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给世界一个惊喜

要给世界一个惊喜

□童志鹏

童志鹏，中国工程院院士、电子信息工程专家。他于1924年8月12日生于庄桥，1946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50年获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博士学位，现任电子工业部电子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科技委常务副主任，兼任中国通信学会副理事长。他是我国军事电子高新技术开拓者、奠基者与带头人之一，曾获1997年国防科工委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发表有《未来军事电子》等专著。

我是1947年底离开烽火遍野的祖国去美国学习的。

从1949年年中到19世纪50年代初期，在新中国成立的感召下，全美的中国留学生掀起了回国的热潮。一些进步同学与科技工作者成立了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简称留美科协），并在留学生较多的大学成立了分会，帮助同学了解中国共产党与国内真实情况，便于同学们回国参加祖国建设。我所在的威斯康辛大学也成立分会，我是该分会负责人。1950年5月，我们举行了一次归国同学欢送会，气氛诚挚热烈，我写了一首60余行的长诗，并在会上朗诵。这首诗表达了抗日战争胜利后陆续赴美深造的一代青年学子的忧患意识与爱国情操，异国的旖旎风光使他们更怀念刚从战火尘烟中走出来的父老兄弟，百废待兴的祖国山河激发他们加紧学习，早日回归祖国，投入建设创造的热潮。

新中国成立初期.回国的大批留学生风华正茂，意气风发，为祖国献身的决心无悔无怨，积极投身祖国各条战线的建设，艰苦创业，建功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他们大都年逾古稀，有的依然勤奋耕耘在第一线，为中华腾飞，甘为人梯，鞠躬尽瘁。他们中不少人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有的已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我是他们中较早回国的一员。1950年8月，我获得威斯康辛大学电机工程博士学位，9月即乘船取道香港返回祖国，向北京正在筹建中的电信工业局报到。和多数早期回国同学一样，我在开始选择的岗位上一站就是一辈子，终生凝聚了对新中国电子事业的不了情，伴随着其成长与发展过程的风风雨雨。尽管我工作屡有变动，漫漫征途也弯弯曲曲、坎坎坷坷，但我始终无悔当年的抉择。(https://www.daowen.com)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急需大量通信装备，国家决定不从苏联进口，而是立足国内自行研制解决。这个决心对我这个电子科技工作者是无声的伟大的召唤、鼓舞与信任。我征尘未洗，即向工业局领导请缨赴天津无线电厂（712厂）参加部队急需的超短波步话机的研制。我去的这个工厂前身是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的重庆无线电厂，条件较差，也没有开发与生产军用通信装备的经验。但产品研制是一项群体性创造性劳动，涉及从电路设计到结构设计、从整机设计到零部件设计、从工艺到制造的宽广工作范围，需要多方面技术的协调配合与有机集成，需要有力与有序的组织保证。工厂领导和同事们对我这个洋博士热烈欢迎，我虽然称为“博士”，但对产品开发所需的知识来说一点也不博，我只有老老实实向厂里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各方面工程技术人员与工人学习，拜他们为师，和他们融合一体，才能变成真正的“博士”，才能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在各级党组织的有力领导下，我们很快全面开展了工作，齐心合力，克服困难，从1950年11月开始，到1951年4月就研制出样机，很快投入批量生产。这个电台比美式电台体积小、重量轻、耗电省、成本低、使用方便，深得部队欢迎，每年生产量达800。部，满足了部队的急需。这段经历深刻地教育了我，成为我的“博士后”。我懂得产品开发的本质是技术集成，首先是电路、结构、工艺、元器件以及管理技术的有机集成，一个好的设计师班子需要各方面技术的代表人物参与，需要有一个正确的技术总体结构与体制，以便集成各项技术，形成1+1>2的创新过程。作为产品的主持人，我只是他们的代表而不是代替，成就与荣誉应该归于这个集体。

