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访印度和缅甸

1951年秋，为了促进中印、中缅两国之间人民的友谊和文化交流，应印度和缅甸两国政府的邀请，我国派出了一个文化代表团访问印度、缅甸。代表团由30多位从事科学、文化事业的专家组成，丁西林、李一氓任正、副团长，刘白羽为秘书长，团员有郑振铎、陈翰生、狄超白、季羡林、冯友兰、钱伟长、张骏祥、周小燕、吴作人等，我也为团员之一。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大规模的出访代表团。为了保证这次与邻邦之间的文化联系与友好交往的访问成功，代表团全体成员在北京集中学习了两个月，研究并进行必要的准备工作。在此期间，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曾多次召集我们去中南海他的办公室亲切指导，对每个代表团成员出国时应负的责任做了详细的指示。有一天，他笑着对我说：“你这次带了敦煌艺术去印、缅访问，既要‘献宝’，也要‘取经’，要正确宣传我们解放后的信仰自由的政策。看来任务不会比唐代高僧玄奘西游轻松多少呀！”总理亲切的教导给了我宝贵的启发和鞭策，也给了我信心和力量。这次学习和准备期间，我们还对中印、中缅两国之间文化艺术悠久的历史渊源及密切的交流关系有了新的认识。过去由于各种因素、条件的限制，我们对敦煌文物涉及的美术、宗教、中西交通、民族关系等问题的研究很少下功夫，尤其对来自印度的佛教和佛教美术的演变、发展情况研究得很不够，只凭很少的一些书籍资料获得理性知识，缺乏具体的感性认识。这次受到党和国家的委托，我能亲自去实地考察和学习研究，真是机会难得，一定要像总理教诲的那样，既献“宝”又取“经”。

1951年10月至1952年1月，我们在印度、缅甸进行了为期两个多月的友好访问。我们携带的展品，有介绍新中国面貌的各种图片，有一批珍贵的美术工艺品，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电影片和敦煌壁画摹本等。访问期间，我们参观了印度、缅甸数以百计的文化古迹、学校、艺术和科学设备等等，我们还在印度新德里、孟买和缅甸的曼特拉等城市举办了“新中国建设成就展览”，“敦煌艺术展览”配合展出，又举办了各种学术性的座谈会、报告会。根据组织上的安排，我在印度、缅甸都做了介绍敦煌艺术的学术报告，并和印度、缅甸有关人士进行了友好的文化学术交流。印、缅人民对新中国成就和敦煌艺术以及有关学术报告都很欢迎。他们看了“敦煌艺术展览”中的壁画摹本，知道中国还如此完整地保存了千百年前创造的敦煌悠久的佛教艺术，都非常惊讶、敬佩。他们看到我们展出的敦煌莫高窟第61窟宋人画的佛传故事，从《燃灯佛授记》《乘象入胎》《树下诞生》，一直到《临终说法》《涅槃》《争舍利》等32幅完整的佛传壁画摹本，赞美这是世界佛教艺术中未曾有的盖世之宝，珍贵之极。特别是画中人物的服装都改成了中国宋代的民族服饰，并以中国的绘画艺术风格描绘得生动自然、栩栩如生，他们赞叹不绝。在与印度朋友交谈中，印度当时的考古局局长恰克拉伐蒂深有感触地对我说：“你们至今还完好地在敦煌保存着自4世纪到14世纪的四百多个洞窟，完美的壁画、彩色塑像，它们的彩色还是如此鲜明、完整，真是令人羡慕。至于我们，虽然有阿旃陀那样世界闻名的佛教艺术宝库，却只有29个洞窟，保留了一些残破的壁画。就是这些残存的壁画，在英国人统治时期，以保护为名，把大多数的壁画都涂上了凡纳西，逐年变色，至今一部分壁画变成深褐色了。”说到这里，他摊开双手，露出了十分感伤的表情，愤慨地说：“这说明我们印度过去受人摆布，样样都听外国人的话，连自己的国宝都保存不好。”我告诉他说：“我们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旧中国何尝不是如此呢！我在1942年承担敦煌艺术研究所工作时，国民党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俊升，那时刚访问印度回国，他曾亲口指示我要按英国人对印度阿旃陀壁画涂凡纳西的办法，把敦煌的全部壁画也涂上凡纳西。我当时表示：我是一个油画家，我知道油画上涂凡纳西会导致油画变色，在壁画上涂凡纳西这种办法还没有把握，事关重大，最好不要轻率采用。吴俊升听了我的话，脸上露出惊奇、生气的神色，说：‘你居然连英国人的技术也怀疑吗？’我没有作声，现在才知道，当时不采用在壁画上涂凡纳西的办法，才使敦煌壁画免遭一场阿旃陀壁画的厄运。看来阿旃陀的厄运是我们今后保护石窟壁画工作中值得警惕的教训。”我最后对印度朋友说：“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敦煌文物十分关心爱护，对我们文物工作十分重视，目前已大力增加经费和人力，对敦煌进行大规模的研究和保护工作。我们一定要把敦煌文物世世代代更好地保护下去。”他们频频点头称赞说：“毛主席真好！新中国真伟大！”

