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的前夜
由中央研究院向军政部陈诚要求，军政部后勤部在美军遗留物资中调拨来的大卡车是美国产的斯蒂贝克牌。我们一边装货，一边招兵买马。由中央大学艺术系吕斯百教授和陈之佛教授推荐，我招聘了中央大学艺术系毕业生郭世清及其妻子——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刘缦云，由国立艺专王临乙教授推荐介绍的雕塑系毕业生凌春德也一同前往敦煌。我们于6月中旬由重庆出发，经成都去敦煌。在成都时，我们在四川省立艺专又招聘了该校图案系毕业生范文藻和在艺专任男生指导员兼体育教员的霍熙亮，他原本也是国立艺专的毕业生，我曾教过他。另外搭车前往敦煌的，还有四川省立艺专教授沈福文夫妇。
沈福文教授早已有志于敦煌艺术研究，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成行。在我的热情邀请下，趁着有方便的交通工具，他动心了，只是担心自己留不长。我说：“长固然好，短也听便，只要宣传敦煌就行了。”我们两人在车上天南海北聊得很多，核心却是对敦煌艺术的评价问题。因为我是主人，基本上是他问我答。我反复阐述了自己的这样一个认识：敦煌是一个大画廊，陈列着从两晋到元代1000多年间的艺术代表作。它们的作者主要是“画工”“画匠”，没有社会地位，住的是邻近和野人洞差不多的山洞，靠着对宗教的虔诚，一代代毕生从事于壁画和彩塑的创作。他们并不留恋什么残山剩水，也不主张什么胸中丘壑，而是切切实实地描绘社会生活和理想中的佛家世界，使人们喜闻乐见。他们的笔触刚劲有力，线条流畅自如，刚柔相济，用色厚重而明快，描绘精致而完整，造型更是生动完美，美轮美奂。画工所形成的淳朴而浑厚的画风与后来中国文人画的绘画风格，是两种不同的风格和路子。我认为这是中国艺术的正宗与主流。
我的上述认识，是从我真正认识了敦煌后所形成的。我是学西画的，从崇拜西方的艺术大师到以无名的中国民间工匠为自己尊崇的对象，是中国民间艺人所创造的敦煌艺术感动了我，启发了我。敦煌艺术确实是民间画工们创意性的杰作。在壁画、彩塑中，没有完全相同的东西，即便是描写同样经典内容的艺术作品，画工艺人们也能根据自己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创作出完全不同的作品。如第172窟南北两壁相同内容的西方净土变，画风截然不同；又如第61窟的《五台山》图，既画有磨面的人、登山的人，还画有嬉戏的马，随处可以看到画家独具的匠心。敦煌的艺术作品保存至今仍显得栩栩如生，是因为它们是工匠艺人们用心用灵魂创造出来的。从心灵深处产生出来的创造力，是真实的，与虚假做法是无缘的。真正的艺术品，即使经历千百年，仍能给人以强烈的感染力，其艺术性会经久不衰。沈福文教授也同意我的观点。
车子在路上开开停停，一个月后才到达兰州。这时又来了一个青年人叫段文杰，前些时候我在兰州开“父女画展”时他曾帮助布置展览。他希望随我到敦煌工作。他说他是重庆国立艺专的毕业生，目前在兰州社会服务处任职业介绍股股长。我接受了他来敦煌工作的要求。在兰州，我们经过短暂的休整，继续西行，于1946年的中秋节前夕到达了敦煌。根据我的安排，郭世清负责总务，其妻刘缦云任会计，段文杰为美术组组长。一过中秋节，敦煌一带的百姓家家户户忙着过冬的事情，为了使这些天府之国来的人们能站稳脚跟，我倾注了相当大的精力，安排过冬事宜，总算度过了又一个严冬。
1947年夏天，我们研究所又增添了一批年轻人，有孙儒侗、黄文馥、欧阳琳、李承仙、薛德嘉、萧克俭等人。1948年冬天，史苇湘也来了。李承仙是重庆国立艺专西画系的毕业生，也是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教员，立志于敦煌艺术事业。她在从国立艺专毕业的那年，就想去敦煌。1946年5月，我在重庆招收敦煌工作人员时，她来找过我。我让她在笔记本上写下她的名字，她留下了“李承仙”3个字。我问她：“你是油画专业的，为何去敦煌？”她回答说：“我父亲叫李宏惠，原名李寄缘、李容恹，辛亥革命前是孙中山已创建的同盟会的第七位签名者，南洋筹款总办，是一位反清革命家。二伯父叫李瑞清，曾教过张大千先生。当时父亲对我说，作为一名中国画家，首先应该去敦煌，研究中国的民族遗产，研究敦煌，然后创立自己的风格。我父亲与张大千也有较深的交往。张大千去敦煌取得重要收获也启发了我，于是，我下决心去敦煌。”我对她说：“敦煌是远离人烟之地，古代只有军队和流放的犯人才去那里，而且生活非常艰苦，你能受得住吗？”她说：“我已决心献身于艺术，不会因困苦而退却的，您放心吧。”但那一年她没有如约来敦煌，因为她父亲病了。她做了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的助教。第二年，我的好友沈福文、学生毕晋吉把我的经历告诉了她。之后，沈、毕二君一直观察她的行止，为她去敦煌的意志所打动。他们认为她会和我一样，成为“敦煌痴人”，于是替我谈到我们结婚的事。1947年9月，李承仙从成都赴兰州，我从敦煌去兰州，在那里结婚后，一起回到敦煌，从此我们成了一对“敦煌痴人”。
◆1947年，常书鸿和李承仙的结婚照
