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在中国是一条“死胡同”

第一节　资本主义在中国是一条“死胡同”

《人类简史》的作者赫拉利认为，人类历史上有三种试图统一世界的力量，一是主张一神信仰的宗教，二是对领土具有极度渴望的帝国，三是以价值增殖为目标的资本主义。很显然，自人类进入近现代社会后，资本主义的力量超越了宗教和帝国，取得了支配地位。19世纪中叶，世界经济政治领域多了一个新词，叫作“资本主义”（Capitalism），世界进入了“资本的年代”。在利润最大化的欲望的驱使下，资本要求打破地理空间的限制，使全世界变成资本的空间；资产阶级试图凭借丰硕的工业文明成果，利用先进的经济军事科技实力，在全球建立自己的统治。而此时的中国，正处于康乾盛世之后的封建社会晚期，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仍然是中国经济的主要形态，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则达到顶峰。对于资本主义文明的冲击，中国既无充分的物质准备，也无充分的心理准备。

“顺合历史潮流”：中国人思想观念的剧变

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被迫在地理空间上进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直面资本的增殖逻辑和资本的权力逻辑。晚清中国遭遇的大变局，不仅表现在中国被迫割地赔款、人民被奴役的惨状，更表现为中国人的价值观念的剧烈变化。

首先，从“天下”到“万国”的世界观转变。

深刻把握晚清以来中国文明的危机，须将中国近代史纳入世界近代史的框架。资本主义是自1500年从地中海地区发展起来的，以金融和军事技术为核心，不断向世界扩张的工商文明，而近代中国则一直是以农业生产和儒家文化为中心的农耕文明。这两种有着不同历史传统的文明形式于19世纪初开始了漫长的“互动”和博弈，构成理解近代世界大势和中国“兴亡”的关键。

早在西周时期，中国人就形成了以“天下”为中心的世界观。“天下”是一个地理概念，是指“天圆地方”“天覆地载”的空间范围，但更是指具有本体论意义的世界秩序和文化秩序，包含着中国人对世界文明秩序的想象。在这种世界观里，中国是天朝上国，处于世界的中心，周边国家则是接受中央王朝恩赐和领导的藩属国。藩属国之外的国家，包括西欧国家，都被称为“化外之国”“蛮夷之邦”。“天下”观念为中国延续数千年的“大一统”秩序格局提供了理论支持，也为中国人构建“协和万邦”“四海一家”的理想世界提供了理念支撑。但传统的“天下”观念存在重视静态的空间秩序，忽视动态的时间演化，重视“自我”而轻视“他者”的问题。这种现象在晚清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在清代的官方文书中，许多西方国家的名字被加上“口”字旁作为蔑称，如英国、法国和美国被分别称为“夷”“咈夷”“咪夷”。中国与这些国家进行通商往来，并非要进行商业意义上的互通有无，而是为了体现天朝上国“怀柔远人”的恩赐。物极必反。最终，晚清统治者在“骄矜自伐”之后走向“闭目塞听”，“天朝上国”走向“闭关锁国”，传统的“天下”观也在外部世界的冲击下遭遇了裂变。

真正唤醒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天朝上国”迷梦的，是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这是一场农业文明和工商文明对决的战争，学术界将其定位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面对渔猎民族或者游牧民族，农耕民族拥有强大的优势：不仅说得过，而且打得过；假如说不过，亦能打得过；即使打不过，亦能以文化之。但是，面对具有强大军事和金融实力的工商民族，情况就变得完全不一样了。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中英两国的国情和实力对比如何呢？184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位居全世界第一，按苏联式工农业总生产值（MPS）算法计算，中国约为英国的6倍，但二者的结构却不一样。英国GDP总量虽然不如中国，但其钢铁生产、机械制造、机器纺织在世界市场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中国的GDP总量虽大，但以农业生产、农产品为主，根本谈不上机械化生产。从出口结构来看，英国主要向西欧大陆出口工业制品，而中国出口英国的则是茶叶、丝绸、瓷器、桐油、猪鬃等。从人力资源状况来看，中国号称有40 000万人，英国只有一两千万人，中国的人力资源数量远远超过英国。但是，英国的人力资源素质却让中国难以企及，英国当时已经普及小学，并且创办了中学和大学，每年培养了大量科研人员、工程师、经济管理人员、金融从业人员。而中国则绝大多数人是文盲，读书人几乎都是读四书五经、求取功名的传统知识分子，鲜有人懂得近代科学技术和现代金融。[1]可见，“量”并不等于“质”，“量”亦不能轻而易举地置换“质”。生产活动非技术性精细化前提下的经济规模，并不能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和经济实力。在这种情况下，中英之间的战争胜负可以说是“命中注定”的。

