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改士归流
雍正八年（1730年），在病榻之上，雍正突然感到无比的恐惧：他可能闯不过自己五十三岁这道死亡门槛。
他曾经给田文镜、鄂尔泰、李卫等宠臣发布密命，让他们遍访天下，寻找内科外科的良医、精通丹药的道士。那年六月，他一度召见亲王允禄、允礼，皇子弘历、弘昼等人，向他们发布了遗诏。
死亡的幻觉一直折磨着他，他挣扎着花费了三个月的时间，写了一份传位密诏，为自己安排了身后之事。此时他了解到，他心爱的宠臣、云贵总督鄂尔泰同时身患重病，一种不祥的猜测萦绕在他的心头：在云贵的改土归流之中，他们是否杀的人太多了？这些阴魂就徘徊在他们的身畔……
在继位之初，雍正便宣布要豁除帝国中的种种贱民，使率土之滨的臣民们沐浴在更为仁慈的王道之下。
《皇朝职贡图》
雍正元年（1723年），他便豁除山西、陕西乐户[1]的贱籍。这些乐户的祖先原是天下最舍生取义的官员。当年，明朝皇叔朱棣为夺取天下发动了“靖难之役”，这批官员至死拥护被推翻的建文帝。永乐帝登极后，残酷地杀掉这些政敌，更恶毒地将他们的妻女罚入教坊司，充当官妓，世代相传，久习贱业。她们想脱离卑贱处境，但因身陷乐籍，政府不准，而且地方上的绅衿恶霸也以她们为蹂躏对象，不容她们跳出火坑。这些忠臣义士的后代，便在这个地区永恒地沉沦着。雍正慨叹之余开豁她们的贱籍，准许她们改业从良。同时下令各省检查，如发现本地也存在类似乐户的贱民，也准许他们除贱为良。
当年七月，雍正还豁除了浙江绍兴府惰民[2]的贱民身份。这些惰民的祖先本是良民，他们是宋代罪人的后代，甚至传说是抗击元兵的宋将之后，在此堕落已达数百年的历史。他们的身份极其低下，不得列于士农工商四民之中，不能穿着四民的服装，只能从事为士农工商所不屑的服务性行业，男子只许以捕蛙、逐鬼、卖饼为业，妇女或说媒，或依随良家娶嫁，为人髻冠梳发、穿珠花，或走市巷，或成为私娼。多年以来，各朝各代也有希望除豁他们贱籍的官员，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无法化解贱户家族背负了几百年的无妄之灾。雍正则乾纲独断，下令让惰民销籍为良，由他们自由选择职业。
雍正五年（1727年），雍正听说在安徽宁国府有种奇怪的人群“细民”。这些人具有双重身份：既属租佃主人的佃户，又是田主的奴仆，和主人保持着严格的主从关系。实际上这种佃仆制广泛存在，安徽省称之为伴当、世仆、细民、庄奴；广东称之为佃仆、佃童、世仆；湖北称之位佃仆……佃仆的成因是多方面的，有世代为地主做佃户的；有被欺压、勒迫而为佃仆的；有的是欠了地主的借贷无法偿还沦为佃仆的。这些佃仆熟悉鼓吹、抬轿等贱业，主人们则待他们如奴隶，稍有不如意便对其鞭打。主仆之分源于何代已茫然无考，雍正主张对其开豁为良。安徽巡抚魏廷珍奏请：“今后绅衿之家典买奴仆，有文契可考而未经赎身的奴仆，本身及其子孙俱应听从他的主人所役使；已经赎身的奴仆，他本人以及在主人家所生子孙，仍应存主仆名分；那些不在主人家所生后代，应当豁免为良；至于那些年代久远，文契无存的奴仆，一律开豁。”雍正准其所议，一批佃仆被除为良民。
