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待周总理参观展览
“敦煌文物展览”的展出会场设在故宫午门楼上。4月7日是星期天，这天上午，布展的同志们都休息去了，展览会场只有我一个人在校对整理展品，忽然接到中南海打来的电话，说今天下午有一位首长要来展览会场参观。我说今天是星期日，同志们都不在会场。打电话的同志问：“你是谁？”我说：“我是常书鸿。”那人回答说：“只要你来接待就可以了。请你在下午3时准备接待，不要外出。”我向历史博物馆延安时期的老干部张秘书汇报了上述情况，并请他下午3时一同接待。这天下午2时，我和张秘书早早来到午门楼上，望着端门的进口处，当时天正下着蒙蒙细雨。两点半时，我看到一辆小轿车从端门朝着午门开过来，最后停在午门城楼下。警卫员先从车中走出来，并把他带着的一件淡蓝色雨衣，披在下车的首长身上。我和张秘书同时走到前楼台阶上迎接。我们发现健步走上台阶的正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他看到我们没有拿伞，站在细雨中等候他的到来，就马上把披在肩上的雨衣脱下来交给警卫员。我们见到总理，张秘书先为我做了介绍，总理马上紧紧地握住我的手，热情地看着我说：“早已知道你了！记得还是在1945年，我在重庆七星岩也曾看到你们办的敦煌摹本展览会。已五六年了。但那次只有一二十件展品，现在规模大得多了！”我说：“我也知道早在五六年前，总理就对我们的工作给以支持和鼓励，正因为您的鼓励和支持，我们才得以继续工作。”这时总理满意地望着午门楼上大厅里张挂着的数以百计的摹本和展品及经卷文物等。它们引起了总理的关切和兴趣。
展品分三大陈列室陈列：
第一陈列室：序厅及敦煌文物参考资料
1.总说明。
2.敦煌文物参考资料。
（1）本所于1945年在中寺土地庙发现的北魏写经68卷；
（2）唐代白描绢画菩萨像3幅；
（3）辽阳汉墓壁画残片（摹本）；
（4）敦煌壁画残片（实物）；
彩塑模本等。
第二陈列室：
1.莫高窟地理环境与历史背景；
2.莫高窟历代之代表作壁画摹本；
（1）北魏、西魏时代壁画摹本共256幅；
（2）隋代壁画摹本共177幅；
（3）唐代（分初、盛、中、晚）、五代、宋、西夏、元各时期代表作壁画摹本等共计3655幅。
第三陈列室：历年帝国主义者劫夺敦煌文物罪证。
第一室中有一幅横批白底红字的大标语：标语前面写了“代序”2字，接着写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片段：“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总理在这个大标语前站着，仔细地看后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的这段话，今天看来仍然非常重要。全国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对于如何从人民生活中吸取养料，批判地对待古代民族的历史文物，从古代封建社会和现在资本主义的各式各样的创作中，批判地吸收其中对革命有益的因素，作为我们加工成为观念形态上的文学艺术作品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今天我们还有一个与帝国主义斗争（指抗美援朝）的任务。我们敦煌灿烂的文物，半个多世纪以来，在昏庸的清王朝和国民党反动派放任不管的情况下，受到了帝国主义者的掠夺和破坏！这个展览会起到了配合抗美援朝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运动的作用。我们自1945年在重庆见到你们初步的临摹工作时，就鼓励你们要在困难中坚持工作。直到今天看到你们如此丰富的业绩，我是非常高兴的！”我当时亲聆总理的赞誉和教诲，感激得不知说什么好，只是说了句：“我们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离党和人民对我们的要求，还是很不够的！”