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童涵春堂

创业童涵春堂

□包光宇

始创于清朝乾隆四十八年（1783）的上海童涵春堂国药号，为今日上海的一家百年老店、名店。它从开始时的单开间门面小店，经过童氏几代人的艰苦创业，努力提高产品质量，不断拓展经营道路，200多年来长盛不衰，成为被消费者誉为“金字招牌”的购物放心店，现已是雄踞上海国药行业榜首的佼佼者。

童涵春堂国药号200余年的发展史，大致可分为初创、形成规模和新的发展等历史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其不同特点。初创时期的童善长、形成规模发展阶段的童祥权和受命于困难时期又获得新发展的孙以康，可以说是童涵春堂发展史上的三个关键代表人物。

童善长：童涵春堂创始人和奠基者

童善长（1745—1817）字在元，宁波庄桥童家人。

翻开童氏家谱，对列祖列宗都有详细的文字记载。童善长的鼻祖可以追溯到北宋年间，其始祖童朝阳，原籍在山清水秀的奉化建岙，属于四明山脉的一个秀丽山庄。当时，童朝阳家道殷实，不屑于土地种植，便举家迁入宁波城郊庄桥童氏镇。这是个物产丰富、商市繁荣的集镇，成为四邻八乡的农副产品、手工业品的贸易集散中心。时隔数百年后，童朝阳的廿一代孙童聪遗耳濡目染，学会了经商之道，他经营木材、桐油等，由于经营得法，获利甚丰。从此，童氏家道日兴，童聪遗和儿孙先后在庄桥镇的三斢购地造屋，荫庇子孙。

三斢原是一片荒芜之地，因童氏在此营造了很有气魄的三斢大屋，“三斢童”的地名由此而得。其时，当地称大屋为斜，每斛房屋的大门围墙内拥有数百间房屋，属于一种建筑群。童聪遗及其家族即定居于此，成了三斛童的第一代主人。

清朝乾隆十年（1745），童朝阳的第廿七代孙在三斛童出世，取名善长，字在元。他从小聪明伶俐，长大后继承祖业，仍在庄桥一带经商。然而，童善长并不满足于祖业的现状，他利用祖传资本，外出跑码头来到上海，觅址在小东门（即上海城宝带门）外的里咸瓜街上开设恒泰药行，专做中药材的批发生意。他经常去四川等地贩运药材，自采、自运、自销，渐渐跻身于上海滩的药材业，生意日见兴隆。

当时，在小东门瓮城地段，即今方浜中路宝带弄口，有家单开间门面的竺涵春药铺。老板竺某，经常与童善长的恒泰药行有业务往来，但竺某由于经营不善，经常拖欠恒泰药行货款，无力偿还，意欲将中药铺出盘给他人。其实，童善长也早有经营药店的打算，且特别欣赏竺某中药铺的涵春招牌。童善长认为“涵春”店招，具有“涵和理中，永葆青春”的意思。于是两人一拍即合，经过磋商，由童善长出资将竺涵春中药铺的财产连同店招全部买了下来，更名为童涵春堂。这一字之改，含义深刻，既保持了涵春的店招，又有了童氏记号，且又寓意药店返老还童之意，真是一语双关。这是清朝乾隆四十八年（1783）的事。童善长因此成为童涵春堂国药号的创始人，也就是童涵春堂的第一任经理和奠基人。童善长是年38岁，即将步入不惑之年，正是既富有经营经验，又精力充沛的时期。

童善长在创办童涵春堂前，已经营过多年的药材生意，熟悉各种药材，如今，他兼做批发、零售两种生意，真是如虎添翼。他把优质药材精制成饮片，用于他接盘的童涵春堂门市配方零售，同时又煞费苦心，继承传统古方，搜罗验方，博采众长，悉心研制丸散膏丹，打出童涵春堂自己的经营特色。另外，他又讲究服务态度，注重商业信誉，赢得了广大消费者的青睐，生意逐渐兴旺发达。

童涵春堂自己研制的“人参再造丸”，是童善长的一大创造，选料道地，加工精细，具有祛风活血、增强体力之功效，后来一直是该店的特色产品，深受各阶层人士的欢迎。相传，人参再造丸方的来源，取自宋代惠民和济局的官方医方。其名的来历，还有一段历史典故呢！唐代唐玄宗年间，发生安史之乱，唐玄宗派名将郭子仪平定叛乱，当时人们赞颂郭令公（郭子仪）有“再造唐室之功"。童氏制作人参再造丸时便借用了这个历史典故，寓意这种药丸营养丰富，对增补人的体质具有再造之功效。事实也证明，此品对于寒湿入络、筋骨疼痛、四肢麻木、半身不遂等症状确实效果良好，誉满上海滩。

