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诗经》
雍正八年（1730年），即田文镜六十九岁那年，他终于知道了什么是黄河，“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黄河彻底成为他的噩梦。
曾经，他以为他就是雍正，雍正就是他；那年以后，他会彻底地知道，他永远属于雍正，而雍正皇帝却绝不会是他。望着滔滔而逝的黄河，望着黄河岸边背井离乡的难民，田文镜终于承认，他太老了……
他的政治生涯，几乎同各种灾乱相伴始终。雍正元年（1723年），山西大旱，许多州县久旱不雨，颗粒无收，百姓饥寒交迫，纷纷外出乞讨。山西巡抚德音为了显示自己的政绩，不但匿灾不报，反而向朝廷上报山西全省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同时向灾民们加紧催征钱粮，以致民怨沸腾。
此时，身为内阁侍读学士的田文镜受命去告祭西岳华山。当他途经灾区时，亲眼看到了“黎民饥馑”的惨状，当他听说德音昧着良心搞浮夸时，更是怒不可遏。回京后，他把灾情详细地奏报给了雍正，并请求朝廷赈灾。雍正当即将德音交吏部查议，同时派田文镜赴山西赈济灾民。在田文镜的调配之下，山西的赈灾事宜进展顺利，使灾民获救者计八十多万。雍正二年（1724年），田文镜被雍正擢升为河南省巡抚。
田文镜根本没有想到，正当他年过花甲即将告老还乡之际，他竟然成为雍正王朝的一颗政治新星，此时，他早已经过了拥有梦想的年龄。早年他三赴考场都名落孙山，最终依靠纳捐做了一个小吏，他一辈子最多的从政经历，只不过是个八品的县丞。如今，他刚刚担任河南巡抚，便陷入深深的焦虑当中，他依靠什么能够得到雍正的欢心？
他当河南巡抚期间，雍正王朝的封疆大吏们正在走马灯式地更换，雍正元年（1723年），帝国中的四十五位各部大臣与督抚就被更换了三十七个。此时，河南黄河水患不断，朝廷连年赈灾；年羹尧的青海战事更耗尽了大清国半个国库，经济不堪重负。已到垂暮之年的田文镜咬紧牙关，呈上了改造河南财政的一揽子计划，请求在河南实现“摊丁入亩”的改革，无论是平民还是绅衿富户，不分出身富贵，一律进行一体化当差。
“摊丁入亩”的政策，改变了中国千年来的人口税制。在中国，征收丁银已有千年的历史，清朝政府规定得更为严格，天下百姓以明朝万历年间的人丁数额交纳“人口税”。但是，明万历以后，由于连年战祸，明清换代，死亡与逃亡人口无以统计。清代再以前朝的数字作为人口税的凭依，就与现实产生了巨大的差距。帝国的直隶、山东、陕西、甘肃等省份，人口税不断增加，人们纷纷背井离乡逃亡而去，逃丁的税落到现丁的身上，一些地区的税额竟然上涨了三倍，在素称富庶的山东黄县，为了逃避人口税，有的村社十室九空。
摊丁入亩的改革，是当时雍正王朝最富争议、最有危险的一项改革，也是封疆大吏们可以据此捞取资本的一项改革。雍正元年（1723年）七月，直隶巡抚李维钧上疏，要求在直隶省内将丁银并入田亩之中征收，多向富者征税，免去无地者的丁税。把人口税摊入土地税的办法，损害的是特权阶层和大地主的利益，所以这些人在这一方案没有出笼的时候就表示反对，并对李维钧施加了空前的压力。
就在李维钧感到孤独无依之时，雍正热情洋溢地鼓励了李维钧，“朕当年就是孤臣，你落此处境一点不妨，你只需勉励自己径直去做，若信不得自己，就是信不得朕了”。雍正悄悄地告诉李维钧，怡亲王允祥十分看好你，你有为难之处便可以向他密奏。
奉旨与怡亲王允祥“结党”，是雍正王朝初期宠臣们的最高荣誉。雍正冷酷无情地打击各类朋党，唯独密示宠臣们可以结交怡亲王允祥，以允祥充当他与臣下沟通感情的管道。雍正悄悄地告诉李维钧：“与允祥的交往要保密，不可再令一人知道。”
