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墓葬是人类思想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反映了人们对死亡的认知，蕴含着特定的社会礼仪制度和信仰习俗，并在这个过程中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按《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解释，“墓”是用于放置尸体或其残余的固定设施，“葬”是将死者尸体或尸体残余部分按一定方式放置在特定场所的仪式性活动。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墓葬多指丧葬活动中“葬”的部分，它代表着仪式的终结，却未承载丧葬活动的全部信息。[1]因此，在研究汉代乃至古代墓葬时我们不能将目光仅仅集中在墓葬的外在形态、年代、性质和等级判断上，而是应该从更深层次揭示墓葬体现的信仰及其社会意义。
任何一个墓葬，其地理位置、建筑形式、棺椁葬具、图像配置、随葬品种类数量和陈列方式等共同构成了完整的墓葬生态，为后人提供了正史中无法看到的原始材料，特别是关于底层社会、民间文化和思想的原貌。墓葬不只是一座座地下建筑，它是在具体的丧葬行为中依据一定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举行葬礼的地方，形式上是安放死者之所，但实际上反映的却是人类对死亡的态度以及与之相关的历史、文化和宗教信仰。墓葬信仰研究的终极目标是复原包括古人精神在内的社会生活，但是在墓葬研究中我们会痛苦地发现，无论是思想意识还是宗教信仰，研究的难度在于其不可直观性和不可检验性，我们对物质文化背后已逝的行为和思想意识束手无策。英国考古学家霍克斯20世纪50年代就认定，在生产方式、经济形态、社会结构、宗教信仰四个方面中，其中以研究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最为困难。[2]对考古学来说，宗教信仰是困扰考古学家的最后一个探索领域。
另一个世界的存在是墓葬信仰的基础，墓葬仪式中的所有环节都体现了这一理念。先民无法理解生与死的分别，在他们看来，生与死不是无法跨越的鸿沟，通过死亡—埋葬仪式，死者可以用老弱之躯换来新的身体与生命。卡西尔曾精辟地指出：
从某种意义上，整个神话可以被解释为就是对死亡现象的坚定而顽强的否定。由于对生命的不中断的统一性和连续性的信念，神话必须清除死亡现象。原始宗教或许是我们在人类文化中可以看到的最坚定最有力的对生命的肯定。最古老的金字塔文从头到尾主要的起支配作用的符号的意义，就是执着地甚至激烈地反抗死亡。它们可以说是人类最早的最大反抗的纪录——反抗那一切都一去不复返的巨大黑暗和寂静。我们一遍又一遍地听到的是这种不屈不挠的信念：死人活着。[3]
墓葬是综合性的生态存在，而不仅仅是器物的简单组合，它由墓室形制、墓室壁画、随葬品及所附文字、内部陈设等组成，其建筑形制、器物的放置和随葬文字的内容有其自身的逻辑，成为整个墓葬文化的一部分。值得欣慰的是，汉代墓葬中保存的图像、铭文、解注文等材料多出自社会下层，反映的思想在正史中付之阙如，如何理解这些文物成为我们研究的新出发点。现在我们致力的目标就是要拓展研究视野和研究范围，复原墓葬的历史情景，建立汉代墓葬信仰的一般认识，使之提供传统文献无法提供或无法记录的史料和史实，让出土材料不再仅仅是证实文献的一个途径，而是恢复它在中古文化体系中的位置及与之相联系的各种文化观念，以此来切入当时的文化风俗、制度和观念。
丧葬观念及其表达形式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延续和传播。观念史的表达有时有着普世的意义，它不仅有共时性的空间，而且还有着历时性、连续性的变化。洛夫乔伊认为，一些最基本的或重复出现的观念中包括一些含蓄的、我们现在不能完全清楚的设定，这种设定或者在当时起作用，或者尚未被人们意识到。然而，这些设定往往无须加以论证，它们常常属于非常一般、非常笼统的一类东西，有可能在任何事情上影响人类思想的进程，但这些“常识”实际上却是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4]在一种传统逐渐定型以后，继续此传统的人并不一定都能理解其中的原始意义，这也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百姓日用而不知”含义之所在。因此，当某种图像，如用于贺寿、喜庆、辟邪、冲喜等的图像成为惯熟的套路时，很多人都不自觉地同样摹画和安排，这时画面背后反映的观念才是我们要研究的东西。[5]以汉代墓葬论，可以从外面看到的墓葬形制等不是本书研究的重点，而仅仅是研究背景之一。本书着重考虑的是物质材料背后的内涵，试图在全面了解汉代墓葬基础上，一是要明确汉代墓葬信仰发展的一般过程；二是在东汉末年教团道教形成的背景下，探究墓葬信仰变化的一般情况，即此时人们已经摆脱了先秦时外求仙药以成仙的阶段，反而求诸己，表达出“我命在我不在天”的自力自为精神；三是在此基础上，人们相信墓葬是生死转化的所在，经过其中一系列“装置”，死者可以从墓中重生而去。
相信另外一个世界的存在是汉代墓葬信仰的核心，至于另一个世界的具体位置则有升天与入地两说。升天思想和战国至秦汉时期日趋发达的天文学、占星术以及永恒观念有关，在上层知识界和贵族中比较流行，我们可以从纬书中大量的天文、受命内容中看到这一点，而入地说则似乎有着更为古老的历史。[6]前一种研究以鲁惟一（Michael Loewe， Ways to paradise： The Chinese quest for immortality， London， 1979）、曾布川宽（《昆仑山への升仙：古代中国人の描いた死後世界》，东京：小学馆，1981年）为代表，此说由于四川画像石上“天门”题榜的发现更加流行［赵殿增、袁曙光《天门考：兼论四川画像砖（石）的组合与主题》，《四川文物》，1990年6月］，后者的倡导者有信立祥（《汉画像石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2000年）、佐竹靖彦［《汉代坟墓祭祀画像中的亭门、亭阙和车马行列》，载朱青生主编《汉画研究（第一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本书不拘泥于升仙说还是入地说，更为关注的是汉代人所做的在离开尘世后力图重新回到这个世界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