总理爽朗地说：“不！绝不是这样！你们长期在敦煌艰苦的环境中，做了不少工作。”接着总理又说：“看了你们这许多临摹作品，想敦煌艺术的发展，一定会有一个全盛时期，我想请你讲一讲为什么会这样发展呢？”我说：“我过去在法国是学习希腊罗马时期的西洋美术史的，对于祖国的艺术毫无所知，这几年虽然在敦煌用心研究，但我学习得很不够，只能简单地说说。敦煌艺术，是汉魏以来佛教自印度传入后，中国民族造型艺术突飞猛进发展的结果。在此以前，中国古代艺术，主要通过墓葬壁画、明器、俑人以及祭祀时用的器皿等反映出来。自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后，随着佛教的传入，佛教艺术也相应地由天竺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这使文学艺术原来为封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举贤戒愚的主题内容，改变为宣传佛陀一生及佛陀在成佛之前的芸芸众生的宗教内容。通过宣传要人们相信，只要善男信女一心念佛，人人都有进入西方极乐世界的希望。大乘佛教与早期印度教不同之处，在于它不分贫富贵贱，简单的念佛修行就可以得到解脱，所以佛教就越来越符合广大民众的希望和幻想，成为世界宗教之一。宣传这种来自印度难明难解的异国佛教教义，需要用艺术的手段来加以烘染和解释。这就是地处丝绸之路要隘的敦煌佛教艺术经过千年的不断产生和发展，才能够留传给我们如此丰富而且灿烂的佛教艺术遗产的主要原因。”总理一直在注意听我讲，有时对着展出的摹本不断地点头。他对428窟北魏飞天的摹本感到笔触、用色非常有力、浑厚。他说：“我看这和云冈、龙门石窟雕刻一样，其气势之雄伟，造型之生动，使我们体味到中国艺术的‘气韵生动’。从敦煌壁画摹本看来，表现得更加突出。”总理停了一刻继续说：“当然，雕刻在石头上展现的是刀斧之功，这里在壁画上却是笔墨之力，南齐谢赫的‘画有六法’是当时评选中国画创作的标准。想不到在敦煌壁画中得到了印证！”总理对敦煌艺术的高论，使我十分钦佩，欢喜赞叹，真是胜读十年书。总理又回过来看北魏428窟董希文临摹的《降魔变》。他对这张画很感兴趣，在仔细地欣赏魔兵外道的服装和魔女变丑妇的描写时说：“这些笔触，颇有龙门十二品、魏碑上龙飞凤舞的气魄。”他说：“有些神鬼的造型，使我想到——可能你也记得，巴黎圣母院檐上装饰着的怪兽的造型。”总理敏锐地感觉到了敦煌北魏艺术与欧洲艺术之间的有机联系。巴黎圣母院是早期哥特式建筑的代表。哥特式艺术是希腊罗马艺术与少数民族哥特人的文化艺术相结合的产物。敦煌北魏时期艺术，实际上也是汉族文化与西北少数民族鲜卑拓跋族文化相结合而形成的。我向总理表达自己不成熟的看法时说，这是否可以说是中国文艺复兴的一个征兆呢？魏晋时期的其他艺术也是这样，如书法艺术，从殷墟甲骨文经商周、秦汉至魏晋形成一个新的发展高潮，晋代的王羲之、陶渊明、顾恺之等在书法、绘画等方面独领风骚时，也正是敦煌石窟艺术开始确立之时。敦煌石窟除壁画外，还有大量写经、绢画、刺绣等珍宝。敦煌艺术，实际上是中国古代艺术的一个缩影，也是古代文化的一个光辉结晶。我将敦煌的千年发展称为“敦煌世纪”，“敦煌世纪”也就是中国的文艺复兴的世纪。我大胆地向周总理说出了自己上述不成熟的看法。总理笑着对我说：“那也是一家之言吧。这一问题，我们必须要和研究敦煌学的同志们共同探讨。因为这是关系到民族文化历史的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要大家根据研究成果，提出自己的看法，进行学术讨论。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人家盗窃了敦煌的文化艺术宝藏，一到他们国度里就进行‘敦煌学’的研究，而我们反而默默无所作为，那我们还算是一个中国人吗？”