就在李维钧放胆进行“摊丁入亩”的改革时，河南的田文镜遭受到了空前的挑战。李维钧的改革只是让富人交税，田文镜的改革更进一步，还包括“官绅一体当差纳粮”。这就是说，让官员士绅们和平头百姓一样，不但要纳税，还要参加官府组织的筑堤、治河、修路、运输等“义务劳动”，以应付黄河带来的灾害。
田文镜对待黄河的全省总动员，使河南的书生们怨声载道。大清帝国历朝历代对待士人多有优惠政策，清朝建国之初就颁布了“优恤诸生”的条款。帝国各地生员在庠读书，由国家供给膳食，可以免除丁粮，不服劳役。雍正二年（1724年）五月，田文镜准备调集河南全省民力治理黄河，河南封邱令唐绥祖制订了该县士民一体当差的实施方案：每一百亩田地出一个人工，凡有田者一律出工，绅衿也不例外。这个命令一下，老百姓拍手叫好，因为能有一百亩土地的人，几乎全是地主和富户，百姓得若干家才能抽一个民工。但这个政策却遭到了当地监生的反对。河南封邱生员王逊、武生范瑚等人拦截封邱知县唐绥祖，强迫他取消实行按田出夫的政策，遭到唐绥祖的断然拒绝。学子们群情激奋，酝酿着更危险的举动。
当年五月，河南学政张廷璐按考到开封府，封邱生员童生实行罢考，武生范瑚把少数应试者的试卷抢去，当众撕毁，以此来抗议士民一体当差的政策。田文镜迅速向雍正报告，并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雍正特派吏部侍郎沈近思、刑部侍郎阿尔松阿赴豫审理。在审理过程中，科甲出身的学政张廷璐、钦差沈近思等官员对这群士人寄予了相当大的同情。尤其是陈时夏承审时不坐堂，与诸生座谈，央求他们赴考。
雍正无条件地支持田文镜，将张廷璐革职。在处理封邱罢考事件中，清朝政府内部存在不同意见，雍正和田文镜却坚决地打击闹事的监生，将为首的王逊、范瑚等人斩决。在反对士民一体当差的风潮中，田文镜发现捐纳贡生、监生参与的比较多，而清朝政府原定贡生、监生的升迁革退需礼部批准，不利于地方官和学政强化对他们的约束。于是，他向雍正帝提出改变旧规的建议，请求把捐纳贡监的人事权交给地方学政，与生员一样管理。雍正帝批准了他的建议，于是形成这样的规定：捐纳贡生、监生凡涉及诉讼，即革去功名，听候审理。雍正还规定，监生被处理后，不许越出州县境地，以免他们滋事。
“摊丁入亩”与“官绅一体当差”，本是雍正主持的全国范围内的改革，却使改革的急先锋田文镜得罪了河南的富户与天下的读书人。更让田文镜心惊的是，河南罢考案中他得罪了张廷璐，尤其是得罪了张廷璐的哥哥户部尚书张廷玉和张廷璐的老师、大学士朱轼。甚至雍王府的旧人，也开始忌恨田文镜的嚣张。雍正二年（1724年），陕西延安知府沈廷正调任河南的开归道，他公开放言要让田文镜难堪。沈廷正是当年雍王府的亲信，此次放言是否证明田文镜已经得罪了雍正的嫡系？
保命要紧！田文镜偷偷派人给允祥送去重礼，允祥立即向雍正报告，雍正用心良苦地告诉田文镜说：现在让怡亲王代你转奏事情，万万不可以。因为田文镜正饱受朝廷上下的舆论攻击，如果允许他同允祥结交，必然会被人指责为结党营私，对允祥和田文镜处境都不利。这番告诫让田文镜感到茫然，也让他看到了模糊的未来，雍正告诉他：“待你站稳脚跟，做官的声名大好的时候，朕会下密旨，让怡亲王亲自照顾你。”
看来，只有更多的政绩才能“站稳脚跟”。此时，田文镜愈发成为一个令下属们毛骨悚然的官吏。他把河南省模拟成为一个高效而精确的小帝国。田文镜以北京各部颁定的条例的期限为基础，为河南各地衙门的文书周转规定了苛刻的时间表，甚至对文书在每个驿站的传递时间都进行了规定。
