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后的遭遇
经过十五六天的旅行，我终于来到了北平。我的同行们在车站欢迎我，已记不清当时他们欢迎我的热情话语，但还清楚地记得耳畔响着的车轮轰隆声。
到了北平，所见所闻让我大失所望。这个古老的故都，到处都是傲慢的日本人。在故宫、景山公园等游览胜地，经常可以看到日本人在嬉闹，听到他们的挑逗声。收音机和播音器里传播着各种不堪入耳的小调。我厌倦了！我对同行们说：“我要尽快去敦煌。”同行们说：“现在不能去，西北政局不稳定，乱得很呐。而且敦煌地处戈壁大沙漠，那里是满目黄沙，旅途也不方便。”他们欢迎我到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任教。我想，也好，干一段再看看吧。回到祖国没画卖了，要是不工作，连饭也吃不上，还怎么能去敦煌呢？于是我接受北平艺专的教学工作，当西画系主任、教授。很快，我觉察到不少学生经常不来上课，而是在从事各种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歌咏、绘画、演出街头剧，等等。
我在艺专上第一堂课的印象，至今还鲜明地留在记忆中。学生们知道我是刚从巴黎归国的人，便纷纷提问沿途的观感。当我讲述到乘巴黎通往北平的国际列车到达满洲里，受到日寇便衣警察和汉奸狗腿子的刁难和侮辱时，课堂上群情激愤。许多人争先发言讲述自己类似的经历，声泪俱下地控诉日本侵略军和国民党卖国政府。接着，大家义愤填膺地唱起了抗日的歌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我的心也被这愤怒的洪流所激动，久久不能平静。我说，我们搞艺术的人，一定要把国家振奋起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我说，我过去认为艺术家是可以不问政治的，这是不对的。我们的国家受外国侵略都成这个样子了，艺术家不能只搞艺术。我们一定要振兴中华，挺起我们民族的脊梁。这件事后来传到了艺术专科学校的训导处，这个受国民党控制的训导处，曾暗中调查我的历史，准备对我和一些进步学生加以迫害。然而，他们没有成功。
在北平艺专执教一段时间后，大约在1936年底，国民党教育部次长张道藩通知我参加次年在南京举行的第二届全国美展，并且让我担任北平方面的筹委会委员，做一些筹备工作。我把我的画和一些学生的画都寄去了。不久，张道藩就打电报叫我到南京参加美展筹备工作，我和刘海粟任全国美展评审委员。
为什么张道藩看上了我呢？开始，我不大清楚。我当时只知道他的老婆是法国人，他同我一样过去也学美术，所以看中了我。后来，我才发现，他是想利用我。那时，我国美术界有三派，南京徐悲鸿、上海刘海粟、杭州林风眠，三派都有一定力量。他想独树一帜，但没有人肯跟他，于是他就想利用我刚从国外回来，拉出一派人马来为他工作。我这个人不会那一套，我同三派画家都联系得很好，根本就不存在另立帮派的念头。
◆1936年，常书鸿在北平国立艺专与学生写生
看画展的除国内各界群众外，还有不少外国人。有个德国大使陶德曼，当场买了我的两张静物画。他还叫我到大使馆去，为他和他的夫人画两幅肖像。这次画展之后，我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杭州，见到了年迈的老祖母。当时由于父母都已去世，我特地为二老扫墓、做坟，同时还清了家里的旧债，然后又回到北平艺专任教。
1937年7月7日那天，我照例和几个学生去北海公园画画，忽然听到了隆隆的炮声。有人说，日本鬼子在卢沟桥向我们开火了！我们全都一惊，赶紧收拾画具往家走。卢沟桥事变以后，全市大乱，几位画界的同仁一起议论，北平待不住了，还是往南走吧！
我也匆匆忙忙收拾简单的行李、画具，精心挑选了自己的50多幅作品随身带走。这些作品，是我在巴黎留学10年的精华，是妻子陈芝秀新从巴黎装箱运来的。我把家具、书籍等全交托给了当时学校的秘书长赵某，但后来全散失了。1937年7月14日，我乘由北平开往南京的火车，好不容易到了南京。在南京，得知陈芝秀在我一再去信催促下，不久就要带女儿回国的消息，于是我准备到上海去接她们。我还特地去拜访德国大使陶德曼。陶大使很欣赏我的画，说我的作品十分像16世纪德国肖像画家霍尔本的作品。他一见我就问：“你准备到哪里去？”我说：“不久妻子女儿要从法国回来，我要带家眷到杭州老家去。”他又问我对中日打仗的看法。我说：“看样子打不长吧！”他笑笑，不大赞成我的看法，说：“尊敬的先生，你可不要太天真了，战争是无情的。这仗，我看不仅要打起来，而且可能要打很长时间哩！”