在广东省的沿江沿海地带，有一种更为奇特的人群：疍（dàn）户。这些疍户从宋元时代便开始漂泊在海上。本地汉人中流传的说法更让疍户神秘莫测，谓其在形体上具有怪异的特征：疍户妇女喜欢吃生鱼，擅长潜水；男人绣面文身，自视为蛟龙之子，他们能够行水三四十里，不遭物害。在广东沿岸的住民看来，这些疍户，女为獭而男为龙，皆非人类也。广东之民视疍户为卑贱之流，不容许他们登岸居住，多年以来，疍户也不敢与平民抗衡。
雍正怜悯地看到，这些疍户终身不获安居之乐。他于是命令广东各级官吏：以后凡没有能力的疍户，听其在船自便，不必强令登岸；如有能力建造房屋及搭棚栖身者，准其在近水村庄居住，与齐民一同编列甲户，势豪土棍不得借端欺凌驱逐。他下令“有司劝谕疍户开垦荒地，播种力田，共为务本之人，以此表达朕对天下苍生一视同仁的旨意”。
拯救帝国中这些弱势的贱民，既需要乾纲独断的气魄，更需要以仁治国的细心，雍正凭借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特质，拯救了这些沉冤了几百年的贱民。不过，这些小范围的拯救，无法满足雍正的政治胃口，数年来，他紧盯着云南、贵州、广西等地，这里有无数的蛮族需要拯救。
在中国的西南少数民族居住地，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地方政权形式，这就是土司制度。土司制度始建于元朝。蒙古大军平定大理政权以后，却难以在这里直接委任官吏统治，于是，朝廷便采用羁縻政策，大量任用当地各部落酋长为各级官吏，称土官或土司。到了清朝初年，县以上土司有四百多个。
土司十分落后野蛮。他们对属民征派的赋税比向中央进贡的要多出几十倍。土司草菅人命，手段残忍，挖眼摘心是普通刑法，杀人如儿戏，游猎或酒酣耳热之时，常以射人为戏。更为野蛮的是，土司杀人还要向其家属征银，名曰“玷刀钱”。土司抢夺土地和牲畜，又与盗匪勾结，抢掠妇孺，贩卖人口。有的汉人犯法，逃匿土司处，州县往往要用银钱赎买才能追回逃犯。而土司之间互相厮杀，也是经年不解，所谓“一世结仇，九世不休”。
《皇朝职贡图》
《皇朝职贡图》
除了土司统治的地方之外，尚有大量既无土司统治，朝廷也不管的化外之地和化外之民，称之为“生苗”或“生界”。在贵州三千里苗疆之中，有寨一千三百余座。在这些生苗会聚之处，盛行蛊术、巫术和毒药，他们所用的武器均染剧毒，以蛇毒最为普遍，也有蜈蚣毒、蝎毒等，杀伤力很大。在苗民中，最为神秘的则要数蛊术，据说这是一种将毒术和巫术结合起来的杀人办法，汉人称之为“降头术”。
清初，吴三桂统治云贵时期，鉴于“飞鸟尽，良弓藏”的历史教训，求计于洪承畴。洪承畴给他出了一个主意：“使苗疆日日无宁日。”于是，吴三桂无事生非，连年对少数民族用兵，制造了许多“飞鸟”以求自保“良弓”的事件。从此，中央政府与西南土司的矛盾不断加剧，到了雍正朝，中央与土司的矛盾空前尖锐。雍正三年（1725年），云贵总督高其倬在贵州贵阳府长顺州长寨地方仲家族村寨建立营房，遭到土司武装袭击。高其倬的奏报让雍正感觉到，土司问题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候。
雍正初年，就有过对这些地区实行改土归流、实现州县制管理的讨论。不过，雍正似乎坚决地反对改土归流。当他的宠臣李绂主张改土归流时，雍正批示道：“土司相袭已久，若一旦无故夺其职守，实行改土归流，谁不惊疑？”贵州提督马会伯奏请对土司用兵，以强制推行改土归流，雍正命令他从长计议；署理贵州巡抚石礼哈也已做好用兵准备，雍正认为他少年鲁莽，没有同意。