在河南这个小王国，田文镜完全模仿着雍正主宰的大清帝国。他彻底地贯彻了雍正的“保甲法”，避免了“摊丁入亩”带来的人口流动隐患。田文镜要求各州县做好选择捕役、严查窝家、训练民壮。这些民壮在寺庙、饭店等人流较多的场合巡逻，他们检察邪教人士、反清人士以及各类的盗贼。他们每天都留心察看大户人家的家奴、伙夫、用水夫、厨役、泥水匠等，更注意察看星流相士、墨客山人。田文镜曾得意地对雍正说，昔日对州县的管理，对民登记造册需要费用，每户人家刻制家牌需要费用，立保长、甲长需要费用，刑书、皂快[1]更需要费用。然而保甲制通行以后，全境尽是免费的保安，邻里之间相互监督，州县治安一时间可以得到肃清。
河南的“小帝国”闭关自守，雍正也在整顿北京的治安，偌大的北京城内，只允许有正式职业的人、进京赶考的举人，以及在京城做幕僚的外地人居住，其他无业者一概视为“奸伪棍徒”，由步军统领率兵驱逐，不许在京停留。同时规定，客店、寺庙，以及官民人家都不许容留形迹可疑的人，违者治罪。同时，雍正命令步军统领阿齐图把京城中的游方僧道、自称神仙聚众做会者统统押解回原籍，不许他们再次进京。
长久以来，雍正与田文镜只是在奏折中对话，沟通着治理天下的思想。尽管田文镜任职河南以后，君臣只见过一面，但是双方知己知彼，孤独的田文镜甚至与孤傲的雍正融为一体，也渐渐地沾上了雍正的“霸气”。钦差大臣何国宗到河南办公，按照官场上的不成文规定，地方官要给钦差大臣送上重礼。田文镜的左右劝说道：“您对下面可以严禁送礼陋规，对上面却不可不敷衍一下。”田文镜却粗暴地打断道：“岂有对下严而对上宽之理？”
堂堂钦差竟然没有得到红包，空着两手回到了京城，何国宗认为这简直是奇耻大辱，回京后添油加醋地说了田文镜的不少坏话。何国宗不会想到，此时黄河再次给了田文镜以好运。雍正五年（1727年），在黄河的一次大规模涨水中，田文镜调集河南黄河沿岸的青壮劳力死守，他命令黄河堤岸一二里的村庄按户出工“抢护”，终于战胜了这场黄河灾害。雍正先授田文镜“河南总督加兵部尚书”，随后特为田文镜设置了河南山东总督一职，此官职只为田文镜一人所设，下不为例。他还昭告天下，称田文镜为“天下第一督抚”。
在孔孟之乡，贪婪的绅衿们已经腐败成风。他们一方面替政府向本宗族、本乡山民征收钱粮；另一方面却与官吏勾结，非法多征和私吞。他们将宗族、姻亲的田产挂在名下，借助免役权获得免役，从中渔取利润。有些胆大的绅衿，不但拖欠自身应该交纳的丁赋，甚至还引以为荣，这里流传着一句“不欠钱粮，不成好汉”的俗语。
衍圣公[2]孔府和亚圣孟子后裔等一批“先圣先贤”势力所及之地，国家准许他们的府庙属官和庙佃户人有优免差徭的特权，故一些“奸猾之民”勾通官府一同作弊，他们托名在孔府及颜子、曾子、孟子等各庄头门下，假充庙户，冒免丁差，已经成为当地的弊害。接手山东政务之际，田文镜便已经预感到，他将受到山东人的痛恨。果然，他刚刚上任，就得罪了孔孟之乡所有的绅衿。但田文镜的铁腕政策很快遍及孔府等地，仅仅几年时间，田文镜便罢革了山东籍举人、监生、秀才、贡生等一千四百九十七人之多。
“假如我不得田文镜辅佐的话，我是否对天下有罪？”雍正无比自豪地发表过如此的上谕。有了田文镜这样的督巡支持，雍正可以放心地进行各类新奇的政治实验，等待田文镜这样的模范督抚，带头将这些政策落地。
雍正是清朝诸帝中最为“重农”的皇帝，为了体现重农，他不但亲身耕耘，还在全国各州县设立先农坛，让每个州官县令都种下自己的试验田，广西临桂县知县就是因为试验田之荒芜而丢了乌纱帽。最为出彩的是，雍正竟然独创出“老农总吏”之制，挑选模范“老农”授予八品顶戴，以鼓励那些勤劳俭朴、没有过失的老农。