李承仙从四川给我带来了张大千赠送给我的礼物，一套日本松本荣一著的《敦煌画研究》。这是上下两册的大型精美图册和研究文字，文字是松本荣一写的博士论文，图册是伯希和拍摄的敦煌图录，全部为黑白版。这套书也是张大千的心爱之物，上面有张大千阅读研究时留下的许多朱笔批文。这套书尤其是研究文字，对于我从事敦煌研究很有帮助。接到张大千这份珍贵的礼物，还使我想起1943年在敦煌，张大千在离开千佛洞时送给我的另一件很有“生命意义”的礼物。那时，张大千即将离开千佛洞回四川，分手时他亲手送给我一个纸卷，说：“送给您的这个纸卷，要等我离开后才能看。”我等他乘车去了，打开纸卷一看，原来是他亲笔绘的一幅弯弯曲曲在树林水渠边一隐蔽处找到食用蘑菇的路线示意图。在敦煌莫高窟戈壁之中，没有什么蔬菜，天然的食用菌菇更是难以发现，因此，各人如有发现都尽力不让他人知晓，以保障自己的来源。循着大千先生的地图，我们果真在水渠边发现了他一直采摘的蘑菇生长地，在日后的生活中，还真解决了一些问题。
我常常思念赠送给我蘑菇图的张大千先生。我也从此喜爱画蘑菇，并自赋打油诗一首：
敦煌苦，孤灯夜读草蘑菇。
人间乐，西出阳关故人多。
这批生力军的到来，不仅使研究所充满了朝气，而且使停顿了的不少工作得以开展起来，临摹壁画的队伍也十分齐整了。因此，我开始下决心和拿出精力，集中力量把各个时代有代表性的作品全部临摹下来，以备将来保存资料和展出，系统介绍千余年的中国美术发展演变的情况。
洞窟壁画临摹是一项很艰苦细致的工作。由于石窟开凿在一条坐西朝东的峭壁上，而洞窟一般只有一个向东的进光线的门，加上每个洞窟都有一段甬道，所以经甬道遮掩，真正能照在壁画上的光线十分微弱，到下午光线就更加暗淡。这对临摹者来说，很费眼力，尤其在寒冬季节，又黑又冷的条件下。我们没有梯架设备，没有照明器材，只能在小板桌、小凳上工作，对看不清的地方，就要一手举着小油灯，一手执笔，照一下画一笔，十分费力。要是临摹窟顶画时，就更加艰苦，要仰着头，脖子和身体都成了90°的直角；仰看一眼低头再画一笔，不一会儿就头昏脑涨，有时甚至恶心呕吐，尤其是临摹大幅壁画，困难就更大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我们把壁画临摹细分为客观临摹、复原临摹和整理临摹三种。客观临摹就是现在壁画怎样，临摹的作品也怎样，现画面有缺损，临出来也照缺不误，好处是不失实。复原临摹，就是碰上有缺损的地方，由临摹者揣度而加以补充，使临摹的色彩复原到原来作画时的色相，好处是画面整洁、美观，但容易主观臆断，造成失实。整理临摹，是介于上述两者之间的临摹方法。我们经过反复讨论，认为只有不失实，才有研究价值，仅好看而失真这无疑是舍本逐末。为了保证质量，我们根据情况，有的画由一个人单独起稿，有的是几个人分片包干起稿，但勾墨线、着色都要严格一致。在临摹阶段，为了不断提高临摹水平，精益求精，每到月底，我们用两三个晚上，点上汽油灯，将临摹作品一幅幅挂在墙上，大家共同评议研讨。沈福文教授在时，由我和他负责主讲主评；沈福文教授走后，就由我一个人来做最后讲评。这个方法行之有效，使大家临摹的水平得到提高。事实表明，这一段时间临摹出来的壁画，质量好、数量多，是大家所公认的。
戈壁滩冬天来得早，去得晚。每年10月便下起雪来了。正如唐朝诗人岑参诗中所写：“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在这样寒冷的季节，颜料凝结，手脚僵硬，洞窟中的临摹工作就只好停下来。这时，我们便转到另一工作方面，改做专题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1947年冬至1948年春，我带领李承仙、段文杰、萧克俭对莫高窟有壁画和彩塑的洞窟进行全面编号。在莫高窟历史上，早在唐宋时代，为了礼佛和祭拜的需要，洞窟曾有过窟名，如瞿家窟、阴家窟、文殊窟，等等。从近代莫高窟的研究历史来看，以阿拉伯数字为序的编号有四次，但各有差别。
1907年，法国人伯希和照其考察的顺序，对洞窟进行编号，共有171号。后来有的洞窟的号与邻近的洞窟号码相同，只是加了A、B、C等英文字母作为区别。这样，伯希和实际编列的洞窟有383个。由于他是按其考察顺序编排号码的，因而所编号码无规律可循。
1941年，张大千按洞窟下、中、上的层位关系和排列次序，从第一层开始由南向北依次编号，第一层结束后又从北向南，第二层按“之”字形编至三四层，共计编有309个窟号。他将大窟中的小窟、耳洞均附于大窟作南或北耳洞，因此，实际洞窟计有441个。
此外还有敦煌官厅编号。1944年我所聘任史岩作石窟供养人题识考察工作。史岩出版供养人画像题识这本书上的图号与洞窟对不上，无法查找。
1943年初，我们到达敦煌并成立研究所后，仍然按照张大千的编号进行洞窟保护和研究，但不久便发现有些不便之处。我们这次编号是以莫高窟上山进城的路线为起点。第一层从北至南按洞窟排列顺序，有一个窟即编一个号，小洞、耳洞均一一编号；第二层由南至北；第三层由北至南。如此按“之”字形编排，计编号465个。
从1948年进行洞窟维修等工作，至1965年开展石窟全面加固工程过程中，又陆续发现了24个洞窟。所以现今莫高窟的编号洞窟计有492个，已为世界公认引用。
