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飞天传友谊

敦煌艺术展在日本

1955年，日本拥护宪法国民协会代表团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候，曾与中国人民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共同签订了有关两国文化交流的协议。“中国敦煌艺术展览”在日本的展出，就是这个协议中的文化交流工作之一。我们“中国敦煌艺术展览”工作团的成员，包括康大川、李承仙、崔泰山和我一行4人，受到日本主办单位《每日新闻》社和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邀请，经中国人民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的筹备，随带敦煌文物研究所历年在敦煌莫高窟所作的壁画和彩塑摹本及摄影作品等300多件，其中包括西魏大统四年和五年修建的第285窟整窟原大模型一个赴日展出。这是敦煌艺术历次出国展览中规模比较大的一次。我们到达日本后，随即与日本主办单位合作，经过紧张的筹备阶段，“中国敦煌艺术展览”自1958年1月5日到2月16日分别在日本东京和京都两地展出33天，共有购票参观的群众10万多人次。配合展出工作，还分别举行了有关敦煌艺术的广播、电视、电影、讲演、座谈、讨论会，接受报刊记者访问等不下30多次，直接晤谈的日本文化学术界人士和工人、学生等600余人。敦煌艺术在日本展出的成功，远远出乎日本主办单位意料。如展览目录一次印了5000份，不到3天就卖完了，后来添印到3万多份，还不够供应。展览会闭幕时，还用登记预购的办法，才满足了日本观众的需要。据有些日本朋友说，这种现象是过去任何艺术展览会所没有的。

中日两国人民是有着悠久的友谊和文化交流关系的，但这种传统的友谊和文化交流关系，近百年来受到了日本军国主义者人为的阻碍和破坏，这种情况，战后的日本人是十分明白的。尤其是当新中国成立后，6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正确英明的领导下坚强地站起来之后，日本人民不但对我国有了新的认识，而且对恢复中日邦交与友好合作有了十分强烈的要求和愿望。正像中国人民对待日本人民一样，日本人民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对新中国文化经济建设的成就是向往的。敦煌艺术在日本展出的成功，和这几年来许多中国赴日代表团受到日本公众的欢迎一样，正说明了这个问题。

我和工作团的同志们在日本做客两个多月，除了展出工作，还访问了东京、京都、大阪、名古屋、奈良、宇治、日光等地，参观了上述各地的文化研究机关、博物馆、画廊、工厂、学校，以及手工艺作坊、寺院、神庙和文物古迹，了解日本人民的生活和工作情况。

那是在1957年12月下旬，我们离开了人民的首都北京，飞机到达广州，那里已是杏花含苞待开的初春景象。祖国的伟大可以用“四季皆春”这4个字来形容，社会主义祖国的温暖和她在各方面的发展与建设，正像春天一样，跟广州的气候一样。从广州乘火车到深圳的路上，我在车窗边看到一片似锦的山庄与园地在暖和的阳光下更显得青葱可爱。

在深圳，我们虽然办理了离境和入境的手续，但是在感情上真不愿意接受这一条人为的“界线”。当我们看到鲜艳的五星红旗那一边，有一面灰蓝色的外国旗帜，就不能不产生一种离别祖国的感情。我对那站在分界桥上的卫国战士顿时激起了无限的敬爱，真想上前去和他握手。他那庄严的仪表和体态，使我想到我们在不同岗位上所肩负着的不同使命。再会吧！我们终于慢慢远离卫国的战士，暂别了亲爱的五星红旗，踏上了去日的旅程。

经过香港，我们在12月20日搭乘印度航空公司的飞机经过4小时半的海上长途飞行，终于在落日的暮色中，从机舱窗外看到了浮在海中的群岛和带着紫色夕阳的富士山顶。这个埋在苍茫烟霭和海水中看不见山脚的富士山，给我一种类似海市蜃楼的幻境一般的感觉。这时候，机上的服务员正在向乘客们广播飞机将在半小时内到达东京的预告。这个预告显然给长途飞行的旅客以各种不同的感受。对于我这个初来日的旅客来说，我的心情不但振奋，而且有点不安：振奋的是目的地快到了，不安的是这个陌生的国度里的人们，将怎样来接待和支持我们之间有关两国人民文化交流与和平合作的工作呢？

我看看手表，正指在北京时间5点钟。暮色加速地笼罩了这个岛国，飞机已接近东京，机翼上闪烁着红绿灯光，像一只在找寻安身处的夜归小鸟，一左一右地，显出不平常的摇摆。我把眼睛贴在了机舱的窗户上，现在已经可以看到东京的荧光灯广告，和闹市往来如织宛如无数流星一样的汽车的灯火。

飞机终于在黑暗中摸索到自己的空港，平安地降落在羽田机场。旅客们在服务员的“再见”声中一个个下去了。我们从服务员的口中知道：报社记者要摄影。我们慢慢下去时，就被摄影记者包围住了。来欢迎我们的日中友好协会和《每日新闻》社的日本朋友告诉我们：还有一大批欢迎的日本朋友和爱国侨胞正在接待室等候我们。他们已经安排了一个正式的接待会。

一阵热烈的掌声和许多鲜美的香花，从四五十位日中友好团体、日本学术界和华侨总会的代表们那儿拥来。最使我们感动的是从日本朋友的手中看到了我们的五星红旗，那样鲜红，那样庄严美丽的国旗！

日本著名画家福田丰四郎致了欢迎词。他代表日本无数爱好和平和中日友好的朋友，对我们表示了衷心的欢迎。

在欢迎会上，我们会见了曾在敦煌见过的日本朋友，东京大学教授驹井和爱、《每日新闻》社摄影部部长安保久武、学艺部部长彬本要吉。我们紧紧地握手，表达了别后的关怀和在东京重逢的快乐。最使我们感动的是年已70高龄的学士院会员、考古学家原田淑人博士也来欢迎我们。我们对他表示了深切的感谢。

为了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文化交流和友谊，我们一到东京，当晚就与《每日新闻》社、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和文学艺术界的日本朋友们商议如何使敦煌展览会在短期内展出。

当时的情况是，展览会的消息早已由占日本第二的、日出300万份的《每日新闻》不止一次地报道过，所以日本人民对于敦煌艺术是“久闻大名”，经常有读者询问展出日期，要求预购票。敦煌展览会的全部展品是由海路运送的，因为当时海上有台风，船期延误，展品要在12月31日才能到达。原定12月26日展出的计划只能改期在1958年元月才能展出，这就更增加了日本人民对展览会的注意。