让一个老农民戴上八品顶戴，这是大清帝国的一个首创。推选活动自雍正二年到七年（1724—1729年）每年举行一次，每乡之中选出一二名，老农的八品顶戴由皇帝特授，每年选出的“老农顶戴”，都要披彩挂红，成为地方的一件大事，也成为当地县志上的佳话。几十岁的老农民戴着钦加的官衔顶戴，在乡村之中是十分惹眼的。这项政策对发展农业、鼓励农民认真务农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清宫廷画家绘《雍正帝祭先农坛图》（上卷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雍正皇帝在位期间十分重视农业生产，曾多次前往先农坛参加祭祀典礼和扶犁耕籍田。
但在具体的选拔过程中，发生了很多弊端，如许多被推举上来的“老农”，并不是雍正帝理想中老实厚道、确在耕作上有成绩的“老农”，地方上的某些乡绅和无赖，往往靠贿赂的方式就能得到这个顶戴。这些无赖乡绅，竟然自称某县“左堂”，与被称为“右堂”的县令分庭抗礼，他们建立衙门、私设牢狱，以朝廷八品官员自命，竟公然要朝廷九品官员服从他们的命令。
不过，这些改革实验的艰难，根本没有打消雍正的热情。根据户部侍郎塞德的建议，雍正帝令，拨京城以南霸州、永清、固安、新城等县官田二百余顷作为籍田，他竟然要恢复近两千年前孟子提出的“籍田”梦想。他把京城中十六岁以上、六十岁以下的无业八旗旗人派去耕种。每处籍田均为公田在内，私田在外，中间百亩为公田，旗人共同耕种公田。他如此热情地实验“籍田制”，希望以此来发展旗人的产业，改变旗人长期以来脱离农业生产的现象。
这场理想高远的实验，很快就在现实中寸步难行。籍田制在旗人中间实行以后，愿意去耕种的人很少。雍正不得不强迫那些没有产业、游手好闲的旗人迁往籍田处耕种，甚至把那些犯了罪责的八旗官兵、获罪的尚书石文倬等高官发往籍田处效力。此时，籍田制更像是罪犯们的劳动改造之所。
与此同时，雍正还兴致勃勃地要推行帝国的慈善事业，他在北京的彰义门外建普济堂，收养社会上无依无靠的老人、无以为生的病人，由国库拨款作每年的经费，每月派大臣去视察。雍正还扩充了北京广渠门内的育婴堂，把它交由顺天府尹负责，除政府拨钱外，京中贵族、官僚、士人和有钱人也纷纷加以资助，收养弃婴。
很快，田文镜治下的山东淄川知县和绅士纷纷购买土地、捐献田产，设置了普济堂。河南省一百零九个州县共建立了一百二十九所普济堂，山东省一百零一个州县卫所中也设置了一百三十一所普济堂。在雍正的带领下，一些地方官、士绅、大商人纷纷效仿，建设各种善堂。雍正不无得意地发表上谕，说：“《礼记》讲大道之行也，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这些善堂的建立，就是实现先儒讲的“大道”。
雍正七年（1729年），大清帝国的所有农村有了一个更新的时尚，每逢初一、十五两天，乡村里的约正将把所有的农民集合到一起，向他们宣讲当年康熙写下的《圣谕广训》。《圣谕广训》的内容无非是鼓励民众乐善好施，道德淳厚，兴办福利事业，实行道德教化。这短短万言的内容竟要每年每月地讲下去。
清内府刻本《圣谕广训》，故宫博物院藏
雍正即位后以通俗语言向臣民灌输三纲五常伦理思想，对康熙帝“圣谕十六条”加以阐述，名为《圣谕广训》，刊刻颁发。
田文镜最先发现了雍正心底的某种渴望：他要使帝国重返《诗经》描绘的生活。这位大清朝的帝王，拥有着比汉族帝王更为狂热的儒家原教旨派的激情。在此前，田文镜便奏称，河南孟津农夫瞿世，在田间拾到白银一百七十两，交还原主秦泰，并拒收酬谢，他的妻子徐氏也颇有拾金不昧的精神，支持丈夫这样做。田文静赏给瞿世白银五十两，并送“士女淳良”匾额，且在县中立碑，他将所有的功劳推给了雍正，说这是雍正“圣治淳熙”的结果，甚至能够“化及愚夫愚妇”。
