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敦煌明珠
长年在地处戈壁滩的敦煌莫高窟工作和生活，其艰难困苦是可以想象的，但这丝毫没有减弱我对敦煌石窟及敦煌一草一木、春夏秋冬景色的热爱之情。
当莫高窟前宕泉的冰河刚刚化冻，春天的信息便悄然而至了。不久，3月间和暖的春风和炽热的阳光，便匆匆把树上的榆钱和地上的苜蓿吹绿，在灰黄的砂岩间点缀出嫩绿的新芽。接着杏花、梨花争相热闹枝头，开放出与枯枝很不相称的艳丽鲜花。在入冬以后就不知去向的黄鸭子，这时又在有九层楼高的岩石隙缝中，孵育它们的小雏鸭。蜜蜂和小鸟的鸣声与树荫路旁水渠中青蛙的叫声，把静静的千佛洞弄得有点闹意。于是莫高窟前千百枝白杨和垂柳，一直到银灰色的沙枣，在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中迅速换上了嫩绿的新装，长满在宕泉沙滩边的马兰和红柳也开出花朵。最后，那具有西域情调的金黄色沙枣花，以它那浓郁的香味，送来了农历四月初八释迦牟尼诞生的浴佛节庙会。
这时候粮棉已下了种，春忙季节已告一段落。人们趁着农忙间歇的空隙，喜欢利用这个传统的节日，乘汽车、自行车、牛车、骆驼、马等各式各样的交通工具，携儿带女，带了野餐的锅灶、吃的、用的、玩的，在新店子到千佛洞的30里的马路上络绎不绝地连成一条走马灯般的行列。爱玩好闹的青年男女还随身带着板胡丝竹，三三两两地坐卧在白杨树的树荫下或淙淙不绝的泉水边，一时歌声和郦鄂曲牌[3]的音乐此起彼伏……爱俊俏的敦煌农村姑娘，头上戴着各式各样塑料的发夹和绸带，在沙滩边收集野马兰的花束。
◆莫高窟四月初八庙会
在庙会的时候，敦煌县商业局还组织了临时菜饭点心铺，满足游客的需要。但来自农村的老乡们，还是喜欢自己带上小锅小灶，从树林中捡来枯枝败叶，在泉水畔、树荫里，简单地用土块和石头架起锅灶，就地野餐。在这里，可以听见流行在甘肃青海的“花儿”唱、“二人转”
和郦鄂戏……直到新月的斜影照射在宕泉上发出闪闪的寒光，戈壁滩夏夜袭人的寒气，才使热闹的白昼慢慢静寂。
四月初八庙会一过，来自各乡的劳动人民，在此游息了几天以后，就像来时一样的突然，又匆匆地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
当敦煌夏天的阳光越来越显得炎热时，东风起处，那些娇嫩香艳的春花，像过眼烟云一样，一刹那消灭干净。于是杏树、梨树、桃树、枣树，都是油绿绿的树叶下面露出茁壮的果实，白杨与榆树长满了青葱茂密的枝叶。人们一进三危山的峡谷口，就可以望见鸣沙山和三危山之间的金色沙漠中的一条青翠美丽的织锦！
夏天的敦煌，太阳从上午5时在三危山中升出来之后，一直到晚上10时，才从鸣沙山背后落下去。在长夏的日子里，太阳每天挂在天空整整有17个小时。这些日子里，在幽暗的石室内部，由于烈日的反光缘故，不用电灯也可以观望壁画和塑像。夏天，敦煌沙漠中的气候也显得特别。中午，在太阳下的温度可以直升到60℃以上，如果你愿意的话，把一个鸡蛋埋在晒热的流沙中，不到10分钟就可以烤熟。但这里的空气却是那么干净，那么纯洁，人们只要在阳光射不到的树荫下，就会享受到凉爽清快。在房屋中，只要关闭了窗户，放下竹帘，不使阳光射入，室内总是那么清凉。经过半天的劳动，午餐之后，在静悄悄的连小鸟也不叫一声的环境中，小睡片刻，真是一剂消除疲劳的良药！人们在午睡醒来后喝一杯千佛洞到处皆是的甘草凉茶，真是精神抖擞，暑气全消。于是同志们三三两两地拿着夹衣，甚至带着棉袄和老羊皮，背着工具箱，穿过窟前的热的流沙，走到用柏油铺的林荫路上时，就会感到很凉爽，等走到洞窟门口时，就要准备受一股冲出来的冷气袭击，于是披上夹衣或棉袄。这时，人们用清醒的头脑，在自己的岗位上，临摹、摄影，或做记录研究，继续工作。等完成了下半天的工作出来时，傍晚6点钟的太阳还是那样火热，人们喜欢再用一点时间在集体的蔬菜瓜果地上转一下。如有成熟的好瓜和该摘的鲜菜，就摘下来一起交给管理员，准备晚膳后，大家在晚凉中围着桌子吃一阵比哈密瓜还要香甜的“古瓜州”的好瓜——我们自己辛勤劳动的成果！这时候，我们最能体会到西北流传的一句耐人寻味的口头语：“早穿皮裘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
我们正是带着这种对敦煌深切的热爱而投入到莫高窟的保护工作中去的。莫高窟是我们伟大祖国民族艺术的明珠，也是我们心中的明珠，我们爱护它就像爱护我们自己的眼睛一样。