展览会会场在东京闹市的高岛屋，那是一个8层的大百货公司的最上层，平常要做买卖，不能预先布置。从准备布置到展出只有6小时的时间，即商场闭馆的18时（下午6时）到24时。时间是相当紧张的。由于我们的展出计划做得比较细致和具体，在国内做好了展品照片和平面布置设计，编好了目录和资料，所以时间虽短，布置还是有把握的。1957年岁末之夜，我们组织了100位日本工人，紧张地工作起来。高岛屋和《每日新闻》社、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负责工作人员也自动参加了布置陈列。我们买了许多日本酒，请日本工人喝。大家一面工作，一面相互祝贺新年，彼此亲密无间。我们在紧张快乐的空气中，一夜之间，完成了1400平方米面积的展品陈列。等我们离开高岛屋走上东京街头，街上除了我们这些为敦煌艺展工作的人员，就只有那些在酒吧间通宵狂欢的人和无家可归踯躅街头的人了。

像我们的春节一样，新年是日本最大的节日。所不同的是，各个商店和电视广播，都有用英文组成的荧光灯新年广告，给节日带上了洋化的色彩。据说现在日本农村也很少过春节。日本人民已把传统的旧历新年移前举行。但是用作新年吉祥象征的还是中国的“岁寒三友”。三友中，松竹是随处皆有的，就是梅花还不到开放的季节，只有大百货商店用暖房培养出来的盆栽梅花来点缀。新年有3天假期，人们换了新衣出外拜年，孩子们与大人们一起玩踢毽子和放风筝的游戏。

新年里，我们到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片山哲（他是日本前首相）先生家里去拜年，还接受了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邀请，由华侨蔡君陪同去东京附近的海边温泉度过节日，沿途看到了日本的乡村和农田。虽然是新年，日本贫苦的农民有的还是用简单的铁铲在耕作。听说日本政府在战后曾经进行过一番土地的调整，从公产和大地主方面分出了很小一部分土地，卖给没有耕地的雇农。但是土地面积太少，出产物品养不活农民的家庭，逼迫农民还是不得不把少得可怜的一点土地贱价卖给官府和地主，离井别乡到城市去另谋生活。

沿途我们还经过高速公路。汽车在这些公路上行驶要付给费用，这使得我们非常诧异。我们到达热海附近一个小镇汤河源后，下榻在向岛园温泉旅馆。这个旅馆的主人是一个中年妇女，旅馆服务员也全都是妇女。听说这是战后的一种普遍现象，开设旅馆的女主人大都是寡妇。

汤河源刚落过雪，虽然是温泉，但是气候比东京还要冷。向岛园旅馆的房屋轻巧雅致而干净。房里虽然有火盆，可是脱了鞋在光滑冷硬的地板上走真有点吃不消。日本朋友亲切地招待我们，让我们充分休息。但是因为我们急着要回东京准备展出，在汤河源只住了一天。

1958年1月5日，“中国敦煌艺术展览”在东京开幕，由当时正在日本访问的我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团长李德全剪彩揭幕。200多位日本文化学术界和社会知名人士参加了开幕式。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片山哲先生和《每日新闻》社总编辑山本先生都在开幕式上讲了话。

这个展览会的开幕，正如片山哲先生所说：“从文化上，从艺术历史上看日中两国人民在过去近两千年的长时期中，一直有着兄弟般密切的友好关系。通过敦煌艺术展览，使日本人民确信上述日中友好历史的真实性，从而加强和发展日中友谊与文化交流的关系是完全可能的。所以‘中国敦煌艺术展览’在1958年新年开幕，正象征了这个年头将是日本中国两国和平友好恢复邦交的年头。”片山哲先生的话，说出了无数日本人民强烈要求他们的政府早日与中国恢复邦交的心愿。

展览会受到了日本的专家学者和热爱新中国的朋友们的热烈欢迎和赞美。日本考古学界权威原田淑人博士说：“敦煌艺术是日本艺术的根源。”日本天皇的弟弟三笠宫参观展览会后说：“敦煌艺术是日本美术的原型。”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贝塚茂树说：“过去日本军国主义者认为中国民族不如日本的说法，是使近代日本人民走向悲剧的主因。”

展览会原定12时开放，到了11点半，会场外排队购票的观众已有近千人，这是难得有的盛况。以后，观众天天增加，最多的一天达到9300多人。据高岛屋的负责人说，这是日本所有购票参观的艺术展览会中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国敦煌艺术展览”在日本展出的盛况，连日本朋友也觉得出乎意料。欣赏敦煌艺术成了当时东京、京都等大都市人民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各种不同政治倾向的日文和英文报纸杂志，都连篇著文介绍。日本著名的艺术家、艺术评论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美术史家全部被动员起来为敦煌艺术撰写文章。据不完全统计，各报刊介绍敦煌艺术的文章就有120篇，这在日本来说，也是前所未有的。照日本通常的情况，由《每日新闻》社主办的展览会，其他报纸照例是不写一字的，但是敦煌艺术破了例。因此《每日新闻》社的负责人也为此十分感动。

每天排队购票参观的观众非常拥挤。观众中有学者、专家，也有工人、学生、农民和家庭妇女。一般都要等候两三个小时才能轮到买票入场。有些大学生为了照顾年老的学者专家，都自动地把自己所占的前列位置让给他们，免得他们久等。虽然会场很挤，但还是有许多观众争取时间做笔记、画速写，在每幅壁画前依依不舍，不忍离去。尽管观众这样拥挤，但是会场井然有序，非常安静。这种情况使得高岛屋的负责人惊喜不已。正如这个百货公司的宣传部长永井先生所说：“中国敦煌艺术展览”的成功，使我这个在商业上从事文化工作的人也受到很大的教育。最使我感动的是，从学生到学士院院士，都抱了一个学习和研究的态度。好像观众都在上一堂东方美术史的大课。大家在这个展览会上得到了很多东西，受到伟大的敦煌艺术的强烈感染。因此，观众的感情是严肃的、纯正的、健康的，会场上始终十分安静，井然有序。不久前这里办过一个摄影展览会，也吸引了很多观众，但是会场秩序之乱，人声之嘈杂，都不能与‘中国敦煌艺术展览’相比。这是展览会的内容所决定的。”

很多日本专家以新奇的眼光，在敦煌艺术中发现了6世纪日本飞鸟时代艺术的先驱者。这就使某些日本学者认为日本文化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开始于相当于中国唐朝的奈良时代的论点站不住脚。使得日本人民由此认识到中日两国之间，有着更早、更多、更好的交情。

许多观众写信给报社，感谢主持这个展览会的《每日新闻》社、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和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使他们看到了伟大的敦煌艺术。他们也在信中感谢长年在沙漠中坚持临摹工作的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有位22岁的日本主妇渡边在信中说：“我的心中早已有了敦煌了！”

展览期间，有位上了年纪的日本老先生，在285窟模型室看了两个小时之后，从人群中挤出来找我们，热情地和我们握手，热烈赞扬中国人民的宽大和气魄，赞美新中国对文物的重视和保护。说着说着，他情不自禁地举手高呼：“毛泽东先生万岁！”他的眼睛里还含满了激动的泪水。像这位老先生所表达的老一辈日本人民的感情，我们是完全能够理解的。

