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火中永生

烈火中永生

□吕明干唐武声

蒋子瑛（1922—1945），祖籍浙江温岭，1922年12月生于老慈溪庄桥镇（今宁波市江北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慈溪县庄桥支部书记，中共慈镇县慈东区委书记兼区常备队指导员、县特派员。1945年10月，他率武工队员宿营洋墅大袁陈村遭敌包围，顽强抗击中被敌纵火燹死。

蒋子瑛出生于贫苦家庭，父亲是庄桥镇上一家豆腐作坊的雇工，仅有微薄的工薪收入，靠着母亲勤俭持家，苦度光阴。苦难的童年，使他从小就养成了艰苦朴素、勤奋好学的习惯。他的父亲因为自己没有文化吃尽苦头，决心省吃俭用让子瑛到镇上集成小学读书。这所学校有光荣的历史传统，是慈溪县第一个共产党支部成立处。在进步教师的影响下，蒋子瑛开始接受了进步新思想。当他读高小的时候，一位正直而爱国的朱老师常常给他们讲于谦的故事，并慷慨激昂地吟咏着“千锤百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惜，惟留清白在人间”的诗句，要学生学习于谦那种刚正不阿、抗击外族、改革时弊、勇于为国捐躯的精神。子瑛听后感动地说：“我长大了要活得像于谦那样1936年夏，15岁的蒋子瑛读完高小。此时，家里已无能力再供他升学读书。经人介绍，蒋子瑛去上海闸北一家中药店当学徒。艰苦的学徒生活，使他忍受着压迫和剥削，对腐朽的旧社会深感不满。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上海沦入敌手，蒋子瑛所在那家药店被迫停业，他满怀悲愤地回到庄桥。这时，也有不少因战争而失业、失学的青年从上海等城市回到家乡，他们不约而同地谈论着抗日形势。目睹日军入侵、国土沦陷、同胞遭殃的惨痛情景，蒋子瑛和青年们热血沸腾，一致激起抗日义愤。他们决定组织抗日宣传队，投入抗日救亡活动。在抗日救亡活动中，他经受了锻炼，更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

1938年5月，中共慈溪县工委（后改为县委）在离庄桥5华里的洋墅村成立，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领导着慈溪县的抗日救亡运动。蒋子瑛在共产党人的帮助、教育下，受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启示，逐渐成长为一个有志向、明真理的青年。就在这一年的冬天，他经县工委组织委员金如山、党员邵立之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他的工作更积极了。1939年春，庄桥成立了党支部，年仅18岁的蒋子瑛担任了党支部书记。他在支委屠祖全，杨照诚等密切配合下，大胆泼辣地领导了庄桥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打击贪官、奸商，保护人民利益。

在实际工作中，蒋子瑛觉得要向群众宣传，首先要提高自己。他努力钻研革命理论，除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外，总是孜孜不倦地看书学习到深夜。当时上海的《译报》、《大众哲学》、《论持久战》、《列宁主义问题》、《西行漫记》等书刊，已成为他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母亲见他吃饭、睡觉都手不离书，笑着说他是给书“迷住”了。由于刻苦学习，他虽只高小毕业，但思想进步得很快，写文章、谈问题精辟简练、通俗易懂。

党支部为了在青年骨干中进行马列主义思想教育，决定以读书会的形式，组织开展人生观、世界观等问题的讨论。为了讨论好这个问题，他自己总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有一次，已临子夜，妹妹桂凤一觉醒来，还见他遮着灯光在看书、写笔记。妹妹怕他太疲倦，劝他熄灯休息。他却毫无倦意地说：“如果不好好地准备，讨论起来就不能以理服人，不能把更多的进步青年争取过来。”读书会的举办，为以后发展党组织打下了思想基础，不少参加“战时服务团”的进步青年均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9年秋天，素有粮仓之称的庄桥却闹起了根荒。镇上李涌丰等几个米店奸商，勾结国民党庄桥警察所，将大批粮食偷运出海资敌，造成全镇粮荒日益严重，人心惶惶。为了保护人民利益，严惩奸商，党组织决定，发动群众，开展反对奸商、贪官运根资敌的斗争。9月18日晚，党支部根据群众报来的情况，组织力量在李碶渡坝边扣住了几只偷运大米的船只，约计大米600石（每石150市斤）。有了人证、物证，蒋子瑛连夜找到副镇长邵慕云（共产党员）等人，周密地商讨了斗争的要求和策略。第二天上午，镇政府出面召开紧急镇务会议，下午，召开镇民大会，当众处理奸商偷运大米资敌。为了争取更多的群众参加大会，除布置党员、积极分子分头发动群众外，镇里还命各保保长鸣锣通知保民，准时到会。下午1点，到薛将军庙来开会的各阶层群众多达五六千人，里里外外挤得水泄不通。杨照诚以“战时服务团”团长的合法身份，揭露官商勾结、运米资敌、坑害人民、大发国难财的汉奸行为，并提出扣下大米、没收济贫的主张。台下人声鼎沸，热烈拥护。国民党慈溪县政府派来的代表褚保鑫在大会上说：“此事重大，要汇报县长定夺。”台下一片叫骂声：“瘟官，不能做主，你来干什么？”“不表态，不准回去！”褚带来的10名武装士兵杀气腾腾，上了刺刀。双方严阵相持，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为了免遭不测，蒋子瑛同意让褚离开会场，继续考虑。