在洞窟编号的基础上，我们于1948年又着手壁画和塑像的编号工作。塑像编号于1957年完成，全莫高窟共有塑像2415尊。1962年，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我们将塑像分为七类，以期分别加以保护和研究。第一类包括各时代原作保存完好者，未经后代修补，或仅局部修补过，共计163尊。第二类包括各时代原作残损者，所谓“残损”主要指残头断指，但神韵犹存，虽经后代修补，仍十分珍贵，计400余尊。第三类包括各时代原作经后代修补或妆绘，其中大部分能看出原作面貌，部分为后代添补头部或肢体，虽原作精神已失，但有相当大的价值，这类作品数量最多，达900余尊，是研究敦煌彩塑的重要资料。分类初步确定后，1962年聘请全国有关专家加以审定确认，给予分别保护。壁画的分类编号工作，仅在每个洞窟中的各类壁画右下方作了初步编号，由于没有进行专门标记登录，所以也没有最终完成。
◆莫高窟洞窟编号示意图
◆1948年夏，常沙娜和父亲常书鸿在吕斯百家——中央大学校园内
经过大家的艰苦努力，我们完成了大量的工作。到1948年初，我们按计划完成了《历代壁画代表作选》《历代藻井图案选》《历代佛光图案选》《历代莲座图案选》《历代线条选》《历代建筑资料选》《历代飞天选》《历代山水人物选》《历代服饰选》以及《宋代佛教故事画选》等十几个专题的编选工作，共选绘了壁画摹本800多幅。
为了宣传敦煌、介绍敦煌、保护敦煌，1948年初，在完成了十几个专题的编选和临摹工作后，我们选了壁画摹本800多幅准备展览。我打报告给教育部，希望这些作品能在各大城市巡回展出，然后再出国展览。直到1948年7月，才接到通知，让8月在南京展出。我携带了这几年来临摹的各时代壁画500余幅离开敦煌到酒泉，原准备由酒泉乘民航机到南京，但那时，新疆到西安的民航机已停飞，只好转道到西安，再从西安到南京。到达南京后，我住在中央大学吕斯百那里。当时的教育部部长是朱家骅。见到朱家骅后，我简单谈了一下展览的安排，就开始了近一个月的筹备工作。8月22日，“敦煌艺展”在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展出。开幕之日，外交部与教育部还联合邀请了当时驻华外交使节来参观，有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法国大使戈斯默等。8月28日，蒋介石冒雨前来参观，于右任、陈立夫、孙科、傅斯年等均来参观。在南京展出后，展览又移至上海展出。在上海大新公司楼上展出的一周，参观的人比南京多了几倍，报刊的宣传介绍也很热烈。展出不久，敦煌图案的风格和样式已经在上海新出品的轻工业品中反映了出来。在展出期间，我们也收到一些来信。信中提醒我们说：“现在蒋帮的末日已到，希望提高警惕，努力保护敦煌艺术宝库；只有毛主席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救敦煌艺术。”我也深深感到蒋介石的灭亡已经即将来临，黑暗也快结束了，在这混乱的时刻，我们要提高警惕。
当时上海的出版情况还不错，我想利用展出机会，将展品中较好的作品彩印出版。由于教育部没有经费，一些热爱敦煌艺术的进步人士愿意私人投资出版。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就是其中一位。他希望这些摹本能够出版发行，但他只能承担出版黑白版。考虑敦煌摹本的色彩价值，我希望出彩色片，因而当原上海建业银行经理黄肇兴提出他愿意出资出版全部彩色版时，我同意了。黄肇兴是董希文的姐夫。在制版期间，有一天，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剡司长突然来到我住处，拿出教育部长朱家骅的亲笔指示，要我从速把全部敦煌摹本运往台湾展出。为了对付这一指示，我借口说正在印刷，制版未完，完了就去。当时国民党已全线溃败，上海金融市场上一片混乱，人心惶惶。这个社会教育司的剡司长无心久留，对我虚张声势地吓唬一番，说什么手令要遵守，如不照办，后果自负云云，当晚便乘飞机到广州去了。
为了防止国民党教育部取走敦煌全部摹本，我连夜将摹本包扎好分别交给上海李承仙的姐夫朱惠康和杭州我大哥常书林帮助隐藏起来。第三天，我通过朋友搞到一张去兰州的飞机票，离开了上海，辗转兰州、酒泉、安西，回到了千佛洞。当时正是1948年11月初的一个晚上，塞外的严冬季节已经开始。月光下，高大的白杨树在寒风中摇曳着，落叶飞沙满地。我从驴背上下来时，中寺空寂无人，只有老喇嘛迎面走来。这个年过八旬的老人，是我在寺中唯一的邻居。我大声亲热地招呼他。他一见我，急忙拨开围到嘴边的头巾，双手合十，很有礼貌地说：“是所长吧？辛苦了！一个人这么晚回来，可冻坏了吧！”说完这些话，他口中念念有词地又走了。
在中寺我们的办公室里，只有两个老的工作人员正围着一堆柴火取暖，见我来了，给我端来一条板凳，倒了一满杯热茶。我和他们边烤火边聊起来。因为经费无着，几年来与我患难与共的职工又有很大一部分另谋生路去了，只留下少数人，他们是其中的两个。他们热情地帮我打扫房间、生火、点灯。他们走后，我环顾四周，离开了几个月，还是那样如常。窗外，一轮孤月，几点繁星，白霜满地。面对窗外无垠的瀚海，我感到一阵空虚与寂寞，真是“倦旅归来，万念俱灰”。信手推开窗户，一股刺骨的寒风迎面而来，灯一下子也被吹灭了。这时，从9层楼上远远传来了清晰的风铃声，多么熟悉的铃声！这种既凄凉又悲壮的声音给我以安慰，给我以希望，也使我意识到自己还在敦煌，在我心系的地方！等我关上窗，重新点上油灯时，发现书桌上、书架上早已落下了一层细细的流沙。沙，这个可恶的得寸进尺的东西！我们在这里已经与它斗了几年，但它还是无孔不入！如果我们退却，它就会把我们连同整个千佛洞全部吞没。坚持下去，与沙斗！我抹去桌上的流沙，振作精神，开始提笔写下了《从敦煌近事说到千佛洞的危机》，后来这篇文章刊登在1948年12月14日上海《大公报》上。在文中我向人们呼吁，支持我们，并提出了与流沙斗争是关系到敦煌洞窟存亡的大问题。这也是对我自己的一种自我激励。
