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艺术展在日本
1955年，日本拥护宪法国民协会代表团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候，曾与中国人民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共同签订了有关两国文化交流的协议。“中国敦煌艺术展览”在日本的展出，就是这个协议中的文化交流工作之一。我们“中国敦煌艺术展览”工作团的成员，包括康大川、李承仙、崔泰山和我一行4人，受到日本主办单位《每日新闻》社和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邀请，经中国人民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的筹备，随带敦煌文物研究所历年在敦煌莫高窟所作的壁画和彩塑摹本及摄影作品等300多件，其中包括西魏大统四年和五年修建的第285窟整窟原大模型一个赴日展出。这是敦煌艺术历次出国展览中规模比较大的一次。我们到达日本后，随即与日本主办单位合作，经过紧张的筹备阶段，“中国敦煌艺术展览”自1958年1月5日到2月16日分别在日本东京和京都两地展出33天，共有购票参观的群众10万多人次。配合展出工作，还分别举行了有关敦煌艺术的广播、电视、电影、讲演、座谈、讨论会，接受报刊记者访问等不下30多次，直接晤谈的日本文化学术界人士和工人、学生等600余人。敦煌艺术在日本展出的成功，远远出乎日本主办单位意料。如展览目录一次印了5000份，不到3天就卖完了，后来添印到3万多份，还不够供应。展览会闭幕时，还用登记预购的办法，才满足了日本观众的需要。据有些日本朋友说，这种现象是过去任何艺术展览会所没有的。
中日两国人民是有着悠久的友谊和文化交流关系的，但这种传统的友谊和文化交流关系，近百年来受到了日本军国主义者人为的阻碍和破坏，这种情况，战后的日本人是十分明白的。尤其是当新中国成立后，6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正确英明的领导下坚强地站起来之后，日本人民不但对我国有了新的认识，而且对恢复中日邦交与友好合作有了十分强烈的要求和愿望。正像中国人民对待日本人民一样，日本人民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对新中国文化经济建设的成就是向往的。敦煌艺术在日本展出的成功，和这几年来许多中国赴日代表团受到日本公众的欢迎一样，正说明了这个问题。
我和工作团的同志们在日本做客两个多月，除了展出工作，还访问了东京、京都、大阪、名古屋、奈良、宇治、日光等地，参观了上述各地的文化研究机关、博物馆、画廊、工厂、学校，以及手工艺作坊、寺院、神庙和文物古迹，了解日本人民的生活和工作情况。
那是在1957年12月下旬，我们离开了人民的首都北京，飞机到达广州，那里已是杏花含苞待开的初春景象。祖国的伟大可以用“四季皆春”这4个字来形容，社会主义祖国的温暖和她在各方面的发展与建设，正像春天一样，跟广州的气候一样。从广州乘火车到深圳的路上，我在车窗边看到一片似锦的山庄与园地在暖和的阳光下更显得青葱可爱。
在深圳，我们虽然办理了离境和入境的手续，但是在感情上真不愿意接受这一条人为的“界线”。当我们看到鲜艳的五星红旗那一边，有一面灰蓝色的外国旗帜，就不能不产生一种离别祖国的感情。我对那站在分界桥上的卫国战士顿时激起了无限的敬爱，真想上前去和他握手。他那庄严的仪表和体态，使我想到我们在不同岗位上所肩负着的不同使命。再会吧！我们终于慢慢远离卫国的战士，暂别了亲爱的五星红旗，踏上了去日的旅程。
经过香港，我们在12月20日搭乘印度航空公司的飞机经过4小时半的海上长途飞行，终于在落日的暮色中，从机舱窗外看到了浮在海中的群岛和带着紫色夕阳的富士山顶。这个埋在苍茫烟霭和海水中看不见山脚的富士山，给我一种类似海市蜃楼的幻境一般的感觉。这时候，机上的服务员正在向乘客们广播飞机将在半小时内到达东京的预告。这个预告显然给长途飞行的旅客以各种不同的感受。对于我这个初来日的旅客来说，我的心情不但振奋，而且有点不安：振奋的是目的地快到了，不安的是这个陌生的国度里的人们，将怎样来接待和支持我们之间有关两国人民文化交流与和平合作的工作呢？
我看看手表，正指在北京时间5点钟。暮色加速地笼罩了这个岛国，飞机已接近东京，机翼上闪烁着红绿灯光，像一只在找寻安身处的夜归小鸟，一左一右地，显出不平常的摇摆。我把眼睛贴在了机舱的窗户上，现在已经可以看到东京的荧光灯广告，和闹市往来如织宛如无数流星一样的汽车的灯火。