此后，蒋子瑛一面派代表向当局请愿，一面继续拦阻偷运大米，并通过战服团在壁报上揭露国民党庄桥警察所长朱启桢勾结奸商，用过期护照放行大米走私的真相，使群众进一步看清事实。一时，庄桥议论纷纷，要求惩办贪官的斗争持续近一月之久。最后斗争取得了胜利。当局慑于群众的强大舆论，被迫将朱启桢记大过，调离庄桥。走私米商被罚了款，拦下的大米全部平价卖给群众。粮荒暂时缓和，蒋子瑛又通过党支部支持钟一棠（爱国名医）选上庄桥镇镇长，成立了平粜委员会，向外筹募部分资金，使庄桥粮食平粜维持数年之久。

1941年4月19日，日军从镇海登陆，宁波、庄桥相继沦陷。为了暂时避开敌人的魔爪，庄桥地区先后撤走了一批身份暴露的革命干部。在此危难时刻，蒋子瑛既要保护当地一批党员、骨干和新调来的干部，不使自己的同志在混乱中遭到汉奸、特务的滥捕残害，又要保护群众不受或少受日军、土匪的蹂躏，工作更加艰苦复杂。但他不避艰险，根据上级指示和新的斗争形势，改变了工作方法，将庄桥一带的党组织转人地下，采取单线联系。

在艰苦险峻的斗争环境中，蒋子瑛始终保持着积极、乐观的革命精神。每当碰到困难、遇到风险的时候，他总是鼓励大家说：“革命免不了有风险，免不了有牺牲，现在我们受些苦，正是为了消灭剥削制度，换取人类幸福，充分显示出我们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当共产党员沈一飞等在慈北被敌人残杀后，他怀着极端悲愤的心情告诉大家：“敌人用酷刑摧残她，她坚贞不屈。她活得很有意义，死得很光荣！”他总是这样，以烈士们的英勇事迹进行革命气节教育，激励大家更加坚强地战斗和生活。(https://www.daowen.com)

为了适应对敌斗争的需要，同年5月，蒋子瑛遵照中共宁属特委的指示，筹建抗日武装，鉴于不久前慈北搞武装失败的教训，特委书记王文祥明确提出：这次筹建抗日武装，应采取灰色隐蔽的方式。蒋子瑛与党员周凤章等几个骨干商议后，认为最好找一个理想的掩护人。周凤章提出由胡家冀来挂名。胡家冀曾是国民党慈溪县政府政工指导室干事，在慈东有一定声望，让他来挂名搞武装比较合适。经商定后，他们找到胡家冀，做了工作，共同组建慈东游击队，请他当大队长。以后又把这支游击队定名为“慈溪县庄桥区战时服务大队”。此后，蒋子瑛又按特委通知，陆续把一些党员输送到游击队，并分别担任了副官、参谋、中队长、政训员（负责党的工作）等职，取得了这支部队的实际领导权。在短短的时间内，慈东游击队成为比较有纪律、有战斗力、被群众赞誉的抗日寇、保家乡的好部队。游击队在费家市战斗中，擒获敲诈勒索、残害人民的土匪十余人，就地镇压了匪首王孝玉。在河头击溃了国民党镇海县警察大队第三中队姚华康部的偷袭。

