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基因
第三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基因
学术界一般认为，世界社会主义思潮最早起源于西欧，《乌托邦》的作者托马斯·莫尔是空想社会主义的鼻祖。如果将文明探索的视域扩展到全球，特别是东方，我们就会发现，社会主义不是西方的“独家专利”，而是人类文明的普遍价值追求。正如列宁所说：
每个民族文化，都有一些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即使是不发达的文化成分，因为每个民族都有被剥削劳动群众，他们的生活条件必然会产生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 [1]
2018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中国人民的深重苦难引起了马克思高度关注。[2]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马克思撰写了十几篇关于中国的通讯稿，向世界揭露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真相，为中国人民伸张正义。马克思和恩格斯高度肯定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进步的贡献，科学预见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出现，甚至为他们心中的新中国取了一个靓丽的名字——“中华共和国”。
最后，再谈一件由著名的德国传教士郭士立从中国带回来的有代表性的新鲜奇闻。这个国家的缓慢地但不断地增加的过剩人口，早已使它的社会状况变得为这个民族的大多数人难以忍受。后来英国人来了，夺得了在五个口岸自由通商的权利。成千上万的英美船只开往中国；这个国家很快就为英国和美国用机器生产的廉价工业品所充斥。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中国工业经不住机器的竞争。牢固的中华帝国遭受了社会危机。不再有税金收入，国家濒于破产，大批居民落得一贫如洗，这些居民起而闹事，迁怒于皇帝的官吏和佛教僧侣，打击并杀戮他们。这个国家现在已经接近灭亡，已经面临着一场大规模革命的威胁，但是更糟糕的是，在造反的平民当中有人指出了一部分人贫穷和另一部分人富有的现象，要求重新分配财产，甚至要求完全消灭私有制，而且至今还在要求。当郭士立先生离开20年之后又回到文明人和欧洲人中间来的时候，他听到人们在谈论社会主义，于是就问：这是什么意思？别人向他解释以后，他便惊叫起来：“这么说来，我岂不是到哪儿也躲不开这个害人的学说了吗？这正是中国许多暴民近来所宣传的那一套啊！”
当然，中国社会主义之于欧洲社会主义，也许就像中国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一样。但是有一个事实毕竟是令人欣慰的，即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八年来被英国资产者的印花布带到了一场必将对文明产生极其重要结果的社会变革的前夕。当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在亚洲逃难，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的时候，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上面写着：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3]
这段引文可以说明两点。其一，19世纪中叶的古老中国就存在某种追求社会主义的实践。早在19世纪中叶，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者马克思就发现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在马克思看来，鸦片战争后，在英美资本主义的冲击下，中国人民（太平天国）走上了要求“重新分配财产，甚至要求完全消灭私有制”的革命道路。这种观点与20年后欧洲流行的社会主义观点相契合，让西方人震惊不已。这说明，“社会主义”并非西欧“专利”，中国古代文化中也有“社会主义基因”。其二，中国的社会主义虽然具有空想性质，但是它可能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毫无疑问，19世纪中叶所谓“中国的社会主义”具有一定的空想性，但是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将会为中国带来一场革命性变革，它将使中国迎来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发展，使古老帝国变成“中华共和国”。
那么，中华传统文化中有哪些思想有着深厚的“社会主义基因”呢？
求大同
论及中国古代的“社会主义”，就不能不提及成书于西汉的《礼记》。这是战国至秦汉儒家学者托名孔子答问的著作，《礼运》是其中的一篇。《礼运·大同篇》中的大同思想对历代政治家和改革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又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4]
在大同社会，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消灭了剥削，消灭了压迫，消灭了种种社会弊端，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幸福。