敦煌的保护工作是一个关系到千秋万代的大事。敦煌石窟自创建至今已1600多年。经历了这么长的岁月和各种天灾人祸，至新中国成立时，敦煌许多洞窟已经坍塌或岌岌可危。敦煌石室出土的唐人写“敦煌条”有以下记载：
（瓜）州南有莫高窟，去州二十五里，中过石碛，带山坡至彼，斗下谷中。其东即三危山，西即鸣沙山，中有自南流水，名之宕泉。
这个记载，不但说明了莫高窟的位置，也指出了它所在的环境。莫高窟，修凿在宕泉西岸碛石的岩壁上。这个碛石的岩壁属于第四纪酒泉系的砾岩，一种由卵石和钙化沙土结合的岩层。地质年代并不太远，易于风化剥落，只要在砾岩上灌一些温水，岩壁就会融化脱落，也易于雕凿。幸而敦煌地区雨水较少，否则在雨水冲刷之下，这里恐怕早已遭到毁灭性的灾难了。但风沙的威胁还是严重的。一年春冬两次来自西北和东北的季候风，势头凶猛而持久，往往一夜风沙，就在栈道走廊或窟门口形成一座沙丘，阻碍交通，有时还会压坍洞窟廊檐。经常性危害是石窟壁画的色彩纹样的磨灭及壁画因酸碱画皮剥起、发霉，等等。我向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反映莫高窟的这些情况，引起了中央的重视。在北京举行的“敦煌文物展览”闭幕后的1951年6月，中央调请北京大学赵正之教授、清华大学莫宗江教授及余鸣谦、陈明达等古代建筑专家到敦煌，帮助我们对敦煌莫高窟石窟文物保护工作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勘察研究，并确定了采取治本与治标相结合、临时与永久相结合、由窟外到窟内的步骤逐步进行的方针。对莫高窟石窟文物保护工作的调查报告，很快得到中央肯定并批准对莫高窟现存岌岌可危的5座唐宋时代窟檐的木构建筑进行抢修。这5座窟檐是：
◆在莫高窟前面种树防风沙
一、第196窟前室窟檐，顶部已坍塌，但原来唐代建筑的梁柱斗拱一承其旧。据窟口甬道壁画上供养人题记：
敕归义军节度沙瓜伊西等州管内观察处置押蕃落营田等使守定远将军检校吏部尚书兼御史大夫钜鹿郡门国公食邑贰千户实封二百户赐紫金鱼袋上柱国索勋一心供养由此来看，这座窟檐系晚唐时代建筑。这次我们只做了现存木建的加固工程，至于整个窟檐的复原工作有待今后搜集资料进一步进行。
二、第431窟前室木构建筑窟檐一座。这是有宋代纪年的一座建筑，在原来栋梁上有楷书题记：
维大宋太平兴国五年岁次庚辰二月甲辰朔廿二日乙丑敕归义军节度瓜沙等州观察处置管内营押蕃落等使
特进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谯郡开国公食邑一千五百户实封七百户曹延禄之世创建此窟檐纪
窟主节度内亲从知紫亭县令兼御前都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刑部尚书兼衙史大夫上柱国阎员清
这次修复工程从岩脚支顶已朽损的托梁，复原了扶栏，修复了顶部并做了鸱尾，门窗均按损毁残留部分予以复原。
三、第437窟前室木构建筑窟檐坍塌严重。有窟门甬道南北两壁绘制的男、女供养人题记：
……归义军节……西平王曹元忠供养
敕受凉国夫人浔阳翟氏……
由此来看，这是宋代建筑。这次修复工程是按现在损毁残留的梁、柱、斗拱、顶、栏杆、门窗等等作了复原。
四、第444窟前室木构建筑窟檐一座。在横梁上有楷书题记二行：
维大宋开宝九年岁次丙子正月戊辰朔七日甲戌
敕归义军节度瓜沙等州观察处置管内营押蕃落等使特进检校太傅兼中书令谯郡开国公食邑一千五百户食实封三百户曹延恭之世创建纪
这次修复了下部托梁，复原扶栏和窟檐顶及鸱尾，门窗按原样修复完整。
五、第427窟建于隋代。这是一座前后室完整的大型中心柱窟，前室横梁上有楷书二行：
维大宋乾德八年岁次庚午正月癸卯朔二十六日戊辰
敕推诚奉国保塞功臣归义军节度使特进检校太师兼中书令西平王曹元忠之世创建此窟檐纪
该窟前室仍保存有完整的四大天王及二力士，系隋代原塑，宋代重妆。修复基本上保持了原貌，整旧如旧。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对莫高窟五座唐宋窟檐进行抢修。