总理亲切的教导，依然像昨天刚讲过的那样留在我的记忆中。忆及1951年4月7日下午4时许，总理慈祥的笑貌和手拿总理的雨衣在旁的警卫，仿佛是昨天的事一样。但时间迅速流逝，已经是30多年前的事了！这些我时刻记在心上，深感自己垂暮之年，尤其是总理逝世后，我一直想把总理对我们的期望逐步变成现实，但是却不容易做到。十年动乱中，敦煌文物被列为宣传迷信的毒草。江青明目张胆地说，敦煌艺术没有什么可继承的东西。我在总理逝世后曾小心谨慎地写了一篇悼念总理的文章，还被人指着鼻子说：“有人利用总理逝世的机会写文章，名为悼念，实际上想借此机会抬高自己。”今天我敢于在这里大笔直书，是因为，第一，人民法庭对“四人帮”的判决已经在执行；第二，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遇见了当年陪周总理参观敦煌文物展览的警卫员。那是在1979年阿克赛哈萨克族自治县举行县庆的日子里。那天晚会我和李承仙在招待所没有去参加，这时住在我们隔壁的酒泉军分区王山辉司令员到我们房间来看我们。他说：“你们大概不认识我了。今天我有意不去参加晚会，想与你叙叙旧。”他说他是28年前陪周总理看敦煌文物展览的警卫员。我高兴极了，想不到站在我面前的这位五十来岁的军区司令员就是当年20岁左右的精干的小伙子。我们在阿克赛庆祝大会主席台上同坐一起，但我没认出来，而他也有意专门找一个只有我们二人的时间好好畅谈，所以他主动地和我讲起了当年我和总理两个多小时谈话的情景。他说，总理曾把我们的谈话记在他的小笔记本上。总理说：“由我们中国人自己来钻研敦煌学，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在西方，“敦煌学”是由法国、英国、德国、瑞典、日本等国的人发起的。在获知敦煌石窟藏经后，以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英国的斯坦因，日本的羽田亨，俄罗斯的柯兹洛夫、奥勃鲁切夫等，自20世纪初（1907年开始）都争先恐后来敦煌掠夺，把敦煌文书卷轴等据为己有，并集合上述国家的汉学家从事敦煌文物的研究，成立一种专门学科名为“敦煌学”（Tunhuangology）。现在老一辈的人都已故去了，各国“敦煌学”研究者已是第三四代，而我们则以过去的罗振玉、王国维、刘半农、王重民、贺昌群、向达、冯承钧诸先生作为第一代，后来专门从事敦煌学的研究者很少，新中国成立后，也有些从事敦煌研究的人，他们都是专一的研究中外交通史或敦煌佛教艺术的，连微观都谈不到。现在我们应该急起直追，要用宏观大局，去展开敦煌学的研究，才能适应四个现代化的要求。
总理在看到257窟《九色鹿本生》画以及428窟北魏《舍身饲虎》那一条用之字形连环发展的长幅故事画时，惊异地对我指出：这不是我们古代的连环故事画吗？这样卷轴式横幅展开的连环画创作方式，为什么不为被我们今天称为“小人书”的儿童读物所采用呢？为什么在这方面不“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呢？面对如此宝贵的民族艺术遗产，你们应该当仁不让地振臂一呼，使敦煌石窟艺术宝藏在我们这一代获得新生。面对总理对我们的鞭策和期望，我当时表示一定要把总理的指示在工作中贯彻下去。总理好像发觉了什么似的，望着我继续说：“当然，工作是一步一步来的，你们多年来在沙漠艰苦地区工作和生活，主要的任务就是保护敦煌文物，介绍宣扬敦煌文物，尤其是开凿在长达1公里崖壁上的四五百个布满了千百年前古代艺术家创作的雕塑和壁画的石窟，其保护工作是繁重的。从今天我看到的几百幅壁画摹本已可看出，你们做了非常宝贵的贡献！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工作也是需要我们大家来做的……”接着，我给总理继续介绍隋、唐盛世的大幅壁画。这段时期，标志着南北朝中国佛教艺术发展的黄金时代。