雍正四年（1726年）四月，鄂尔泰上奏折请求向土司用兵，提出改土归流的建议，朝堂之上，众臣惊得目瞪口呆，面面相觑：皇帝对改土归流的意见已经昭然，鄂尔泰此举必然触怒皇帝。没想到雍正竟然龙颜大悦地表示同意。只有鄂尔泰知道，雍正一直等待着改土归流的执行者出现，这一刻，他已经等得太久了。
他还记得康熙末年自己作为内务府员外郎时在书房里传出的那一声叹息。这个晚上，鄂尔泰刚刚见了雍亲王的手下，雍亲王手下和他说，亲王一直很赏识鄂尔泰，要求鄂尔泰为其办事，然而鄂尔泰却以“皇子宜加强道德修养，不可交结外臣”为理由，拒绝了。待亲王手下告辞，鄂尔泰回到书房落座，他叹息一声，读了一句“看来四十犹如此，便到百年已可知”的诗句。人生或许会倏然而逝，鄂尔泰已经四十多岁，一辈子的才干看来已经没有施展之日。
清人绘《鄂尔泰画像》旧照
鄂尔泰（1677—1755年），西林觉罗氏，镶蓝旗人，雍正朝历任云贵总督、军机大臣等要职，平治多处边乱，实施改土归流，政绩卓著。他曾总裁编纂《三礼义疏》《云南通志》等典籍。
在书房里发呆的鄂尔泰没有想到，他一生的发迹，竟然开始于这个郁闷的夜晚。继位之后，雍正还记得鄂尔泰给他碰的“钉子”。他当面称赞鄂尔泰道：“你以郎官之微，而敢上拒皇子，守法甚坚。现在命你为大臣，必不受他人之请托也。”有了之前的试探，鄂尔泰得到了雍正无比的信任。几年中，他迅速地崛起，追赶上了他失去的青春岁月。雍正初年，他被破格任命为云南乡试副主考，数月后便擢升为江苏布政使，很快被提拔为广西巡抚、云南巡抚。
在云贵的政坛之上，有过杨名时、李绂、高其倬等一代名臣，也有哈元生、马会伯等勇将，但是雍正坚持自己的等待。雍正相信，同一件事，不同的人会以不同的方式去处理，其结果往往不同。以夷制夷的政策，已经流行了千百年，无人肯投入如此大的人力物力成本，去制服、统治一个地跨五省的蛮荒之地。既然这项改土归流的政策已等待了千年，雍正也开始了自己的等待，直到鄂尔泰的奏折直中他的心意：“制苗之法，应当恩威并用，然而恩并非姑息，威并非猛烈，一旦发动则必须穷究到底，杀一儆百，使不敢再犯，朝廷无威，恩亦不能存。”鄂尔泰专以摧抑强暴为治，有“严刻”之名，这种方式颇似雍正本人。雍正兴奋地批示道：“卿真是朕的奇臣，这是上天的恩赐。”雍正四年（1726年）十月，雍正为了支持鄂尔泰实施改土归流的政策，擢升他为云贵总督。
鄂尔泰实施改土归流的步骤，基本上是先抚后剿。他每至一地，必先派人前往招抚土司归顺，反复做解释工作，晓以大义，申明利害。如果土司仍然执迷不悟，拒受招抚，即发兵征剿，绝不手软。在这些战役中，鄂尔泰时常亲临前线，分析夷情，总结经验，他不断地告诫他的部下：夷民“虽具人形，而生性顽冥……”。为了战斗的需要，鄂尔泰制造了那个时代的“重型武器”：威力巨大的西瓜炸炮、火毒群蜂炮、冲天炮以及大量的火箭、火砖……用以攻打夷民营寨。
《平定金川战图》册之“午门献俘”