马克思指出：

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2]

1840年，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文化优越感受到了极大冲击。他们发现，儒家的“天下体系”不能使西方的民族国家臣服，“王道政治”不能对抗“坚船利炮”，“礼乐文化”亦不能抵御“廉价商品”。一些中国人逐渐认识到，中国不是“天下”的中心，而是“万国”中的一员。“万国”之“国”，就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由独立的主权、明确疆域的领土和一定数量的民众构成。在“万国”的基础上，人们引入的佛教词语“世界”逐渐取代“天下”。与“天下”主要指不变的道德秩序不同，“世界”被用来表达变化中的事物和人类时局。可见，在晚清，中国不得不摆正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认识到自己不仅是“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也是“世界之中国”。中国人的国家观，也开始从基于“天下”意识的朝贡国家观逐渐转变为基于“世界”意识的民族国家观。在文明方面，中国人也开始认识到，“今之夷狄，非犹古之夷狄也”（严复语），“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康有为语）。

其次，从循环史观到进化史观转变。

人类社会的变迁大致可分为微型变迁和巨型变迁两大类型。前者是指在同一生产方式或经济形态内发生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变化，后者则指突破原有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的结构性的深刻变革。[3]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以前，中国社会是顺应自然节律变化安排生产生活的农耕社会，以朝代兴衰更迭为表征的中国社会变革属于微型变迁。伴随农民起义爆发和统治阶级内部分裂，旧王朝衰落；伴随着统治阶级内部统一和社会重新回归“秩序”，新王朝建立。王朝“易姓改号”并不意味着社会生产方式“改弦易辙”，即使在王朝兴盛时期，超大规模过剩人口的产生，固然直接促进了生产规模的扩大，但并没有引起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的实质性变革——因为增加廉价劳动力投入远比技术发明更为实惠。所以，封建社会在“治乱”“兴衰”“分合”的循环逻辑下，政治的演进、经济的增长、人口的繁衍、文化的传播仅以微弱缓慢的方式向前“量变”，而并未产生“经济基础”层面的“质变”。所以，在整个封建时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总是处于较低水平的“内卷化”状态，中国的社会结构则呈现出一种“超稳定”状态。

人们将农业社会的日出日落、四季更替的自然现象和发展滞缓、变迁微弱的社会现象迁移到社会历史领域，形成了循环史观。商周时代，人们通过对自然现象的经验观察和理论抽象，形成了“阴阳五行”的宇宙观，也为封闭机械的循环史观之形成奠定了基础。春秋战国时期，孔子指出，历史的变化是“文—质”交替循环的产物；孟子指出，由尧舜至商汤，由文王至孔子，说明“五百年必有王者兴”；邹衍根据自然界5种基本元素相生相克的原理，指出人类社会运动不过是“金木水火土”五德的循环；董仲舒将邹衍的理论系统化，提出了黑白赤“三统之变”的历史循环论。总之，在循环史观之下，社会的发展就按照“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一分一合”的逻辑更替往复，崇古尚古是其重要特征。

第一次鸦片战争不仅在空间上打破了清朝自给自足的封闭格局，把中国纳入资本主义世界秩序，也在时间上打破了中国封闭的“治—乱”循环结构，将中国的历史叙事和世界历史叙事接续起来。中国历史的“古今”框架被“中西”框架强行撕裂，组合成新的“古今中西”结构。由于工商文明的先进性，在这一框架中，中国为“古”，西方为“今”；在价值排序上，“中西”结构也逐渐优于“古今”结构。