隋代享祚的时间虽短暂，但敦煌地处丝绸之路中外交通要道，在中亚、南亚频繁的交往中，在民族艺术传统的基础上，传来了除印度之外，希腊、罗马拜占庭及伊朗的艺术因素，在题材内容和表现形式上有了很大的发展，形成了中国封建时期隋唐美术发展的高峰。由于大乘佛教教义提出人们在痛苦和解脱面前完全平等的思想，隋唐壁画题材已由“净土变”大幅描写西方极乐世界的主题，代替了北魏时期比较盛行的题材。在敦煌隋唐壁画中，可以看到展子虔《游春图》描绘的房屋、台阁、宫观、山水、树石，胜似隋代精工细绘的壁画，还可以看到唐代贞观十六年（642）的维摩变壁画的《帝王听法图》，它使我们想到阎立本精心刻画历代帝王的绘画气魄，从此可以证明隋唐时代中原画风的西去。总理对于敦煌隋唐金碧辉煌的壁画十分欣赏。他说通过你们的摹本，使我认识到：中国唐代壁画与佛教内容相结合之后，绘画题材广泛了。唐代绘画名作《凌烟阁功臣二十四人图》《历代帝王图》，还有《外国图》的绘画风格已经反映在唐代敦煌的壁画中，如东壁的《维摩诘变》，北侧画的汉代帝王和侍臣，南侧画的维摩身后的外国王子，与画史上记载的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外国图》都相符合，也反映了唐帝国当时国势强盛，外国人来朝盛世的情景。
既吸收了域外的因素，又发挥了民族传统的敦煌唐代艺术，应给以很高的评价。我在一些飞天的摹本上强调了吴道子的“吴带当风”的飞天特色，也是根据这种吴带的出色描写，唐代及以后的“飞天”无不临风起舞，婀娜多姿，这表现了南齐谢赫所强调的气韵生动的特色。另一方面，我又向总理指出：与吴道子差不多同时专作佛画的画家曹不兴，他是以描写犍陀罗塑像的衣褶闻名的画家。那种僧人穿着紧贴在身上的袈裟的描法，被称为铁线描。因此，当时评论家以“曹衣出水”称赞曹不兴，而以宽松的衣褶为“吴带当风”盛赞吴道子。这说明了唐代很多著名画家都以佛画出名，也说明当时佛教艺术在朝野的风行。敦煌壁画中出现大幅“西方净土变相”等构图，也是在这个时期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壁画中的所谓变相，是根据佛教经典，把其中所叙述的信仰中心或是依据佛传或本生故事等的局部画出来。但经典内容讲教义的多抽象难懂，画家挑选其故事发生的地方或其他容易图绘的部分表达出来。如《西方极乐世界》被描绘得像天上宫殿那样富丽堂皇，佛和菩萨、飞天、伎乐、七宝八珍等有声有色，无不包罗在内；又譬如说把某一尊佛以及他的侍从和他们在净土区域内的种种活动，用一幅完整的构图表现出来。这样就使敦煌艺术成为丰富多彩的佛教艺术的宝库。总理对敦煌艺术予以高度的评价，他说这是中国古代社会创造的文化，在敦煌四百多个洞子中还有更了不起的东西，对于这些古代文化，我们必须像对待生命一样地把它们很好地保存下去。正如毛主席所说的，保存下去是为了批判地吸收它们民主性的精华，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加工成为观念形态上的文学艺术作品时的借鉴。另一方面，通过这次敦煌文物在北京的展览，要全国人民知道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歌颂伟大的人民、伟大的祖国。
最后，总理跨入了第三陈列室——“帝国主义者劫夺敦煌一带文物罪证”。这里除一张19世纪帝国主义劫夺我国珍贵文化遗产的表格外，还陈列了被盗窃去的新疆和敦煌一带的壁画、绢画的照片百余件，还有重要的文书照片等。总理说：“这很好，这些铁一般的证据，雄辩地说明了帝国主义者近百年来用各种方法，巧取豪夺我们祖先遗留下来的珍贵文物，破坏我国的文化。为了保卫祖国，为了保卫祖国伟大的文化遗产，我们必须同仇敌忾，举国动员起来进行抗美援朝斗争。这个展览会必将起到激发我们爱祖国、爱祖国灿烂文化的作用。因此，你们多年来在沙漠中艰苦的工作，今天已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总理临别前还亲切地问我们工作上有什么困难，并鼓励我们要再接再厉，要一辈子在沙漠中把敦煌文物的保护和研究工作干到底。我当时以激动的心情，向敬爱的周总理作了坚决的保证。
【附】
周总理关怀敦煌文物工作
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周年了。回忆周总理对敦煌文物工作的亲切关怀和谆谆教导，我们格外怀念周总理。