飞机终于在黑暗中摸索到自己的空港，平安地降落在羽田机场。旅客们在服务员的“再见”声中一个个下去了。我们从服务员的口中知道：报社记者要摄影。我们慢慢下去时，就被摄影记者包围住了。来欢迎我们的日中友好协会和《每日新闻》社的日本朋友告诉我们：还有一大批欢迎的日本朋友和爱国侨胞正在接待室等候我们。他们已经安排了一个正式的接待会。
一阵热烈的掌声和许多鲜美的香花，从四五十位日中友好团体、日本学术界和华侨总会的代表们那儿拥来。最使我们感动的是从日本朋友的手中看到了我们的五星红旗，那样鲜红，那样庄严美丽的国旗！
日本著名画家福田丰四郎致了欢迎词。他代表日本无数爱好和平和中日友好的朋友，对我们表示了衷心的欢迎。
在欢迎会上，我们会见了曾在敦煌见过的日本朋友，东京大学教授驹井和爱、《每日新闻》社摄影部部长安保久武、学艺部部长彬本要吉。我们紧紧地握手，表达了别后的关怀和在东京重逢的快乐。最使我们感动的是年已70高龄的学士院会员、考古学家原田淑人博士也来欢迎我们。我们对他表示了深切的感谢。
为了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文化交流和友谊，我们一到东京，当晚就与《每日新闻》社、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和文学艺术界的日本朋友们商议如何使敦煌展览会在短期内展出。
当时的情况是，展览会的消息早已由占日本第二的、日出300万份的《每日新闻》不止一次地报道过，所以日本人民对于敦煌艺术是“久闻大名”，经常有读者询问展出日期，要求预购票。敦煌展览会的全部展品是由海路运送的，因为当时海上有台风，船期延误，展品要在12月31日才能到达。原定12月26日展出的计划只能改期在1958年元月才能展出，这就更增加了日本人民对展览会的注意。
展览会会场在东京闹市的高岛屋，那是一个8层的大百货公司的最上层，平常要做买卖，不能预先布置。从准备布置到展出只有6小时的时间，即商场闭馆的18时（下午6时）到24时。时间是相当紧张的。由于我们的展出计划做得比较细致和具体，在国内做好了展品照片和平面布置设计，编好了目录和资料，所以时间虽短，布置还是有把握的。1957年岁末之夜，我们组织了100位日本工人，紧张地工作起来。高岛屋和《每日新闻》社、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负责工作人员也自动参加了布置陈列。我们买了许多日本酒，请日本工人喝。大家一面工作，一面相互祝贺新年，彼此亲密无间。我们在紧张快乐的空气中，一夜之间，完成了1400平方米面积的展品陈列。等我们离开高岛屋走上东京街头，街上除了我们这些为敦煌艺展工作的人员，就只有那些在酒吧间通宵狂欢的人和无家可归踯躅街头的人了。
像我们的春节一样，新年是日本最大的节日。所不同的是，各个商店和电视广播，都有用英文组成的荧光灯新年广告，给节日带上了洋化的色彩。据说现在日本农村也很少过春节。日本人民已把传统的旧历新年移前举行。但是用作新年吉祥象征的还是中国的“岁寒三友”。三友中，松竹是随处皆有的，就是梅花还不到开放的季节，只有大百货商店用暖房培养出来的盆栽梅花来点缀。新年有3天假期，人们换了新衣出外拜年，孩子们与大人们一起玩踢毽子和放风筝的游戏。
新年里，我们到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片山哲（他是日本前首相）先生家里去拜年，还接受了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邀请，由华侨蔡君陪同去东京附近的海边温泉度过节日，沿途看到了日本的乡村和农田。虽然是新年，日本贫苦的农民有的还是用简单的铁铲在耕作。听说日本政府在战后曾经进行过一番土地的调整，从公产和大地主方面分出了很小一部分土地，卖给没有耕地的雇农。但是土地面积太少，出产物品养不活农民的家庭，逼迫农民还是不得不把少得可怜的一点土地贱价卖给官府和地主，离井别乡到城市去另谋生活。
沿途我们还经过高速公路。汽车在这些公路上行驶要付给费用，这使得我们非常诧异。我们到达热海附近一个小镇汤河源后，下榻在向岛园温泉旅馆。这个旅馆的主人是一个中年妇女，旅馆服务员也全都是妇女。听说这是战后的一种普遍现象，开设旅馆的女主人大都是寡妇。
汤河源刚落过雪，虽然是温泉，但是气候比东京还要冷。向岛园旅馆的房屋轻巧雅致而干净。房里虽然有火盆，可是脱了鞋在光滑冷硬的地板上走真有点吃不消。日本朋友亲切地招待我们，让我们充分休息。但是因为我们急着要回东京准备展出，在汤河源只住了一天。