今天，在痛定思痛的老一辈正直的日本人民心里，他们还牢牢记着近两千年中国与日本人民在长期的文化交流中，对东方和世界文明曾有过的卓越贡献。从6世纪日本飞鸟时代开始，中国的文化和艺术开始流传到日本，在那里生根发芽。我们在京都、奈良、宇治、大阪、东京等地，看到创建于593年的四天王寺和修建于607年的法隆寺中，至今还保存了制作于唐宋时代的干漆木雕的佛与菩萨造像、壁画，以及造像身上富丽精致的光头、背光、宝冠和璎珞佩带供宝等。奈良的唐招提寺就是直接由唐代中国高僧鉴真和尚按唐代寺院建筑蓝图建造起来的。这些日本的古代建筑和艺术，不但结构装饰保存了中国的风格，就是匾额碑碣也都刻着挺秀的唐人书法。这些明显的文化渊源，今天日本的老年人都知道得很清楚。

但是明治维新的政策、“西方万能”的政策，使帝国主义者以人为的力量把两个邻近国家人民的友谊和文化交流关系中断了。

明治维新把学习的眼光由东方转向西方后，在文化艺术上也沾染了十分浓厚的西方色彩。在绘画上，他们甚至放弃了曾经深深影响法国后期印象派绘画的浮世绘，而从头学习西欧各种时新的艺术作风。他们一个阶段一个阶段连续不断地模仿学习，从20年代开始的欧洲新画派，如后期印象派、立体派、野兽派、未来派、超现实主义，一直到各种不成形的抽象主义艺术，都是悉心地在模仿着、学习着，像过去学习中国艺术一样。因此，今天在日本就产生了可以与法国后期印象派代表作家塞尚作品乱真的日本画家，产生了可以与法国立体派代表作家洛特作品乱真的日本画家，也产生了可以与野兽派代表作家鲁奥作品乱真的日本画家。因此，日本就有了日本的达里、日本的马蒂斯、日本的凡拉明克等等亦步亦趋、模仿得尽善尽美的日本洋画家。在日本，也一样有包揽画家的掮客和他们私有的阔气的画廊。他们可以用他们的资本开展览会，出专刊画集，收买艺术评论家，用各种巧妙的方法来捧一个画家或贬低一个画家，像炒股票一样来抬高或降低一个作家或一幅画的市价。

然而好景不长，日本画家在战后苦难的年代中，已尝到了灾难的滋味，在画坛上出现了没精打采的趋势。正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法国一样，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几年中，在所谓“美国生活方式”的宣传影响下，一度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中心之一，成为西欧几个国家游历和观光的市场。形式主义的名画家曾经有过一度短暂的活跃，但是这个时期并不很长。近两三年弥漫在以美国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衰退，同样也涉及日本的艺术界。

日本权威的现代美术评论家兼镰仓现代美术馆馆长，热心招待我们到他的博物馆去参观。他苦笑着指点一件正在被孩子们爬上爬下玩耍着的不成形的所谓现代雕刻说：“小孩子不听话，要他们不爬他们也不听，反正这些都是用钢筋水泥制造的，践踏一下也无所谓的。”他这番说明，使我啼笑皆非，无言可答。这里提出了一个形式主义艺术往何处去的严重问题。记得过去读过一本法国艺术评论家安得列·沙尔蒙所写的批评现代形式主义艺术的书，书名叫《节日欢乐后的悲哀》，形式主义艺术的命运，正像过了一夜酒吧间酒肉、女人、阿飞式胡闹生活之后所感到的困乏、空虚和悲哀！

敦煌艺术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走进了日本的艺术生活。它以它的丰富内容和1000年间生动活泼的演变发展大大震醒了迷失方向的日本画家、雕刻家、建筑家和装饰美术家们。他们以不同的角度来欣赏敦煌艺术：现代形式主义画家喜欢奔腾粗犷的敦煌北魏艺术，雕刻家喜欢敦煌的唐代彩塑，建筑家喜欢拿敦煌唐宋建筑与日本法隆寺等唐宋风格的建筑做比较，装饰美术家提出了今后日本图案的方针，将以新古典格调来大量采用敦煌图案主题的口号。

临别日本的前夜，一位负责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工作的日本朋友对我说：“敦煌艺术在日本展出的成功是不能以10万观众、3万份目录单、120篇报纸杂志文章、20次座谈会等有限数字来估计的。如果一定要照上面这样计算的话，那只是原始的种子，这些种子埋在日本土地上之后会发展生长。首先我十分同意你今夜在椿山庄告别会上提出毛主席的‘东风压倒西风’的名言。敦煌艺术有这样一种力量，它打破了存在于日本现代人心理中的‘西方万能’的概念，十分可能使我们的文化艺术重新走上中国的也是日本的东方优秀传统。”

难忘的回忆

日本和日本人

我自小对地理和历史的概念都是非常糊涂的。对于“日本”的认识，只局限在“东方人、和服、日本话”这几个概念里。后来，第一次与日本人打交道，是1928年在法国巴黎一个艺术家经常喜欢去的蒙巴拿斯咖啡店。我们正在喝咖啡，这时留法的日本名画家藤田嗣治用法语对店老板说：“现在店中所有顾客饮用的账都由我来付，因为我卖了一幅画，我应该为同伴们请客，请大家不要见外。”他的话引起全店顾客的热烈鼓掌，我也鼓掌。这是我一次由衷地鼓掌，表示感谢。这位有名的日本画家异乎寻常的“请客”，使一些多喝了几杯酒的法国朋友举着酒杯到藤田嗣治面前，和他一同干杯。这时候整个咖啡馆的顾客都举杯站起来，异口同声地喊着：“藤田万岁！”这时戴着黑边近视眼镜的藤田，笑逐颜开地也喊着：“亲爱的伙伴们万岁！”这次偶然的集会使我透过藤田嗣治，对日本和日本人有了一种新的认识和看法。这种认识和看法比之过去“五四”时期（签订《二十一条》，那时我才7岁，也曾去学校参加搜查日货、焚烧日货的运动）抵制日货时的看法有所改变。我尤其喜欢他在当时欧洲现代派盛行的巴黎画坛上，仍然保持了东方民族特有的墨色线描为主的艺术风格，成为一个令人推崇的近代东方名画家。但我对日本绘画知道得并不多。当我从1942年至1957年十余年从事敦煌佛教艺术的研究保护工作后，确实想了解一下一衣带水的日本精心保护的法隆寺、东大寺、唐招提寺等著名佛教艺术遗址的保护研究工作。所以当1957年组织上要我们准备敦煌艺术在日本展出时，我因得以有一个学习和增进了解的机会而非常兴奋。1956年5月14日，我们在千佛洞曾接待过以驹井和爱为首，包括杉本要吉、冈崎敬、安保久武、樋口隆康等在内的五人代表团。两天的访问，虽然时间不长，但中日之间，莫高窟和法隆寺之间，已结成了友好真挚的友谊。我们很遗憾没有见到我们渴望已久的石窟艺术研究专家水野清一先生。驹井和爱先生告诉我们，水野先生因不慎伤了腿，没能同来是非常遗憾的事。我说：“我们希望他能同你们一同来莫高窟参观呀！”

