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红楼一梦
雍正六年（1728年）的初夏，十多岁的少年曹雪芹随同祖母、母亲等全家老少，由南京的西园漂泊到了北京，开始了穷困潦倒的悲凉生活。这里比不得南京的豪宅，曹家的十三处房产都已被当朝皇帝清查一空，上上下下一百一十四口人，住进了位于崇文门外蒜市口的十七间半小院曹家旧宅。这个金陵一度最为奢华的第一家族，只剩下三对仆人。
此前的两年中，曹家的顶梁柱——曹雪芹的叔父曹頫将曹家所有的家产都进行了清查变卖，整整两年，他一直戴着那副六十斤重的木枷，他的脖子上永远留着罪犯的痕迹。在那些无比艰涩的岁月中，曹雪芹总会回忆南京城内曹宅里的那块大石头，想把曹家数代的荣辱刻在这块石头上。这个家族，从曹玺一代崛起，到曹雪芹，已是一个“百年望族”。叫“石头记”也好，还是其他什么名字也好，只要它能够镌刻曹家在康熙和雍正年间的浮沉与荣辱。
清宫廷画家绘《雍正帝行乐图》之十
不管怎样说，他的记忆都会从自己的太爷爷曹玺开始。曹家出身于正白旗包衣，世代为皇室的家奴。不过，包衣的地位逐渐提升，曹玺迎娶的孙氏曾经作为康熙的保姆，教导过这位入关后第二个皇帝的饮食、言语、行步等礼节。
曹家的好运气接踵而至。在康熙二年（1663年），曹玺出任江宁织造，监督制造和采购宫中使用的丝绸织物。江宁织造的品级不高，却是“钦差”官员，每当织造到任，地方督抚必须亲自迎接，跪请“圣安”。曹玺的儿子曹寅早早就被康熙看成是“嬤嬤兄弟”，小时候曾经陪伴过康熙读书，二十多岁时被提拔为御前二等侍卫兼正白旗旗鼓佐领[1]。这位风流潇洒、八面玲珑的年轻包衣精于箭术，弓马娴熟，善于诗文，在京城内结交纳兰性德等许多著名诗人。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六月，忠心耿耿的曹玺在南京的任上病逝。那年冬天，曹寅南下江南，开始了在江南协理江宁织造事务的岁月。
在江宁织造的衙门府上，办理父亲的丧事时，曹寅亲手栽植了一棵楝树，他希望曹家从此在江南扎下根来。作为康熙的亲信，曹寅有“密折奏闻”的权力，担负着监视江南官场、密报南方政治动态及笼络汉族上层知识分子的重任。才气十足的曹寅，与江南人士的交游更加广泛，甚至以超乎寻常的人格魅力征服了那些明朝的遗老们，成为主持东南风雅、众望所归的人物，在江南地区享有极高的声誉。
随着曹寅家族的崛起，他的妹夫李煦同样在江南扎下根来。这位康熙年间畅春园的总管，也随着曹寅南下，管理苏州织造，随后他们共同管理两淮巡盐事务，两个家族自此更加盘根错节，相互倚仗。很久以后，李煦成为曹雪芹笔下林黛玉的父亲林如海的原型。
胤禛二十六岁那年，在陪同康熙南巡时，便把曹寅看成了一位“把银子花得像淌海水似的”人物。两淮巡盐御史是帝国重要的一个财政来源，更是康熙皇帝与各类封疆大吏们隐秘的金库。曹寅接待过四次康熙的南巡，胤禛陪同了康熙的第三次出巡，他们就住在曹寅的江宁织造署内。
