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大义觉迷
雍正六年（1728年）五月，湖南安仁县大路边的一个学馆门口，一个不起眼的教书先生曾静，把一封信交给了自己的门生张熙。两个人都知道，这是一封能掀起狂风波澜的谋逆书信。看着张熙的身影一点点地消失在北方，曾静忍不住抬头看看天，没有云朵，空洞而湛蓝无比，这一方天空没有任何征兆。
曾静是一个普通得无法再普通的读书人。他原是安仁县生员，因考试劣等被革退，于是放弃学业在区域教书，人称蒲潭先生。曾静两代贫寒，与哥嫂落魄地住在一起，收得张熙等生活更加窘迫的学生。在安仁县那块小小的天空下面，曾静失意中常杂记一些道听途说的东西和读书心得，当然最多的还是骂骂雍正的政府。他的著作中，列举了雍正的十大罪状。每一条罪状，都编写得活灵活现，那里说雍正与父皇多年来“为仇为敌”；说仁寿太后之死是被迫自杀的；说允礽、允禩、允禟之死是被杀害的；说年羹尧、隆科多二案是“诛忠”；说雍正帝收纳了废太子的妃嫔，常带着大臣在圆明园饮酒作乐……
曾静撰写的《知新录》，简直成为一部攻击雍正朝政治的大全，他攻击了“七星聚曜”“黄河澄清”这两个雍正最为得意的祥瑞。他认为这两个征兆非但不是圣人、盛世的吉兆，反而是阴尽阳生、乱极转治、改朝换代的机会。曾静很明显是一个研究上天征兆的高手。雍正继位以来，孔庙的大成殿被大火烧毁，朱熹祠庙又遭了火灾。他说雍正朝五六年内，全国范围内寒暑复原，五谷欠成，忽雨忽旱；荊州、襄阳、岳阳、常德等府连年水灾，洪水滔天；吴、楚、蜀、越等地方，旱涝不断。他进而说，清朝入关八十年来，“天运衰歇，天震地怒，鬼哭狼嚎”，将华夏与外夷的区分上升到无限的高度：“华夷之分，远远大于五伦之首的君臣之伦，是中华第一义。”他还嘲笑清朝的官服是“孔雀翎，马蹄袖，衣冠中禽兽”。曾静的思想，直接来自康熙朝的理学名士吕留良。曾静读过吕留良的著作，特派张熙到吕留良的家里去抄写他的著书，甚至认为吕留良这样的绝粹大儒才配当皇帝。
长久以来，浙江人吕留良，总愿意抬头看着浩渺的天空。根据古书的记载，南宋被元朝灭亡的时候，天地就发生了亘古没有的大变，今天，这种大变再次出现了。当明朝最后一个政权——南明的永历帝在缅甸被俘递解回国时，满、汉的官兵都倾心地向他下跪；当永历帝被处死时，“天地阴霾，日月无光”，百里以内的关帝庙都遭雷击。吕留良曾参加抗清斗争，康熙年间隐居山林，朝廷逼他出仕，他誓死不赴，乃至于削发为僧。吕留良的学说尤重“华夷之辨”，他的笔下称清朝为“清”“北”“燕”等，而不依照当朝通用的“大清”“圣清”“国朝”等称呼，著作中处处表露憎恨清朝、思念明朝的思想。
《吕留良画像》旧照
张熙在吕家抄录了吕留良的一些诗文，拜访了吕留良的几个门人，吕留良的学生严鸿逵告诉张熙一些子虚乌有的天象：雍正继位以来，索伦（今内蒙古海拉尔）发生大地震；热河（今河北承德）大水，淹死满洲人两万多。严鸿逵一日观天象时，发现上天给了他一个强烈的预示：“数年之内，吴越之地将在市井中发生反清起义。”
曾静认真地听完张熙讲拜访吕留良的经过，已经确认雍正王朝的覆灭指日可待，只需找到一个挑头的人即可。曾静在县城里听到小道消息，当朝的川陕总督岳钟琪正是这样的理想人选。曾静听说，岳钟琪曾经上书指责雍正，而雍正三次召唤，岳钟琪均不赴京。于是曾静选取岳钟琪为策反人物，他精心地炮制一封策反信，派遣张熙和他的堂叔张勘同行前往投呈。
在他们上路之前，曾静预料到凶多吉少，便在张熙衣服的底面写了几句话和“蒲潭先生卒于此”字样，提防一旦发生意外好让别人认尸。张熙当了家产作路费，携带给岳钟琪的策反信赴陕投书，一路晓行夜宿。他们在路上打听到岳钟琪是当今皇上重用的封疆大臣，皇上非常宠信他。二人听罢心灰意冷，张熙更是只身溜回家里。但张熙想了想，再回安仁县已经没有栖身之地，于是意志坚定地接着走下去。