文章刊出后，我陆续收到全国各地不少好心读者的来信。信中对我们在千佛洞工作的人表示热情慰问和支持。记得其中有一封署名“戈扬”的来自上海的信中说：“你们的艰苦工作我们不但知道而且经常关心着你们，望坚守岗位不屈不挠地继续努力，直到即将来临的全国人民的大解放。”
1949年初，国民党政府已到了日暮途穷、全面崩溃的时刻。7月份，酒泉来人告诉我们说，甘肃省政府的官僚们正收拾金银财宝，准备经我国新疆、印度逃往台湾省。这时，到处发生溃逃的国民党军队抢劫财物、残害人命的事件。为了防止国民党匪特与溃败的军队互相勾结，破坏、抢劫千佛洞文物，我们一方面加强莫高窟的戒备，一方面仍未停止对洞窟的保护和临摹、研究工作。我们曾组织了几个人的保卫小组，除日夜值班外，并在山口岩边设置岗哨，还在石窟群最高的130、156、158、159窟内储藏了干粮、咸菜和水缸，准备了几支破旧的步枪，以及石块、沙袋等，准备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就坚守石窟，保护石窟。
这时，各种谣言不断从敦煌城中传来，使一些职工有些惊慌。我们都担心，就我们几个人，万一有一批国民党溃败军队来抢劫石窟文物，真是很难抵抗啊！我们都焦急地期待着解放军早日到来，保卫敦煌，把千年的灿烂艺术珍宝从黑暗的社会中拯救出来，让它永放光芒！
【附】
从敦煌近事说到千佛洞的危机
一
石室藏经的发现，是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的事。其间因为内含经卷、文书、图轴等，关系历史、宗教、文化各方面。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不但较中国历次文献的发现如：孔壁古文、汲冢竹书、殷墟甲骨、流沙坠简等为重要，即较之18世纪意大利发现的1800余年前的庞贝（Pompéi）古城也无逊色。这个把世界文化史重新改写的大发现，从洛克济（1879）、斯坦因（1907）、伯希和（1908）、橘瑞超（1910）、华尔纳（1924）等先后到达，相继诱窃盗取，因而传布表扬，简直把20世纪这个“发现时代”探险发掘的狂潮，从欧洲扩展至亚洲腹地。一时英、俄、德、法、美、日、瑞典、匈牙利诸国学者均纷纷前来探险发掘，风声所及，昏昧如晚清政府，尚能以保存国故为名，训令敦煌地方当局，收集劫余残经，赍送京师（至今国立北平图书馆[1]收藏的9000余卷经书，就是那时候的收获）。以及晚近专家向达、贺昌群、陈万里、张大千、劳贞一、姜亮夫等都有过各种不同的研究和发表，使国内知识阶级对于发现的经过和价值得到了若干的认识。敦煌之名是这样传播在中国的朝野。
不过敦煌僻处在西北边陲，国人的性情又多好作外游。当初伯希和掠取经卷，满载归国的时候，道经北平，仗他一口流利的中国话，曾在六国饭店陈列展览之际，发表了一篇动人的演说。这篇演说虽曾打动了学者如罗振玉、王国维等兴奋的情绪，并且还根据当时见闻写了好多研究敦煌的文章，但实际来到敦煌考察调查，一直延至民国14年。那时代表北京大学国学门的陈万里先生，因约翰·弗格森（John Calvin Ferguson）之介绍，得以加入美国哈佛大学旅行团与华尔纳等一行同去敦煌。这是中国为敦煌艺术前往调查考察的第一个人。正如沈兼士先生在民国14年出版的陈著《西行日记》序文上所载：“余以敦煌近二十年来，外人已屡至其地，顾我国学者，以考古为目的而往者，此殆为嚆矢。”但是这次因为华尔纳在前一年已至敦煌盗窃塑像和壁画的关系，竟遭受地方士绅的坚决阻止，并没有达到理想的成功。民国20年，贺昌群先生根据伯希和所著的《敦煌石窟图录》，以他丰富的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学识，在《东方杂志》上写了一篇“敦煌佛教艺术的系统”的文章。这篇介绍敦煌佛教艺术的空前论文，除了对于敦煌的历史背景作了一番简要的介绍，并将中国佛教艺术的源流作了揭要的说明。至于敦煌佛教艺术本身的研讨，更有许多独到精深的地方。贺先生虽没有到过敦煌，但他的文章，却给予后来千佛洞的人一种很好的启示。
继续着贺氏对于敦煌佛教艺术之介绍，正值抗战前期，国内开发西北声浪高入云霄之际。这个自宋元东西海上交通鼎盛之后，即已沉眠了近10个世纪的河西走廊，重新又被人注意起来了。于是后汉书所称的“华戎所交，一都会也”的敦煌县，就增加了许多游客。随着甘新路的完成，南疆公路的完成，敦煌已变成塞外主要的名胜。但过去到敦煌的人，都是游历性质的旅客，这些旅客除在壁画上记一些“某月某日到此”的无聊题记外，并没有足以记载的事实。至于真为千佛洞壁画而来的，要算民国31年当代国画名家张大千先生。那时候一般国画家正在流行着出国展览争取外汇，大千先生能走到这种绝塞荒郊，“磅礴坐卧其下者几及三载”，他那种“祁寒盛暑，劳苦相勉”，努力于中国古艺术发扬的精神，在最近展览中已经获得了应有的代价！在艺术工作同人的立场，我们要钦佩他先知的聪明与敏捷的行动。较大千先生迟几个月到千佛洞的，还有中央研究院的劳贞一先生，教育部艺文考察团王子云先生，和著名敦煌学专家、汉唐古交通史的权威向觉明先生。也就是那一年，于右任先生偕同高一涵、卫聚贤诸先生视察西北，特来千佛洞巡视，当时看到千佛洞古迹的可贵和设立保管机构的必要，提请第75次国防最高委员会，设立敦煌艺术学院。