雍正六年（1728年）的年初，鄂尔泰在雍正的生日、“万寿节”之日，发现云南上空出现了五彩的“卿云”，他便向雍正上表称贺。就在这彩云之南，鄂尔泰发动了一场血腥的屠杀。当年春节过后，土目[3]禄永忠去世，按照当地习俗，其妻陆氏“转房”为他弟弟禄永孝的妻子，鄂尔泰闻知，遂以“兄亡收嫂，大悖人伦”的罪名，将此前“投到”鄂尔泰名下的禄永孝“依律”拟斩，并派副将郭寿棫率兵五百前往弹压。在那些一向秉持“兄死弟在，牛死圈存”观念的夷民看来，禄永孝的行为天经地义，鄂尔泰的做法才叫“大悖人伦”。郭寿棫等人被夷众包围，除一人脱逃前往昆明投报之外，郭寿棫和他的部下竟全部被杀。鄂尔泰闻讯大怒，传令鹤丽总兵张耀祖等三路进剿，并传令寻沾营参将哈元生自乌蒙星夜施援。张耀祖挥师杀至米贴，实行了血腥的屠杀：在者杀，去者杀，妇孺杀，稍有姿色之女子不杀，汉人妻有儿者，则其夫必以汉奸杀。仅仅数日，米贴一地就有三万余人被惨杀或者逃亡。清兵们发明了凿颅、批面、剁手、截足、划腹、抽肠、坐竿等种种虐杀方式，将那些血肉淋漓的残破肢体，挂于树石间者，绵亘十余里。
不过，鄂尔泰毫不担心反对派们的弹劾，也不用像田文镜那样寻找允祥作为靠山。此前，鄂尔泰的哥哥鄂临泰之女，经雍正的指婚，配给怡亲王允祥之子弘皎，两个家族奉旨成婚，鄂尔泰自此成为允祥之外最受雍正宠爱的大臣。雍正五十岁大寿、群臣举觞庆祝时，突然感到特别孤单，他特拣四盘亲自尝过的果饼送往云南鄂尔泰处，并说：“朕亲尝食物寄来卿食，此如同君臣面宴会也。”鄂尔泰在西南期间，雍正帝对他的赏赐几乎每月必至。
在改土归流中，鄂尔泰对革职土司的处理大致有两种情况：凡自动交卸印信者，则厚加奖赏，仍授以官职；对顽抗者严惩不贷，没收财产。从总体上看，广西、四川、湖广主要是招抚，而鄂尔泰主持的云贵两省则主要是以武力解决。对于新改土归流的地区，雍正大力发展水陆交通。清江原来“舟楫不通”，自贵州都匀至湖南黔阳六百余公里的清江长期淤塞不通。雍正七年（1729年）开浚后，舟楫往返，千里无阻。雍正九年（1731年），古州等处平定后，又修通了都江。
与此同时，雍正与鄂尔泰将新的道路延伸到土司们的堡垒深处。改土归流之前，这些交通要道被土司们把持了几百年，他们凭险自固，荒废交通。废除土司后，雍正便致力于打通这些年久失修的道路。开发水陆交通的举措使道路畅通，加快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交流、社会的进步。经过恐怖的杀戮以后，雍正采取了一系列的善后措施，安顿了土司的生活，减轻土民的赋税，力图使那些蛮夷之地的人们从土司弊政下得以解脱出来，感受到雍正王朝的仁慈与和谐。
雍正八年（1730年），在血与火的战争中，西南五省的改土归流初告成功。在经历过太多的杀戮之后，重病的雍正与鄂尔泰，会不约而同地想起成都武侯祠大殿楹柱上的那一副著名的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对于西南的蛮夷，应当以攻心为主。《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七擒孟获，攻心为上，但最终也因为杀生过多，自损寿命。但病榻之上的雍正与鄂尔泰还没有来得及忏悔，云南的乌蒙便出事了。
乌蒙总兵刘起元为官贪婪残忍，勒索彝族百姓的财物，肆意奸污彝民的妻女，纵容下属欺凌贫苦的彝民。对于彝民的马匹，好马则被将官索之，一般马匹则被士兵索之。寨民贩卖薪炭，清兵们以收税为名随意勒索。大关的通判刘镇宝，更是彝民痛恨的对象。在改土归流后他为彝民丈量田地，却以苛刻为能，害苦远近的彝民。
雍正八年（1730年）八月十八日，正是刘起元的生日，他下令各村寨祝寿，张筵数日。各寨相约藏兵器于饲马草中捆载入城，二十五日黎明攻城，各寨群众拿获刘镇宝，掌其颊、杖其身、斫其脚、加以镣，他们痛快地说：“这些都是你们平常残害我们的刑法，今天，就让你也尝尝此中滋味。”刘起元仓皇逃至荔枝河，最终被暴动的彝民杀死，同时被杀的官吏，还有游击江仁、知县赛知大等。
