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情，乡土义——记我的父亲邵荃麟

革命情，乡土义——记我的父亲邵荃麟

□邵济安

邵荃麟，原名邵骏运，曾用名郃逸民，笔名荃麟、荃、力夫、契若，生于1906年11月13日，原籍老慈溪东邵村（现属宁波市江北区庄桥街道）。在第一次大革命高潮中，他于1926年3月在复旦大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职业革命家，因而被学校开除。在白色恐怖时期，他担当浙江、江苏地下党的领导工作，曾被捕入狱。被家庭出资营救后，他失去组织关系，开始从事革命文学活动，曾拜会过鲁迅先生。抗战爆发后，在国共合作的环境下，他回到共产党的队伍，先后在浙江、福建、桂林、重庆从事和领导党的文化事业和统战工作，抗战胜利后继续在武汉和香港担任党的文化和统战工作的领导。新中国成立后，他主要担任文化界的领导，曾在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和中宣部教育处工作。1953年起，他长期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领导，主编《人民文学》。1964年，他被错误批判为资产阶级文艺理论”写中间人物论”和“现实主义深化论”的代表人物。“文化大革命”中，他又被横加罪名残酷迫害，于1971年6月10日含冤病死狱中，终年65岁。1979年9月21日，为他举行了恢复名誉、平反昭雪的追悼会。邵荃麟生平主编过多种有影响的刊物，如《东南战线》（金华）、《文化杂志》（桂林）、《文艺杂志》（重庆）、《大众文艺丛刊》（香港）、《人民文学》（北京），著有小说集《英雄》、《宿店》，戏剧《麒麟寨》、《吉夕》、《喜酒》等，翻译了名著《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游击队员范思加》等，部分文艺评论和杂文著作收集在《邵荃解评论选集》（上、下）中。他的文艺著作反映了他对文艺和现实生活的深入思考，在许多方面有相当大的开创性，在当时有较大的影响。

我父亲邵荃麟的籍贯是浙江省慈溪县庄桥镇，他是一位文艺理论家，“文革”前长期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青年时期在苏浙一带从事革命的地下工作，1939年曾任中共东南局文委书记。

邵荃麟祖上是明末清初的举人，现今庄桥东邵村的“邵荃麟故居”，就是这一时期留下的祖产，高门、大院、马头墙，厅堂、楼阁、石牌坊，依稀留下了逝去的辉煌。邵家从我的祖父辈开始走上了经商之路，成为经营药材的大户人家。生意兴旺时，邵家不仅在上海，而且在四川、汉口都有分店和不动产。就是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我的父亲于1906年11月出生在四川重庆，4岁回到故乡庄桥，13岁离家，到上海复旦中学读书，1925年考入复旦大学经济系。

义无反顾

我祖父有两子一女，父亲是长子。祖父把老大送到上海读书，把老二留在身边从商，显然他把继承家业的希望更多地寄托在了大儿子身上。

令祖父没有想到的是，20世纪初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上海已经受到了五四运动的冲击，热血青年已经在觉醒，“民族兴亡”的历史责任感撞击着他们。我父亲在课业之外博览群书，阅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并进行了深入的思考。特别是1925年的五卅运动中，参加游行示威的亲身感受，促使父亲这个19岁的大学生，在1926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这一刻起，他违背家庭的期望，严肃地抉择了自己的道路，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大革命的浪潮中。

他在担任上海江湾区团部委书记时，遭到北洋军阀宪兵追捕，并被学校当局开除了学籍。祖父得知消息后，决定送他离开上海去日本留学。祖父率许多亲友到上海码头给他送行，在轮船敲响最后一遍锣的时候，父亲却混在送客的人群中也一起上了岸。然后他托人从青岛发来一封家信，佯称“一路平安”。实际上此时的父亲已经被派往杭州担任团地委组织部长，成为一名职业的革命工作者了。因工作需要，他切断了和家庭、亲友的联系，和革命同志一起驰骋在沙场，而将牵挂儿子的父母舍弃在家乡。(https://www.daowen.com)