《史记》是以“天下为公”为理念的史学著作。《史记》成为二十四史之首，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就在于它阐述了“天下为公”的道理。汉代发展到汉武帝时期，政治上推行推恩令加强中央集权，军事上击溃匈奴、开拓西域、征服朝鲜，思想文化上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系列举措使君主专制权力达到了顶峰，导致了“天下乃一人之天下”而非“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的危险局面。那么，如何限制君权，改变“系天下于一人”的局面呢？其中一个办法就是历史评判，因而史官在其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指出，他著史是要继承孔子的遗志：“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讨大夫”“退诸侯”就是要让大夫和诸侯以春秋为义，行正道。而“贬天子”，则意味着让天子明确，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自己的统治要接受历史的审判。所以，世家从吴太伯[5]世家开始，讲的是让国；列传从伯夷叔齐[6]讲起，讲的是让王位；本纪是从五帝讲起，讲的是让天下。司马迁虽遭遇最残酷的腐刑，亦要坚持写出《史记》，使之藏之名山，传之后人，就在于“天下为公”的价值担当。
重平等
自进入阶级社会之后，不平等的现象便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引发社会问题的同时，也引起思想家们的思考，导致中国政治思想史上一脉相承的大同与均平理想。其一，教育平等。孔子之所以被评为“素王”，被冠以“大成至圣文宣王先师”之名，就在于他强调“有教无类”，把典籍开放给平民子弟，打破了贵族在知识和文化上的垄断，形成了没贵族身份但有文化的士人[7]阶层。其二，政治平等。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人人皆可为尧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一个政权如果没有让平民转变为精英的通道，大量不得志的人就可能与底层弱势力量“交叉感染”，成为政权稳固的负面因素。早在隋唐时期，我国开始实行科举制度，打破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门阀制度，使“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种阶层流动成为可能，许多精英被体制吸纳。科举制度不仅成为政权合法性的基础，而且成为促进阶层流动、疏导社会冲突的减压阀。其三，经济平等。在中国传统社会，追求的最重要的经济权利是土地权利。正所谓：“一亩地两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中国的农民，只要有几分薄田能够勉强度日，就会安守家园。但是，如果大量农民被剥夺了土地这项最基本的生存资料，王朝离天下大乱就不远了。中国古代实行的是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国家通过调节和限制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保证了地主经济的稳定。而地主经济的发展会相应带来商业的繁荣，中国的商人群体赚钱后一般不是把钱用来扩大再生产，而是用于放高利贷和购买土地，这样商品经济越是发达，土地兼并越是严重，失地少地农民就可能自发地成为现存统治秩序的挑战者。特别是遇自然灾害，自耕农变成衣食无着的流民，就会聚义起事。历经多次农民起义和朝代更迭，封建统治者都没有真正解决经济平等问题。到了新中国成立后实行土地革命、改革开放时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些问题才得到基本解决。
尚民本
早在夏商周时期，中国就形成“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人文主义天道观。孔子主张“为政以德”，反对“苛政”。孟子主张“民贵君轻”“保民而王”“制民之产”。荀子强调：“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汉代贾谊极力提倡“民为国本”。汉代荀悦说：“民存则社稷存，民亡则社稷亡。”这些都体现了民本理念。
值得一提的是，汉代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构建了一种以“民本”理念为支撑的“天命—君主—百姓”的精致结构，为汉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合法性基础。中国古代社会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改朝换代，“改朝”需要道德天命的支撑，“换代”则需要血缘宗法关系的支撑。但是，秦朝灭亡后，刘邦夺得天下，改朝和换代的合法性问题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因为汉高祖刘邦最初只是泗水亭的亭长（相当于现在乡镇派出所所长），没有高贵血统，更谈不上高尚的道德，只是一名普通的基层官员。成为皇帝后，他总得为自己荣登大宝找到合法性支撑。为解决天子地位的合法性问题，董仲舒创造了“天人三策”，以“天命—天子—天下”为题，指出帝王受命于天，为天子，天下人都应服从天子。但他同时指出，天子要以天下万民为重，否则就会受到惩罚。