他看到我随身带着一大卷画，便对我说：“你这样带着它方便吗？你要是放心的话，这些画可搁在这里，我替你保存。”我当时就把画交给他了。从此这些画就像泥牛入海，再也没有消息了。事隔14年，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我们在北京故宫午门城楼上举行“敦煌文物展览”时，当时的外交部举办了一次招待外国驻华使节的专场，要我用法语做接待工作。在场的瑞典公使阿马斯顿先生问我：“法国最近出版了一本《沿着玄奘的足迹》的书，你看见过吗？”我回答没有看见此书，公使先生表示他回去后可以将此书寄给我。他记下了我的地址。《沿着玄奘的足迹》这本书寄给我不久，我接到瑞典公使给我的来信，邀我全家到瑞典驻华使馆去做客。我对于这突如其来的邀请不知如何办。我把这个情况请示了郑振铎局长。他同意我按时赴约。我到瑞典驻华使馆后，公使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他微笑着问我有没有丢失什么自己最心爱、最宝贵的东西？我想了半天，歉然地说我想不起来了。这时公使先生就拉开客厅的长沙发。我突然间发现了一个奇迹，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看见了1937年7月14日我在北平匆匆用床上的花床单包扎的那一卷画，即我寄存在南京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先生那里的一卷油画。我激动得用颤抖的声音问：“公使先生，这是怎么回事？”公使先生立即叫一位王先生出来见面。原来事情是这样的，公使先生说：“那天参观敦煌文物展览以后，我要王秘书将《沿着玄奘的足迹》一书寄给你。王秘书看到你的名字后，他说你正是他多年要找的人。原来王秘书在南京德国驻华使馆工作，1937年日本占领南京，德国使馆撤退时，王秘书把这卷画带到苏州老家藏起来了。一转眼14年过去了，他一直找不到常先生你。现在他知道你在北京，他希望物归原主。于是我就促成此事，要王秘书到苏州老家取来这卷画，现在是物归原主了。”公使先生要我亲自打开画卷清点画件。我感动得热泪盈眶，摊开了50多幅油画。我说：“公使先生和王秘书，我太感激你们了。你们喜欢哪几幅，请留下作纪念吧！”公使先生恳切地说：“您的好意我领受了。我认为画就是画家的生命，我不能要。我很快慰，这是我生平做的第二件好事。第一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我给一个孤儿找到了他的亲生母亲；第二件好事，就是使您找到了失而复得的这些如同生命一样宝贵的画。因为这两件事都是通过我而成人之美的，这是我非常欣慰的。”真的，公使先生这种助人为乐的善举使我永远怀念他。
随着日本侵略军的进攻和国民党军队的节节后退，北平艺专向后方迁移。9月，我在杭州接到赵太侔来电，要我立即到江西庐山牯岭办学。我把妻女安顿在上海以后，只身赶往江西南昌，开始了长达两年的逃难生活。
临别时，女儿沙娜给我一块马蹄铁。这是我去长城的路上拾到的，她要我随身带着。因为在欧洲，马蹄铁是幸福的象征。但是，在中国，这块象征幸福的马蹄铁，却差点要了我的命。
列车一到南昌火车站，警察见我西装革履，就拥上来检查我的皮包，他们发现一张我在法国留学时的学生证，在学生证上，我的名字写得很草，像“常青川”似的。据说这个常青川，是当时江西地下党的一位同志。警察问我：“你叫常青川吧？”我为了避免麻烦就答应了。他们对我不但怀疑，而且当共产党来处理，翻箱倒箧，又把我的皮包翻了一遍，发现女儿沙娜给我的那块马蹄铁。他们说：“你带马蹄铁干什么用？”我说：“在欧洲这是幸福的象征。”他们不信，硬说马蹄铁是特务用的联络记号，是什么信号之类的东西。他们不让我走，把我押到警察厅看守所拘留起来。
那时，南昌很热，夜里睡不着觉。我想这一回不得了！他们把我认作常青川，又把马蹄铁视为信号，看样子凶多吉少了。怎么办呢？我掏出几块大洋给一个小警察，叫他替我给武汉的国民党教育部打电报。第二天清早，我的行李到了，教育部长的电报也来了，警察们检查了我的聘书，才把我释放。我立即赶路前去牯岭。