此外，童善长在任童涵春堂经理期间，还按秘方创制了一种专治跌打损伤的“太乙保珍膏”。后来太乙保珍膏又由他大儿子童蕙楼在制作工艺上做了进一步改进，更名为“童蕙楼红布膏药”，并在膏药背面盖上“上洋童蕙楼监制”的印记。此种红布膏药问世以后，销售常年火红，延续百余年，一直到上海解放前夕。童涵春堂早年的传统产品“水眼药"，对治疗“风火赤眼，羞明多泪，内外翳障，视物昏花”等也有较好的疗效，且对治疗农民烂脚也有显著效果，价格又比较低廉，这在缺医少药的旧中国，对广大平民百姓来讲，无疑是一种福音。以上这些都是童善长家族的历史功绩，他也因此而成为今日童涵春堂的奠基人。(https://www.daowen.com)

清朝嘉庆二十二年（1817），童善长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终年72岁。根据童善长的生前安排，其大儿子童慈楼和三儿子童寄霞掌管店务，蕙楼掌管总权，寄霞出任经理，继承童善长职务。童涵春堂的第三任经理，后由童寄霞儿子童小霞继承，他们都能遵循童善长的教诲，勇于开拓，艰苦创业，勤俭办店，守住了家业，为日后童涵春堂的蓬勃发展，打下了扎实基础。

童祥权：形成规模发展阶段

童祥权（1842—1904）号绳霞，系童小霞之子，童涵春堂创始人童善长的曾孙。

童祥权7岁那年进私塾念书，16岁进本店学业，并协助其父童小霞处理店务。清朝同治二年（1863），他21岁时，便继承父业，出任童涵春堂第四任经理。其时，正是童祥权风华正茂之年。他担任经理之后，在致力发展国药业务、巩固和提高人参再造丸等拳头产品的质量外，还全力发展内外贸易业务。他凭借童涵春堂雄厚的资金实力，在上海日晖港建立码头，独资开设元亨木行，还出资购买了“元、亨、利、贞”四艘大型帆船，借助黄浦江这条黄金水道，往来于南北洋间。他从山东等地购买高粱酒，运到上海，自制成药酒出售，再把童涵春堂的精制饮片、中成药等特色产品运往汕头、厦门一带销售.取得良好的销售业绩。然后，他又进一步将中成药运往香港、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地销售，这些出口试销的药品，质优型美，疗效显著，深受海内外侨胞欢迎和好评，逐渐形成上海童涵春堂的品牌。童祥权很会做生意，懂得品牌的作用，故在出口商品的包装上，加上一个“童”字，尤其是精制饮片取名皆如“童半夏”、“童胆星”、“童厚朴”等等，以示区别于其他同业的产品，由此也逐渐形成了童涵春堂的商标。当然，童涵春堂的药品质量优，价格自然也要比一般同行的同类产品高一些，但消费者还是相信货真价实的产品，对童涵春的“涵春”商标产品情有独钟，乐于购买。这在当时在东南亚各地的华人、华侨中有较大的影响。

童祥权经过十多年的奋斗，使童涵春的经营逐渐形成规模，内外贸都得到发展，大有“财源茂盛通四海，生意兴隆达三江”之势，形成了规模经营，童氏家族也积累了相当的财富。据说，当时童氏在老慈溪家乡当地有“童姚马径张，银子好打墙”的说法，且童氏又列为当地的首富，足见童氏家族的殷实。然而，童祥权并不满足于现状，要进一步培育童氏的品牌，认为名店应有名人题写的店招，才能相得益彰。为此，他以800两纹银作礼品，托人请清同治十三年（1874）的科举状元陆润庠（此人系光绪皇帝的老师’）题写了“童涵春堂”四个大字，并请能工巧匠精工制成匾额，黑底金字，高悬于店堂中央，以提高童涵春堂的声誉。从此，童涵春堂的牌誉与日俱增，成为童涵春堂一份珍贵的无形资产。可见，100多年前的童祥权就有品牌意识，实在难能可贵。这对今天的商业经营者们来说也值得借鉴。

童祥权为人精明能干，对业务精益求精，继承并发扬童涵春堂历代经营优良传统，坚持“选料道地、配合讲究、制作精细、待客和气”的药店宗旨。同时他又积极开拓，有所创新，十分重视产品质量的提高。他根据消费者的意见，对本店名品人参再造丸在工艺制作上精益求精，使之更具有“香、糯、甜”的特色，成为一种可口的丸药，大受消费者欢迎，销量大增，每逢冬令进补季节，更是顾客盈门，盛况经久不衰，成为闻名海内外的一只拳头产品。

童祥权对精制饮片的炮制和加工也不断加以改进提高，使其质量更优，片型更美，效用更佳。他经过多年的探索，形成了有童涵春堂独特风格的数十个品种的精制饮片，其中“三制二淡”（制首乌、制胆星、制大黄和淡苁蓉、淡豆豉）的制作技艺之高超堪称一绝。还有其生产的“五薄片”（法半夏、淡附片、广郁金、玄胡索、花槟榔），其中如一粒蚕豆大的法半夏，能切成150多片薄如蝉翼、色白如玉的透明光亮的薄片，若以此片置于书报上，其片下文字清晰可见，令业内外人士赞叹不已，也成为童涵春堂独一无二的拳头产品。这些药品每年出口，行销海外，在国际市场上大放光彩。