于先生在原提案上，除简要地把千佛洞历代沿革及内容现状等申述之后，在结尾上有“似此东方民族之文艺渊海，若再不积极设法保存，世称敦煌文物，恐逐湮销！非特为考古暨博物学家所叹息，实是民族最大之损失”。因为这个有力的提议使敦煌千佛洞，由文字的介绍，进入实际保护的行动阶段。当时于先生的提案经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之后，正在交由教育部实施筹备办理的时候，向觉明先生以“方回”的笔名，在1930年12月27日重庆《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长达万余言的“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以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的文章。这篇文章，如傅孟真先生在文首按语上所说“于敦煌文物之原委，历历如数家珍”之外，并从自己身历其境的观察，抛供出保管和研究的实施问题。其内容是那么翔实生动，其爱护敦煌文物的热情，又是那么洋溢于字里行间。曾记得该文发表的时候，陪都正汇集了全国艺术界，举行第三届全国美展的前夕。许多美艺界人士，都非常亲切地展望着西北边塞的一角——那介乎三危、鸣沙二山之间的敦煌千佛洞。因为在那篇文章中，向先生对于当时千佛洞现状的不满，曾引起全国文化界无限同情。这种同情，正如作者在文首所希望一般，后来真个“逐渐化成舆论”了。
教育部为加速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的筹备，立即发表高一涵、张庚由、王子云、张维、张大千、郑通和、窦景椿、常书鸿等8人为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并指定高一涵为主任委员，常书鸿为副主任委员，王子云为秘书。筹备委员会由高一涵先生主持在兰州甘宁青监察使署开了两次会，通过保管研究计划大纲，复由高主任委员率领筹备委员会工作人员，于1943年3月24日抵达千佛洞，就地设立办事处，开始筹备工作。
二
千佛洞在敦煌城东南40华里处，1944年研究所成立后，请示甘肃省政府谷主席的同意，由当时敦煌县长陈冰谷发动地方民工，开了一条直达千佛洞的汽车路。从安西来的汽车，在离敦煌城10公里的地方，就可以见到一条南行的支路，行9公里，快进入山峡就可以远远见到那些掺杂错置累累如蜂房的石窟群。石窟全部自南至北共长1612米，包括现在已出土存有壁画的自北魏西魏隋唐五代宋元七代的壁画和塑像。这样大规模的结构，我只有将统计所得的结果，用乘车看画的比喻使没有到过千佛洞的人得到一个概念：全部千佛洞壁画面积凑合起来约计高5米的画共有2.5万余米，就是千佛洞壁画全长可以展开到25公里。换一句话说，我们如果坐着25公里时速的汽车，要一小时的工夫才能把全部壁画飞逝般打一个照会。再加上2000多个塑像，以及各时代建筑的实例，从变化复杂的壁画题材，从绵延相继的历史体系，从包罗齐全的宗教典释，从演变无穷的艺术系统……这种不能想象的伟大史迹，实在予人以惊心动魄的感觉。
这个曾经北周武帝及唐武宗二朝废佛毁寺的厄运，晚清西陲宗教变乱的焚劫，在十数世纪漫长的经历之后，劫余仅存的国宝，现在是残落荒凉地直立在灰枝绿叶的白杨后面。一湾从大泉南来的细流，蜿蜒曲折地经过全部石窟的壁脚，消逝在北端石窟尽头的戈壁沙石间，一切残破毁坏的迹象，随着西逝的落日增加着衰败危殆的严重感觉。敦煌千佛洞自东晋穆帝永和八年（352）创建至今，已到达1594岁的高龄。他毫无掩饰地，把我们这个自汉唐以降国势衰败的迹象，一如矗立在雅典废墟中的帕特农神庙般在沙漠的边塞中暴露出来。我们随着高一涵先生于1943年3月24日抵达千佛洞的时候，正是中华民族抗战的第7年。这个已经沉睡了近10世纪一度被人遗忘的古迹，能在国家艰苦困难的局面中创立正式保管和研究的机构，我们应该感谢政府的措置。所以当我们到达的瞬间，在万籁俱寂的山谷中，听到从大泉淌来的那一湾细流的水声，仿佛是象征着中华民族一种活力的透露似的。从远古时候起，这条古称宕泉的流水，像中国5000年文化活力一般地没有一个时候止息过！
那时候张大千先生住在上寺，和他同时工作的有画家谢稚柳先生与大千先生的门生弟子暨喇嘛。他们是中国当代艺人第一批自动来到这绝塞边陲，肩担了承先继后工作，艰苦卓绝的英雄。我钦佩他的勇敢，祝福他的成功。住在中寺的是敦煌学权威，曾经在国外研究敦煌流散在欧洲的经卷文籍的向觉明教授。当我去拜会的时候，向教授如敦煌平民一样朴素地正在一个苏苏柴的灰盆上用搪瓷杯煨煮一盘沱茶。一枝残余洋蜡的烛光，在塞外寒气未除的早春之夜，使人感到温暖安逸的情调。就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已作了敦煌艺术开导启发的基础工作。事实上，我们以后得到他们不少关于解决千佛洞历史艺术诸种问题的帮助。这里，除感谢之外，并为他们长时期在沙漠中工作的精神致以我们的敬意。此外，我对于认真帮我们去沙开渠工作的敦煌驻军表示感谢，因为根据当时工程师的估计，仅仅去沙工作，雇用民工就需要300万元的代价，现在他们已是义务地为我们尽了宝贵的力量。
◆张大千在敦煌临摹壁画