工业文明和启蒙主义观念对农业文明和儒家文化的强烈冲击，迫使先进中国人重新反思历史发展的趋势和方向问题。来华传教士编译的书籍、中国学者译介的外国作品日增，使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这对中国人的历史观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严复译介的《天演论》对中国的影响尤为突出。在译介该书的过程中，严复将赫胥黎的“生物进化论”“社会进化论”与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进行糅合，把“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观念‘天’同‘演’结合起来，创造了‘天演’这一具有宇宙观意义的‘evolution’译名”[4]，从而将进化主义视为普遍的天道和自然法则，使之具有了本体论意义。经过多年传播，中国人逐渐相信，进化是宇宙之铁则，不进化就必遭淘汰。所以，先进中国人的历史观开始发生变化，他们或以“进化”改造传统的循环史观（如魏源、王韬），或以“进化”颠覆“循环”史观（如康有为、梁启超）。经过多年启蒙，进化主义和进步观念逐渐深入人心。

第三，从平和到竞争的思想意识转变。

随着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取代传统朝贡国家体系，开放的进化史观取代封闭的循环史观，原本被束缚在家庭、家族中的个体也逃离出来，开始寻求自我意识的确证和社会关系的重新定位。过去消极顺从自然的天道观、“君子不争”的群己观、“君子不器”的物质观，以及“中庸平和”处世观被打破或被边缘化，而“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等所表达的价值观念逐渐走向中心。追求个性自由、个人发展的愿望，与实现阶层命运改变、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紧密联系起来，这不仅大大解放了中国人的心力，也为农业文明的静态精神结构注入活力，为中国进行整体性的社会革命和开展现代化运动提供了精神动力。

茅海建指出，鸦片战争的真正意义在于：“用火与剑的形式，告诉中国人的使命：中国必须近代化，顺合世界之潮流。”[5]只要中国近代化和现代化的进程没有完成，鸦片战争敲响的警钟，就会不断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耳畔鸣响；只要重构国家主体性和民族主体性的重任尚在肩上，鸦片战争研究的热度就不会减弱。

鸦片战争惨败后，中国人看到中国社会的运行逻辑，不再是封建小农社会内部的时运转移和人心向背，而是农业文明面对工业文明时的自我调适和激越变革；不再是传统的血缘之家国、夷夏之天下、道德之天命的重建和再造，而是在全新世界格局中寻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民族复兴的道路。思考中国社会问题的主体，不是“为民请命”的纯粹儒家知识分子，而是受西学影响至深、中西会通的现代知识分子。睁眼看世界，反躬自省，成为先进中国人的第一反应；向强者学习，尝试走资本主义道路，也成为先进中国人的自发选择。从魏源、林则徐等的“师夷制夷”，再到曾国藩、李鸿章等的“自强”“求富”；从康有为、梁启超等的“变法维新”，再到孙中山、黄兴等的“民主共和”；从张之洞、张百熙等的“废科举，兴学堂”，再到钱玄同、鲁迅等的“废汉字，倡拉丁文”，简言之，向资本主义学习，从器物到制度，从制度再到文教，先进中国人都在努力。但这些努力均归失败，究竟是为什么呢？

“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帝国主义的阻挠限制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6]鸦片战争失败后，许多先进中国人对西学，也就是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采取一种应学尽学的态度。但是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学生”学得那么努力，“先生”却总是欺侮“学生”，甚至侵略“学生”。这是为什么呢？这是资本主义的本性决定的。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西欧主要国家逐渐完成了两次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发展。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大大提升，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内资源和市场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日益膨胀的资本增殖和资本积累的需要。为此，它们通过军事侵略、贸易协定、殖民政策在全世界范围争夺商品和资本市场，争夺原料产地和廉价劳动力。由此，全球逐渐形成了“中心—半边缘—边缘”结构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该体系下，中心国家希望永远控制、主导边缘国家，期望边缘国家的经济依附它们，为其利益而分包生产。中心国家也会允许边缘国家适度发展，但前提是不能威胁自身的利益和地位。一旦某个边缘国家获得独立、快速发展抑或变得强大，这些国家就会不择手段地采取遏制政策，以维持现有的地缘政治格局和经济利益格局。德国历史学派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曾用“抽梯子”对这种现象进行说明：先发内生型现代化国家往往会踢开他们登上高处的梯子，以避免其他国家也紧随其后轻易地爬上来。