童祥权在位掌权40年，使童涵春堂由单开间门面扩大到三开间，房屋前后五进，前店后工场，职工也从几个人发展到一百多人，形成了相当大的规模，成为沪上国药业中的佼佼者。童涵春堂能与当时申城的胡庆余堂、蔡同德堂、雷允上等并驾齐驱，跻身于沪上国药四大户之一，童祥权功不可没。值得一提的是，在选定童涵春堂接班人的问题上，他也别具一格，倡导选贤荐能。他有四个儿子，都没有被他选为经理的接班人，却一改子承父业的封建传统习惯，选中了由本店学徒出身，且具有经营管理才能的内亲邵明辉作为自己的接班人。他先是将邵提任为协理，协助他工作，后经长期考察培养，在他晚年时再提其为经理，他自己只顾店中重要决策，一般日常业务均放手由邵明辉负责处理。果然，邵也不负众望，使童涵春堂的业务，在他一代又得到发展，商店实力和库存商品大大增加。

童祥权的晚年，每年约有一半时间回原籍宁波庄桥休养，关心家乡公益事业。他见家乡有不少贫困儿童失学，便出资开设童氏私垫，后改为童家小学。他出资购进土地300亩，作为教育基金，所得收入作为办学经费。他对家乡一些丧失劳动力、生活无着的孤苦老人，每年施给一定数量的稻谷，让他们安享晚年生活。他还在家乡十里方圆之内造桥、铺路和修凉亭，造福当地人民。

孙以康：受命于困难时期

事物的发展总是曲折的，童涵春堂在200余年的发展过程中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有起有伏。时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童氏后代童光甫从邵明辉手中接任了童涵春堂的第六任经理，他以为童涵春堂已做出牌子，即把精力花在金融投机活动上，结果以失败告终。1930年，童光甫主持下的童涵春堂债台高筑，不得不把童家祖传的童涵春堂部分产权出售给当时上海滩的银行巨头孙衡甫和参行老板徐炳辉等28人，变童氏独资为合伙企业，以偿还债务，但尚不足抵消高额债务。其时，童涵春堂的牌誉在消费者中已有很深的影响。经过出盘人、受盘人双方协商，在出盘的时候，将牌誉这块无形资产作价，结果以80万两白银作价，即折合112万枚银元，可见名店招牌的珍贵。改组后的童涵春堂成为由童、孙、徐三姓28位股东的合伙企业，经股东会商定，一致公推由该店学徒出身的宋辅臣出任第七任经理。还特地从镇江聘来了一位慈溪人孙以康当协理，协助宋辅臣经理掌管店内业务。

孙以康上任后的第四年，1937年，上海爆发了“八一三”抗战，上海旧城区受到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童涵春堂被迫停业，在大世界西首租借仓库，将药材、生材等迁往法租界，以避战祸，减少损失，保存童涵春堂的实力。当时，孙以康根据战争发展趋势，断定战争不会很快结束，为维持全店同仁生计，与其坐等旧址复业，不如另辟蹊径，择址继续营业。于是，他向董事会建议，力主将大世界西首的仓库改作童涵春堂新址继续营业，董事会经过认真讨论，一致通过了他的建议。结果，战争持续了8年，童涵春堂也继续开业了8年，使全店员工有了生计，证明了孙以康的主张是正确的。童涵春堂的业务也获得新的发展。

抗日战争胜利后，南市小东门十六铺的市面逐渐恢复繁荣，孙以康又抓紧时机，做旧址复业的准备，重新装修工程由他亲自督工，并于1947年复业。复业后，原来的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新址仍继续营业，从此有了南、北两家童涵春堂，并以总店与分店相称，南号为总店，北号改为分店。

抗战胜利后，孙以康在南、北两家童涵春堂的装修工程设计上大胆革新，突破中药铺古老的“外面石库门，里面黑洞洞”的古老传统模式，使店堂设置、门面装潢具有现代化气息。他还请了当时著名书法家唐陀和谭泽闿为两家童涵春书写店招，原科举状元陆润庠题的“童涵春堂”匾额仍悬挂于复业后的小东门童涵春堂的店堂中央，使百年老店、名店牌誉在新老顾客中留下了更深的印象。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私营企业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鼓励私营企业搞好经营，为繁荣市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服务。当时童涵春堂股东会讨论决定，让时已76岁高龄的孙以康出任童涵春堂第八任总经理，原总经理宋辅臣改任协理，直至1955年孙以康因病去世，终年81岁。

孙以康为童涵春堂协理、经理的时间前后长达21年，且最初的任期是受命于童涵春堂经受曲折的困难时期，以后又遇上国难深重的8年抗日战争，条件相当艰苦。然而，孙以康以其丰富的治店经验，不仅使童涵春堂保存了实力，而且还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孙以康是做出了巨大贡献的。

从以上童涵春堂在各个不同时期的发展过程中的三位代表人物来看，宁波人所具有的“爱国爱乡、艰苦创业、勇于开拓、热心公益、诚实守信、团结互助”等精神，在他们身上都得到充分体现，值得宁波同乡引以自豪，他们给后人留下了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