听到这个消息，刚刚写完遗书的雍正，仍是那种意气萧索的语气：“今年春夏以来，朕躬违和，精神不能贯注及此。鄂尔泰于夏秋之间亦抱恙，而乌蒙远隔千余里，岂计虑之所能周？”尽管明明知道此次暴叛罪在刘起元，鄂尔泰却已动大开杀戒之心。他一面上疏雍正引咎辞职，一面急调云贵官兵，分三路会剿。
叛乱的彝民们，本是因为一时的义愤而起兵，他们并没有太多的政治目的，也没进行过周密的军事安排。很快，三路镇压人马就攻入了东川与乌蒙天梯古城。在彝族一首苍凉的古歌《叙乌蒙》之中，天梯乌蒙古城“像天宫那样，精美而壮丽”。但是，鄂尔泰的复仇之师，使这座美丽的大城经历了毁灭性的屠戮与焚掠，这座几百年历史的大城顿时变成一堆瓦砾，“举步髑髅，遍野尸骸。叠尸流血，秽气满城。阵风尽腥，杯水半血”。鄂尔泰的军队将最后的叛军赶到悬崖边上，逼迫这些走投无路的可怜的人们滚崖投江而死。
乌蒙一案，鄂尔泰拿获解省要犯共四百七十名以及眷属一千余名。除了被他杀戮和逼上绝路，滚崖、落水而死的人以外，还有八千余名被挑去脚筋或砍去右手的“从逆”男女被分别赏给“进剿”官兵为奴。阿底的土目补凶等人，虽然曾卷入过乌蒙的叛乱，但是不久后便向哈元生等将领表示悔罪投顺，并且跟着哈元生等一起打进了乌蒙。可是，鄂尔泰却认为他们的投顺非出本心，要哈元生于回师之日，“尽数擒拿枭首，沿途悬示，以除后患，以儆群夷”。
面对朝臣们的攻击，鄂尔泰解释：“我非好杀人者，人所共知。但恐今日不杀少，日后将杀多！”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改土归流运动，到此暂告一个段落。
在雍正王朝的实录中，描写出一个牧歌式的改土归流的记录。在这个充满奇幻色彩的改土归流中，清王朝的州县扩土三千里，在这个多彩的云贵高原之上，有卿云、醴泉等祥瑞，竟然还长出中国几千年历史中都没有见到的二尺长的粟子穗。改土归流确也有实实在在的功绩，这里派遣流官以后，增添了营汛，建筑了城池，新办的学校里也传出了朗朗的读书声。
雍正十年（1732年），鄂尔泰在北京的新居还没有装修完毕，雍正皇帝便亲自检查，他走遍了这座装修豪华的宅院后，狠狠地责备了负责此项装修的权臣海望，嫌他没有将这座屋子装修得精好。随后，雍正又亲书“公忠弼亮”赐给鄂尔泰，为这座新宅添彩。这一年鄂尔泰出将入相，成为当朝保和殿大学士，居首辅地位，成为雍正宝座下的第一大臣。
西南的改土归流中，雍正实现了对五省“蛮夷”之众的“拯救”。他放眼普天之下，已经皆是王土，率土之滨，皆是王臣。就在雍正与鄂尔泰以为拯救了帝国中所有的“贱民、蛮夷”时，安徽的“贱民”、苏州的丐户、宁国府的附丁们，还要经历几十年甚至百年的血与泪，才能够融入地方社会之中。广东的一些疍民正在被沿岸的人们欺凌，不得不来到珠江口的一个蛮荒的小岛之上，避风避雨，垦地生存。一百多年以后，英国人将这个小岛叫作香港。
【注释】
[1]乐户：中国历史上以音乐歌舞专业活动为业的贱民，主要来源于罪犯的家属，也有部分原为良人。
[2]惰民：元明时浙江境内受歧视的一部分民户。
[3]土目：土司所属员司的称号，采用世袭制，兼理文武，职守权力因时因地而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