以中日关系为例：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2000年来一直是中国的“学生”。从《论语》到《法华经》，从书法到茶道，日本受中国文化影响至深。甚至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日本仍然在向中国学习，当然此时学习的主要不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而是为了了解西方世界。比如国人熟知的《海国图志》：1843年，这本全面介绍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的巨著有皇皇50卷，但在中国问世之后，几乎处于无人问津的状态，仅印刷了1000册。1851年，一艘中国商船驶入日本长崎港，日本海关官员在对这艘船例行检查时，从船上翻出三部《海国图志》，日本人如获至宝。从基层公务员到上层社会的贵族，从武士到普通知识分子，从横井小楠到伊藤博文，许多人都成了该书的“铁杆粉丝”，以至于它在日本前后共印刷了15版，到1859年价格飙升3倍。许多日本史学家和政治家甚至认为，该书是使日本在近代浴火重生的一部重量级著作。

同样面对西方文化，一边是整体性反应迟钝，一边却是全民族迅猛学习。在鸦片战争后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日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颠覆性变化。中国经过洋务运动虽然开始踉踉跄跄地走上现代化道路，但仍然是晚清统治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而日本则在黑船事件[7]之后通过明治维新走上了全面现代化道路，并快速跻身于帝国主义列强之列。由此，中日之间的师生关系发生颠覆性变化，原来的“老师”变成了“学生”，而原来的“学生”则变成了“老师”，日本成了中国最大的“老师”。近代西方思想文化，包括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都是从那里传播到中国来的，比如“资本”“经济”等词语都来自日本。日本同时也是近代中国派出留学生最多的国家，从甲午战争到民国初期，大约有22 000名。宋教仁、蒋介石等人都在日本留学过。连孙中山的名字都与日本有关。孙中山，族谱上的名字是“孙德明”，上学后改为“孙文”，取“文以载道”之意。据说，当年孙文流亡日本，住的地方附近有个大家族——中山家族，日本明治天皇的母亲就是这个家族的人。孙文一生致力于社会改造，由于对明治天皇钦佩有加，便取了个“中山”的姓，名为“樵”，即孙文的一个化名：中山樵。章士钊在翻译日本作家宫崎寅藏的《三十三年落花梦》中的《大革命家孙逸仙》时，为了避讳“孙文”一名，在“中山樵”的基础上，直接改名为“孙中山”，这个名字就此流传开来并被孙中山接受。

然而，日本这个“老师”却是近代“欺侮”中国最狠的国家，具体可以用三“多”来概括：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最多，获得中国的赔款最多，杀害的中国人最多。有学者统计，中国近代总共订立736个条约，其中不平等条约有343个；而日本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最多，总共有77个，比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法国都多。同时，近代中国赔款总额约白银13亿两，其中日本就达到3亿多两，也是所有国家中最多的。附带说一句，当时，清政府甚至还与八竿子打不着的非洲国家刚果自由邦[8]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天津专章》。国弱如此，可见一斑！

值得注意的是，热衷学西方、搞洋务的晚清重臣李鸿章，也在处理中日关系的过程中“挨了打”。在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中国战败。在同日本签订《马关条约》的谈判桌上，晚清重臣李鸿章受尽了伊藤博文的羞辱。当时西方报刊上有一幅漫画：在《马关条约》的谈判桌上，一面是穿着绅士服、盛气凌人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一面则是穿着晚清朝服、唯唯诺诺的大清帝国议和大臣李鸿章。漫画的题文则赫然写着伊藤博文的话：“李中堂，你今天签也得签，不签也得签，没得商量！”在春帆楼附近，李鸿章甚至被日本浪人开枪打伤面部。李鸿章的经历说明：任何个人，无论力量如何强大、如何居于高位，面对积贫积弱的国家历史境遇，都会显得无力无奈和可悲可叹。