当时我们敦煌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是比较清苦的，但我们和驹井和爱、冈崎敬、安保久武、杉本要吉、樋口隆康五位先生的亲切会见是热情友好的。正如杉本要吉在1956年5月15日在留言簿的题字上所说：“日本考古学代表团访问中国的最大目的是在于参观敦煌。我们一行五人到此逗留两天，亲眼看到千佛洞的伟大艺术：北魏的雄伟，盛唐的荣华。这使我们非常感动，非常满足。我们在此对于敦煌文物研究所常所长及以下的先生们表示深切的敬意，并祝今后有更大的发展。”

作为“今后有更大的发展”的具体表现是，1958年“中国敦煌艺术展览”在日本东京和京都两地的公开展出。在当时中日邦交尚未恢复的时代，展览由中日两国几个人民团体负责举办。众所周知，名闻世界的敦煌石窟宝藏，近一个世纪以来，受到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破坏和劫夺之后，除大量的石窟密藏，如古代写本、绢画、肖像、木雕像等流散在英、法、俄外，至今幸存较多完好壁画的彩塑的石窟492个，有各时代壁画、彩色塑像2000余尊，是现存古代文化艺术珍贵的遗产。当时为了中国和日本的友好与文化交流，满足一衣带水的日本广大人民的热切期望，我们带着中国人民的深厚感情，在日本东京和京都两地进行为期33天的公开展出，受到日本人民的热情欢迎。大致过程我在上文中已经写了，下面记述的是在展出期间一些令人难忘的友谊故事。

记得展览会布展时，帮助我们布展的日本青年工人，认真负责，迅速按期完成工作，令人感到万分兴奋。完成布展工作是12月31日午夜11时25分。我们轻松地在午夜的马路上并排步行，到一家通宵服务的日本酒家吃夜宵。我们同时高举起满杯啤酒祝贺：“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万岁。”那时我看到李承仙兴奋得流下了快乐幸福的热泪。她对我说，日本工人那样负责认真的态度和热情令人十分感动，是一辈子也忘不掉的。她曾在1956年在印度新德里负责主持敦煌展览，就没有如此的高效率和高速度。那天正是岁末之夜，我们在回旅馆的路上，又和康大川、崔泰山等步行到大街后面小巷的一爿小面馆，每人吃了一碗有上海风味的阳春面，并随便在餐桌上各人抽了一张“新春幸福”的美好祝词。回到旅馆，我们觉得浑身轻松，快乐地过了一个日本的岁末和新年。这是我们到日本后最为快乐的一天一夜。因为做了中日两国人民应做的工作，也是难忘的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和文化交流的幸福的一天。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首先接受了杉本要吉赠送的一只黄丝绒做的小狗。因为那一年是中国农历狗年。早餐后，我们应华侨蔡振华的邀请去旅游。一路经过富士山，在皑皑白雪中，到达了日光。蔡振华为我们安排好一个日本庭院式的旅馆。浴池是在日光一个竹林梅花的小院中，真是小庭流水，意趣横生，为我们长了自然主义的见识。

1958年1月4日，我们在大雪纷飞中返回东京。看街头店堂橱角中布满了俨然如画的松、竹、梅“岁寒三友”等应景风物。《每日新闻》正在大力报道“‘中国敦煌艺术展览’将如期于1958年1月5日在日本桥·高岛屋开幕”的消息。《每日新闻》为了宣传，还刊登了将285窟整窟模型大佛自高岛屋大楼底层用大吊车拉上八楼的照片；原田淑人、驹井和爱等有关敦煌学专家，还撰写了有关介绍敦煌艺术的论文。水野清一教授还在《日本佛教艺术》杂志上发表了参观“中国敦煌艺术展览”时所做的笔记。水野清一先生是《大同云冈石窟》24大本研究专著的主要执笔人。他对中国和日本的佛教艺术，有很深厚的研究。他在当时出版的《日本佛教艺术》杂志的文章中，根据他对中国古代艺术和石窟艺术渊博的知识，对敦煌艺术的排年问题，提出了中肯的见解。但他非常遗憾地表示，那一次日本的中国考古代表团出访时，自己因为足疾而没有能来敦煌访问，这是非常遗憾的事。他非常热心地为我们安排了天理教历史博物馆的访问。记得有一次为了使我能见到正在修复的一个法国人伯希和从新疆库木吐喇附近的苏巴西古墓中发现的隋唐时代漆制的彩绘舍利盒，他冒着大雨带我到京都一个私人家里去参观。这是一个非常珍贵的5世纪时的骨灰漆盒。我能如此接近地去鉴赏它，感到无比快乐。我非常感谢水野先生，临别时我用英文向他致谢。他说：“在日本我还是东道主呀！希望有朝一日能去敦煌和你一道研究敦煌石窟的壁画问题，那是我一生最大的希望。”我说，只要我健在，我一定要争取邀请你到敦煌去。这是我们在大阪飞机场上临别时的最后一次谈话。他要求我离东京前为平凡社写一篇敦煌壁画的文章作为纪念。我答应了，交出了一篇非常草率的稿子，直到香港时才把初稿和图片寄出。使我感动的是水野先生为我列举的早期照片、图片做了十分精详的解说。1958年冬，我在敦煌收到这册纪念画册。在1962年，还接到水野先生赠送的他在阿富汗发掘时完成的第一部著作。那时我兼职兰州艺术学院院长，曾回复他一封长信，对他在艰苦工作中所取得的初步成就表示祝贺！但没有接到他的回信。1963年我还告诉他我们准备于1966年举行敦煌莫高窟建窟1600年纪念活动，要邀请国际石窟艺术专家来敦煌。但后来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使那个庆祝建窟1600年的计划没有实现，与水野先生的联系也中断了。1972年我在敦煌莫高窟接待韩素音后，才知道水野先生已于1967年因在阿富汗工作积劳过度，为文化考古发掘而殁。听到这消息，我非常难过。我早已知道他鞠躬尽瘁，在阿富汗沙漠旷野中辛勤工作的情况，但没想到他会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现在，再也不能欢迎他来到敦煌和我们共同研讨有关佛教艺术的考古研究工作了。

1958年我们在日本东京、京都会见了不少像水野清一先生一样的考古学者。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我们参加了水野清一、平冈武夫、燕藤菊友郎、藤枝晃、长广敏雄、冈崎敬、樋口隆康等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各位专家学者们举行的关于敦煌文物艺术的恳谈会。在东京神田一桥一次晚餐会上，我们会见了以原田淑人、仁井田陞为首的考古、文学、美术专家，以及北川桃雄、驹井和爱、三上次男、熊谷岩夫、福山敏男、仓田武四郎、杉木要吉、土介定一、广濑荣一、关野雄、杉村勇造、杉原庄介、藤田亮策、山本达郎、榧本龟次郎、大琢初重、秋山光和、后藤守一、川上泾、高田修、岛山喜一等人。我们边说话边用晚餐，畅谈了日本和中国文物考古界的情况，尤其是敦煌和我1953年在新疆天山南北两地从事石窟艺术调查访问的一些情况。大家还一再强调中日文化交流友好往来的迫切与重要性。