敬爱的周总理对于敦煌文物工作的关怀、鼓励和指导，使我们永世难忘。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1972年至1973年，中国出土文物展览在北京公开展出，国际友人大为赞赏，纷纷要求能将这批“文化大革命”后的出土文物拿到他们的国都去公开展出。后来，这些文物远涉重洋到许多国家展出，增进了我国人民与各国人民的友谊，被誉为“文物外交”。当时，我正在北京，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经常向我们传达敬爱的周总理在日理万机之余，往往在午夜或次日凌晨，对文物工作的谆谆教导和详细指示，这使全国各地来首都的文物工作者深为感动。就在敬爱的周总理这些指示的感召下，有人动员我写一篇被周总理所推崇为古今中外独一无二的武威出土的“东汉铜奔马”的文章。总理指示，文章可以用现存古今中外有名的“马”的造型艺术来做比较，但不应有丝毫大国沙文主义的夸张语气。在同志们的鼓励下，我曾担任了这一工作，勉强完成了这一艰巨任务。后来文章在《光明日报》发表后，自己殷切地等待着读者的批评意见。但是，不久就听说我的这篇拙文得到了总理的认可，并要有关部门的同志看一看。敬爱的周总理总是这样鼓励和鞭策我们，哪怕是极其微小的成绩。
正当我决心以有生的晚年为敦煌文物工作贡献一切的时候，像晴天霹雳一样，传来了敬爱的周总理逝世的噩耗。在举国悲痛的时刻，我不能不从我们在敦煌石窟30余年的工作历程中，缅怀总理对我们的帮助教育和鞭策鼓舞。
早在1943年，为了保护闻名中外的敦煌石窟艺术，我曾冒险犯难地来到敦煌，负责筹备敦煌艺术研究所。在缺少经费和人力的情况下，工作很难开展。经过一年筹备，该所于1944年正式成立，那时只有六七个人员，经费很少。1945年，为了催取经费，我们特地把几年来临摹的10余幅壁画摹本也带到重庆展出。教育部不但不给经费，而且突如其来地宣布撤销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没奈何，我们只有向社会呼吁，把10余幅在敦煌临摹的壁画摹本在重庆七星岗中苏友好协会展出。谁知，在当时反动统治下乌烟瘴气的重庆，竟毫无反应。正在我们悔伤万分的时候，忽然有一天，在门可罗雀的展览会场上，却意外地得到周总理、董必武副主席、郭沫若等同志亲临这个小小的展览会场参观。总理对我们在艰苦卓绝的境遇中从事保护石窟艺术的工作表示热情的支持和赞扬，要我们不屈服，坚持斗争，使戈壁滩上这个重要的敦煌石窟宝藏的保护工作顽强地坚持下去。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我们在1950年就接到中央人民政府的通知，要我们把所有敦煌壁画的摹本和有关石窟出土文物拿到北京，为首都人民筹备展出敦煌文物。记得那是1951年4月的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工作的同志们正在休息，我在天安门后面午门楼上筹备、布置敦煌文物展览会，忽然接到中南海一个电话，说有一位首长将来会场参观，要我准备接待，不要外出。当时天还在下雨，看到从天安门开来一辆小轿车停在午门楼下，一位首长，只有一位同志陪同，冒着细雨雄健有力地一口气走到午门楼上展览会场。原来这位首长就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这是我解放后第一次看到总理慈祥微笑的面容，握到总理紧紧有力的手。他那样轻车简从，平易近人的态度，使我毫无顾虑地敢于谈起话来。当时在午门城楼上宽阔的大厅里，只有总理和随行的一位同志以及我3个人。总理从重庆看到我们敦煌壁画的摹本开始，问到我们在敦煌解放前后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又阐明了中央人民政府这次配合抗美援朝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在首都展出敦煌文物的决定。