过了一个月，田文镜上报另一起不拾遗金的事件：商丘贫民陈怀金，拾到银子二十四两八钱，交还失主，同时巧妙地声称，事件是受了皇帝“宣传拾金不昧”的影响才出现的。雍正果然大悦，他发布上谕，将之抬到“正人心，厚风俗”“去浇漓之习，敦仁让之风”的高度。此后，各省纷纷效尤，川陕总督岳钟琪报告绿营兵丁刘子奋在张掖拾银交给原主；鄂尔泰报称云南兵丁李应芳、金贵拾金不昧；台湾上报高山族的母女二人有拾得银钱衣物交还失主的义举。
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这个美好的情景，自古以来便是百姓传说的盛世盛景。田文镜掀起拾金不昧的风潮，软软地点中了雍正的虚荣心，他称之为“风俗修美之明证，国家实在之祥瑞”。在这种“盛世”风潮的影响下，范仲淹的后代范瑶提出，将当年范仲淹留下的义田发扬光大。在宋代，范仲淹于苏州设置良田，发展了义田制度，通过义田的地租，扶助族内贫困的成员。当然，范瑶要扩大范氏的义田，肯定是读透了《圣谕广训》的结果。
雍正八年（1730年），正是田文镜仕途最风光的这一年，黄河的河南段出现了一次世纪性大决堤。河南、山东的河道周边，泽国一片，哀鸿遍野，呼饥号寒，惨不忍睹。令人想不到的是，事情到了如此地步，田文镜竟然硬着头皮又上了一道奏疏说：“今年河南被水，州县收成不等，实未成灾”，“且士民踊跃”“仍请照额完兑”赋税。八年前的山西巡抚德音的阴魂，此刻似乎附到田文镜身体之中，为此匿报灾情，田文镜竟置河南、山东两省百姓死活于不顾，横征暴敛，敲骨吸髓。雍正竟仍煦煦然被蒙在鼓中，一味偏信田文镜的奏报并“应为所请”，“相信”田文镜均“自能料理”。尽管田文镜浑身解数使尽，甚至使用凶兵狠将严厉镇压，两省如蚁的灾民还是纷纷弃家逃难，黄河两岸的荒野中常有饿死的百姓，难民们常常为几口粥而卖掉自己的儿女。
站在波涛汹涌的黄河岸边，田文镜这才意识到，自己实在太老了，老得已经承受不了太多的回忆。就在一年前，他还被雍正的话所陶醉，那时雍正对田文镜说过，“卿之是即朕之是，卿之非即朕之非”。在那时候，宠臣田文镜以为自己与雍正是一体的。在祥瑞种种的雍正王朝中，雍正曾经昭告天下督抚：“河南吏治民风大清小廉，一切刑名钱谷驿站塘汛井井有条，吏畏民怀，河工堤岸巩固，直省中可以第一大治省份。河南的雨赐应时，连岁丰收，便是田文镜感动上苍的明验。”
是缘还是命？是偶然还是报应？田文镜以弹劾他人隐报灾情起家，如今，却因为隐报灾情被迫了结政治生涯。北京的雍正终于痛苦地意识到，如果再让田文镜继续执政下去，就是绝了山东、河南两省老百姓最后的生路。雍正尴尬地向群臣解释：田文镜匿报灾情乃“年老多病为属吏所诳”，允许田文镜“病休”回家。
滔滔而逝的黄河，造成了这对君臣的恩恩怨怨。
……天若有情，为何让田文镜晚节不保？天若无情，为何曾让田文镜立下治理黄河之功？即将知晓天命的田文镜终于知道，他与雍正仍为一体，只不过雍正永远在正确的一面，而他的生前与死后，将永远为雍正背负起苛政、铁腕的骂名。
【注释】
[1]皂快：旧时州县衙役有皂、快、壮三班之分。皂班掌站堂行刑；快班又分步快、马快，原为传递公文，后掌缉捕罪犯；壮班掌看管囚徒。
[2]衍圣公：是孔子嫡派后裔的世袭封号，开始于西汉元始元年，汉平帝为了张扬礼教，封孔子后裔为褒侯。之后的千年时间里，封号屡经变化，到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改封为衍圣公，后代一直沿袭这个封号。到了公元1935年，民国政府改“衍圣公”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孔德成先生（1920—2008）被认为是末代衍圣公，他去世后，“衍圣公”就此画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