到达牯岭后，与赵太侔和江西籍的讲师谭旦均等经过短期筹备，10月在江西牯岭开学。开学不到两个月，由于战乱，牯岭也不能待了，大家商量去湖南，因此又迁至湖南沅陵。这年11月到达沅陵老鸦溪复课不久，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也从杭州迁来。1938年初，教育部决定北平艺专和杭州艺专两校合并为“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成立了校务委员会，由原杭州艺专校长林风眠任主任委员，原北平艺专校长赵太侔和我任委员。从原来的情况看，杭州艺专的人马多，北平艺专的画具多。因为各种关系和矛盾，两校的人合不来。我是杭州人，又在北平艺专执教，所以有关人士想让我起一个团结和缓冲的作用。但是，由于派别及许多十分复杂的原因，我左右为难，而且吃力不讨好。国立艺专在沅陵办学的七八个月中，吵闹的事接连不断。我一方面要应付各种烦人的人事纠纷，又要处理大量的办学事务。林风眠和赵太侔因为原来都是校长，有一套原先的人马，除开校务委员会议外，大都住在家中。我成了一个驻校的常务负责人，艰难地处理着办学、生活等多种事务。特别是学校地处沅陵，生活和教学设施缺乏的问题很难解决，合并的两方学校的一些教职员坚持分校的立场。是年秋，北平艺专和杭州艺专的八名教授联名向校务委员会提出改善生活和教学条件的书面要求。林风眠接到书面要求后当夜独自出走，随即杭州艺专的师生就罢教罢课，以至于后来在国民党特务的挑动下发生械斗和围殴进步师生的事件。1938年冬，校务委员会撤销，实行校长制，由藤固任校长，赵太侔被聘为实用艺术部主任，我被聘为造型艺术部主任兼西画系教授。
不久，学校开始撤离沅陵。这次近千名师生员工的大搬迁，因教具多和交通工具缺乏，走走停停，整个过程用了几个月，直到1939年春，才搬到云南昆明。在搬校过程中，因藤固生病住院，委托我负责搬迁时期的全校工作。其间搬至贵阳时，2月4日遭遇了日本飞机的空袭。我们住的旅馆被炸毁，旅客炸死几个，幸好，我们师生无人伤亡，但一些校产设备和师生的财产遭受严重损失，我的全部书画、藏书也化为灰烬。空袭时，我正在医院探望藤固校长。轰炸后，在一片灰烬中，我仅找回了在巴黎学习和参展时得到的金、银两枚奖牌，另三块也一同被毁了。敌机轰炸时，陈芝秀和沙娜均在旅馆。她母女二人从废墟中死里逃生，作为难民，被贵阳天主教堂所收容。女儿沙娜进了天主教会创办的小学上学。天主教堂传教的嬷嬷为法国人，她们母女两个因在法国生活了多年，讲得一口流利的法语，因而能够与他们互相沟通。频繁的战乱和生活的颠沛流离，使刚从法国回来的陈芝秀难以看到生活中的出路，心理上也难以找到需要的平衡。在天主教会稍稍安定的生活照顾和布教活动中，她开始信仰天主教义，不久便成了一个十分虔诚的天主教徒，似乎为苦难找到了一种寄托。
◆1939年，常书鸿一家在昆明合影
1939年春，学校搬迁到云南昆明。经过几个月筹备，先暂借昆华小学校址开学，后迁往昆明附近的安江村。在昆明期间，我曾去越南河内为学校采购了一部分昆明买不到的油画颜料、画布、画笔等，以使师生能开展一些学习和创作。我自己也创作了一部分作品。在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王逊、颜良和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的欣赏和促成下，1940年秋在昆明举办了一次常书鸿个人油画展览会，展出了来云南后作的油画、水粉画共30余幅，主要有人物画《家庭像》《沙娜像》《梳妆》，风景画及静物《平地一声雷》《丁香花》《云南腊肝菌》《仙人掌》《葡萄》《安江村溪》等，获得很大反响。
1939年冬，艺专的第二次风潮后，藤固校长辞职，由吕凤子任校长，并于后来迁校于四川重庆。重庆，这个被国民党定为“陪都”的山城，权贵如云，白天虽然频繁地有空袭警报，晚上仍然通宵达旦地过着灯红酒绿的无耻生活。目睹这种情况，不由得使我忆起宋人林升一首有名的《题临安邸》的诗来：“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国家的危难，权贵们并没有系于心头。而我却忧心忡忡，一颗艺术家的心得不到一点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