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许多先进知识分子扼腕痛呼。康有为说：

举四万万圆颅方趾聪明强力之人，二万万方里膏腴岩阻之地，而投之不测之渊，掷之怒涛之海，悬诸绝崖之下，施以凌迟之刑，羁以牛马之络，刲之缚之割之鬻之，是四万万之人者，寝于覆屋之下，锁于漏舟之中，跃于炎炎薪火之上，以舞以歌，以食以哺，未闻大声疾呼，羯鼓长号者，是真死矣，亡矣，不可救矣。[9]

整个国家就像即将倾覆的高楼，又像千疮百孔的大船，更像放在火炉上的炙烤之物。面对此情此景，竟然没有任何人大声疾呼，奔走相告，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民族真是大难将至，死到临头，不可救药了。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则指出：

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10]

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并没有阻挠中国向资本主义学习的步伐，康有为和梁启超主导的“戊戌变法”正是向日本学习君主立宪的改良制度，孙中山和黄兴主导的“辛亥革命”则是向西欧学习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

真正使中国对西方资本主义道路产生怀疑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如果说甲午战争是日本这一个“老师”欺侮“学生”，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就是一群“老师”欺侮“学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派遣了十几万劳工参与其中，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是一战后，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却不能享受战胜国的合法权益。相反，在巴黎和会上，主张“民族自决”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却向中国代表团提出，把德国在胶州租借地以及根据中德之间的条约规定的全部权利转让给日本。所以，参会的中国代表团成员顾维钧[11]在回忆录中写道：“以前我们也曾想过最终方案可能不会太好，但却不曾料到结果竟是如此之惨。”“五四运动”期间，时为北京大学学生的罗家伦[12]在《北京学界全体联合宣言》中写道：“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们！起来呀！”

帝国主义列强“强权即真理”的霸道逻辑，完全暴露了它们贪婪虚伪的面目，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对于列强而言，它们不期待中国成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好学生，而是希望中国始终充当它们的附庸。因此，“师夷制夷”“师夷自强”“以夷制夷”等强国主张最终均变成泡影。

“西洋镜的破碎”：西方文化的霸道逻辑被质疑

在近代中西方互相接触之初，西方人和东方人都是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对方的。当中国人以“华尊夷卑”的文明观将西方人视为“蛮夷”时，西方人也按照自身的文明等级论将中国定位为介于野蛮与文明之间的“半文明国家”（half-civilized nation）。鸦片战争后，来自欧洲的“西洋镜”逐渐取代中国的铜镜，成为中国人自我审视的工具。这面“西洋镜”，就是西方的文明等级论。有学者指出：“文明论在中国，恰似西方人送上的白雪公主后妈的魔镜，迫使中国人观‘西洋镜’中之陋容，从夷夏观念的自大中清醒过来，进入西方文明论的镜像。”[13]西方文明论完全成为中国人观察自身的一面镜子，中国人从里面看到的是中国国力的羸弱、政治的腐朽、文化的衰败以及民众的愚昧，甚至到了怀疑国民性的地步。梁启超认为，中国与西方在文明等级上存在霄壤之别，中国在全球文明格局和秩序中处于中等位置：“以今日之中国视泰西，中国固为野蛮也。”[14]知不足、学榜样、求进化就成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追求。

如果说巴黎和会让中国人丧失了对西方列强的政治信任，那么一战的爆发则让中国人对西方文化产生了怀疑。

以“民主”“科学”为口号，以新道德、新文学为宗旨，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发起猛烈批判。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也是反传统、促西化的积极推行者。他指出：