驹井和爱、冈崎敬、樋口隆康、安保久武、杉本要吉是1956年来到敦煌莫高窟中寺（皇庆寺）我家中做客的最早的日本老朋友。1958年在我访日时，驹井和爱先生也回请我们到他家中做客。由杉村勇造先生陪同我们在驹井和爱的书斋中喝日本茶，共叙友情。驹井和爱先生还把他们在北海道正在进行的考古发掘，与我们在文物参考资料上刊登的1953年新疆在昭苏文物考查所得撤姆大须古石人及遗址进行了互相探讨。这一切是30多年前的事了，但现在回忆起来仍历历在目。遗憾的是驹井和爱和杉村勇造他们都离开了我们！在日本时杉村勇造先生、北川桃雄先生等，他们都离开繁忙的研究工作来陪同我们参观博物馆、寺庙、文物古迹等等。有一次在早稻田大学为我们举行欢迎会后，杉村勇造先生与我们同去一家中国饭店吃晚餐。当时钟正指向9点，杉村勇造先生突然对我和李承仙说：“张大千先生此刻正在东京飞机场，9时正起飞离开日本。大千先生要我带口信给你们，表达他对你们的问候。”我们问：“大千先生来看过我们展览会吗？”杉村勇造先生回答说：“大概已看过了吧！因为我在他住处看见他桌子上放了一本‘敦煌艺术展目录’。”我说：“非常遗憾的是没能见到他，因为我们是已15年不见的老友了！”

北川桃雄先生还陪我们访问画家山口逢春。在山口家的日本式庭院厅堂前的大门口，山口逢春夫妇都穿着日本和服，躬身90度，口中接连地说着日本话欢迎我们。山口夫人真是一位贤淑的夫人。他们请我们吃了一顿纯日本饭。雕塑家桥本先生和夫人还亲自用小型电影放映机为我们放映他和山口先生访问中国时拍摄的电影。山口逢春先生还特地邀请我们参观了他的画室和酒吧间。他的酒吧间不大，但很玲珑，柜中有各种各国名酒。山口先生兴致勃勃地为我们调鸡尾酒，可惜我没酒量不能多饮。他又带领我们来到宽敞明亮的大画室。画室中只有一张大案子，方方正正的，房里没柜子，白壁及朴素的木板没有任何装饰，显得有些空旷，四面墙壁都是用木板做成。主人看出我们诧异的神情，就引我们走到墙壁边，顺序拉开一个贴墙壁的门扇，里面的壁柜盛满了各种颜料，一层一层很有条理地摆着；又拉开另一扇壁门，柜子拉开后放下几个格板，刹那间沿着墙壁便搭出一个长条桌子；又拉开一个壁扇门，只见里面一层一层储放着各种纸张。就这样挑拣着拉开几个柜门后，画室四面八方全是壁柜，里面摆放着齐全的笔、墨、纸、砚、颜料、纸张、胶矾、调色碟等，随手可取。我们前不久曾在日本画展览会上看到山口先生一幅富丽堂皇的日本画《牡丹》。他的画色彩绚丽，笔画利爽，反映出他成熟的创作风格。这是我们看到的他绘画创作中最精美的一幅。我们称赞他用石青、石绿、朱砂等画出这样得心应手的杰作，确是现代日本画的又一个新的划时代的风尚！山口先生说，他作画从来不互相掺杂调色，而是把各种颜色根据需要和选择调上胶水后直接画在画面上。他说他的画一定会像翡翠、辰砂一样永远放射出“金碧辉煌、富丽堂皇的风采”。介绍经验时，他还特别强调了作画用颜色和鹿胶的关系。对于卷轴画来说，不论画在纸上或绢上，只有鹿胶能经受各种气候变化的考验，永不产生龟裂脱落的现象。这是他研究的成果，是画重彩中国画应该注意的，希望敦煌临摹工作中可以选择采用。山口先生宝贵的经验对我们临摹用色用胶确是一种启迪。

1958年访日期间，我们还应日本研究敦煌壁画的博士松本荣一先生之邀到他家中做客。在他古色古香的庭院中，松本荣一先生和夫人在门口躬身欢迎我们。松本夫人亲自用茶道的古风教我们如何泡制清茶和如何双手捧着茶碗品茶，以及一面转动茶碗的方法。松本先生很谦逊地对我们说：“‘中国敦煌艺术展览’的彩色原大摹本，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古代中国壁画敷彩的资料。这些重要资料在伯希和编辑、用黑白照片印刷的《敦煌石窟图录》上是看不到的。因此，看了展览后，我认为我应该再研究一下敦煌画呢！”记得那是新春细雨霏霏的时刻，很像四川重庆迷雾一样的气候，在寂静园林中的这间客厅中，我们受到了热忱的接待。过了几天，松本荣一先生和另外几位专家们与我们开了一次座谈会，真是永远难忘的会见。

最使我难忘的还是塚本善隆先生。我们1958年初访日本时，有幸遇到了他。塚本先生是一位忠厚的长老，有高深的学识，尤其精通佛学。他特地在他所在的清凉寺寺院中请我们吃素食，并让我们参观了清凉寺和寺中收藏的一身北宋时代檀香木雕刻的释迦牟尼立像，及佛像腹中发现的用丝绸做的内脏等珍贵文物。塚本先生表示：日本清凉寺与中国五台山有极其深厚的历史渊源。在“中国敦煌艺术展览”中展出的敦煌莫高窟第61窟宋代壁画《五台山》全图上面有“大清凉之寺”（敦煌莫高窟第61窟宋代《五台山》全图壁画长13.3米，高5米，系李承仙1948年至1949年临摹的）。塚本善隆先生提出希望邀请《五台山》全图临摹者李承仙在日本清凉寺同样临摹绘制一幅。我们表示为了中日友好、中日文化交流，我们愿尽微薄之力为后世留下纪念。1958年访日回国后，这件事就搁置起来了，一晃已24年。1979年，我和李承仙、女儿沙娜再次访问日本时，我们本拟看望塚本善隆先生，因塚本先生病危，我们没能在塚本先生病榻前握手告别，真是非常遗憾的事。现在塚本先生已归道山，在1985年元旦的时候，秋冈家荣先生来中国时，为了进一步促进中日文化交流与友好往来，正与有关方面磋商，在我古稀之年设法完成这一位年高望重大德者的遗愿。