童志鹏和小学生在一起

1956年，我参加了周恩来总理主持的“12年（1956—1967）科学技术远景规划”中关于“武器装备发展规划”的拟制。规划结束后，局领导把我调到正在筹建中的电子工业系统第一个研究所第10研究所。研究所建在当时宝成铁路尚未通车的成都。我和当时从工厂中调来的几个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程师们一起，在参与筹建的同时，带领一批新毕业的大学生开展了多种高新技术装备的研制。从1957年到1966年，我们先后独立研制出包括微波、超短波多路接力机，特高频机载电台，小型化短波电台，机载歼击机雷达等不同阶段的装备样机，有的迅速投产装备部队，在当时都处于全国领先水平。我们按产品研制的电路结构工艺元器件等技术集成的要求，组建了专业研究室和按产品组织的设计师队伍，使研制成功的产品不仅水平高而且十分正规，不亚于工厂生产的正式产品，既便于现场试验又便于转到工厂生产，一扫研究所出的东西不可靠、不正规的传统观念。我们有180人的工艺部门、120人的结构设计部门，还有一个工种比较完善的以老工人为主的加工队伍，这样一种研究所的构架曾被20世纪60年代新建立的一批整机产品研究所作为样板推广。在这段时间里，尽管有“大跃进”带来的经济困难，使科研生产面临十分艰难的形势，还有“浮夸风”、“瞎指挥风”带来的科研秩序的混乱，但是由于中央军委及时采取组织措施，成立了由国防科委领导的第十研究院，党中央在1961年颁布了称之为“科学14条”的“科学宪法”，使国防科研工作迅速进入了出成果、出人才的快车道，科研形势十分喜人。如果沿着这条成功的路走下去，12年科学规划所制定的目标是完全能够实现的。

1966年下半年开始，进入了“文革”的十年动乱时期，已经建立起来的科研秩序全部打乱，我也被隔离停止工作达6年之久。1972年3月31日，我刚被宣布“解放”，十院领导就决定派我去酒泉基地整顿在“文革”期间研制出来的导弹外测系统的质量，并执行卫星导弹发射的测控任务。组织上以“无声”胜有声的凝重笔墨谱写了对我的信任与关怀，并委以重任，给了我莫大的鼓舞。我再次来不及洗尘，清洗“文革”几年来加给我身上的污泥浊水，就无保留地全心全意地启动了这个更新更远的征程，开始了我的后半生。十院成立总体部时，我就被任命为该部的负责人之一，开始新一代测控系统的总体方案论证研究，我的工作也从过去的单项设备研制转为系统工程研制。如果设备研制的核心是设备级技术集成，那么系统工程研制的核心是系统级的技术集成，即按系统使命，确定系统的技术体制与体系结构，论证其系统组成及各项单元设备的战术技术指标，通过研制、采购、协调与联试集成为一个有机的优化的整体以执行规定的任务与使命。除测控系统外，我还先后领导与指导多项通信系统如卫星通信、数据通信系统等的研制。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作为电子部的副总工程师担任集团军电子系统（四号工程）研制的总指挥，为了把众多分系统联成为能互通互操作的一体化系统，我提出研制集团军指挥控制分系统的建议，以便使其他分系统构成一个功能互补、效能倍增的大系统。这个建议得到领导机关的支持与批准，并立即组织班子以负责这项任务的抓总工作。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后，我参加了由国防科工委组织的对海湾战争的反思与启示的研究，深刻地认识到综合电子信息系统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与地位，意识到新的作战形态——“信息化战争”的来临。根据军委新时期的战略方针，针对特定区域的特殊使命，我和其他专家一起潜心研究了区域综合防空、区域通信、区域综合电子信息系统等新概念和发展战略，后者的研究成果得到上级领导机关的肯定，中央专委将其确定为“九五”期间新的国家级重点项目。该项目的研制将对振兴军事电子产业起到重要作用，我为自己在古稀之年能有机会向祖国的电子事业奉献自己一份绵薄之力感到由衷的荣幸与感动。

现在，世界电子信息技术及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它渗透到全社会各行各业，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日常生活各个领域，影响也越来越大。据统计，美国1990年经济增长的10%归功于信息技术与产业，1997年这一比例增至40%，甚至有的专家把美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持续增长、低通膨率、低失业率等现象归功于信息技术进步与产业发展。在世界综合国力竞争中，信息技术成为竞争的制高点。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电子信息产业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在改革开放环境下，机遇与挑战并存，我国电子信息产业面临一场严酷的国际竞争，优胜劣汰，要么战胜，要么败北，这是不能回避的问题，必须作出抉择。任重道远，我决心加倍努力工作，为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献计献策、添砖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