无论政治学术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国的法子，绝对是两样，断断不可调和牵就的。这两样孰好孰歹，是另外一个问题，现在不必议论；但或是仍旧用中国的老法子，或是改用西洋的新法子，这个国是，不可不首先决定。若是决计守旧，一切都应该采用中国的老法子，不必白费金钱派什么留学生，办什么学校，来研究西洋学问。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因为新旧两种法子，好像水火冰炭，断然不能相容；要想两样并行，必至弄得非牛非马，一样不成。[15]

最激进的是废除汉字运动。许多学者，比如蔡元培、鲁迅、钱玄同、赵元任就认为，汉字难认、难记、难写，是导致中国落后挨打的重要原因，所以要对汉字进行简化甚至进行拉丁化、罗马化改革。当时有本杂志名叫《国语月刊的特刊　汉字改革号》，生动反映了这一时期汉字改革的阵势。其封面插图把汉字描绘成牛鬼蛇神，它们在西文字母大军的凌厉攻击下溃不成军，而一般群众则远远地充当着“看客”角色。钱玄同在其中发表的《汉字革命》一文指出：“汉字不革命，则教育决不能普及，国语决不能统一，国语的文学决不能充分的发展，全世界的人们公有的新道理、新学问、新知识决不能很便利、很自由地用国语写出。”也就是说，为了学习西方文化、发展中国的新文化，就必须推动汉字革命。

但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巴黎和会，中国对中西两种文化的态度发生了极大转变。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非正义的帝国主义争霸战争，它把全世界30多个国家卷入其中，造成3000多万人伤亡。战争的恐怖和残酷不仅使西方人开始反思自身的文明，也打碎了中国人用以省察自身的这面“西洋镜”。德国人奥斯瓦德尔·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站在“文化形态学”的角度指出，任何一种文化都有一个产生、发展、衰亡及其毁灭的生命周期，西方文化也不例外；西方已经走过文化的创造阶段，正通过反省物质享受而无可挽回地迈向没落。紧随其后的是，中国人也对西方文化以及衡量文明等级的“西洋镜”产生怀疑。杜亚泉主编的《东方杂志》指出，一战的战场炮火闪耀的光，照见的是西洋政治和社会生活的黑暗面，这让人们发现世界竟然如此残酷无情。过去被中国人尊崇的西学及其价值理念，如社会进化论、科学主义、技术理性以及宗教狂热都受到尖锐批判。一时间，被激进知识分子扫进历史垃圾堆的传统文化又被重新拯救出来，变成“传家宝”。

1919年至1920年，梁启超曾到西欧参观访问。后来，他在《欧游心影录》中对西方文明的衰落和“东方文化救世论”进行了生动描述。有一次，一位美国记者和梁启超闲谈，记者问他回到中国后干什么，是否要带西方文明回去。梁启超做了肯定回答。不料，这位记者不无感叹地说，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了。梁启超问这位记者回美国干什么。这位记者回复说，回去就关起门来，等中国文明输进来拯救西方文明。还有一次，和几位德国社会党人闲谈之时，梁启超说起西周的“井田制”，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以及墨子的“兼爱”“非攻”“寝兵”等，他们听后埋怨中国人说，家里藏着宝贝不拿出来分享，真是有些看不起人。所以，在该书的末尾，梁启超号召中国青年以孔子、老子、墨子的学说拯救西方文化：

我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我们在天的祖宗三大圣和许多前辈，眼巴巴盼望你完成他的事业，正在拿他的精神来加佑你哩。 [16]

一战后，“西洋镜”被打碎，中西文化之间的师徒关系颠倒过来，真可谓“东风压倒西风”。

“少数资本家的幸福”：不能重蹈资本剥削的覆辙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在《共产党宣言》中盛赞，资产阶级在它不到100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还要多，还要大。同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在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后，中国人对这两个方面均有强烈而直观的感受，既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先进器物文明，又看到了列强贪得无厌、毫不掩饰的欲望，但他们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矛盾及其可能造成的社会问题缺乏切身体验。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产业工人数量的增长，这一状况发生巨大变化，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弊端，认为中国的发展必须使中国人民避免重蹈资本主义带来的各种苦难。