在我怀念的故人中，还有日本前首相片山哲。他是我们1958年在日本举办“中国敦煌艺术展览”日方的主办人。他和夫人片山菊枝为了主持东京和京都敦煌展览会的开幕仪式，陪同我们往来于东京、京都道上，一直到最后参加日本朋友为我们举行的有一二百人参加的名为“椿树叶”的盛大告别宴会。在日本期间，片山哲先生还特地邀请我们到他的江之岛的寓所访问。那天，他使用刚买的崭新汽车接我们到他家做客。他女儿片山光照还把她幼时在江之岛海滨拾到的海贝、海螺钉在一个小盒中赠送给李承仙。片山菊枝夫人还陪同我们瞻仰了聂耳墓。我们在聂耳墓上献了一束鲜花，耳边似乎响起了《义勇军进行曲》雄壮的歌声。我们在江之岛的聂耳墓上带回了一把泥土，回国后交给了中央音乐学院留作纪念。

这次访日期间，中岛健藏先生也给我们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他始终背着照相机，默默地做着各种接待工作。我们离开东京时，他送我一套日本美术史的幻灯片。日本印刷出版工作的速度和质量也令人称赞。由日本美术出版社承印出版的《敦煌彩塑》，从决定出版到印出，仅用了20天的时间——我们还没有离开日本时就收到书了。

在日本两个多月的访问中，我们结识了日本考古界、美术界的许多朋友和其他日本友好人士，参观了35个寺院，参观了日展、大阪国宝展以及许多博物馆、民艺馆、艺术馆，学习了不少东西。

离别日本时已是清晨5时。在东京羽田机场，出乎意料地发现有成百上千送行的友好人士，在二层送行的阳台上向我们招手致意，使我们深切感到那种友好之情。与日本友人分手时，日本《每日新闻》社的安保久武先生还给每个代表团团员赠送了在告别宴会上拍摄的照片集。

1977年10月，“四人帮”被打倒后，敦煌文物研究所恢复了所长制，组织上决定仍由我担任所长职务。这几年来，敦煌由于开放政策和推行旅游业务，我们逐渐地接待了越来越多的各国朋友。日本朋友接二连三、一批又一批地到敦煌来参观。我们会见了久别20年的西园寺公一先生和西园寺雪江夫人。我们给他们看了1958年在他们北京寓所的合影照片，大家感慨往事俨如隔世。当年照片上他们的两个孩子现已从北京大学毕业，而且写了一本反映他在中国包括“文化大革命”中所见所闻的书。西园寺公一先生兴奋地说：“20年前我们相见时五十来岁，现在我们都已七十来岁，希望我们都健在，再过20年我们九十多岁了再相聚……”难忘的情谊是多么久远。我们又会见了邓健吾和华侨石嘉福。他们是1977年11月过兰州时，我们在滨河路住宅见到的。1978年至1979年他们再次来敦煌时，我们又在敦煌接待了他们。1983年我和李承仙第三次访问日本，去北海道参观时，石嘉福先生亲自驾驶汽车，全程陪同我们参观。邓健吾先生现在已是日本成城大学教授、敦煌学知名学者。

1978年5月，我们在敦煌接待了日本松山芭蕾舞团团长松山树子和清水正夫以及以写小说《敦煌》闻名的著名作家井上靖先生和夫人井上芙美。1958年我们出访日本时，在东京观看过松山树子主演的《白毛女》，可以说是老朋友了。我们不仅陪同日本朋友参观了莫高窟，而且还乘车前往玉门关游览。在玉门关的长城脚下，我们和清水正夫夫妇、井上靖夫妇共进野餐。井上芙美夫人从行囊中拿出日本的小酒杯，大家围坐在残砖剩土上共饮葡萄美酒。我当时即兴将“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诗句改为“西出阳关有故人”，使大家更为高兴。井上靖先生在戈壁滩上喜爱独行，慢慢地品味大漠戈壁的荒远亘古、旷达开阔与无情，不时地用小梳子梳理那被风吹乱的头发，也不时地用笔在笔记本上记录下他的感受和创作的思想火花。在阳光下，我还与清水正夫先生登上汉代烽火台遗址，体味两千年前汉代李广利将军因“汗血马”之战失利而不得进入“玉门关”，悄悄自阳关进入敦煌的历史，并在夕阳残照的烽火台上摄影留念。

接着就是生江义男先生和秋冈家荣先生的到访，那时正是敦煌莫高窟的八月，是瓜菜成熟的时节。生江先生是一位研究佛教和佛教艺术的知名教育家，具有豪爽的性格和朴素热情的学者风度。当我们在敦煌为他们举行招待宴会时，生江先生边饮酒边吟诵唐诗：“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流露出生江先生对中国的一片纯厚质朴的感情，将我们都引到不分彼此的境界。当时我和秋冈家荣先生还热烈地谈到中国周总理和日本田中首相为中日两国人民恢复邦交铺平了友好合作的道路，两国人民必将进一步携起手来为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和文化交流做出更大的贡献。此时，大家都感到无比的高兴和快慰。秋冈家荣先生是恢复中日邦交时日本朝日新闻社驻北京的支局长。他曾多次见到周总理，周总理曾表扬他年轻、精通中国话，是中日恢复邦交时起到重要作用的记者之一。

1979年10月，我们应日本桐朋学园校长生江义男先生和日本《朝日新闻》编辑委员秋冈家荣先生的邀请，再次访问了一衣带水的东邻友邦——日本。

我和夫人李承仙、女儿常沙娜、翻译王庆英一行4人于1979年10月27日下午2时许由北京直飞东京成田机场。我们一下飞机就受到生江义男、秋冈家荣、井上靖、邓健吾、入山虔二郎、平山郁夫先生和夫人美知子等许多日本老朋友们的热烈欢迎。在日本为期两周的访问中，井上靖先生和井上芙美夫人、生江义男、秋冈家荣诸先生亲自陪同我们参观。主人们周密、精心地安排了我们的访问日程，使我们参观了渴望已久的高松塚古墓、福冈竹原装饰古坟。日本文物保护工作做得十分精细科学。按规定，经过特许才能进入高松塚古墓中参观，每次二人，不得超过15分钟。但我和李承仙进去以后，被古墓壁画和古墓的保护工作吸引住了。我们忘了时限，以致特殊又特殊地在墓内参观了40分钟。后来我们出来时，女儿沙娜告诉我说，你们不按规定时间出来，主人们都不便催促。井上靖先生感慨地说，常书鸿夫妇在墓里出不来了……由三上次男先生陪同我们参观了东京博物馆。秋冈先生把我们的访日时间安排在日本正仓院一年一度的文物展出时间中，使我们有机会看了正仓院珍藏的羽毛屏风、琵琶等。正仓院的每件藏品要隔80年才轮流展出一次。由于日程很紧，我们参观正仓院展览时已是日本17万观众中的最后一批参观者了。正仓院还特地为我们举办了一个招待会，使我们的参观学习获得了很大方便。老朋友冈崎敬先生陪同我们参观了大阪民族博物馆、福冈九州博物馆、福冈美术博物馆以及太宰府政厅遗址。在参观观音寺时，还特别允许我、承仙、沙娜各人用木鱼敲击了一下用铁丝网罩的1200年前的梵钟，洪亮的钟声绕梁，余音久久迂回。这钟声，使我回想起敦煌第96窟唐代北大像殿中的钟声。