雍正六年（1728年）九月二十六日，在陕西西安的一条大街上，川陕总督岳钟琪的轿子被人拦住，一个衣衫褴褛的男子拦轿投书，书函的封面所写收件人名号是“天吏元帅”。岳钟琪当即把投书人带进署中，自己连忙拆读书函。原来“天吏元帅”是写信人对岳钟琪的敬称，信中对雍正极尽指斥、责骂之词，认岳钟琪为岳飞后裔，以岳飞抗金的事迹激励岳钟琪，希望岳钟琪掉转枪头指向金人的后裔满洲人，为宋、明二朝复仇。
清人绘《岳钟琪画像》旧照
青海一役，岳钟琪得到雍正赏识。年羹尧获罪后，岳钟琪接任川陕总督，执掌西北军务。但此后岳钟琪因对准噶尔战争的失败，成了雍正帝的泄愤工具。雍正十一年（1733年），岳钟琪于军前被囚禁，次年，被定死罪，监候待决。
岳钟琪看完书函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是否天要亡我？岳钟琪是四川成都人，雍正初年随年羹尧平定青海立了大功，年羹尧死后，他破例升任川陕总督，掌握三省重兵。当时朝野都传说他是岳飞的后代，臣僚中尤其是满洲贵族中的许多人对岳钟琪忌恨、猜疑，诬陷他，说他靠不住的密疏有一大堆，竟然连雍正最信任的十三阿哥允祥也对他产生怀疑。
《岳钟琪谢恩奏折》
雍正一朝，有许多对重要朝臣先捧后杀的狱案，岳钟琪深有“高处不胜寒”之感，他是否要成为第二个年羹尧？如今竟有人上门投书策反，使岳钟琪感觉如鲠在喉。他暴怒之极，决定亲自提审张熙，并对张熙施以重刑。这位乡下书生几次被打得昏死过去，几次被冷水泼醒，他发现，这个肥头大耳面目狰狞的高官，怎么也不像传说中的岳飞之后。张熙拒不招供，只说他们的势力范围很广，湖广、江西、云南、贵州等省，这些地方民众反清情绪高涨，可以一呼百应群起反清。岳钟琪精神几乎崩溃，不久前刚刚有人在成都街头大喊“岳公爷带领川陕兵马造反”，如今这个书生竟然声称拥有数省的造反力量，岳钟琪当即密奏雍正，恳求雍正允许把这个棘手的罪犯解送到京城，交给朝廷审讯此案。
雍正接到岳钟琪转寄的策反书时，惊讶得哭了。他随即将张熙一党定性为“从古至今最叛逆不道”的恶贼。允禩、允禟、年羹尧、隆科多等大规模狱案刚刚过去，张熙投书案成为雍正心中的当朝第一狱案，并且这是一桩“根株蔓延”的大案。它不仅涉及允禩集团余党、敌视满人的吕留良，而且包括年羹尧、隆科多狱案中漏网的同党，还包括那些打着“朱三太子”名义反清复明的党徒们，甚至不排除“勾通”外洋的可能。他在大臣田文镜的奏折上批复道，“遇此种怪物，不得不有一番出奇料理的手段，方能使悖逆之人就范”。
雍正的一番“出奇料理”，几乎处处违背皇帝处置钦犯的常例，以至所有的当事者、满朝文武大臣、天下士人不断地陷入巨大的惊诧中。
“朕与卿的君臣之情，乃无量劫之善缘同会！”那一年，雍正刚刚给岳钟琪和他的下属看完生辰八字，在命相上雍正终于相信了岳钟琪。雍正最终下结论道：“总之，你岳钟琪就是朕股肱心腹之大臣。”
看罢雍正的朱批，岳钟琪惊喜之下感动得痛哭不止，他当即派人密邀陕西巡抚、满人西琳来署会审。安排妥当后，岳钟琪把张熙让到了内室，笑容可掬地亲自为他解下绳索，并让座、捧茶，以礼侍奉，他流着眼泪诚恳地对张熙说：“我岳某早有谋事反清意图，只为处境艰难，不得已对志士动用刑讯，以图掩人耳目，看你是真是假。”
张熙是个山村里长大、未见过太多世面的读书人，哪里受得了这番“出奇料理”。他与岳钟琪在密室结为金兰之交，二人焚香对天跪拜，叩头泣血，迎聘曾静为师，决心以推翻清朝为己任。张熙将他恩师和与恩师交往密切而又诋毁清朝最严重的人的姓名和住址，一一告诉了岳钟琪。张熙根本没有想到，岳钟琪早已安排按察使、满人硕色[1]在隔壁监听。听闻了硕色的密报，雍正已经为张熙、曾静等人布下了天罗地网。