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诗云：畏天之威。殆此谓也。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怖，其殃咎乃至，以此见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谨按：灾异异以见天意，天意有欲也，有不欲也，所欲所不欲者，人内以自省，宜有惩于心；外以观其事，宜有验于国。……
在自然科学尚不发达的古代社会，天象变化也被作为判断民本理念是否落实的依据。灾异现象的出现往往被视为皇帝的执政存在问题，没有做到爱民如子，因而受到上天的谴责和惩罚。为此，皇帝必须反躬自省，甚至下“罪己诏”，使民本理念落到实处。
尊王道
“王道”思想是中国传统治国思想的“主文化”，是贯穿中国传统治国思想的“主线”。“王道”思想主张为政以德，仁政爱民，为国以礼，义立而王，反对以暴制暴、恃强凌弱、师出无名、胜之不武的霸道逻辑。
我们来看《淮南子》中的一段话：
国之所以存者，道德也。家之所以亡者，理塞也。尧无百户之郭，舜无置锥之地，以有天下；禹无十人之众，汤无七里之分，以王诸侯。文王处岐周之间也，地方不过百里，而立为天子者，有王道也；夏桀、殷纣之盛也，人迹所至，舟车所通，莫不为郡县，然而身死人手，而为天下笑者，有亡形也。故圣人见化以观其征。德有盛衰，风先萌焉。故得王道者，虽小必大；有亡形者，虽成必败。夫夏之将亡，太史令终古先奔于商，三年而桀乃亡；殷之将败也，太史令向艺先归文王，期年而纣乃亡。故圣人见存亡之迹，成败之际也，非待鸣条之野，曱子之日也。今谓强者胜，则度地计众；富者利，则量粟称金。如此，则千乘之君无不霸王，万乘之国无破亡者矣。国之亡也，大不足恃；道之行也，小不可轻。由此观之，存在得道，而不在于大；亡在失道，而不在于小也。
上述论述认为，尧、舜、禹、文王“得天下”，不在于土地和人口，而在于有道德；而夏桀、商纣统治时期虽然国力强大，但国失其德，最终难以摆脱“亡天下”的命运。然而，当今有一种观点认为，只要力量强大就可以制胜，于是丈量本国的地域、计算本国的人口；认为只要富有，国事就顺利，所以热衷于计量储存的粮食、称量金银。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有千辆马车的君主无不可以称霸诸侯，有万辆马车的大国更是永远不会灭亡。一个国家将亡，再大也是靠不住的；如果道义畅行，国虽小也不容轻视。由此看来，国家得以存在，是因为有道，而不在于其大；国家灭亡，在于失道，而不在于其小。抛开时空差隔，《淮南子》里的这段话指出了以德立国、以德治国的重要性，批判了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阐明了恣行霸道、好战必亡的道理。
1924年，孙中山对西方的霸道文化和东方的王道文化做了对比。他在《大亚洲主义》的演讲中指出，就最近几百年文化而言，欧洲的物质文明极发达，远超东洋。从表面比较起来，欧洲自然好于亚洲，从根本上来看却不然。欧洲的文化是注重科学的功利文化，这种文化应用到人类社会，只见物质文明，只有飞机炸弹，只有洋枪大炮，只会武力逼迫。所以，欧洲的文化是行霸道的文化。而东洋的文化本质是仁义道德，用仁义道德来感化人，而不是压迫人；是要人怀德，而不是要人畏威。所以，亚洲的文化就是行王道的文化。据此，孙中山指出，世界文化发展的潮流，将是西方之功利强权的文化，服从东方之仁义道德的文化，是霸道要服从王道。这样，世界的文化将日趋光明。
在传统文化中，求大同、均贫富、重民本、行王道等思想，都蕴含着“社会主义基因”。同时也要看到，中国古代的“社会主义基因”带有封建的成分和乌托邦的成分，与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和无产阶级专政基础上的科学社会主义是有相当距离的。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时，既要注意到其中的“社会主义成分”，也要注意到其中的落后成分，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真正做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
[1]列宁. 列宁选集：第二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36.
[2]习近平.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EB/OL］.（2018-05-04）［2020-10-20］. http://www.gov.cn/xinwen/2018-05/04/content_5288061.htm.
[3]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276-278.
[4]戴圣. 礼记·礼运第九［M］// 李学勤. 礼记正义：上中下［C］//《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 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658-659.
[5]吴太伯，又称泰伯，吴国第一代君主，东吴文化的宗祖。姬姓，父亲为周部落首领古公亶父（周太公），兄弟三人，排行老大，两个弟弟分别是仲雍和季历。父亲传位于季历及其子姬昌（周文王），太伯和仲雍避让，迁居江东，建国勾吴。
[6]伯夷和叔齐是商朝诸侯国孤竹国国君（简称孤竹君）的两位王子。相传，孤竹君遗命立三子叔齐为君，但叔齐让位给伯夷，伯夷不受叔齐尊天伦，不愿打乱社会规则，也未继位。
[7]士人，古时指读书人，亦是中国古代文人知识分子的统称。他们是国家政治的参与者，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承者，是中华文明所独有的一个精英社会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