◆1979年，常书鸿、李承仙夫妇和女儿常沙娜访问日本时受到日本作家朋友井上靖欢迎

秋冈先生陪同我们参观岚山时，正是日本一年一度的文化节。在美丽的岚山脚下，沿河停泊了各种张挂彩灯的木船。这天岚山游人特别多。我们在附近买了一束白色菊花，敬献在岚山的龟山公园周总理诗碑前。在这里我们还受到京都府日中友好协会妇女会长等朋友们的热烈欢迎，一起共唱《我爱北京天安门》的歌。

难忘的是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与樋口隆康、长广敏雄、蔽内清、小南一郎、小野胜年、柳日圣山、铃木重治、桑山正进、荒牧兴俊的会见。在1958年1月31日，我们也曾经在这间会客室中开过座谈会，当时是由水野清一先生主持接待的。现在由樋口隆康坐在水野的位置上来欢迎我们，大家为失去考古界老友默哀悼念。

在东京，我们出席了由三上次男先生主持的出光美术馆的座谈会。老朋友田中一松、宫川寅雄、前田耕作、土居淑子、秋山光和夫人（因秋山光和先生在外国未回）、关野雄、藤田冈雄、西田守夫、量博满、护雅夫、金冈照光、大肥义和、梅村坦、古田绍钦、保抑睦美等出席了座谈会，松本荣一先生因病未能参加。这次主要座谈交流了中日两国在敦煌研究上的情况和发展问题。

我们还参加了由秋冈家荣先生和长谷川嘉一郎先生主持的在奈良的日中教育交流恳谈会。会见了老朋友井上靖先生和夫人、陈舜臣先生、森川晃卿先生、伊地智善维先生、安竹一郎先生、佐和隆研先生，了解了日本在教育培养人才上的成功经验。

平山郁夫先生和平山美知子夫人、中根宽先生等还为我们安排参观了东京艺术大学。平山郁夫先生特地从镰仓家里取来他的绘画作品，请我们观赏。我们十分喜爱平山郁夫先生的画作。他的画给我们留下了永远难忘的印象。

我们参观了唐招提寺。森本长老还亲自向我征求意见，他那时即将随鉴真像回扬州巡展。森本长老拟送一卷敦煌写经。我看到他虔诚的心愿，当即表示了我的意见，中日佛教交流也是我们永远怀念的往事。

在日本参观了NHK（日本广播协会），我还特别应邀做了《敦煌的魅力和对敦煌的保护措施》的电视讲演。这是在上午黄金时间内由吉川研先生和我对谈的现场直播。1958年，我曾在日本广播电台向日本听众作过讲演，这次是我第一次面对摄像机做现场讲演。演讲结束后，吉川研先生就告诉我，已有许多观众来电话称赞这次节目办得很有意义。

此后，我应邀多次访问过日本。

1983年4月，应东京艺术大学邀请讲学。平山郁夫先生负责接待工作。我们住在东京艺术大学的音乐部教官楼，除讲学外还参观了该校的教学，并访问了奈良、仓敷等地。

同年，接受茅诚司先生邀请，去日本作石坂纪念演讲。这是由日本国际交流财团主办的，邀请世界各国文化、科学界名人主讲，每年举行一次，每次一人。演讲会自1978年开始举办，我是第六位。我作了《敦煌艺术》和《我与敦煌》的演讲，后来由在日本留学的儿子嘉煌整理成《我与敦煌——四十年面壁荒沙里》一书，由日本SIMVL出版社出版。在这次访问中，还由石嘉福先生陪同我参观游览了日本的仙台，瞻仰了鲁迅墓，游览了青森、札幌等地。

我和李承仙还先后为日本东京枣寺和法隆寺做过大型壁画。应秋冈家荣先生邀请，我们于1985年在新落成的枣寺绘制了7幅障壁画。这次在枣寺作画用了4个月的时间，绘画主题是关于玄中寺的。玄中寺是中国的佛教古寺之一，日本净土宗尊奉玄中寺为他们的祖庭。关于玄中寺，在敦煌壁画中也有所表现。枣寺的原任职菅原惠庆是日中友好人士，在中日恢复邦交前，他就致力于日中友好，收集在日华工的遗骨送交中国。现在任职的是他的儿子菅原钧。我们采用唐代壁画中绘画山水、树石、村舍的方法精心绘制了这7幅障壁画，受到日方高度评价。

1986年我们受奈良法隆寺邀请，为法隆寺绘制壁画。这次绘制在中国进行，共计16幅大型障壁画，采用唐代飞天、舞乐等造型，用唐代壁画的色调表现宗教的幽雅、平和场景。在这些画幅中，我们以线描和重彩结合，强调气韵，共花费了两年的时间。全部完成后，1988年我们专程前往日本开眼并参加赠画仪式。16幅障壁画及赵朴初会长一幅题字一并被专门安置在贵宾室内，并被作为国宝保存起来，只有重大活动才能短暂地参观。在1986年我们访问法隆寺时，井上靖先生在欢迎会上说，中国的飞天在1300年以前的时代就传到日本，现在常书鸿夫妇画的飞天第二次传到日本，很有意义。正如赵朴初会长在1988年4月11日日本NHK黄金节目中播出的、45分钟的《沿丝绸之路而来的飞天》电视片中所说，中国飞天传到日本飞了1300年，常先生夫妇的飞天也要再飞1300年。

◆1987年，常书鸿与李承仙共同创作丝绸之路飞天

1991年11月，我和儿子嘉煌的画展在日本东京举行。

同年日本创价大学授予我名誉博士学位。

1992年，日本富士美术馆授予我名誉馆长的称誉。4月，我们夫妇向池田大作先生赠送了我们合作的油画《攀登珠峰》。同时，我们将我们创作的4幅飞天画赠送日本唐苑。

访问德国

应联邦德国驻华大使魏克特先生邀请，由德国波恩国际研究中心接待，我、李承仙及翻译屠敏华于1980年3月27日至4月12日在波恩、柏林、科隆、法兰克福、美因茨、特里尔、慕尼黑、斯图加特和海德堡等九个城市进行友好访问。

我们在特里尔市由魏克特大使夫妇陪同瞻仰了马克思的故居，参观了12处博物馆、5处实验室、5处库房、3处美术馆、7个教堂。其中有两处专门修复壁画，我们考察了修复过程。同时，我们还参观了4处古堡博物馆，以及海德堡大学东方美术研究所图书室、资料室、幻灯片室，还有皇宫等。