我是一个美术考古工作者，过去曾在欧洲看到过不少希腊、罗马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刻和绘画，但那些陈列在巴黎、伦敦、柏林等处的美术雕刻，都是帝国主义从殖民地掠夺得来的片段；局部片段虽然好，但看不到完整的艺术气魄和完整的节奏。这次我们在印度看到如此丰富的印度民族文化艺术遗产，像桑溪的石栏、阿旃陀巨大的壁画、埃洛拉那样以整座石山雕刻成的巨大殿堂和生动活泼的天神大象，气魄伟大，雕凿精细，是前所未有的人类智慧的杰作。它们给人以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象，是自古以来人类文明创造的高峰。像印度埃洛拉那样用整块石山来直接设计雕凿的，只有我国的山西大同云冈、河南洛阳龙门以及四川大足（现属重庆）的石刻堪与比拟。它们既是坚强的毅力与高度的智慧雕凿出的观察入微、形态生动的天神仕女，又是互相统一完整而气势磅礴的伟大的整体。敦煌石窟创建于4世纪到14世纪，阿旃陀创建于4世纪到7世纪，前者以1000年的时间在沙漠中连续不断地修建了数以千计的石窟寺，后者以500年的时间修建了29个石窟，中印两国人民以自己的毅力和智慧创造了人类伟大的历史文化遗产。它们是中印两国人民的智慧结晶。

我们中国文化代表团经过两个多月的访问，不但增进了中印友谊，而且增加了很多有关印度佛教和佛教艺术的感性资料，丰富了比较研究敦煌艺术的认识。这对我们今后研究我国新疆佛教艺术和中亚文化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在离开印度之前，印度考古局局长还向我了解我国文物保护组织和新中国成立后对文物保护和古为今用的政策，我介绍了我们敦煌研究所的情况。我说，敦煌文物研究所自1951年开始，直属于中央文化部文物局，从此我们经常不断地接到来自文化部文物局的有关学习资料。通过学习，我们才真正认识到今后对文化遗产的保管和研究是经常的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我们人民政府文物政策法令的精神所在。这几年来，通过学习毛主席关于“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的教导，才知道研究敦煌文物，应该从批判它的封建性的糟粕着手，然后才能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使古代文物在承前继后、创造新文化的工作中起到积极的建设作用。恰克拉伐蒂局长对此表示说：“纵然我们是佛教盛行的国家，印度教和其他民族的宗教也各有其特点，但对于古代文化艺术的保护和研究，虽然没有像你们那样紧密地结合政治来发展，但我认为一切宗教的信仰也是寄希望于未来。从人类生活的进步和改善这一点来说，我们是有共同的观点的。作为印度考古局局长，我希望看到您写一篇即将在中国北京举办的纪念阿旃陀壁画1500年的纪念文章。”为此我写了一篇《阿旃陀壁画在北京展出的意义》的文章，当时刊载在《光明日报》上。我写道：“印度阿旃陀壁画在北京的展出，对于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印10亿人民^[1]两千年来和平友好文化交流的传统关系来说，是有极深刻意义的。”“中国和印度两国悠久的和平友爱的历史，是发自两国本身在无私的互相尊重的基础上，由文化交流和经济往来的记录积累而成的。今天当我们中印两国友好和文化交流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的时候，重新提一提那些古老的标志着我们祖先在文化经济方面交光互影的历史关系，对于我们友好往来是有重要联系的。阿旃陀石窟艺术在我们人民首都的展出，就是中印文化交流关系的许多友好活动之一。”

1951年，我曾以中国文化代表团团员的身份，在印度佛教艺术宝库阿旃陀参观时，那样兴奋地看到和敦煌壁画同样以佛教为题材刻画出的“释生前行传”图画。它们使我仿佛坠入深远的历史底层，仿佛回到敦煌壁画面前，体味着中印两国人民声息相共的情感。那一天，我和郑振铎、冯友兰、吴作人拿着玄奘写的《大唐西域记》走到第26窟前按文字记载，在卷十一“按文索骥”看到：

国东境有大山，叠岭连嶂，重峦绝。爰有伽蓝，基于幽谷，高堂邃宇，疏崖枕峰；重阁层台，背岩面壑，阿折罗（唐言所行）阿罗汉所建。罗汉西印度人也，其母既终，观生何趣，见于此国，受女人身。罗汉遂来至此，将欲导化，随机摄受，入里乞食，至母生家。女子持食来施，乳便流汁。亲属既见，以为不祥。罗汉说本因缘，女子便证圣果。罗汉感生育之恩，怀业缘之致，将酬厚德，建此伽蓝。

伽蓝大精舍，高百余尺，中有石佛像，高七十余尺，上有石盖七重，虚悬无缀，盖间相去各三尺余。闻诸先志曰：斯乃罗汉愿力之所持也。或曰神通之力，或曰药术之功。考厥实录，未详其致。精舍四周雕镂石壁，作如来在昔修菩萨行诸因地事。证圣果之祯祥，入寂灭之灵运，巨细无遗，备画镌镂。伽蓝门外南北左右，各一石象。闻之土俗曰：此象时大声吼，地为震动……

我们四人非常兴奋地来到玄奘到过的此窟，并在南北二大象前摄影留念，同时表示对中印文化交流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