新中国诞生以来，中央人民政府连续颁布了一系列有关保护文物古迹的政策、法令。过去长期存在的那种任人盗窃文物和对祖国文化遗产无人过问，让其自生自灭的无政府主义的状态逐渐得到纠正，人民群众也对文物保护工作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随着管理工作的加强，来千佛洞参观游览的人虽然越来越多，但任意损坏壁画、彩塑和在墙上刻写“到此一游”的现象越来越少了。人为的损毁石窟的情况已基本上杜绝了。
自从20世纪初，石室藏经被发现以来，通过愚昧无知的王圆箓道士之手，帝国主义分子和当地官僚地主们陆续掠走的文物有两万多件。新中国成立前，在没落的清政府和腐败的国民党政府的怂恿下，敦煌文物被奸商恶霸作为捐官致富的工具。有一个时期，流散在敦煌民间的文书、写经有过以尺寸、以行字来零星沽售的行市。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人民政府一系列新的文物政策、法令的颁布，由于广大人民群众对于文物有了新的认识，不少敦煌农民和商人把家中祖传的一些零散文物主动送到我们敦煌文物研究所来。敦煌县城有一位中药店的店主刘掌柜，主动把菩萨绢画无代价地捐献给研究所收藏。
数年来，敦煌文物研究所收藏了大量文物，其中汉文遗书360余件，还有大量藏文、梵文、回鹘文的卷子和残片。有古代木制回鹘文活字5个。这是新中国成立前，我和窦占彪等在清理北区洞窟时，在第465窟内回鹘文残片堆中找出来的。还有在1963年进行的莫高窟加固工程中，在南区第130窟北侧岩壁沙层中发现的，以及130窟壁画加固时在“南大像”南侧岩壁小孔中发现的丝织物，如唐代幡帧和太和年间（827—836）东阳王供奉的彩色刺绣，以及唐代佛像“雕版佛像”等。有汉代玉门关出土的“敦煌长史”泥封印和有年代题记的汉简，这是曾经任过酒泉统领的周统领1946年作价让给研究所的。中央文化部文物局从海外收购的《景云二年右骁骑尉张君义等二百六十三人加勋敕文》，1961年王冶秋局长同意从文物局调给研究所。另外，敦煌莫高窟上寺易昌恕老喇嘛收藏的藏经洞出土的一幅唐代白描菩萨绢画（画上并附有于右任的题字），也捐献给研究所。我还把我在敦煌县城的保长处以35元白洋购买的唐人李翰写《蒙求》捐给研究所，这是一本国内仅有的蝴蝶装文书。
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接管敦煌艺术研究所，1951年元旦起归属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管理，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自此以后，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每年固定给研究所拨保护维修费，有计划地逐年进行一般的零星修缮。除此之外，我们也根据洞窟残损情况进行专项抢修工程，并逐年积累资料，为永久性加固工程做准备。
1953年，我们在清理洞窟时，发现第53窟内北壁五代风格壁画下部漫漶并出现裂痕。这个洞窟在岩壁的下层，距现今地面四五米以下；当然，在唐、五代建造时位置并不低，由于河床淤积，致使河床路面增高，使这个洞处在了地面以下。窟内阴湿，在北壁东侧裂痕下有土坯堵塞的痕迹。我们取下一块土坯进行试探时，发现里面有一个密室。我们即召集了全所的业务人员一起来，希望发现一个藏满写经文物的密室。因为53窟小密室的位置、情况都与1900年发现大量文物的16窟北壁的17窟藏经洞一样，窟口用土坯砌起，上涂泥作画。大家心情都十分激动。打开看时，里面是一个大约两米见方的小洞窟，东西壁各有板架两层，板架上还留有唐人写经碎片及粗陶制的调色碟子两只。地面上扣了一口大锅，锅内并无什物。西壁北边墙壁上用焦墨直书“广顺叁年藏内记”7个字，笔画遒劲有力，类似石窟出土五代人写经卷文书体式。从洞窟布置情况看，此窟似为当时的库房或藏经洞。这个洞窟我们编号第469窟，处在第53窟内北壁的位置，和第17窟藏经洞在第16窟甬道北壁的位置相同。它们都在距窟内地面二尺许的地方。16窟和53窟都是在晚唐、五代时修建的，可能当时修藏经洞已成为风气。按广顺三年（953）是五代后周太祖年号，这个年号既是第469窟的修建时代，也是第53窟的修建时代。莫高窟石窟群有五代纪年的洞窟还有：
第468窟——后梁开平元年（907）
第84窟——后梁贞明五年（919）
第401窟——后梁龙德二年（921）
第387窟——后唐清泰元年（939）
第412窟——后晋天福年间（936—945）