首先，资本剥削造成的贫富分化违背了普罗大众对幸福生活的向往。

中国人自古就有“等贵贱”“均贫富”“均田免粮”的朴素平等诉求。如果土地兼并严重，导致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富者益富，贫者益贫，农民起义就会爆发。19世纪中叶席卷大半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就是为了建立“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地上天国。因此，一些先进中国人意识到，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贫富分化的老路，而是必须将底层人民对平等和富足的渴望纳入社会改造的计划。孙中山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1912年4月，孙中山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在临别演说辞中说，西方国家虽然富足，但这些国家国内贫富悬殊极为明显，所以革命的思潮常常激励着这些国家的国民。如果不进行社会革命，所谓幸福就只有少数几个资本家才能享受，大多数人却得不到生活的快乐和幸福。这篇演说辞给列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称赞其为“伟大的中国民主派的纲领”“真正伟大的人民的真正伟大的思想”[17]。

其次，资本对劳动的压榨违背了“劳工神圣”的观念。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知识分子掀起的历次变革和革命运动，都有一个典型的特征，那就是底层劳动者的沉默。底层劳动者往往被认为愚昧无知。在太平天国运动中，落魄知识分子利用宗教发动底层农民从下至上掀起波澜，席卷大半个中国，但其付诸实施的变革社会的理念是落后的。“义和团”则一度沦为慈禧太后维护自身统治地位、保护大清江山的工具。直到一战结束，中国成为战胜国，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提高，整个社会，特别是知识分子，开始严肃而认真地关心和思考普通的底层劳动者。这是因为，参与一战的中国人不是正规军，而是付出巨大牺牲的普通劳工。1918年11月16日，在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的民众大会上，蔡元培发表了题为《劳工神圣》的著名演讲。他指出：“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他这里说的“劳工”，是指用劳力——不管是体力还是脑力创造价值的人，农民、商人、教师、职员都是劳工。“劳工神圣”的口号把从劳动从谋生手段的层次提到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层次，既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劳动观念，又暗含对懒惰、不劳而获的行为和制度的批判，让一些中国人隐约找到了变革中国社会的中坚力量。后来，由于“五四运动”的爆发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劳工神圣”问题被逐渐聚焦在劳动工人及其生活状况之上，尊重劳动者的成果、批判资本家的剥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关注的焦点。

第三，资本生产的残酷性违背了民生和人道理念。

在中国进行民主革命时期，摆脱资本主义发展陷阱可以说是一种世界潮流。1895年，孙中山旅居欧洲时发现，反抗资本剥削的罢工潮此起彼伏，这也是他提出“节制资本”“平均地权”的民生主义的重要原因。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弊病在中国也突出地显露出来。一战期间，西方列强忙于欧战，无暇东顾，为中国民族工业的迅猛发展提供了大好机会，中国产业工人的数量也急剧增长，达到200多万人。随着“劳工神圣”的提出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许多研究者直接走进工厂，调查资本主义生产和工人生活的状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残酷性被揭露出来。

以李季为例：李季是早期广东共产主义小组的重要成员之一，也是著名翻译家。他翻译的柯卡普[18]的著作《社会主义史》，是毛泽东阅读后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最重要的三本书之一。1920年，为了解产业工人的实际生活状况，李季受聘于中兴公司。在枣庄的煤矿，李季有意识地下到矿井，见证了中国矿工身处水深火热的困苦险境。他看到，在中兴公司矿洞中，工人的生存状况还不如牲口。骡子栖息于空气较为流通的大矿道中，每日做工8个小时，经过5年就要死去。它的寿年竟缩短三分之一或一半。而工人的工作时间比骡子多三分之一至三倍。一些工人面色苍白，肢体枯瘦，咳嗽不停，大多一副不久于人世的模样。而频繁发生的矿难则使这里变成了一座“活地狱”。然而，建立在矿工血汗与生命的基础上的矿井老板的资本成倍激增。中兴公司原先资本不过380万元，短短5年内竟获得1000万元的剩余价值。通过这些调查，李季发现，不仅“天下乌鸦一般黑”，而且天下资本也“一般黑”。与西方的资本剥削相比，中国的资本剥削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在自传里写道：