我除向总理汇报了我们敦煌解放前后的工作情况外，把这次筹备敦煌文物展览的经过和展出内容的概况也一并向总理作了汇报和请示。总理仔细地听我的汇报，并提出了一些有关敦煌石窟艺术的特点，要我陪同参观。总理沿着敦煌文物展览布置的路线边走边看，要我把展品的内容一一加以说明。他不时提出宝贵的指示，纠正我们陈列、布置、说明等方面一些不适当和错误的地方。总理高兴地说，通过看你们精心摹制的临本，我如同到敦煌石窟中去了一样，大开眼界。你们多年来在沙漠中艰苦劳动是值得称道的。总理还说，这是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灿烂的古代文化，我们必须很好地保存。保存是为了批判地吸收它的精华，古为今用。另一方面，通过敦煌文物展览，要全国人民知道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和祖国的伟大艺术传统。
当总理走进第三陈列室“帝国主义者劫夺敦煌一带文物罪证”的时候，总理亲切地对我说，这很好。这些铁一般的证据，雄辩地说明了帝国主义者如何用各式各样巧取豪夺的方法来盗窃和破坏我们的文化遗产。为了保卫祖国，为了保卫祖国的伟大文化遗产，我们必须同仇敌忾，加强抗美援朝的决心和力量。当举国正在动员抗美援朝的时刻，这个敦煌文物展览将会起到爱国主义教育的作用。总理两个多小时的亲切教导，使我开始懂得毛主席指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意义。最后，总理还热情鼓励我们在沙漠中做一辈子敦煌文物宝库的保护和研究工作。
“是的，我一定要按照总理的指示，决心做一辈子敦煌文物的保护和研究工作。”我在握别总理时，以激动的心情，向敬爱的总理作了坚决的保证。
1964年，当我正在参加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正当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中间休息的时候，大会秘书处派人来要我和华罗庚、张瑞芳3位同志去见总理。敬爱的总理在百忙中，连休会也不稍休息，使我得有机会又一次亲耳聆听总理的谆谆教导。总理紧紧握着我的手，问敦煌的情况，问是否有什么需要帮助解决的问题。总理还说，敦煌工作不是一辈子所能做完的，必须子子孙孙都在那里继续努力工作，才能完成。我回答总理说：“请总理放心，我一定把您的指示带给敦煌全体工作同志，一定要把敦煌文物工作当作祖祖辈辈一代接一代的事业干下去！”
从1963年开始，政府还拨发巨款，对敦煌石窟实施了全面维修加固工程。这一工程进行了4年，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才完成。完工之后，我把在石窟维修加固工程完毕后所摄的一整套照片寄给了总理，向他汇报，并表示希望总理有机会来敦煌指导工作。
1972年我去北京参观出土文物，总理知道我在北京健康不太好的情况后，就让有关部门安排我在北京医疗，并且带话要我恢复健康后再返回工作岗位，就这样我留住北京直到1973年2月。后来得知总理在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参观云冈石窟时还问到我在哪里，王冶秋同志告诉总理说我已回敦煌，总理才放了心。总理日理万机，对待像我这样一个做一般工作的人，竟是如此关怀备至，令人感戴不止。
真没想到，在我还在继续做敦煌文物工作，而我们的工作离总理的要求和党的希望还很远的时候，竟传来了总理逝世的噩耗，我再也不能见到敬爱的总理，再也不能向他老人家汇报了……我几次流泪写了上面的回忆。我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总理的伟大革命精神，继续工作，鞠躬尽瘁。
（原载《甘肃日报》1977年1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