第123、124、125三窟——后周广顺三年（953）
这是我们从第469窟题记和壁画内容等排比推测出来的结果。以此作为尺度进行类推，从北魏、西魏、隋唐、五代、宋等各时代洞窟近似的内在联系来确定莫高窟492个洞窟的年代。因此一个有绝对年代题记的发现为我们研究石窟纪年历史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旁记资料。
兰新铁路开通后，铁道部经常有人来莫高窟参观。借此机会，我向有关专家和领导提出帮助我们进一步勘察地质情况，以利加固洞窟和进一步弄清地下埋藏情况的要求。1958年，铁道部设计院勘测队无偿对莫高窟从南到北进行了底层的电测和地形测量。莫高窟的测绘工作是在1944年—1945年由测绘师陈延儒作的，绘制了洞窟外貌全图以及全部洞窟的平面剖面测绘图。在1958年，铁道部设计院帮助我们做了石窟立面平面详细的测量图，探查了这个密如蜂房、久经沧桑的古老石窟及岩层情况，以及风化沉降而产生的水平和垂直裂缝的险象的观测，找出了石窟群存在的病害。
为了进一步推进保护工作，我在1962年初向中央文化部写了一个关于如何加强保护石窟群的报告，提出进一步保护壁画、彩塑，防止石窟岩层上鸣沙山向前移动危及石窟的问题，并对石窟岩壁坍塌、在密布如蜂房般的岩壁上存在纵向裂缝、横向裂缝以及平面裂缝等危及石窟寿命的问题，做了详细报告。这个报告受到中央重视，是年8月间，中央文化部派了一个由徐平羽副部长为首的工作组，包括治沙、地质、古代建筑、考古、美术以及出版社、电影制片厂、铁道部设计院等等各方面专家10余人组成的敦煌工作组来莫高窟进行现场考察。工作组于8月29日到所后即开始工作，在进行洞窟考察的同时，听取汇报和分组讨论研究。现场工作进行了15天，解决了机械固沙的问题；对残破塑像、壁画修补复原进行了试验研究；对第130窟修补壁画的工作进行了检查；提出了关于抢修石窟群地质危险部分的处理和出版有关莫高窟全集及研究资料的建议；拟出了大型彩色纪录片的编写提纲。专家们在莫高窟工作期间，研究所组织了研讨活动，请专家们作了有关《石窟艺术的特点和价值》《壁画和彩塑的保护问题》《关于莫高窟治沙问题》《敦煌莫高窟地质情况及全面抢修工程》等专题报告。中央工作组的工作，不但解决了石窟艺术保护和抢修加固工程的实际问题，也推动了石窟艺术的理论研究，对莫高窟的工作起到帮助和促进作用。修复破损洞窟需要大量资金，当时国家经济困难，只能先抢修最危险的部分，然后一步步推进。原计划第一期工程用款为5万元，但实际上完成需要15万元，因此我们打报告报了15万元。对这么一笔巨款的申报，中央工作组回到北京在国务会议上汇报以后，立即得到周恩来总理的同意并批准拨专款进行全面维修。莫高窟工程不是一般民建工程，有隧道、有支撑，还有地基、墙体等复杂结构，因此，中央决定由铁道部承担莫高窟全面抢修加固工程的设计和施工任务。
从1963年开春起，铁道部为了搞好这一工作，在他们系统内从全国各地调请了100多位富有实践经验的桥梁、隧道工程的工人和专家、工程师等，就如何对这一古代艺术宝库进行全面的抢修，从而达到加固岩壁、保证石窟安全，同时还要照顾建筑艺术的形式与石窟的和谐问题共同商讨。这一问题早在1952年，中央文化部就曾制定全面加固莫高窟石窟群工程的计划。当时古建专家们认为这一民族艺术宝库经过魏、隋、唐、五代、宋、元千数年不断地修建，各具不同时代的风格，应当保持各种不同的风格。也有人主张全部做唐代窟檐，也有人主张用一个巨型建筑将莫高窟整个笼罩。当时专家们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最后，全面维修石窟的工作还是被搁置下来了。现在既属全面抢修工程，以加固为主，经过再三反复讨论，决定莫高窟加固工程的艺术形式的原则，既排除单纯强调复古的建筑形式，又纠正了片面要求工程质量而忽略了艺术形式和文物保护宗旨的做法，要求“在保证石窟的安全条件下，适当照顾艺术形式，尽可能保存洞窟原来面貌，最好能做到尽量隐蔽，使之达到‘有若无’的程度”。由铁道部第一设计院勘察设计提出施工方案，铁道部第一工程局进行施工，用钢筋混凝土、预制大梁，浇铸悬臂梁和花岗岩石块大面积砌体，用支顶和推挡的办法。工程自1963年开始采用分段分期施工，至1966年，工程共计进行三期，范围包括石窟群的南北两区，侧重在南区，总共计4040米的长廊中，加固了195个石窟，制作了7000多平方米的挡墙砌体和梁柱，对363米的岩壁作了彻底的加固。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莫高窟全面加固工程，耗资99万元。其作用不但对洞窟本身结构起到经久的加固作用，同时，按照需要在有些地方加长甬道，更新风化的岩壁，彻底解决了石窟艺术经常遭受风沙、雨雪和日照危害的问题，并安全牢固地解决了400多个洞窟上、下三四层之间的往来通道。修筑的钢筋混凝土和花岗岩砌体，扎扎实实地代替了唐代文献上记载着的“虚栏”。
