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的备战
万历皇帝是在自己的寝宫——乾清宫里得知消息的。头天晚上,他照例喝得酩酊大醉,他的爱妃郑贵妃特意吩咐伺候的宫女和太监不准吵醒皇帝。前来报告消息的管门太监黄公公被阻止入内,只得焦急地在门外徘徊,恰好被司礼监太监田义发现。田义问明缘由,便拿过军报,径直走入内寝,来到万历皇帝的御榻旁轻声报告。躺在床上的万历皇帝睡眼惺忪,当田义向他报告说日本发动了全面侵略朝鲜的战争时,刚才还一脸睡意的这位皇帝突然兴奋地从床上蹦起来,两眼烁烁放光,连鞋子也没有穿就跑下床,传旨文武百官上朝议事。谁曾想,整个明帝国战争机器的全速运转就这样戏剧性地开始了。
靠近朝鲜的辽东、山东、直隶等省很快就接到了皇帝的诏令,要求“督、巡、道、镇等官严加整练防御”[19]。万历二十年六月(1592年7月),直隶巡抚宋仕、巡按御史刘士忠向户部条陈防倭事宜。建议在天津囤积粮饷,集结军队,招募士兵,以就近支援辽东,为入朝作战做准备。甲午日(1592年7月14日),户部批复,同意他们的意见,二人遂将先前运抵天津的六七万石漕粮截留,同时还将停泊在天津港的400艘运粮遮洋船尽数留用。[20]之后,各路大军陆续汇集到天津,一时之间,天津变成了一座大兵营。可是,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就开始让刘士忠头痛不已了。集结到天津的士兵随意占住民房、抢夺民食,闹得天津本地人纷纷逃往外地。而多变的天气也和士兵们过不去,一会儿是烈日酷暑,一会儿又变成倾盆大雨,加之燃料缺乏,饮水苦咸,使得后勤保障变得糟糕透顶。有时为争夺一两处避雨睡觉的地方,南兵和北兵更是不惜拔刀相向,持械斗殴,闹得军队也是人心惶惶。到了七月份(1592年8月),刘士忠再也无法维持局面了,于是不得不向皇帝上奏,请求在调集到天津的23000名士兵中选出5000人与南兵600人练习水战,其余的部队回到保河进行操练。好在万历皇帝体谅他的苦衷,最终同意了他的请求。[21]
八月间(1592年9—10月),刚被皇帝任命为辽东经略的宋应昌向兵部提议,要求调集大批战舰到天津组成海军舰队,迅速夺取朝鲜海域的制海权,驱逐在海上活动的日本海军舰队,以利于安全运输作战部队和物资到辽东前线。兵部随后调集浙江、南直隶等省的沙、唬船赴天津听用。[22]九月(1592年10月),浙江巡抚常居敬征集了沙、唬船80只,由内河开赴天津。随船还有哨官5名,捕、舵、兵士、杂流1500余人,船用军火器械3600余件,药铅子6000余斤,行粮、安家、船租银共8200余两。[23]应天巡抚刘应麒也将沙、唬船60只,捕、椗等工950名,长枪11000枝,交由把总陈天泽等军官管押,运抵天津。[24]宋应昌随即将调来的沙、唬船和士兵分出一部分在辽东旅顺口建立军港和海军基地,以扼守登莱、北海、天津、东海、蓟门的门户。[25]但宋应昌最需要的福船、苍船等大型战舰却一艘也没有调到。迫不得已,宋应昌只能督促工部赶造福、苍大船。随后,工部差遣员外张新前往天津,协助宋应昌赶造福船20艘(后减为15艘),苍船80~100艘,沙船50~60艘,以及八桨、五桨、叭喇唬等小船30~40艘。[26]
宋应昌是一位非常务实的总指挥,他很清楚“中国之破倭奴也,水战为利”。“水战所急在巨舰,舰不巨,则冲敌为艰。”“所谓巨舰者,福船为主,而仓(通“苍”)船次之,沙船又次之。”[27]所以,他在天津的两个月里积极赶造大型战舰。对于在海上与日军交战,宋应昌同样有他一套完整的作战方案。海上作战,日军优势在于鸟铳,为抵消日军优势,他命所有战船务必在船身外侧用竹木搭建脚架(类似于今天坦克上使用的格栅式装甲),并用厚厚的布幔包裹,使船上人员可以躲避敌方射来的枪弹,保护自己不受伤害。(https://www.daowen.com)

图6-2 带有外侧格栅式脚架的日本遣明船
进攻时,中小型舰船要多用火药(指喷筒、火砖、火药桶等火器)、弓箭、快枪和佛郎机炮射击,望斗上的哨兵则向敌船投掷标枪和飞镰,并且他还特地告诫船员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要使用虎蹲炮、大将军(即大发贡,一种大型佛郎机炮)这类重型火炮,因为小型舰船承受不了这类火炮发射时的巨大后坐力,会震坏船体。[28]对于福船、苍船这类大型舰船,宋应昌强调在进攻中要多使用劲弓、火箭、鸟铳、标枪、佛郎机炮这类轻型武器,近距离交战时则要大量集中地使用大将军、神炮、虎蹲跑、灭虏炮、百子铳等重型火器,以充分发挥己方船坚炮利火力猛的优势,压制住敌方火力,为最后跳帮格斗消灭敌人做准备。[29]
与造船同步进行的是船员的征募和军饷的筹措,这两项工作的困难程度丝毫不亚于造船。宋应昌自己就说:“水战始虑无船,今虑无兵。非无兵也,无习水之兵也。又虑无饷,非无饷也,无常继之饷也。”[30]按照战时要求,福船每艘要配备88名船员,15艘共需1200人;苍船每艘需40人,80艘共需3200人;沙船每艘需20人,50艘共需1000人;唬、八桨等船每艘需15人,40艘共需600人,因此需要招募的船员和水手共计6000人左右。要征募如此多的船员,宋应昌担心“一时沿海渔盐之夫岂能充募如数”[31]。不过他还是如期完成了征募工作,最后招到的船员有5400人,刚好够福、苍、沙船使用,而桨船和唬船的船员则直接从浙江、南直隶现有的沙、唬船水手中调派。此外他又从浙江和福建调来沙兵7000人、福兵3000人,加上先期抵达天津的2400多名沙唬船员,到年底的时候,集结到天津的水兵已有17000人以上,[32]海军舰队的编组工作算是顺利完成。新组建的舰队共计拥有福、苍等大中型战舰95艘,沙、唬、八桨等小型战船2580多艘,船员1700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