柯尔（Cole）所说的“每天逢着巨富与赤贫，高红利与低工银这些可耻的对照”，本是指产业发达的英国讲的，不图已经表演于产业不发达的中国。既是这样，中国没有资本家或资产阶级的话语实际情形只能相符合么？[19]

经过实际调研和亲身体验，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中国已经受到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不能学，否则将成为中国人民的不能承受之重。

如上所述，帝国主义侵略步步紧逼，中国政府步步退让，中国社会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泥潭中越陷越深，泱泱中华面临的亡国灭种危机日益深重。救亡图存是中国社会最紧要的课题，实现现代化则是中国最重要的目标。为此，凡是西方的东西，先进中国人能学尽学，甚至达到了“病急乱投医”的地步。但结果是，洋务派“师夷制夷”的方案，最终因甲午战争的惨败而落空；农民阶级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最终被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戊戌六君子”在菜市口被杀害，仿照日本的“戊戌变法”梦想被击碎；袁世凯将“中华民国”改为“中华帝国”的复辟帝制行径，则使中国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希望破灭，与之相对应的议会制道路、多党制道路、总统制道路都归于失败。

总之，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的对华侵略史和中国人民抗争探索史表明，资本主义的殖民主义和对外扩张政策不可能让中国走向独立自主、和平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先生”：不让学），一战后对西方文化的反思则使中国人打破了“以西为师”的幻想（“学生”：不愿学），而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进一步加深人民苦难，其发展的可能性则不被日趋严重的救亡形势允许（客观形势：不能学）。所以，当历史的车轮走到20世纪20年代，对先进中国人来说，与其临渊羡“资本主义”之“鱼”，不如退而结“社会主义”之“网”。

[1]吴敬琏，厉以宁，林毅夫，等. 读懂中国改革 4：关键五年（2016—2020）［C］.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15.

[2]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32.

[3]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238-239.

[4]王中江. 进化主义在中国的兴起［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61.

[5]茅海建. 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25.

[6]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0.

[7]黑船事件：美国以炮舰逼迫日本打开国门的历史事件。1853 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休·佩里等率舰队驶入日本江户湾，提出开港要求，双方于次年签订《日美和亲条约》。

[8]刚果自由邦，由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于1884 年建立，1908 年被比利时政府接管，改称比属刚果。1960年6 月30 日独立，定都金沙萨，几经更名，最终确定国名为刚果民主共和国，简称刚果（金）。关于刚果自由邦是否属于近代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国，学术界一直有争议，此处采用的是侯中军的看法。〔参见侯中军. 近代中国不平等条约及其评判标准的探讨［J］. 历史研究，2009（01）：64-84.〕

[9]康有为. 保国会序［G］// 汤志钧. 康有为政论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20.

[10]梁启超 . 戊戌政变记［M］. 上海： 中华书局，1954：123.

[11]顾维钧（1888—1985），字少川，汉族，江苏省嘉定县（今上海市嘉定区）人，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近现代外交家。20 世纪80 年代，长达12 卷的《顾维钧回忆录》陆续出版，成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外交的重要资料。

[12]罗家伦（1897—1969）， 字志希， 笔名毅， 浙江绍兴人。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他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和命名者，提出“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口号。

[13]宋少鹏.“西洋镜”里的中国女性［C］// 刘禾. 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径.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307.

[14]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第一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89：93-94.

[15]陈独秀. 陈独秀文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07-308.

[16]梁启超. 欧游心影录［C］// 饮冰室合集：第7 册. 北京：中华书局，1989：38.

[17]列宁.列宁选集：第二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23，424.

[18]柯卡普（Thomas Kirkup，原译克卡扑、克卡朴等，1844—1912），英国著名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史》是他的代表作。

[19]李季. 我的生平［M］. 上海：亚东图书馆，1932：222-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