如今，我在巍峨雄壮的虚栏栈道上巡视观览时，不由得回忆起新中国成立前初到莫高窟最高层第196窟时，因没有通道可上，只好架设“蜈蚣梯”上去，从山顶悬绳捆住腰，吊在距地面30多米的高空中，从山顶上双脚悬空往下溜。后来我们在没有钱、没有人力的情况下，自己捡拾窟前的树枝，一筐筐沙土，一块块土坯，拼拼凑凑修建了简易的栈道、土墙，进洞子是连爬带跳，一脚高、一脚低地从危栏断桥上匍匐前进。想到这些，不由得热泪盈眶，深切地感到，只有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才能有敦煌的新生，才能有我们幸福的今天。
【附】
喜鹊的故事 ——敦煌散记之一
解放前，千佛洞有几只喜鹊。有一年，来了一批国民党军官，因为打不到黄羊，就无聊地随手把见到的几只喜鹊用步枪打死。从此，千佛洞的人就看不见喜鹊了。
就在这年冬天的一个早上，忽然听到一声喜鹊叫声，我急急到门外，看见在窗外梨树的枝头上停着一只喜鹊。这是劫后仅存的一只孤独的喜鹊。我像发现什么似的，带着怜悯的心情，随手把剩下的一些馒头放在窗边。这个在天寒地冻的沙漠中找不到食物的喜鹊毫无顾忌，狼吞虎咽地一起吃下去了。于是第二天来，第三天来，从此它变成我窗前的食客了。
冬天，在沙漠上地冻天寒、草木枯萎的季节里，不能冬眠的动物，的确也很难受的。譬如那些平时唧唧刮刮的麻雀，到了此时也变成勾头缩脑的偷食鬼。它们飞到食堂里，飞到粮仓里，变成生了翅膀的老鼠一般，到处偷食；甚至连糊窗的干糨糊也要偷吃。往往成群结队地飞到东来，东边的纸窗为它们啄破了！飞到西来，西边的纸窗为它们啄破了！我很恨这批麻雀！但自从喜鹊成为我的食客后，它也主动地成了义务的纸窗保护者，只要一听见它响亮的叫声，麻雀就一溜烟儿飞散了。正因为这样，这只喜鹊也居然理有应得似的，每天上午，太阳照到我的纸窗时，就长鸣几声，一下子停在我的纸窗前。这时我就必须赶快拿了饲料出去。否则，这个似乎有灵感的动物，就叫着，飞着，跳着，神情不安地等待我的“布施”，直到吃饱了才扬长而去。从此习以为常。有时我稍许迟起一会儿，她就会在窗外不息地叫着，跳着，甚至有时会打门似的用嘴打着纸窗。我虽然也有点讨厌，但总是尽量满足它的要求。好在这样的时间并不长。大约从每年11月到次年3月的5个月中间，那正是塞外苦寒的时期。3月下旬千佛洞就开冻了，接着草木又开始生长起来，大概喜鹊的食物有所着落，所以就自己想办法来解决，暂时不依靠我的布施了。
一直到1949年的那年，这只喜鹊已一连养了4个冬天，随着全国的解放，敦煌研究工作受到党和人民政府的重视，工作展开了，工作人员也日渐地增加了！为了改善我们沙漠上工作人员的生活，在修建洞窟的同时，还为我们修盖了一些比较讲究的住宅。从兰州买来了几箱玻璃，把中寺破庙里的纸窗一律改为玻璃。这是千佛洞空前的一个大改革。从此可以避免风沙，光和太阳却依然可以照进来。到了冬天，每一个温暖的小家庭在炉火中，还可以晒太阳。剪上几尺花花布，每一个干部的家属都出奇制胜地，做上窗帘，养上一盆花，看着那一个房间布置得舒适清洁美丽。到了新年或春节，大家还随着西北农村的习惯，在亮堂堂的玻璃窗上，贴了从敦煌图案中变化出来的大红剪纸。真是喜气洋洋，皆大欢喜！
1954年，中央文化部为了进一步改善我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又拨给我们一部发电机和一辆汽车。我们修盖了一大间厂房，专为停放汽车和安装发电机之用。在这个厂房里，我们也安装了玻璃窗。因为厂房的玻璃面积较大，我特地嘱咐管理人，要注意门窗的开关，不要给刮风时打碎。次年的一个春天，忽地有人告诉我厂房的玻璃被打碎了！那天并未刮风，门窗也都紧紧关着。我问了一下原因，说是可能被孩子打碎的，于是又给重配了一块。不料在重配好的第二天，有人来说，玻璃又给打碎了！“真讨厌！”我有点不耐烦了。赶紧要孩子的家长们管好孩子，无事不要再到汽车房去。