天气好的时候，曾静总愿意到村口待上一会儿，等待张熙的信息。整整五个月过去了，他开始考虑前去陕西认领张熙的尸体。没想到，十月的一天，他竟然遇到副都统海兰、湖南巡抚王国栋。两位大员将曾静及其“同党”、亲属们押到了长沙。与此同时，浙江总督李卫捉拿吕留良亲族、门生，搜缴其书籍著作，抓捕了数十名重要人犯。当曾静接受刑部侍郎杭奕禄的审问时，他认为必然会被株连九族。但是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位威风凛凛、掌握生杀大权的朝廷大员，竟然耐着性子为曾静这一干囚犯宣讲清朝列祖列宗的“深仁厚泽”，讲述雍正皇帝的“天地之量、尧舜之仁”。经过一番讲述，这些被吓得魂飞魄散的囚犯们当然会意地痛哭流涕。
《岳钟琪为谗言自辩奏折》
望着北京湛蓝的天空，雍正自信地微笑了。他满意于自己看懂了湖南的天象。雍正五年（1727年）以后，湖南连年遇到自然灾害，粮食谦收。雍正以湖南当地人事判断这些灾害的原因，一是奸民谢禄正等人逞凶肆恶；一是前年的水灾中，一些乡匪煽动群众乘机劫取米粮，尤其是曾静等逆党灭绝天良，正是因为这些刁民的乖戾之气上通于天，以致旱涝不时地发生。古书云“天变示警”，曾静以这些灾害攻击了雍正的失德，雍正则将此“帽子”还给曾静，并且赋予了自己“替天行道”的责任！
雍正微笑于宠臣鄂尔泰对自己的支援。曾静投书案表明，天下许多人把他当成杀父篡权的凶手。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云贵总督鄂尔泰竟然连报祥瑞，雍正六年（1728年），雍正生日那天，云贵四府三县都出现“五色卿云”，雍正七年（1729年）闰七月，鄂尔泰又奏报，贵州思州和古州在一个月内，祥云连续出现七次。古书讲“卿云”出现是天子孝顺的表现，封疆大吏鄂尔泰竟然在大庭广众，指着空荡荡的天空声称看到“卿云”，大理县刘知县忍不住当面奚落道：“我怎么看不到卿云啊，莫非是眼里迷了沙子？”
尽管被下属如此嘲笑，鄂尔泰还是在雍正王朝的天空下，频频“发现”嘉禾、瑞鹤、卿云、醴泉等祥瑞。云贵总督以种种“祥瑞”，支援着皇帝与山村书生的斗争，硬说“卿云”是“皇上大孝格天”所致。雍正则以“卿云”之故，给云贵官员普遍加官晋爵，鄂尔泰由头等轻车都尉授三等男爵，云南提督郝玉麟从云骑尉晋为骑都尉，巡抚、提督、总兵各加两级，知县、千总以上俱加一级。鄂尔泰对奚落他的大理县刘知县不但不记仇，反而嘉许他的公直，向雍正表彰他。
雍正更会心地笑了，这个山村书生曾静，给了他一次向全国百姓澄明自己心迹的机会，给了他一次光明正大地打击敌人的机会。发案之初，雍正便对曾静等人的自投罗网深感庆幸，说是“上天神明之德，非人力之所能者”。作为谣言的受害者，他可以光明正大地打击政敌，宣扬自己。
雍正下令彻底追查曾静谤言的根源。曾静听来的小道消息，来自安仁县生员何立忠、永兴县医生陈象侯，何、陈则听闻于茶陵州的风水先生陈帝西，陈帝西则是在去衡州的路上，听到了几个旗人的闲话。在换了几批追查的大员之后，湖南巡抚赵弘恩发现所有的谣言都来自已经败亡的允禩集团，是允禩身边的几名太监在流放广西、云南途中散播的。这样，雍正打击残余政敌又有了新的借口。雍正下令，将散布流言的允禩集团残余分子统统罪加一等。
这番“出奇料理”还在继续。雍正七年（1729年），雍正将所有在押人犯解到京师对质定罪，成竹在胸的雍正帝在朱批中向宠臣们“吹风”说：“遇此种怪物，不得不有一番出奇料理，你们可以侧耳以听。”