到目前，事隔6年，但我仿佛还看见当时张大千先生在春寒黎明忙忙碌碌指挥入门弟子从事临摹工作的紧张状态，以及向觉明先生独自深夜秉烛俯伏在洞窟高壁上录写题记时聚精会神的侧影，与士兵携带铁铲木耙，清除沙土时热烈奋勇的场面。千佛洞在文献上虽然记载过10余个寺院和二三百个寺僧门徒，以及第300窟张议潮及其夫人出行图上那样鞍马屏帷贵游的盛况，但经过千余年的沉寂之后，我想1943年，该在千佛洞大事记上记上这样一个重要的时期。可是，这样的时期并不久常。在4月里的塞外初夏，千佛洞梨花盛开的某日，向觉明先生继张大千之后，离此东返。于是千佛洞又像农历四月初八浴佛节时，敦煌全城人士来此拜访释迦牟尼佛诞辰的次日一般，重新又趋冷落孤寂。研究所那时只有5万元的开办费，去了同事工警的长途旅费及一些简单设备，已经没有一个多余的钱了。高一涵在临别的时候对我说：“现在你们要抱着白手成家的精神，在千佛洞孤岛上去开辟一个新天地！”是的，我们从碗筷水缸锅盆灯盏炉火柴水薪炭以及驴马大车等无一不要自己去购买准备。而这许多东西，有时候，连敦煌县城都不能买到，就必须向人家商借应用。我们在这里四无居民的沙漠上必须先做生活布置然后才能进行工作。因为我们不是一个暂时机构，我们不是一个定期可以完成的工作队，我们必须要做一个长久打算。
三
这里既然是一个40里无人烟的孤僻所在，一般年轻同事，因为与城市生活隔绝的关系，日久就会有精神上异常孤寂之感！平时如此已甚不安，一到有点病痛的时候，想来想去就变成非常可怕的心理了。记得有一年夏天，同事C君因偶受暑热，发高度的寒热，在我们准备了一辆牛车（要6小时才能达到城内）正要送他进城医治之前，他偷偷流着泪对服侍他的工友说：“我死了之后不要把我扔在沙堆中，请你们好好把我葬在泥土里呀！”（后来这位C君在病好了不多久，就辞职回去了。）这种凄惨的话语，往往会影响许多同仁的心理，因为谁也不知道，究竟什么时候，这种病会一样加在自己身上。假使不幸碰到急烈性的传染病的时候，我们也许同样会逃不出死葬无所归的命运。在这种时候，大家都有“但愿生入玉门关”的心情。就是从城内雇来的工匠，做了几天之后，往往会不声不响地私自进城去。没有娱乐，没有社交，孤零零静寂寂地，有时候等待一个人群社团活动的希望，比什么还要迫切。作者的妻——一个在巴黎繁华世界混了八九年的女人，就是为了过不惯这种修道院孤寂冷胁的生活，在1945年4月抛弃了子女潜逝无踪地奔向她理想的乐园去了！5年了，我在这瀚海孤岛中，一个与人世隔绝的死角落，每次碰到因孤僻而引起的烦恼问题——如理想工作人员的不能聘到，柴草马料的无法购运，同仁因疾病而起的恐惧，以及不能久安于此等等——我常常自己在疑问：“千佛洞的环境是否有设立一个类似机构的可能？”于右任先生在提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的时候，早已想到这一层，所以在呈请国防最高委员会的原文上有“寓保管于研究”的措辞。他老先生在1943年1月正当我动身赴西北之前亲自对我说：“这是一个不易久居的地方，所以我要艺术家去担负久常的保管工作。因为只有爱好艺术的人，能从富有的千佛洞历代艺术宝藏中用安慰与快乐来抵销孤僻生活中的苦闷。”
我们在盛夏烈日或严冬风雪中，为了往返城郊，穿越40里不生寸草的流沙戈壁，一个人在沙漠单调的声息与牲口的足迹中，默默计算行程远近的时候，那种黄羊奔窜、沙鸟悲鸣、日落沙棵的黄昏景象，使我们仿佛体会到法显、玄奘三藏、马可·波罗、斯文·赫定、徐旭生等那些过去沙漠探险家、旅行家所感到的“沙河阻远，鬼魅热风”那般的境界。是的，我现在方才了解于老先生的话，“我们这里需要对于敦煌艺术具有与宗教信仰一样虔诚的心地的人，方能负担长久保管的任务”。否则，他必须有一个执着沉毅的志愿，或是怀藏着猎取敦煌艺术的私心，才能有所期待地作定期居留。因为自从张大千先生，大规模地将他两三年来七八人精美的敦煌壁画临摹成绩，在渝蓉等地展出之后，敦煌壁画是如此样子的流行与受人爱戴。一部分以画件为商品，作为招摇赢钱目的的人，就不惜拿敦煌之名做一个幌子，展览买卖大发其财。记得有一位L先生，在千佛洞住了一日一夜，借临了些研究所朋友们的画稿，居然大摇大摆地在西北著名城市中开了一次规模不小的敦煌画展。（抗战中，因为艺人们受不到国家对于自由创作者的保障，纷纷放弃了中国画家过去清高雅逸的传统，甚至在十字路口摆狗肉摊子，有待于中国新宪法实施后纠正。因为新宪法上对于文艺创作者规定有保障的原则，那是另一个问题。）但类似上述“敦煌画展”那种不尽不实的流风所披，竟至影响到此间同仁的研究工作，就使我们非常痛心了！因为这几年来，研究所工作的重心，还是仅仅在敦煌艺术的介绍，大部分时间、经费都集中在这个问题上面。我们都知道，敦煌艺术研究，应该从整个东方佛教艺术互参对比中找出路。我们从不能西越葱岭横跨喜马拉雅高原，追溯恒河流域的印度佛教艺术之源，甚而扩充到有关的希腊波斯艺术的渊源，至少也该在国内云冈、龙门、库车、克孜尔那一带石窟艺术做一个实地比较研究工作。但是像这一类的旅行调查研究工作，一定要一笔相当大的费用，而研究所因为过去没有事业费无法实施这种计划。所以几年来要想做一点介绍工作，仅限于简陋的设备与有限的材料，来现实客观地忠实地临摹介绍工作。这种客观的临摹，像欧洲博物院的标本画一样，是一个要藏纳起自己个性的耐心苦劳的事情，绝不是那些马到成功急待渔利者所能做到的。有些在这里共事的朋友，因为待遇的菲薄，同时又以身处异域，不甘久留，所以往往要利用时间带一点可以开展览会的私蓄回去。因而制作粗滥了，工作怠慢了！一切结果，离我们的理想还是太远。敦煌艺术研究所，在中国还是一个前无成例的机构。它可能是一个美术陈列馆，但是对于这里几百个石窟的固定性质的古迹，又不甚相同。它可能是一个博物馆，但像这样仅偏于佛教美术的内容东西，称之为博物馆亦非确当。