两天过去了，第三天中午，又传来打破玻璃的消息，我就觉得有点奇怪。是否有人在故意破坏？第四次装好后，我特地提醒大家注意一下，看是谁连续做了这些坏事？次日，不到正午的时光，我独自走到汽车房旁边，静悄悄地看那里一个人也没有。蜜蜂的嗡嗡声，包围着一棵盛开的杏花树，不时落下一些像雪片样的花瓣，有的落在白杨树畔的小溪中随水漂了去。被暖热的太阳曝晒着的马兰花，已开出花朵，木樨已长出了嫩芽！清明过去仅仅半个月，但塞外的春天来得这样猛烈，翠绿的榆钱，油绿的白杨树叶，加上杏花，蜜蜂的嗡嗡，已是江南暮春的天气！千佛洞穿上了绿色的春装，石窟前面拔地参天的白杨树叶已给古老的石窟遮没了……我正在欣赏千佛洞的春色，忽地一声我所熟悉的叫声，随即发现已有快一个月不到我窗前来的喜鹊，这时容光焕发地，矫健地，像箭一样划破蔚蓝的天空；在白杨树的枝头上略略停留了一下。它踟蹰看了我几眼，忽地一个箭步，飞跃在汽车窗前，用嘴啄在玻璃上，烦躁地叫了几声，跳来跳去地望着玻璃反光中她自己在杏花背景中的影子；烦躁地，像冬天在我窗外乞食那样，啄一阵玻璃，叫一阵……又飞到树上，对着汽车窗的玻璃叫着。“会发生什么情况似的”，我正在怀疑，说时迟，那时可快：一刹那，这只疯狂了一般的喜鹊，忽地把自己的身子，像俯冲轰炸机似的冲击在汽车房的玻璃上。砰然一声，玻璃碎了，喜鹊惊惶失措地，振翅飞去了！
一切依旧是这样静，像春光一样悄悄的静寂，溪水在流，杏花在落，有些被水带走了，有些落在细黄的流沙上刚停留下来，一阵微风又把它们带走了！“在沙漠中”，我如从梦中醒来一般，又开始我的思索，像考虑沙漠中单身干部的感情生活一般……对于一只孤单的喜鹊的问题！
（原载《文汇报》1962年4月4日）
敦煌抒感
看过电影《昆仑山上一棵草》的人，认为这棵草之所以可贵，在于它生长在冰天雪地、风雪冲刷的高原上，不但忍受着严酷自然气候的考验，而且还能顽强地开出美丽的花朵。敦煌之所以迷人，令人向往，同样的在于它僻处在祖国西北边疆，在寸草不生的祁连山下，在千里戈壁、瀚海风沙中，矗立着闻名于世的敦煌莫高窟。一二千年以来，人们靠着鸣沙山和三危山之间自南到北的一溪岩泉细水，在严寒酷暑、黑风黄沙之中，以不屈不挠的顽强意志，从培养一根草开始，于是有了一株树、一棵果木、粮食、蔬菜……在平沙万里中，创造出一个风景如画的绿洲。多少年来，无数的建筑师、石匠、画工和塑匠，他们来自中原或更西更远一些地区，以充沛的毅力，在悬崖峭壁上，开山凿窟，抹泥刷粉，从东晋十六国开始，经过北魏、隋、唐、五代、宋、西夏、元1000余年间，世世代代、前仆后继的不断努力，开凿了1000多个洞窟，创造出这个绵亘20余里，如此惊心动魄、伟大瑰丽、举世无匹的莫高窟画廊。
现在的敦煌是清雍正三年（1725）设县的。那时钱塘人汪德容经过敦煌时就写过：“今寺已久湮，而图画极工。”到了嘉庆末年（1820），西北史地专家徐松，又在他的《西域水道纪》中，对莫高窟作了详细记述。光绪五年（1879）匈牙利人洛克济第一次以欧洲人的身份来游莫高窟，这个意外的发现使他大为惊叹。莫高窟震动世界的大事，是众所周知的光绪二十六年（1900），人们从一个密藏的石室发现了几万卷名贵古抄本书和其他无数宝藏，并且保存得完完整整。这一震动世界的发现，使专以盗窃世界文化珍贵遗产为职业的帝国主义文化间谍接踵而来，用种种阴谋诡计盗走了大批古代文物和壁画。
敦煌莫高窟这一漫长的历经1600年的历史文物宝库，轮到我知道时，已经很晚了。在20世纪30年代，当时我在国外看到斯坦因、伯希和从敦煌劫去的具有高度艺术水平的唐代前后的绢画和手抄本，大为惊异，就渴望到敦煌去作一回详细考察。10年以后，终于实现了这个愿望。
那是距今20年的事了。当时通向敦煌的汽车路尚未修通，我们五六个初次出塞的旅客，在安西雇了十几头骆驼，向荒无人烟的戈壁滩艰苦地前进。经过了三夜两天的饱受困乏和饥渴的行程之后，当我们对着鸣沙山、三危山的方向，从新店子转向南行上了二层台子时，一个土塔忽然在我们的视线中出现了。它在中午炽热的日照下，真像瀚海中的灯塔一样，闪闪发光。带路的驼夫指着土塔告诉我们：敦煌莫高窟快要到了。我们听了十分兴奋，一步一步接近着土塔。这时候，我在骆驼背上，从一个陡坡看下去，发现峡谷中一片光彩耀目的绿树，白杨流水，花树成荫，真是别有一番天地！突然间，驼铃失却了原有的节奏，骆驼紧张地加快了脚步，一时间，在狭隘而堆满了流沙的下坡路上，争先恐后地跑起来。尽管驼夫挥动鞭子，大声吆喝，还是无济于事，十几头骆驼一拥而下，我们被摇摇摆摆地拖下了斜坡。一下坡，骆驼便奔赴泉水边排成不规则的行列，低下头去狂饮了。这时几个善骑的小伙子，也迫不及待地跃身而下，向前跑去。我虽然被不听话的骆驼作弄得很难受，却还是喜笑颜开地展视这一片豁然开朗的新天地。“是一个塞外江南呀！”我独自思忖着。当时那种喜悦的心情，和正在饱饮清泉的骆驼，和那些早已跑到上寺去为我们安排生活的小伙子们，几乎是一样的。
