没只剩二十来字的图片。这通夏禹古碑，上存蝌蚪文通过破译，有“归妹西行，后且大昌”的另一个版本的释读。“归妹西行”联系着远古一次至关重要的占卜，一个称为“归妹”的女子擅自决定西行，后来逐渐繁衍生息成为大族。有名的史官及巫师有黄解释：“吉。翩翩归妹，独将西行，逢天晦芒，毋惊毋恐，后且大昌。”这段卜辞记录了上古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不仅有东行，也有西行。商、周之世，西边有“鬼方”“鬼族”，鬼、归同音，“鬼族”会不会与归妹有渊源？
我喜欢在三星堆遗址区的田间闲走，与其说漫步于乡野，不如说游弋于自己的过往，仰望蓝天上飞过的雀鸟，远观袅袅升起的炊烟，这是一种绝对惊艳的深邃意境，不知哪一脚就与古蜀先民踩在同一块土石上。这片原野位于成都平原，天晴的时候，西北边可以看到九峰山、莹华山的雪帽，那里山高坡陡、森林密布、泉水叮咚，鸭子河就是从那片山岭中流出来的，那片大山之中，就有太史公司马迁记载的“禹生西羌”之处。李学勤说，昌意到颛顼这一系出于今四川，并不是蜀人独有的说法，而是古代公认的传说。以二里头为代表的夏文化和三星堆的古蜀文化的确有很多相似性。碳素测定，两者时间相近，再者包括铜牌、牙璋、陶豆、陶
等多种器物相似。禹为姒姓，姒的篆文颇像“蛇身自环”，蛇为夏后氏民族图腾，就文字本义而言，禹确为龙蛇之类。由此观之，三星堆的青铜玉石造像中，龙蛇频频出现，就很有些意思了。闻一多和童书业曾证论蜀王“杜宇”即“杜禹”，而“鳖灵”即“鲧”，这个论断也将蜀、夏视为同源。从现在了解到的情况看，当时的统治者无论是举行祭祀管理国家，还是进行大规模的建设或开展商贸活动，都离不开语言的沟通协调，需要有条理地进行记录。上述蝌蚪文及古蜀文字的这些渊源，指向了三星堆应该有文字的推测，这一点或许有益于填补中国文字发展史上1600年的一些空缺。
世界上，大凡奇迹的诞生，都离不开独特的地理环境，尤其是人文精神的烛照。各种岩画符号、陶文符号和契刻符号的出现，是文字的诞生的前提。近年来，中国早期陶器上发现的刻画符号数量不小，也有龟甲、石头上刻画的，在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等范围广大的地区均有发现，不仅黄河流域有、长江流域有，东北也有，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古蜀有龟卜之俗，金沙遗址出土有占卜的体形很大的龟甲。《蜀王本纪》载：秦相张仪筑成都城也与神龟有关，起初屡屡失败，后来跟着一只龟绕圈行走就成功了。如此崇拜神龟，取灵龟之甲卜筮以祭是不可或缺的。灵龟避开洪水，选择向阳高地筑巢产卵，依龟筑城还有一定科学道理。
三星堆展出了陶器上的7个刻画符号，如果加上祀山璋两山中的那个船形符号，就是8个。这种反复出现的符号，其中必定暗藏玄机，有学者研究它们与水利有关。其中4个符号，颇与拉丁字母——APSX相似；有彝族学者撰文称，有两个符号与古彝文的符号一致；其中陶豆上一个状若眼形的符号与二里头的这种符号一致。这些联系为古蜀文字留下扑朔迷离的探究路径。说不准，三星堆陶器上的符号就是个标记，标明哪件陶器是奉献给某君王或首领的特制品，标记符号反复出现或许就有了读音，约定俗成成为早期的文字。
《华阳国志》是认为古蜀有文字的，书中载：“有周之世，限以秦、巴，虽奉王职，不得与春秋盟会，君长莫同书轨。”“莫同书轨”含有另一套书写系统的含义。在古蜀范围的新都、郫县、峨眉等地均发现铜戈上的铭文，时间比三星堆晚些，这些零星发现的铭文不同于汉字。1972年在郫县发现的铜戈（V-2戈），上面铸有一行漂亮的铭文和一组巴蜀符号。以后这种铜戈在万县、什邡又有所发现。这些铜戈上的铭文笔画少而简，字符化程度高，大小均匀，排列整齐，字体精美。显然已脱离原始的象形字笔画多而繁，大小不匀，字体古朴笨拙不够美观的草创阶段，显示出系统成熟的风貌。这种文字结构上是直行而非横行书写，是方块字而不是拼音文字，它与汉字一样，应属于表意文字的范围，李学勤先生曾将巴蜀地区流行的这种似汉字而又非汉字的方块字，分为甲乙两种，认为都是文字，并且提出巴蜀文字既有表音符号，又有表意符号的见解。