后来父亲因严重肺病而请假休养，祖父为了拴住儿子的心，为他物色了一位大户人家的千金，召他回乡尽人子之道，为他举行了极其隆重的婚礼。婚礼当天，祖父借来了两台发电机，内庭外舍都亮起了电灯，还抬来了风琴，新房里是铜床、大衣柜，全部西式家具。但这一切苦心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他一直不认可这门亲事，宁可回到上海住亭子间，睡地板，去过地下党人艰苦动荡的生活。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一切安定下来，他才慎重地通过上海作家协会的同志妥善地了结了这门有名无实的婚事，送了女方一笔为数不小的安置费。

铩羽归来

自由飞翔的风筝，也有带着满身伤痕落地的时候。1928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父亲被选为浙江省两名代表之一，但因肺病发作而未能出席。1929年，他再被调回上海团中央工作时，肺部已形成空洞。当时跑遍上海已经没有一家医院肯收留他了，唯有一家德国人开办的私人医院可以收治，但住院费十分昂贵。组织经研究，决定派人去通知我祖父。祖父得到儿子的消息，头戴红顶瓜皮帽，身穿长袍，匆匆奔到医院。经过抢救，我父亲居然又挣扎过来了。此后数年他请假在外养病，都是依靠家里的经济支持。

1934年，祖父再次从其他地下党员口中得知，由于叛徒的出卖，父亲已经被关进了上海市警察局看守所，命在旦夕，并且即将解往南京雨花台。危难关头，又是祖父，花3000大洋托人买通了市警察局长，才再一次从死亡边缘将儿子解救出来。不久，恢复了自由的父亲又“失踪”了。

抗战时期，浙东是国民党、新四军拉锯的战场，父亲参加共产党给家里带来两难的压力。对新四军来说，他们是士绅富户，自然要输粮送款；对国民党来说，他们是共属，更要受到骚扰，因此家里一直不得安宁。面对儿子的抉择，最伤心的是祖母，她不理解：儿子为什么要瞒着家里一次次出走，而每次见面总是要到几子大祸临头的危难时机？祖母终因思念和忧郁的折磨，心脏病发作而去世。得到消息，父亲怀着悲痛和歉疚匆匆赶回奔丧，穿的是一身军装。其时父亲正被共产党派往浙西开展国共合作的抗日救亡工作，公开身份是龙泉县国民政府教育科科长，当时浙东被国民党所据，身着军服可以减少路上一些麻烦。面对困惑与遗憾的母亲亡灵，他能做出什么解释呢？

毁家纾难

1946年至194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国民党30万军队大举进攻中原，国统区的地下党也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当时父亲正在武汉协助董必武开展中原地区的对敌斗争，其中筹集经费是一件十分紧迫而艰巨的任务。这时祖父已经去世，作为长子的父亲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将祖父在武汉闹市区一片颇具规模的房地产全部变卖，将变卖所得绝大部分交给了地下党。当时家里经济已经不景气了，这一举动给家里带来的后果是不言而喻的。但他还是果断地这样做了。父亲从未向我们提及这件事，直到最近我才从堂兄那里得知全部真相。

不徇私情

从1949年起，我父亲就在政务院（国务院前身）工作，担任文化教育委员会副秘书长，后来又调往中宣部任副秘书长。对于当时的土改政策他是非常清楚的，但是他从没有和家人打招呼，暗示他们变卖土地、家产。1951年浙江土改，我们庄桥老家被划成工商业者兼地主成分。不过，土改工作队清楚我父亲的身份和这个家庭对革命的贡献，再加上叔父的大儿子新中国成立前在宁波中学也参加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最后工作队在“工商业者兼地主”前面加了“开明”两字。因此，土改中家里并未受到太大的冲击。

新中国成立之初，家乡有一位亲戚，论辈分比我父亲还高，他通过我叔父和二堂兄传话给我父亲，要求帮他安排个工作。我父亲通过我叔叔婉言拒绝了这件事，并且对我二堂兄说，这种事共产党是不能做的。后来，组织上为了工作方便，曾建议由我这位1950年就参加华东军大的二堂兄来担任他的秘书，也被我父亲谢绝了。

值得告慰家乡父老的是，我父亲的子侄辈，都依靠自己的努力，大多在国家的科学教育战线上辛勤耕耘，做出了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