后来，慈溪国民兵团杨峰部队窜入慈东，妄图并吞慈东游击队。为保存这支新生的武装力量，9月初，在王文祥的领导下，蒋子瑛与部队骨干一起，把武器集中装入棺材，用伪装运棺出殡的办法，从水路运往镇海江南。40余名游击队员，按各自原来的职业形象化装，徒手分散赴镇海大碶王贺乡贺家祠堂，同共产党员王博平领导的江南独立中队合并。后独立中队又加入在三北的主力部队，投入浙东抗日武装斗争的洪流。

1942年7月，中共浙东区委员会为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将镇海县甬江以北和慈溪县姚江以北地区组成慈镇县，建立县工委。慈镇县工委派蒋子瑛负责通讯联络和敌情工作。他利用其父亲生前的社会关系，在庄桥镇成新桥下开了一爿烟纸杂货店，作为党的联络点。他以经营烟纸店为掩护，踏遍慈镇的山南山北，往返于宁波、镇北之间，为上级党组织提供敌情，传递指示，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

不久，烟纸店引起了日军的注意，风声越来越紧。一次，他的大妹蒋震虹从特委机关送密件到庄桥时，突然接到内线消息，日本兵马上要来搜查烟纸店。在紧急时刻，蒋子瑛一面将党内文件和有关物件作了紧急处理，一面为其他同志的安全转移作了妥善安排。大妹考虑自己年幼，敌人不大会注意，要求留下，子瑛同意了。他在离开烟纸店时，再三叮嘱大妹：“你万一被捕，可说什么都不知道，装作年幼不懂事，千万莫说出来。妹妹，要做一个经得起考验的同志！”大妹坚定地回答：“你放心。”这样，他就提了箱子在群众掩护下安全撤走了。果然，他走后不到一刻钟，日军小队长和翻译带了十多个日本兵将烟纸店包围起来，进行搜查。敌人翻箱倒柜没有查出有关共产党活动的一丝证据。

随着浙东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1943年3月，慈东抗日游击根据地重新开辟，并建立了中共慈东（庄桥）区委；蒋子瑛任区委宣传委员，后任区委书记兼区常备队指导员。他经常深入农村，发动农民组织农会、妇女会、雇工会、自卫队（民兵）进行减租减息、保障雇工实际工资不下降（工资由纸币改为稻谷折实）等活动，为巩固、发展慈东抗日游击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慈东区位于宁波、慈溪县城之间，接近敌人的心脏，地处交通要道，也是三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前哨，是敌、伪、顽与我必争之地。1943年11月，敌、顽勾结，悍然袭击慈东（庄桥）办事处，捕去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党员、自卫队员130多人，其中22人惨遭杀害，制造了震惊浙东的“慈东事变”。1944年下半年，日军在庄桥建造飞机场，沿山挖坑道，在交通要道筑碉堡、建据点，一时，慈东区敌伪大小据点骤增到43处，像梅花桩一样插遍全区。敌伪活动非常猖獗，党员、基层干部和群众接连遭到摧残。慈东地区又处在白色恐怖之中。蒋子瑛与区长黄玉平等带领全区同志，踏着烈土的血迹，配合我军主力部队和县大队，为重新打开慈东局面而继续战斗。

1945年春节刚过，蒋子瑛冒着刺骨的寒风，带领区武工队，穿插在各乡镇，指导各乡镇党支部和武工小组的活动。他同时做好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向各乡保长开展“日本必败，中国必胜”的形势教育，及“中国人民大团结”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教育，要求他们在经济上对敌伪实行封锁，保证完成抗日军民的财粮供应任务。

庄桥镇敌据点里的伪军，平时鱼肉乡民，无恶不作，庄桥人民恨之人骨。2月的一天凌晨，寒风凛冽，烟雨蒙蒙，蒋子瑛率领武工队在当地党支部的配合下，分两路向敌据点碉堡包抄过去。尖兵组先干掉了敌哨兵，然后担任正面袭击的武工队战土，以疾风扫落叶之势迅猛冲进了敌人碉堡。而还在做黄粱美梦的伪军惊吓成一团，人枪全部被缴获，而武工队员无一伤亡。武工队在撤离时，一把火烧毁了敌人的碉堡。周围相隔几里的其他据点的敌人，一时不明情况，都吓得丧魂落魄。