白日里，南京城里到处都是五彩的旗帜，家家门口置放着五彩的香炉；夜晚，这座城市点燃了五彩的灯笼。曹寅的接驾相当奢华靡费，他与李煦从南方带来了新鲜的柠檬、荔枝，从海外带来各式的西洋玩意儿，培养出江南美人组成的戏班，在浙江的山林里购入最贵重的丝竹……接驾的支出绝大部分是一笔烂账，无法向户部报销，只能在两淮盐课银中挪移以挖肉补疮。除南巡接驾的花费之外，曹寅还要应付朝廷显贵的贪婪索要，每年大约要交给督抚们数万两白银；为联络、争取江南地区文士支持的花销，日积月累也相当可观。一次，曹寅报告康熙，他历年亏空已达白银一百九十万两。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七月，曹寅在扬州患了疟疾，弥留之际，这位忠心耿耿的奴仆还相信，只要康熙赐他“圣药”，他便能“起死回生”。康熙闻奏后命驿马星夜驰奔扬州，送西洋刚刚发明的“金鸡纳”为曹寅治病，并限九日到扬州。这种恩宠厚待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但是在“圣药”到达之前，曹寅已经闭上了眼睛。
这位江南文坛的领袖、康熙最忠实的奴仆，在弥留之际，留给世间最后的遗言竟是一句苦涩的忏悔：“我身欠朝廷二十三万两白银，身虽死而目未瞑。”在瞬息繁华的“虚热闹”之后，曹寅留下的是一片足以令曹家陷入灭顶之灾的茫茫债海。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康熙为保全曹家的江南家产免遭搬迁的损毁，特命曹寅的四侄曹頫过继过来，接任了江宁织造的职务。这位不到二十岁的年轻人站在曹寅手植的楝树下面，心中一片茫然。康熙曾经明确地对曹頫说：“念曹寅为我出力年久，特意恩典，可以延期还款。”但是到了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内务府催交李煦、曹頫拖欠卖人参的银两时，康熙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他对这个家族的态度越发冷淡。
清宫廷画家绘《康熙帝南巡图卷·校场阅兵》。故宫博物院藏
胤禛曾亲历第三次康熙南巡，途经江宁观看校场演武。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冬天，康熙皇帝驾崩，曹頫一度看到了曹家中兴的希望。他听说新内阁正在拟定新皇帝的“登极恩诏”。这个传说中的恩诏让官场中人激动不已，根据历代新帝上任的传统，恩诏将公开豁免中央衙门和地方官员们亏空的钱粮。上至户部，下至各个地方的官吏们，无不像曹頫一样等待着，将这场庞大的债务销零。
没有人料到，在康熙尸骨未寒之际，雍正便连发谕旨，开始在全国上下大张旗鼓地清查钱粮，追补亏空。这位新帝一再表示：我不能再像皇考那样宽容了，凡亏空钱粮官员一经揭发，立刻革职。仅雍正元年（1723年），被革职抄家的各级官吏就有数十人，其中有湖广布政使张圣弼、粮储道许大完、湖南按察使张安世、广西按察使李继谟、江南粮道李土堂、山西巡抚苏克济等。
那个冬季，京城内弥漫着让官僚们绝望的气氛。人们看到，康熙的第十二子履郡王允祹的家人，竟然在寒风刺骨的北京街头变卖家具、陶瓷等器物。这位王爷因为曾经管理过内务府事务，积欠库币甚多，雍正勒令他变卖家产以还余额。十王爷敦郡王允
也被抄查了家产。与此同时，雍正成立“会考府”，派怡亲王允祥为总理事务大臣，他对允祥说：“你若不能清查，朕必另遣大臣；若大臣再不能清查，朕必亲自查出。”允祥首先便查出了户部亏空的白银达到二百五十万两，雍正责令户部历任尚书、侍郎、郎中、主事等官吏共同赔偿一百五十万两，另外一百万两由户部逐年偿还。