《华阳国志》中“蜀左言”的记载包含深义，左言就是不同，意思相反，就像唱歌音不准，被称为“左喉咙”。研究者发现，古蜀语孑遗与彝语都有倒置语，就是宾语在谓语之前，形容词、指示代词、数词作定语时在中心词之后。如“姑娘穿红色的裙子”，说成“姑娘裙子红色的穿”；“吃甜蜜的桃子”，说成“桃子甜蜜的吃”。蜀史中的“蚕丛”实际就是“丛蚕”，“都广”就是“广都”，又如蜀王作《陇归之曲》，“陇”与“垅”通，垅的词义是田间高处，代指坟地，“陇归”就是“归陇”，是悼念妃子归于泉下的意思。三星堆一带至今仍将“公鸡”称作“鸡公”，“母鸡”称为“鸡母”，马牧河的“马牧”即“牧马”，只要一顺过来，意思一下就豁然开朗。
另在巴蜀的铜器上，曾多次发现一些俗称为花蒂、手心、人头、虎、鸟、蝉之类的符号，不同的形体有上百个，有的在巴蜀铜戈上和文字并立。王家佑先生从战国至西汉的文物上辑录了150余种图像符号，后被称作“巴蜀图语”，它流行于开明王朝时朝，功用大致有三：巴蜀古族用来记录语言的工具；族徽；图腾或宗教符号。有学者研究认为，它们具有看图传语的功能，并与夏有关，是夏人先祖西陵氏文化。还有学者认为青铜大立人和铜铃上都刻有“风”姓氏的“风”字。从三星堆陶器上的刻画符号联系“巴蜀图语”，同一种符号出现在不同的器物上，表明其态体及含义已基本固定化。
有学者称，蜀地发现的古文字笔画多纤细而弯曲，蜀地多竹，有以竹尖为笔在泥片和泥砖上刻画，然后烧制的可能。这些刻字和两河文明的楔形文字颇多相似，苏尔美人也用泥板刻字。这种砖上刻文的遗风保留到东汉，形成蔚为大观的四川汉代画像砖，再往后发展就联系到篆刻印章了。古蜀文字虽说扑朔迷离，在这些大家的研究中已露出冰山一角，巴蜀地区发现的这种文字，至迟在春秋战国时期应还存在。
当然话说回来，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图画与文字有本质的区别，三星堆陶器上的刻画符号基本上单个存在，还不能表达语言。古蜀文字尚存诸多缺憾，留下的东西太少，离解读相去甚远。这些缺憾却带来很多兴奋点，带来思考和探索的广阔空间，这些符号是培育文字的沃土，保存着古蜀先民最隐讳的奥秘。
秦灭蜀后，“迁秦人万家实之，民始能秦言”（见《蜀中广记》）。以一家五口算，移民起码在五万人以上，规模可谓空前。战争导致蜀地人口锐减，为了巩固统治，进行大规模移民，势所必然。加上秦朝的“书同轨”和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使古蜀语言文字出现断层，其中或许藏有古蜀文字消亡的一些线索。秦灭巴蜀在公元前316年，比秦朝建立早近百年，文化统一应早已在巴蜀地区进行。涪陵小田溪三号墓曾出土一柄秦始皇二十六年蜀郡造的铜戈，戈上铭文是秦篆，已经不是万县和郫县出土铜戈上使用的那种文字，反映出在巴蜀地区，秦篆已取代了原巴蜀文字。
巴蜀与中原有着长期相互交流的过程，其中包括语言。史料中亦有古蜀和中原地区“言语颇与华同”的记载。古蜀精美的漆器曾大量外销，春秋战国时的四川荥经、青川等地，出土不少标有烙印戳记的漆器，漆器上的铭刻文字，使用的不是古蜀文化区的“巴蜀文字”，却是中原文字。王国维先生曾考证，小篆出于秦大篆，大篆即籀文，籀文为上古使用的文字。那么，李斯所依据省略修改的秦大篆是秦固有的还是来自其他地方？蒙文通先生认为，就文明方面来说，“是先出现于蜀，而后来才渐次影响于秦”。40岁才到长安的扬雄，他著“训篆”和“方言”，得益于巴蜀本来的深厚文化底蕴。那么就存在秦灭巴蜀后，大篆有由盆地输入秦国的可能。
蝌蚪文和古蜀文字里藏着远古遗失的文化风景，四川盆地还留有伟大先民更古老珍贵的文化宝藏。当年甲骨文的发现和考释，揭开了商王朝之秘，弄清了商王朝的世系，证实了《史记·殷本纪》和河南安阳小屯就是商王盘庚迁殷的都城，一下将中国的信史提前到距今3400年，并得到世界公认。由彼及此，人们免不了对蝌蚪文和古蜀文字揭开神秘面纱寄于深深的期许。在古意盎然的文字里寻寻觅觅有种幸福感，它实在的好处，比人想象的要大得多。和古人会面，让心灵震撼，时空定格在字里行间，远去的还会走近吗？古老的记忆还能拾起吗？犹如打开一本自己喜欢的书，远古的气息扑面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