20年很快地过去了。在这一段长长岁月里，我们的国家全变了样子，敦煌一切自然也今昔不同，特别是解放后这10多年。在敦煌，我前后大约接见了5000个前来参观的客人。虽然他们的感受不完全相同，但对这一片豁然开朗的新天地的赞赏，却完全是一致的。现在，当我在敦煌的工作跨入第21个年头时，窗外和暖的风和不知从哪里飞来的翠鸟清唱声，打破了莫高窟的平静。柳树在春风的熏沐中最先穿上嫩绿的新装，园子里的杏花正在一树接一树地怒放，梨花和桃花也都含苞欲吐。一支春天的颂歌，正在自远而近、由低渐高地吟唱着，这歌声响彻了莫高窟的天空，灌满了沙漠绿洲的每个角落。
就在这时候，一连好几天，我都在等待一个事先约好要来这里参观的客人。这是一个月前我来敦煌时，在兰州到乌鲁木齐直达快车中认识的一个旅客，他当时由北京去新疆工作。我们虽然是萍水相逢，但在两天一夜的旅途生活中，已经成了很相知的朋友了。我们两人同住在一个包厢中，除吃饭时间外，总是聊天，夜间很晚才入睡。1963年2月27日零点开始，我们听到了《人民日报》《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的社论广播。彼此都非常兴奋，从国际形势谈到了当前的工作，谈到了我国6亿人民在伟大而坚强的中国共产党、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这几年来如何战胜一切困难，自力更生，以勇往直前的豪迈步伐，进行着宏伟而壮丽的社会主义建设，就像兰州到乌鲁木齐的直达快车一样，用飞快的速度，冲破了戈壁沙漠上的夜色，奔向更加绚烂的前方。
火车出了嘉峪关，正在沿着旧时阳关古道蜿蜒前进。2000多年前，汉武帝的特使张骞正是由这条路，经过千辛万苦，突破匈奴的封锁线，历经13年的长期斗争，终于到达大夏国（今阿富汗），从而开拓了中西交通要道，沟通了中西文化与贸易的交流。当时出口的中国精美丝绸锦绣，曾丰富了世界物质文化的内容。敦煌地方就是中西交通要道一个中间站。汉唐以后，1000多年来，这条路一直被西方国家称为“丝绸之路”。如今，在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却把它铺了钢轨，变成一日千里的“钢铁之路”了。但2000多年前的“丝路”和汉代长城及防御匈奴的烽燧遗址，还是断断续续遗留在茫茫的戈壁上，可以从列车窗外的淡淡月色中，依稀地见到。这些历史的陈迹，使我们想象到当时在这条“丝路”上成千上万的骆驼，背上驮着长安、成都和齐鲁生产的锦绣绫罗，络绎不绝、兼程赶路的情形，也使我们想象到那些年富力强、不畏寒冷与孤独，雄健地站在烽燧上向西北方瞭望着的汉唐时代保卫祖国边塞的戍卒。对这些戍卒的想象，使我们以更加深厚亲切的情感，惦念起如今坚守在祖国边疆的人民解放军战士——这些钢铁打就的英雄，毛泽东时代的坚强战士，他们是我们民族的骄傲！历史的想象和现实的联系，使我们不能不感到过去到现在的巨大变化！假若说，2000年中国的历史，是缓慢地从封建社会进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那么，我所亲历的这20年变化，却是了不起的历史变革的巨大跃进！拿我亲身经历的事情来说吧，当时在饥寒与困顿中，骑在骆驼背上摇摇晃晃三天三夜，才走完自安西到敦煌300华里的行程。而今天，我们却在软席卧铺上，只经历一天一夜的时间，就几乎完成了2000华里的长途旅行。在极度兴奋和激动中，我情不自禁地向同行的朋友讲述了我过去在这个地区的种种遭遇。朋友听我讲完之后，向我伸出一只热情而温暖的手，紧紧地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使我又从往昔的记忆里，返回到现实的生活中来了。一股两个人共有的时代幸福之感，使我们的眼睛热烘烘的……是谁，是谁给我们这样大的幸福呀？于是，我们想到了先烈们，想到了我们的党，以及数不清的、以冲天的革命干劲献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亿万劳动人民。