在地方，雍正派出了声势浩大的清查队伍，曹家的依仗——苏州织造李煦，成为雍正首批查抄家产的地方官员。雍正派出的钦差大臣都是级别甚高的中央大员，这些铁石心肠的中央大员与地方官员没有太多瓜葛；雍正还从各地抽调了一大批候补州县随团到省，与钦差大臣们一起查账。查出一个贪官污吏，立即就地免职，从调查团里选一个同级官员接任。这些继任者们会一遍遍梳理贪官们的账本，防止给自己留下财务上的隐患。雍正昭告全国百姓：谁也不能借钱粮给官府；要借也可以，这些钱粮既然被说成是官府的，朕就认它是国家所有，你们这些借钱借粮给官府的人，就再也别想把它们收回去。这一下，谁也不肯借钱借粮给贪官们了。
李煦被查出贪款银三十八万两，他的继任者——胡凤辇甚至查出了他三十年前的一笔亏欠。李煦当即被查封了家产。雍正规定，赃官们的罪行一经核实，就把他的家底抄个干净，连他们的亲戚、子弟的家也不放过。雍正冷酷地下令：“丝毫看不得向日情面、众从请托，务必严加议处。追到水尽山穷处，毕竟叫他子孙做个穷人，方符朕意。”绝望的李煦一度想自杀，但雍正连这条“死路”都没留给他。在此前后，广东道员李滨、福建道员陶范，均因贪污、受贿、亏空案被参而畏罪自杀。雍正下令，如果官员自杀，那就找他们的子弟、家人算账！雍正指出，这些贪官们自知罪大恶极自身难保，就想一死抵赖，牺牲性命保住财产，让子孙后代享用。
在遥远的黑龙江，被流放的李煦，已经七十多岁，很快便在饥寒交迫中惨死在天寒地冻的异乡。绝望的曹頫，不得不带上最后的家财前往北京，希望能够在哪个衙门中找到请托的人。或许深谙曹家的内情，雍正知晓这个情况后，对这个皇家的奴仆留了一点余地。为防止有人吓唬、敲诈曹頫，雍正特地在曹頫的请安折上写了严词批语：“你不要在京城乱跑门路，交结他人，那样只能拖累自己，瞎费心思力气买祸受。主意要拿定，安分守己，不要乱来，否则坏朕名声，就要重重处分，怡亲王也救不了你！”雍正能够体察曹家亏空的原因，不是因为曹家的贪婪，而是因为对父亲康熙的忠诚，一度特派允祥试图拯救这个正在堕落的家族。
实际上，精明的曹寅在兼理淮盐事务时，便发现了这场亏空的可怕。衙门之中除了“冰敬”“炭敬”“别敬”“程仪”等高收费之外，还规定“平规”“盐规”“税规”“漕规”“棚规”等名目中饱私囊。酷吏们将这些日益增加的税额压到盐商身上，盐商无力承担后便产生了大量的欠款，最终出现了根本无法还清的财政黑洞。当曹寅试图清理这些债务时，老谋深算的康熙劝阻了他，这位皇帝知道，在盘根错节的地方势力下，处理这些债务只能使曹寅本人陷入更艰难的处境。
清朝实行职官低薪制，正一品的中央大员年俸仅仅一百八十两，这一百八十两银子还不够这些官员们一天的花销。更不可思议的是，连官员的办公费也要从那少得可怜的年俸里开销。康熙一朝的清官于成龙，出远门时只能骑一头毛驴，而且尽量不带家属或少带家属，不雇用人或少雇用人。因此贪官们必然要以种种方式去弄钱。大小官员们最方便、最有效的方法当然就是以权易钱，借办公事之便，向下级官衙勒索，任官礼、升官礼、就职礼、年礼、节礼、寿礼等就成了定规定制。雍正事先曾经做出过周密的调查，巡抚一年的正项俸银只有一百三十两，而山东巡抚黄炳一年收下的规礼多达十一万两。
康熙末年，为了应付官员们不断增加的规礼，曹寅不得不向属下的商人们增加税额，而一般的官员则向百姓勒索“火耗”。在明清两代，州县官员从百姓手中征收来的地丁钱粮，大都是成色不等的散碎银两，而交到藩库的银子必须是重量相等、成色一致的银锭，因此，州县官就要将征收来的碎银重新熔铸，税吏要向老百姓额外多收一些来补偿熔铸过程中的耗蚀，地方官吏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自主决定火耗率。康熙朝监察御史李发甲曾说：“每岁朝廷每收一两银子，有的地方加派火耗动辄至三倍、四倍、五六倍以至十倍不止。”