德国的博物馆及文物修复事业相当发达。据1975年《世界的博物馆》一书中列举的就达到1157所。我们参观了其中地方性的博物馆，如科隆的罗马—日耳曼博物馆、慕尼黑的巴伐利亚州博物馆、斯图加特的巴登符腾堡的博物馆；以地方性的考古历史为主的，如美因茨的罗马—日耳曼中心博物馆、慕尼黑的国家古典艺术和雕刻馆；古遗址性的博物馆，如科隆的罗马市政厅地下博物馆、美因茨的罗马古堡（萨尔堡博物馆）；专属外国的博物馆，如科隆和柏林的东亚艺术博物馆（包括中国、朝鲜、日本），后者还有印度艺术博物馆，德、法、意各国油画博物馆，东亚民俗博物馆，等等。

我们参观访问的这些博物馆，设有实验室，设备精良齐全。计有：X射线室、石膏翻模室、电解室、真空干燥室、红外线烤干室、热释光年代测定室，光谱分析仪、金相显微镜，恒温、恒湿装置，金、钢、银、铁、玻璃器、石器、玉器、壁画、木雕、塑像、家具等修复室，采用先进技术并列入科研项目。

慕尼黑市文物保护局于1900年开始颁布文物保护法律。我们参观的实验楼是1908年始建，70多年来不断采用各种先进技术，不断积累资料和科学数据。美因茨的罗马—日耳曼中心博物馆是西德修复工作的中心，出版有修复和保存的专门资料。有一种《美术与化学》世界性“历史艺术会员”出版物，只要是会员，每年均可得到这种出版物，会员条件是每年只缴会费8英镑。

我们在德国着重了解壁画和雕塑的保护、修复工作。如下豪森教堂13世纪的壁画，他们针对壁画的不同，采用不同的方法修复。在壁画加固方面，采用化学液体打针、喷射等方法。在补画方面采用点的方法，比小芝麻点还要小的办法点影，修复后仍保持原画的形、色。明堡大教堂建于1325年，在1749年第一次修复加色之后，多年来几经修复，最后一次是在1934年。他们在修复以前进行严格的调查，对建筑物理测定、温湿度测定至今不断，取得大量数据，并用科学方法进行修复。他们在修复工作中，视各种壁面壁画不同情况采用不同修复方式，不是只凭老经验。在特尼尔博物馆，我们找到一位名叫恩斯特·施特夫尼的先生。他一边试验一边修复，已工作18年，至今仍每年修复两块壁画，每块4平方米。他用科学严谨的态度，独特地创造出修复壁画的一套方法。他们不断试验，不断总结，不断考验，尤其对壁画已用化学液体加固，作了多年仍不老化变色的鉴定。

德国在油画修复方面亦取得独特经验。我考察了他们修复的文艺复兴以来几位大师的油画，这是30年代我曾在欧洲看过的名作。事隔40多年，今天我看到修复后的名作，比40多年前看到的已焕然一新，恢复了当年十四五世纪的原作神采。这些油画修复室的工作人员，完全忠实于原画，在修复过程中不加进个人的成分。他们修正技巧很高。我问他们是哪个美术学校出来的？馆长告诉我说，他们不是美术专科学校学生，因美术专科学生想创作，他们作画有个人成分，所以不能用美术专科学生。

波恩国际研究中心专门派季爱睦先生全程陪同我们。

在美因茨由1978年夏天访问敦煌的德国考古代表团团长伯纳教授陪同。他不辞辛苦，热情地自己驾车陪同我们参观博物馆、实验室，尤其是驾车到一二百公里以外的教堂参观已在修复的壁画和罗马古堡等等。

访华考古代表团的勒德罗曼教授也亲自驾车陪同我们参观。我们参观了海德堡罗马时代古堡，还有海德堡大学东方美术研究所，看到许多珍贵资料。

特尼尔克鲍斯经理给我们详细地介绍了壁画修复工作。

巴登-符腾堡博物馆施德罗馆长热情地介绍了发掘一座5世纪贵族墓葬的情况。如他们如何完整地将墓葬品运回实验室分层清理，所有遗物零件没有散失，以及完整的修复经验。

科隆市东亚博物馆郭乐知馆长详细地介绍了中、日、朝三国展品情况。

在德国访问时，我们会见了1978年夏天访问敦煌的德国考古代表团的专家们。德国主人们还特地安排我们坐在我国领导人访问德国时在慕尼黑大歌剧院坐过的包厢，让我们坐在这里观看名歌剧。

当我们访问即将结束，魏特曼博士（访华德国考古代表团美因茨博物馆助理）与伯纳团长驾车赶到飞机场话别。

以上记述了我作为敦煌的文化使者参与国际交往的一段历史，也涉及了一些“文化大革命”后恢复工作的情况，十分简略。按照我原来的计划，准备在1966年隆重庆祝敦煌莫高窟建窟1600年，举办各种纪念和学术研究活动，通过纪念活动，宣传敦煌，总结工作，进一步促进敦煌学的研究，更好地开展保护、研究工作。早在1963年，我们就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一系列的筹备工作了。不幸的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有关纪念和宣传活动不但没有办成，反而成了我的一条主要罪状。在十年浩劫中，一些原来的学生、同事甚至是朋友，反目为仇，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他们将敦煌莫高窟称为魔窟，将保护敦煌说成是保护封建宗教的黑货，毒害人民的精神鸦片。我受到了非人的迫害，以致被迫离开研究所，一度中断了研究工作。我的遭遇和苦难，也是我们国家的苦难。最终，“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得到了彻底的清算。我们党扭转了形势，祖国又继续前进了，我也被重新落实工作，回到研究所，恢复了所长职务。1982年，组织上考虑到我年事已高，希望我集中精力进行美术创作和整理自己的文稿，为后人在这方面留下更多的东西，安排我到北京国家文物局任顾问，并且任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各方面给予我关怀和照顾，使我的晚年过得十分愉快和充实。在北京，我的心仍维系着敦煌，关心着敦煌，做着与敦煌相联系的工作；无论出访或研究、著述，敦煌是我永远的主题。

自我1942年接受筹建敦煌艺术研究所的任务，1943年3月踏上敦煌的土地，至今已整整50年了。在我生命的长河中，一大半献给了敦煌，献给了我所热爱和向往的敦煌事业。无论是在戈壁敦煌，还是在异国他乡，或在其他地方，使我魂牵梦绕的就是你——敦煌。池田大作先生曾问过我：“如果来生再到人世，你将选择什么职业呢？”我回答说：“我不是佛教徒，不相信‘转生’，但如果真的再一次重新来到这世界，我将还是‘常书鸿’，我要去完成那些尚未完成的工作。我觉得这半个世纪过得太快了，敦煌研究和保护是几代人的事，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回首已过去的人生，我自豪地认为，我的人生选择没有错。我们奉献给敦煌的应该是许许多多代人的努力和工作。”

写到这里，我又想到了那飞翔在莫高窟上空婀娜多姿的众飞天，听到了那九层楼上铁马叮当的悦耳响声，我仿佛又回到了民族文化的宝库敦煌。

敦煌啊，敦煌，我永远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