去冬在重庆的时候，曾和傅孟真先生商量了几次，后来拟定了一个“敦煌古迹保管处”的名称。因为敦煌千佛洞研究工作，绝不是几个人在短时期当中所能解决。对于这样一个国家民族文化的宝库，我们必定要尽心尽意负担着严格的保管责任。只要保存得法，使千佛洞的古迹，不要再向坏里去，那么，研究工作是可以随时推进的。我们要像傅孟真先生在向达先生那篇论文的按语上所说，供给“有资格来敦煌研究的人”，由教育部聘请有关教育文化机关学校对于敦煌有兴趣的教授，或是用考试选拔方法收几个研究生到这里来作定期专题研究。仿佛法国培养国内高级艺术人才的美第奇学院（Villa Medicis）那样，把有天才的画家、雕刻家、建筑家、音乐家，用选拔的方法，保送到罗马美第奇学院，学院里有一个院长，负责指导并管理选拔的高才生，到了3年工作期满，回到法国来为艺术界服务。在留学期间，每年暑假均有成绩送到巴黎展览。我想敦煌艺术的研究和发扬，很可以采取类似办法。研究所负责保管之外，并制定严格管理洞窟的规则。现在这里有10余间简单实用的宿舍，生活方面，有一辆卡车，交通运输以及日常材料给养都已有完善的解决。我们对于研究人员除尽量供给一切生活便利外，并应准备必要的工具书（如二十四史、大藏经、佛学辞典等），让他们在此地安静的环境中完成全中国期待着的各种写作。千佛洞虽在沙漠绝塞中，但因为有水有林，在春夏秋三季中，一样的蓝天白云鸟语花香，牛羊鸡犬，瓜果菜蔬无不应有尽有。就是在三九寒冬，这里每天灿烂的天气衬着温暖的阳光，在中午时间也并不十分冻人。假定我们弃其对于城市的特殊迷恋的心理，那么，这里倒是一个理想的研究写作的地方。
四
研究所在这三五年来，保管方面显著的工作，是造了一条长达960多米的围墙，把主要的石窟与树林，及中、下二寺均圈在围墙里面。修了10余条必要通道，一二十个主要的窟门，现在200多个洞窟都可以登临巡视了，最近又做了一个总窟门。对于参观的人，一定要用木制入场证经过登记手续才可以进去，而且每个进去的人都由研究所派员领导。研究所对于研究人员不能漫无限制，近来已绝对禁止两项过去已成了习惯的不合理的方法。其一是用玻璃纸在壁画上直接印摹画稿，其二是用液体喷在画上帮助显示漫漶的壁上题记。千佛洞的壁画都是用粉质的颜料画成的，画的时候是和有胶质的，但经过千百年时间，有些因为氧化作用，变色之后大部浮表在壁画面上，严重松散，很像霉糊物体表面的绿苔。假如要在上面刻画加水，可以想象得到的，这种损坏壁画的措置是如何样子的不合情理。我想一切爱护敦煌壁画的人都应该一致反对这种谋杀性的行动。关于临画问题米芾也曾说过：“画可摹，书可临而不可摹！”因为摹画究竟是匠人的事情。西洋画注重“Copier”（临）但绝不能“Décalquer”（印摹），这是同一的理由。何况现在我们要印摹的又是如此脆弱的国家之宝呢？研究所定了两条硬性的条文：（一）研究所同仁不能假借任何理由有印摹与喷水之行动，违则撤职离所。（二）外来研究人员如发现有上项行动即撤销研究许可证，停止其研究工作。这种规定对于到千佛洞来临摹画的人当然是很失望的，因为空手临写究竟比印摹要繁难，要费时费事。为了补救这方面起见，研究所正在设法购置幻灯放大机。现在研究所已有一部小发电机及简单的摄影设备，这种工具是可以补救一般不能空手临摹壁画的人的缺点的。至于喷水湿壁的事情，那是没有什么其他代替办法可以来满足研究人员的了！
五
千佛洞修建的年代既如是久远，而其本体又系工程建筑上一件杰作。这些石窟的开凿，是在一个玉门系砾崖——由无数小石与沙粒只凭一点钙质而附着的脆弱的岩石——的质地中。洞子的型制既不一致，高低大小亦极不同。这里面有高达36米的，有长达17米的，每层洞窟上下的间隔，有几个地方厚度五六厘米。像20窟、301窟，两个大卧佛殿，窟深7米，高6米，长却有17米，窟上都是略作瓢形的平顶，这17米与7米宽的大面积中间没有一根支撑横廊的台脚。上面却负担着千万吨石崖重量，如果没有想到这个窟顶的砾崖仅由一点点钙质附着的事实，谁也不能否认这种大胆的建筑上的尝试，是非现代人所能设想的。至于上下两窟楼层，只隔着五六厘米厚度的那种危险事实，使我们行走其上的人，如履薄冰一般地感觉到心头的恐惶。凡此种种可以证明千佛洞石窟建筑的大胆与巧妙，同时也说明经过千余年来千佛洞石窟已经毁损了500多个洞窟的所以然。因为这种过于巧妙与大胆的工程，也就增加了它被破坏的可能性。
根据当地泥匠所说，千佛洞砾岩用热水润湿之后非常容易凿刻。这番道理，在前年修筑通道和加筑门户的时候已完全验证了。我们在修凿102窟通道时先在砾岩上加上温水然后以铁锄打击，小石沙粒都很快地离开本体，因此知道石窟建筑非常怕潮湿。假如这种石窟建在西南的话，怕早已变成土丘，决不能留存至今。虽然敦煌雨水不多（平均全年约10毫米），但却有很大的风。春冬两季的风，起来的时候，往往飞尘走石，一连几日黄沙披天。因为石窟峭壁上面就是鸣沙山的余脉，那座与窟平行、绵延直立、表面上呈现着波浪形的沙山，就在这种西北风的扫荡中，把表面的沙石经过戈壁吹向石窟峭壁的几个缺口中，像瀑布一般淌下黄色的沙带。比砂纸还要厉害，这沙粒把暴露在断垣残壁间的壁画一层又一层地磨灭。那些流在最下面的，就把没有窟门的洞窟堆塞起来。往往一夜的风沙，会把昨日我们走过的栈道和走廊堆满了厚厚的沙层。这种摩擦，这种沙堆的重量积压是崩毁栈道和崖壁的主因。
有时候，比如在一个平静的初夏午后，我们正在洞窟中静静地工作的时候，忽地会听见崖顶上先剥落一些沙石，继续看就是一大块岩石，崩落到地面沙石上……我们不由得看看上面的一只沙鸟，或是一只白鸽正惊惶地向上面飞开去了——原来这正是小鸟爪子碰到了堆高的沙石而引起的毁坏。