康熙告诫曹寅“生一事不如省一事”时，他自己也成为这些黑暗收入的受益者。曹寅拿着这些额外的税银，修筑了康熙在南京、苏州的行宫，雇佣工匠制造了种种精美的机械装置。既然皇帝本人也在参与、制造这场亏空，谨小慎微的曹寅渐渐地坦然下来，利用这些浮费为康熙皇帝搜罗奢华的丝织物品，为皇帝印刷豪华的《全唐诗》，为皇帝购买精致的丝竹乐器，当然也开启了曹家的奢靡生活。
雍正以铁腕手段，进行了康熙不敢触动的改革。他推出了两项措施：一是坚决取缔各种陈规陋习，一是给官员加薪，即史上著名的经济改革“火耗归公、养廉加俸”。雍正元年（1723年）七月，他发布上谕，此后绝不允许中央官员对地方、上级官员对下级收受规礼，违者严惩，把破除陋规作为反贪的一项重要内容。凡被参劾、查知收规礼的官员都被雍正下旨惩罚，轻则罚款，重则罢官、拘禁，给行贿、受贿者以沉重的打击。许多官员不仅不敢要钱，连瓜桃等水果土特产、花鸟虫鱼等玩物都不敢轻易送收了。
火耗调归政府统一调配以后，明清以来几百年官吏的低薪制改成了高薪制，雍正“厚俸以养廉”成为现代“高薪养廉”的前身。尽管在大部分区域，归公的火耗缩小到以前的十分之一左右，但是雍正一朝各级官吏们的表面收入得以暴涨：总督二万两左右，巡抚一万五千两左右，州县一二千两。官吏们的收入透明化、公开化，在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都没有过，雍正帝的改革可谓是绝无仅有的。
这一系列经济、吏治上的改革让曹頫无所适从，他已经不知道从哪里再能得到大笔的银子，堵住前朝开始蔓延的经济黑洞。这个“好古嗜学”的年轻官吏，仅仅是一个爱读书守规矩的正派人，前辈留下的亏空多年没有弥补，此番更加不善经营。曹頫虽然有读书的天分，却没有管理织造事务的才能，以至在任期间累年亏空。雍正不断地催逼欠款，让曹頫痛苦不堪，在奏折中自陈“家口妻孥”已到了“饥寒迫切”的悲惨境地。
曹頫模仿着曹寅的“小动作”，精心地在江南挑选了一些古董珍玩之类的东西讨好雍正，包括匾对单条字绫一百副、笺纸四百张等礼物。而雍正在朱批上冷冷地说：“这些都是用不着的东西，以后不必再进。”曹頫再次费力地进献锦扇一百把，雍正不无怜悯地朱批道：“你的这些功夫徒费精力，朕甚厌恶，只有墨色的曹扇朕喜用，不过此种扇不必再进。”
一直到雍正五年（1727年），曹頫想尽了各种办法以堵住这个日益扩大的窟窿。雍正曾经规定，对贪官们的追剿期限为三年，三年后，雍正下令再进行三年（1729年），到雍正七年务须一一清除，如届期再不完，就将该省的督抚从重治罪。曹頫曾经在江宁贩卖过人参，却因为江南人对人参价值的低看而赔本；他在江宁织造的位置上试图偷工减料，但雍正很快就发现他送来的绸缎变得粗糙，质地变轻，石青褂容易落色。雍正五年（1727年）一月十八日，曹頫与雍正派到江南主持盐务的噶尔泰发生了冲突，噶尔泰向雍正帝报告有关曹頫的情况：“曹頫年少无才，遇事畏缩，织造事务交与管家丁汉臣料理，臣在京见过数次，人亦平常。”雍正帝在“遇事畏缩”旁边朱批道：“原不成器”；在“人亦平常”旁朱批道“岂止平常而已”。从简短的朱批中，雍正已经流露出对曹頫的厌恶和不满。就在这一年，曹頫试着用从前的“规礼”收取驿站的银两时，终于惹下了塌天大祸。