在区武工队首战告捷的影响下，各乡镇武工小组也四面开花。经过蒋子瑛和同志们半年时间的艰苦奋斗，慈东（庄桥）地区的抗日根据地出现了新的转机。

1945年夏，党组织决定让蒋子瑛去四明山梁弄浙东区党委党校学习。正巧他的妹妹蒋震虹也来参加学习，兄妹俩在党的怀抱里，在秀丽的四明山久别重逢，心里荡漾着相见的喜悦，胸中充满着革命的豪情。学习不到一个月，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参加党校学习的同志，在区党委的直接领导下，组成临时工作队，跟从主力部队赴四明山、三北等地的敌伪据点受降。当时，蒋子瑛被分配到鄞西、鄞姚等地区执行这项任务。9月底至10月初，浙东游击纵队和地方党政干部奉命北撤，仅留下极少数同志，坚持隐蔽斗争。

北撤前夕，中共三北中心县委遵照浙东区党委的指示，决定让蒋子瑛留下担任中共慈镇县特派员，领导地方党员，坚持隐蔽斗争。当组织找他谈话时，他明知我军主力部队北撤后，国民党军队必然会卷土重来，更疯狂地镇压人民革命力量，在严重的白色恐怖和恶劣的环境下坚持工作，随时有牺牲的可能。但为了革命的事业，他并无任何推托之词，也没有流露出半点畏难情绪，而是愉快地、坚决地服从组织的决定，表示一定努力完成党交给他的坚持原地隐蔽斗争的任务。10月初，他肩负重任，秘密上四明山，找到了四明山地区特派员刘清扬，接上了组织关系，带着精悍的武工队，从四明山急赶慈东（庄桥）地区。10月22日深夜，武工队行军至洋墅大袁陈村时，就进村宿营。由于保长王兴宝告密，第二天上午，国民党何九峰部队以一个大队的兵力包围了蒋子瑛等宿营的这幢大屋。敌人一边用机枪封住了大门，一边狂叫：“活捉蒋子瑛！”蒋子瑛面临敌人重围，毫无惧色，沉着机智地一面命令大家迅速作好战斗准备，一面立即将党内机密文件及地下党员名单烧毁，做好牺牲的准备。此时枪声四起，敌人密集的枪弹像雨点般从墙外飞来，蒋子瑛率领武工队奋勇反击，准备突围。敌人不敢冲进那幢大房子里去，只是嚎叫：“蒋子瑛，你们已经被包围了，快投降吧！政府会给你当大官，会给你钱。”面对敌人高官厚禄的诱惑，蒋子瑛向武工队员们大声高呼：“同志们，我们是共产党员，决不向敌人投降，现在是以我们的热血和生命来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出最后贡献的时候了！”此刻敌人更疯狂地用手榴弹、步枪、机关枪齐攻大屋，蒋子瑛等居高临下投掷手榴弹杀伤敌人，战斗十分激烈。敌人不知蒋子瑛究竟带了多少兵力、多少武器，打了数小时，还是不敢冲进大门。敌军头目何九峰恶念横生，命令士兵在房子周围堆拢稻草，并浇上煤油焚屋。霎时间，浓烟滚滚，烈火冲天。蒋子瑛等被烈火和弹雨所困，情况危急到了极点。正在千钧一发之间，阮均法首先跳墙突围，但因掷出去的手榴弹没有爆炸，被敌人发现，胸部中弹牺牲。陆林法迅即投掷手榴弹，借着手榴弹爆炸的烟幕跳出围墙脱险。蒋子瑛为了不丢下一个战友，继续率领武工队员突围。终因火势越烧越凶猛，大门又被敌机枪的火力死死封住，他们再也没有突围出来。和蒋子瑛一起壮烈牺牲的还有范祥飞、张小三（原名林舜琴）等同志。

蒋子瑛牺牲时年仅23岁，他把自己风华正茂的生命全部奉献给了党和人民的事业。

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在缅怀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蒋子瑛烈士。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春节，宁波专员公署派慰问团慰问烈士亲属，并向他们敬送了写着“中华好儿女”的光荣匾。为了千秋万代铭记先烈的英雄业绩，党和政府在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镇海河头乡修建了烈士墓。1992年7月，当地政府又在他的故乡江北区庄桥镇兴建了烈士纪念碑，以悼念这位烈火中的勇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