从敦煌文献上，我们看到武周、晚唐、五代、宋、元各朝代都有重修千佛洞的记载，但这些记载，都限于局部的个人洞窟。至于大规模通盘的修理打算，到现在还未曾有过。所以到目前不但“窟檐倾摧，窟壁断毁”，外面一层包护壁岩的壁画，经过千余年来的暴晒磨擦，已经剥蚀殆尽，因此崖壁本身已是全体赤裸。经常的时候，一阵风或甚至一只小鸟的爪都可以引起坍毁崩裂的危险，如果遇着地震或大雨的时候，那就是非常可怕的了！敦煌的雨水大概都在夏冬两季，这几年来千佛洞雨水比往常要多。拿去年来作例子，一冬就下了四次雪，一场雨。西北因为气候寒冷的缘故，下了雪往往会积留一两个月，甚至整个冬天也不会融化。千佛洞的雪也是如此，说它不化吧，但在中午的太阳中，还是慢慢地融解下来。这种水分就慢慢地浸入砾石积层，因而造成崩溃的现象。去年12月15日下了一场雪，24日在窟崖北壁1200米处坍塌了有50米大的一块崖壁。这里面包括了一整个洞窟的破灭，幸而这个洞窟是僧侣用为起住之处的寮房，是一个已经有了裂缝的墙壁。像这样的裂缝在整个崖壁上有20余处，都随时有崩裂的可能，换一句话说将有一二十个充满了各时代的壁画洞窟，受到无可补救的毁灭。5年以来，研究所从筹备成立撤销改隶中央研究院，归隶教育部种种变化，人事不健全，经费不充裕，虽然我们已经做的一些修理，是轻而易举的木柱支架和泥巴搪塞工作，但经过三五年风沙和雨雪的浸蚀，证明这点表面工作是非常靠不住的办法。例如16窟屋檐前一座离开了崖壁本体的大岩石，我们冒了危险非常吃力地加上几支木柱，暂时支撑着，要这块千百吨重量的石块不要跌下来。但是今年1月15日大雪之后，因为柱脚受潮的松陷，那块大岩石倒下来，结果致使17窟门口南壁的不空绢索观音像毁损了一大半。同时那块落下来的大石已把邻窟（17窟）的入口完全堵住了。再如246窟，位于第3层石窟上，一个无法上去的洞子。1945年为了便于巡视，我们在42窟前屋檐上修了一个土砖和泥巴的梯阶，使参观的人可以从263窟的檐道上走上去。不料仅仅一年工夫，这个梯阶整个从42窟窟顶上坍下来了。此外224窟，是位于第4层高处（约高20米），有曹延禄之世修窟檐题记的盛唐洞窟，是千佛洞仅有的，30余具有宝贵题记的洞窟中的一个。因为窟檐上受了历年积储的崩溃下来的碎石重量压逼，把一根支架在上面的横梁，从崖壁上去1尺长的地位，将整个残破的窟檐歪斜倾倒，直成了一座摇摇欲坠的“危楼”了……诸如此类的险象，我可以继续一五一十地写下去。
现在千佛洞需要有一个紧急的修理工程，一个通盘计划的全面整修工程。因为目前呈现在吾人眼目间的，似乎已到材料学上的危险断面。如果用武周圣历元年重修莫高窟佛龛碑上所载，那时候“计窟室一千余龛”，来推断现存427个窟室的寿命，恐怕不到200年工夫敦煌石室就会完全毁灭了。前年冬天美国善后救济总署欧彼得（Edwin P. Oths）与芮鲁德（Luther R. Ray）同了工业合作协会的唐逊（P. Townsend）先生来参观千佛洞。其中芮鲁德先生是工程专家，他对于千佛洞是非常着急地表示需要紧急的修理工程，可能将这许多有无上的宝藏展延到比从开建到现在还要久远的时间。因为这里的气候是可以使现代的工程发挥它最大的效果的。“但是这种工程需一笔很大的款子呀！”当他问我：“中国现在是否可能着手这类彻底修理工程？”我回答他的是：“我们应该要彻底修理，但是目前是否有这样的能力，那我不能回答。”最后芮先生在我的纪念册上写着“May God continue to preserve the beauties of the Dung Waug Caves”几个使我们痛心的字眼。因为对于一个生存期间负责保管的人，睁眼看到千佛洞崩溃相继的险象，自己又没有能力来挽回的时候，实在是一种最残酷的刑罚。
六
今年是石窟藏经发现的第48年，再过两年是整整半个世纪，这已不能算是一个短时期了。我们对于千佛洞这个民族文化至高至上的结晶，那系连着5000年来黄帝子孙唯一的内在的生命，似乎应该有一个办法，作一番不能再延拓的紧急兴修工程。这种工程，除去几个危险裂缝要迫切地架住外，对于整个千佛洞，先要做一个补包岩壁外壳的基础工程，然后再修支架柱梁，恢复栈道走廊。像唐大历十一年陇西李府君重修功德碑记所载：“……是得旁开虚洞，横敞危楼”，这种栈道走廊，一方面可作为各层石窟的通道。连带着，我们还要把每一个窟门补修起来，然后再逐洞逐窟地作壁画和塑像补修工程。国家要拿出一批不算少数的款子，也许要经过十年八年才能完成工作。
七
现在是塞外的深夜，我坐在元代及道光年间重修过的皇庆寺一个庙廊上写这些琐事，外面一颗颗细沙从破了的窗帘中透进来，正是“警风拥沙散如时雨”，那一粒粒沙子像南方春雨一般散落在砚台上，这种沙子是从荒原大漠漫无边际的瀚海中随着风浪奔腾前来，也就是这种沙子，它盖没了房舍，填塞水道，在不知不觉中使沙漠上的城市变成废墟，绿树变成枯枝。自古多少远徙边塞，站在国防最前线的卫兵戍卒，曾经在这种黑风黄沙中奋斗生存，要使人与自然的力量，决定胜负消长！48年前（1900）斯文·赫定在罗布淖尔沙漠中发现的楼兰长眠城，是失陷于纪元后一世纪之初一个为沙子埋没了千余年的古城，这正是汉魏没落了的中国政治势力的象征。我们不要小看这轻微沙粒，它时时刻刻在进行毁坏千佛洞宝藏的工作，也就是对中华民族文化能否万世永生的一个试探！
（原载上海《大公报》1948年12月14日）
注释
[1]现中国国家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