曾静在北京受审竟然长达八九个月，雍正特令杭奕禄[2]收集各省数百份奏报给曾静阅读，这批奏报来自各省总督、巡抚及其他大臣，内容涵盖各类事务。这位山村书生得以管窥整个帝国政务的运行，他亲眼看到雍正与岳钟琪如何精诚合作处理军国大政，更看清其逆书一案及其处理在整个王朝千头万绪事务中所处的位置。
在成堆的奏章中，曾静惊讶地发现雍正对各地奏呈的祥瑞明察秋毫，并不轻信。如：安徽学政上奏说发现了象征吉兆的灵芝，山东曲阜衍圣公报称亲见祥云，都被皇上驳回。曾静还看到关于处理福建官员马姓家臣的密折，此人散布了“有人将在福建捕杀男童”的恶毒谣言。曾静此刻感到自己像蚂蚁一般渺小：过去，他肯定会采信这一类流言并写入自己的著述。曾静进而对雍正产生了无限的崇拜：“当今皇上的德政远可与古之圣王名君相比，他‘自朝至暮，一日万机，件件御览，字字御批。一应上任官员，无论内外大小，每日必逐一引见，谆谆告诫以爱民绥抚之。直到二三更，方得览批各省督抚奏折，竟不用一人代笔，其焦劳如此。’[3]”
对于雍正的“出奇料理”，九卿大臣大为不满，纷纷上书要求将曾静等谋反之人凌迟处死，即便碎尸万段也不足平臣民之愤。雍正的说法则又是一番“出奇”，他说正是因为曾静等人的自投罗网，才供出了流言的根源是阿其那、塞思黑手下的太监，要追出元凶，最终晓谕百姓。如此看来，“从古所未见的逆贼”曾静等人，反而为雍正王朝立了大功。雍正下令，无罪释放曾静、张熙等人，同时宣布：将来继位的子孙也不得诛杀他们。
雍正八年（1730年）初，曲阜孔庙的修缮工程进行到大成殿上梁的前两天，五彩的卿云在曲阜的天空中出现。就在此时，雍正皇帝正在为他的一部新书收尾。这本书中，集中了雍正处理曾静一案中的所有上谕，附上了曾静的口供与表达忏悔的文章《归仁录》，在结尾处加入了雍正对于此次孔庙祥瑞的谕旨，曾静关于孔圣人之心的回答。曾静在此案中的表现给了雍正以灵感，雍正将这部汇集著作定名为《大义觉迷录》。
这一年，雍正与曾静都到了天命之年。一年时间，《大义觉迷录》颁发到全国各路府州县，使全国的读书士子观览知悉。同时下令逐一询问全国士人的意见，是否可以将已去世的吕留良及他的儿子吕葆中锉尸枭众，另一个儿子吕毅中斩决，将吕留良所著文集、诗集、日记尽行燔毁。这个表态运动持续到雍正十年（1732年），成为这场长达四年狱案的结尾。这场波及全国的表态中，天下所有的读书人都做出了不与吕留良“同流合污”，亦即不得“腹诽朝政”“笔之于书”的保证，他们同时发现，他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凤凰、卿云、嘉禾、瑞鹤的神奇盛世中。
清内府刻本《大义觉迷录》，雍正七年（1729年）九月刊行。故宫博物院藏
离开北京的时候，曾静忍不住抬头看看天空。雍正已事先做好安排，让曾静与张熙到江宁、苏州、西安等地现身宣讲《大义觉迷录》。曾静自始至终没有见到过雍正，此生却永远烙上了雍正的印痕。曾静启程离京时，雍正竟然遣了内廷管事的太监御赐了一包衣服和其他一些物件。此时的天空，没有一丝云朵，无比湛蓝也无比空洞，没有任何征兆。曾静紧了紧行囊，向京城通往南方的大路走去。
【注释】
[1]硕色：1748年11月24日－1750年2月9日，担任两广总督，是兼辖广西地区的广东、广西两省之最高统治者，亦为清朝封疆大吏之一。
[2]杭奕禄：完颜氏，满洲镶红旗人。雍正元年，授额外员外郎，后补御史，即迁光禄寺少卿。雍正三年，迁光禄寺卿。
[3]出自《大义觉迷录》曾静供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