1958年1月5日，“中国敦煌艺术展览”在东京开幕，由当时正在日本访问的我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团长李德全剪彩揭幕。200多位日本文化学术界和社会知名人士参加了开幕式。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片山哲先生和《每日新闻》社总编辑山本先生都在开幕式上讲了话。
这个展览会的开幕，正如片山哲先生所说：“从文化上，从艺术历史上看日中两国人民在过去近两千年的长时期中，一直有着兄弟般密切的友好关系。通过敦煌艺术展览，使日本人民确信上述日中友好历史的真实性，从而加强和发展日中友谊与文化交流的关系是完全可能的。所以‘中国敦煌艺术展览’在1958年新年开幕，正象征了这个年头将是日本中国两国和平友好恢复邦交的年头。”片山哲先生的话，说出了无数日本人民强烈要求他们的政府早日与中国恢复邦交的心愿。
展览会受到了日本的专家学者和热爱新中国的朋友们的热烈欢迎和赞美。日本考古学界权威原田淑人博士说：“敦煌艺术是日本艺术的根源。”日本天皇的弟弟三笠宫参观展览会后说：“敦煌艺术是日本美术的原型。”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贝塚茂树说：“过去日本军国主义者认为中国民族不如日本的说法，是使近代日本人民走向悲剧的主因。”
展览会原定12时开放，到了11点半，会场外排队购票的观众已有近千人，这是难得有的盛况。以后，观众天天增加，最多的一天达到9300多人。据高岛屋的负责人说，这是日本所有购票参观的艺术展览会中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国敦煌艺术展览”在日本展出的盛况，连日本朋友也觉得出乎意料。欣赏敦煌艺术成了当时东京、京都等大都市人民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各种不同政治倾向的日文和英文报纸杂志，都连篇著文介绍。日本著名的艺术家、艺术评论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美术史家全部被动员起来为敦煌艺术撰写文章。据不完全统计，各报刊介绍敦煌艺术的文章就有120篇，这在日本来说，也是前所未有的。照日本通常的情况，由《每日新闻》社主办的展览会，其他报纸照例是不写一字的，但是敦煌艺术破了例。因此《每日新闻》社的负责人也为此十分感动。
每天排队购票参观的观众非常拥挤。观众中有学者、专家，也有工人、学生、农民和家庭妇女。一般都要等候两三个小时才能轮到买票入场。有些大学生为了照顾年老的学者专家，都自动地把自己所占的前列位置让给他们，免得他们久等。虽然会场很挤，但还是有许多观众争取时间做笔记、画速写，在每幅壁画前依依不舍，不忍离去。尽管观众这样拥挤，但是会场井然有序，非常安静。这种情况使得高岛屋的负责人惊喜不已。正如这个百货公司的宣传部长永井先生所说：“中国敦煌艺术展览”的成功，使我这个在商业上从事文化工作的人也受到很大的教育。最使我感动的是，从学生到学士院院士，都抱了一个学习和研究的态度。好像观众都在上一堂东方美术史的大课。大家在这个展览会上得到了很多东西，受到伟大的敦煌艺术的强烈感染。因此，观众的感情是严肃的、纯正的、健康的，会场上始终十分安静，井然有序。不久前这里办过一个摄影展览会，也吸引了很多观众，但是会场秩序之乱，人声之嘈杂，都不能与‘中国敦煌艺术展览’相比。这是展览会的内容所决定的。”
很多日本专家以新奇的眼光，在敦煌艺术中发现了6世纪日本飞鸟时代艺术的先驱者。这就使某些日本学者认为日本文化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开始于相当于中国唐朝的奈良时代的论点站不住脚。使得日本人民由此认识到中日两国之间，有着更早、更多、更好的交情。
许多观众写信给报社，感谢主持这个展览会的《每日新闻》社、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和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使他们看到了伟大的敦煌艺术。他们也在信中感谢长年在沙漠中坚持临摹工作的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有位22岁的日本主妇渡边在信中说：“我的心中早已有了敦煌了！”
展览期间，有位上了年纪的日本老先生，在285窟模型室看了两个小时之后，从人群中挤出来找我们，热情地和我们握手，热烈赞扬中国人民的宽大和气魄，赞美新中国对文物的重视和保护。说着说着，他情不自禁地举手高呼：“毛泽东先生万岁！”他的眼睛里还含满了激动的泪水。像这位老先生所表达的老一辈日本人民的感情，我们是完全能够理解的。