“过一个月，我完成了新疆的工作后，在返回途中路经柳园时，我一定到敦煌去看你和你们的塞外江南！”在车站分别时，朋友对我说。一个月很快地过去了。今天，我正在怀念火车上遇到的那位朋友，忽地一辆小吉普送来了一个客人，细看时，正是我所盼望的朋友。“真是塞外江南！”他一看到我出来，欢乐得几乎喊叫起来。并且指着旁边的溪水微笑着对我说，“这就是当年骆驼在此狂饮的宕泉吧？”我们边谈边笑地走进宾馆的休息室。这时，院子里的两棵怒放的杏树，正从玻璃窗中反映进来，使房屋的墙壁上呈现出一片桃色的光彩。“这个地方太好了，真是个桃源仙境！……可还是把我带到洞子里去看看那些好看的壁画吧。”他不住地赞叹着环境。他是那么紧张地从北魏早期旧窟开始，然后隋唐宋元五代，一口气也不歇地看了5个钟头。因为他必须赶乘当夜柳园到兰州去的快车，这样，我们就不可能按照一月前在火车上计划的那样，再在千佛洞作深夜长谈了。终于在新月和电灯光的交织中，迎着傍晚清凉的春风，送别了我的朋友。
云彩遮盖了新月，一阵比一阵凉的夜风，使我预感到，从中午摄氏23度的气候，黎明前可能会一直下降到3度左右。有人也许会担心，这将会使那些白天没有绽开的花朵受到冻伤。然而这些顾虑是多余的。每年春天，一样的冷热气候的剧烈变化，一样的花开花谢！风霜锻炼了一切。这里长出了别处没有的鲜甜脆嫩的“李广杏”和“香水梨”。对于农作物生产来讲，由于这里水土含碱量大，全年无霜期短促，因此，除掉一般的耕作劳动外，必须多上肥，勤翻土，常日晒；为了中和水土的碱化硬化，还要把一车一车的沙子掺和在土和肥料中。如果要农作物随着时序好好地生长，就得严格掌握季节变化的规律。春分、清明、小满，是三个塞外粮棉及其他经济作物的重要节气。必须分别种子性能，一一按时下种。“不违农时”这句话的含义，没有人像塞外农民这样真正理解得深刻了。
气候的突变，往往使工作量成倍地增加；越是在季节更替的时候，沙漠中的气温变化就越大。譬如这几天，杏花梨花满树满园地开得十分兴旺，忽地一阵七级到九级的黑风黄沙，就可以使这些花树一夜凋零。再譬如，昨天中午气温已达到摄氏23度，可是今天黎明忽然来了一个零下5度的霜冻！幸好现在有及时的气象预报，农民们能够及时预防。为了战胜霜冻，有多少次，我在敦煌亲眼看到人民公社的男女老少，用自己的棉被、衣物和其他东西，细心覆盖在棉苗上。从黎明的晨光中，就可以辨认出一层小雪一样的白霜粉末，撒在盖满了整块大棉田的各色各样的东西上。看了这样的奇景，我特别感动。记得1958年，曾遇见一次突然袭来的严重霜冻。当时我正在一个公社，亲眼看到了社员们在这场和自然灾害的斗争中，表现出保卫社会主义集体劳动果实的高贵精神。那是一个5月之夜，寒气逼人。这一夜，全公社不分男女老少，全部出动参加了抢救工作。每家都把自己的被褥、衣物、柴草，直到木板、报纸、书本等等，一切能够抵御霜寒的东西都拿了出来。我走进一个农民家里，土炕上只留着一位年老的妇女，怀里抱着一个熟睡了的小孙女。我向她招呼后，在灯光中认出是张大嫂。我问：“大嫂，你这夜里没有盖的，不睡觉能行吗？”张大嫂笑着对我说：“哪里话呀，好所长！你到这里20年，不是不知道，解放前我们这里的人是如何过冬的！如今解放了，大家翻了身，有了花缎被、花床单，眼下有霜冻，我们在炕上坐一两晚怕什么，怎能自顾自，忍心把队里的棉苗白白冻死在地里？”她这一番从肺腑里倾吐出来的话，使我回想起我刚来到敦煌的时候，看到这一带的农民遭国民党马匪帮的一次洗劫。青壮年被抓去当了兵，家中的东西，包括仅有的被褥等，全被抢光。冬天来了，为了御寒，在精光的土炕上，垫满了沙和草，一家老小就靠着炕底下燃着的马粪，把身体埋在沙草中度过漫长的冬夜。
这就是敦煌人的今昔。
如今，生活在这号称“塞外江南”的劳动人民，也像全国其他地方的人民一样，正在以空前高涨的热情，从事着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和过去完全不同的世界。假如人们认为，“塞外江南”的风光是新鲜与可爱的，那么，那些世世代代在塞外与严酷自然斗争中锻炼出坚强性格、从来不知道在困难面前低头的敦煌人民，会使他们感到更可爱！
1963年4月1日于莫高窟杏花盛开的早晨
（原载《人民文学》1963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