那一年，曹頫负责解运江宁织造的货物入京。经过山东境内的驿站时，他竟向当地驿站额外索要人夫、程仪、骡价等项银两杂费，并要求超出配额的马匹，山东巡抚塞楞额不得不参奏曹頫扰累驿站。雍正在盛怒之下发布命令，以曹頫“行为不端，亏空甚多”为由，撤了曹頫的职，要抄他的家。雍正担心曹頫转移家产，特命江南总督范时绎火速前去抄家，并将曹頫的管家数人拿下，关押审讯，所有房产财物一并查清、造册封存。查抄的结果，只没收了几万两银子，雍正帝以为他把家产都转移了。因此曹家的亲戚——苏州织造李煦的家也被查抄，曹、李两个家族终于彻底破产。
在严厉的查处中，雍正发现曹頫曾经帮允禟办过事，李煦为允禩采买过苏州女孩，曹寅的大女婿纳尔苏首曾是允禵最得力的助手，在江宁织造府，人们查出允禟交给曹頫保存的一对高近六尺的巨铜狮。既然涉及了允禩、允禵集团，雍正便更加冷酷地向曹家下手。更早一些，曹寅的妹婿被从盛京户部侍郎任上锁拿至京，交刑部治罪。再晚一些，曹寅的长婿老平郡王纳尔苏被雍正围禁在家。李煦因为谗附允禩而流放到东北的乌喇，仅一载余，便被折磨而死；曹寅的老朋友孙文志被整治得倾家荡产，杭州织造孙文成因为曹頫的亏空受到牵连，也被撤职。
在曹家老小被清除出江宁织造衙门时，曹頫盯着曹寅种下的那棵楝树。他突然想起“树倒猢狲散”的俗话来。不久以后，曹頫骚扰山东驿站一案审结，判曹頫赔银四百四十三两二钱，当年曹家花费数万两银子像流水一样，这时候已经身无分文，他只能戴上沉重的木枷，想办法凑足这些银两还款。曹頫被抄家之后，他在京城和江南的家产人口全部由雍正赏给了继任江宁织造的隋赫德，曹頫本人则因亏空未补完而被“枷号追赔”。他脖子上那副六十斤重的木枷大约戴了两年，直到雍正七年（1729年）底才获宽释。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还是为别人做嫁衣裳。”这句《红楼梦》中的诗歌，反映着曹家在这一番变化中，对官场无奈而深刻的洞察。新上任的江宁织造隋赫德，接收了曹頫家族在江南的所有家产、人口。在这次连环的改革中，雍正的新宠臣们成为那些旧宠们家产的新主人。
曹氏家族，从东北奉天的奴隶包衣身份起家，因为几代人对皇帝小心翼翼地忠诚伺候而飞黄腾达，如今再以罪犯的身份跌落尘埃，在北京的青砖黑瓦屋檐下，曹雪芹回想到南京城内红楼里的一梦。在“举家食粥”的窘况之中，年轻的曹雪芹开始构思一部叫《红楼梦》的小说。
雍正当然想不到，自己轰轰烈烈的经济改革，会间接导致一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经典小说的问世。不过，反腐倡廉仅仅五年，国库储银就由康熙末年的八百万两增至五千万两。更重要的是，社会风气已悄然改变。当曹雪芹披着衣服在小说里感慨命运的无常时，他会听到，社会上开始流传“雍正一朝无官不清”的说法。此时，雍正朝进入了清代十三帝中最富足的时期。
【注释】
[1]旗鼓佐领：包衣佐领的一种，由早期归附的汉姓人丁组成，但并不是汉军八旗的一部分。根据《八旗通志·旗份志》记载，旗鼓佐领隶属于满洲八旗包衣参领之下，因内务府三旗包衣佐领在行政系统上独立于八旗之外，与八旗平行，旗籍不冠上满洲旗，而为单纯的“内务府旗籍”，仅在少数八旗类同的事务才归八旗满洲都都统衙门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