今天，在痛定思痛的老一辈正直的日本人民心里，他们还牢牢记着近两千年中国与日本人民在长期的文化交流中，对东方和世界文明曾有过的卓越贡献。从6世纪日本飞鸟时代开始，中国的文化和艺术开始流传到日本，在那里生根发芽。我们在京都、奈良、宇治、大阪、东京等地，看到创建于593年的四天王寺和修建于607年的法隆寺中，至今还保存了制作于唐宋时代的干漆木雕的佛与菩萨造像、壁画，以及造像身上富丽精致的光头、背光、宝冠和璎珞佩带供宝等。奈良的唐招提寺就是直接由唐代中国高僧鉴真和尚按唐代寺院建筑蓝图建造起来的。这些日本的古代建筑和艺术，不但结构装饰保存了中国的风格，就是匾额碑碣也都刻着挺秀的唐人书法。这些明显的文化渊源，今天日本的老年人都知道得很清楚。
但是明治维新的政策、“西方万能”的政策，使帝国主义者以人为的力量把两个邻近国家人民的友谊和文化交流关系中断了。
明治维新把学习的眼光由东方转向西方后，在文化艺术上也沾染了十分浓厚的西方色彩。在绘画上，他们甚至放弃了曾经深深影响法国后期印象派绘画的浮世绘，而从头学习西欧各种时新的艺术作风。他们一个阶段一个阶段连续不断地模仿学习，从20年代开始的欧洲新画派，如后期印象派、立体派、野兽派、未来派、超现实主义，一直到各种不成形的抽象主义艺术，都是悉心地在模仿着、学习着，像过去学习中国艺术一样。因此，今天在日本就产生了可以与法国后期印象派代表作家塞尚作品乱真的日本画家，产生了可以与法国立体派代表作家洛特作品乱真的日本画家，也产生了可以与野兽派代表作家鲁奥作品乱真的日本画家。因此，日本就有了日本的达里、日本的马蒂斯、日本的凡拉明克等等亦步亦趋、模仿得尽善尽美的日本洋画家。在日本，也一样有包揽画家的掮客和他们私有的阔气的画廊。他们可以用他们的资本开展览会，出专刊画集，收买艺术评论家，用各种巧妙的方法来捧一个画家或贬低一个画家，像炒股票一样来抬高或降低一个作家或一幅画的市价。
然而好景不长，日本画家在战后苦难的年代中，已尝到了灾难的滋味，在画坛上出现了没精打采的趋势。正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法国一样，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几年中，在所谓“美国生活方式”的宣传影响下，一度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中心之一，成为西欧几个国家游历和观光的市场。形式主义的名画家曾经有过一度短暂的活跃，但是这个时期并不很长。近两三年弥漫在以美国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衰退，同样也涉及日本的艺术界。
日本权威的现代美术评论家兼镰仓现代美术馆馆长，热心招待我们到他的博物馆去参观。他苦笑着指点一件正在被孩子们爬上爬下玩耍着的不成形的所谓现代雕刻说：“小孩子不听话，要他们不爬他们也不听，反正这些都是用钢筋水泥制造的，践踏一下也无所谓的。”他这番说明，使我啼笑皆非，无言可答。这里提出了一个形式主义艺术往何处去的严重问题。记得过去读过一本法国艺术评论家安得列·沙尔蒙所写的批评现代形式主义艺术的书，书名叫《节日欢乐后的悲哀》，形式主义艺术的命运，正像过了一夜酒吧间酒肉、女人、阿飞式胡闹生活之后所感到的困乏、空虚和悲哀！
敦煌艺术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走进了日本的艺术生活。它以它的丰富内容和1000年间生动活泼的演变发展大大震醒了迷失方向的日本画家、雕刻家、建筑家和装饰美术家们。他们以不同的角度来欣赏敦煌艺术：现代形式主义画家喜欢奔腾粗犷的敦煌北魏艺术，雕刻家喜欢敦煌的唐代彩塑，建筑家喜欢拿敦煌唐宋建筑与日本法隆寺等唐宋风格的建筑做比较，装饰美术家提出了今后日本图案的方针，将以新古典格调来大量采用敦煌图案主题的口号。
临别日本的前夜，一位负责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工作的日本朋友对我说：“敦煌艺术在日本展出的成功是不能以10万观众、3万份目录单、120篇报纸杂志文章、20次座谈会等有限数字来估计的。如果一定要照上面这样计算的话，那只是原始的种子，这些种子埋在日本土地上之后会发展生长。首先我十分同意你今夜在椿山庄告别会上提出毛主席的‘东风压倒西风’的名言。敦煌艺术有这样一种力量，它打破了存在于日本现代人心理中的‘西方万能’的概念，十分可能使我们的文化艺术重新走上中国的也是日本的东方优秀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