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马克思，选择共产党

第二节　选择马克思，选择共产党

社会主义为什么成思潮？

近代以来，面对西方列强的不断入侵，中国人的民族国家意识不断觉醒，进步观念不断增强，仁人志士的天道观念、天下情怀和大同理想转化为对国家富强、民族独立、人民幸福的不懈探求。随着资本主义性质的各种尝试陆续遭遇失败，作为一种以平等为人性基础、以批判和超越资本主义为进路、以人的普遍幸福为价值目标的社会思潮，社会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广泛传播无疑是“顺天应人”的。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一些出使欧美或日本的外交人员在旅行日记中提到了国际工人运动和无政府主义活动的情况，其中零星涉及社会主义。但在当时传统守旧的封建士大夫眼光里，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各类社会主义者，都不过是“乱贼”或“乱党”，其活动也不过是“叛乱”或“暴行”。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主义才作为一种思潮在中国逐渐传播开来。1899年，林乐知等人在上海《万国公报》刊登了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1]等人合写的《大同学》，文中指出：“试稽近代学派，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家，如德国之马克偲，主于资本者也。”“安民新学”实质上就是社会主义，“主于资本”指的是马克思的《资本论》。1900年至1901年，赴日中国留学生在日本东京创办了《译书汇编》，连载日本学者有贺长雄所著的《近世政治史·德意志》，简要介绍了马克思流亡伦敦、组织工人运动的状况，指出“为佣工者，往往受资本家之压制，遂有倡均贫富、制恒产之说者，谓之社会主义”，并描述了社会主义的特征。1903年2月，上海广智书局出版的《近世社会主义》指出：“马陆科斯（马克思——笔者注）之《资本论》为一代之大著述，为新社会主义者发明无二之真理，为研究服膺之经典。”1904年，在《新民丛报》的《中国之社会主义》一文中，梁启超批判了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和剥削制，分析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劳动价值论：“社会主义者，近百年来世界之特产物也。概括其最要之义，不过曰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源泉。麦喀士（马克思——笔者注）曰：现今之经济社会，实少数人掠夺多数人之土地而组成之者也。”[2]1912年10月，孙中山在上海发表题为《社会主义之派别及批评》的演讲，盛赞马克思学说深刻系统，深得社会主义“真髓”：“厥后有德国麦克司（马克思——笔者注）者出，苦心孤诣研究资本问题垂三十年之久，著为《资本论》一书，发阐真理不遗余力，而无条理之学说遂成为有统系之学理，研究社会主义者咸知所本，不复专迎合一般粗浅激烈之言论矣。” [3]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初，社会主义不过是西方传入中国的诸多思潮中的一种，其影响力较为有限。西方传入中国的思潮还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实用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等。这些思潮与中国本土的各类思潮相互交织，相互竞争，中国呈现一种“天下为学说裂”的局面。第一次世界大战，特别是“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才一路披荆斩棘，成为当时风靡世界的社会思潮。在欧洲，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在亚洲，民主民族革命如火如荼；在中国，走超越资本主义的道路逐渐成为知识分子的普遍共识。一时间，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更加迅猛。各种各样的思潮纷纷与社会主义结合，形成了民生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工团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佛教社会主义等。国民党早期的一些领导人甚至也在某种程度上倡导社会主义，如孙中山、邓演达、戴季陶等。

孙中山提出了民生社会主义。孙中山早年对西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进行过全面而深入的考察，对西方社会的贫富差距和社会主义运动的状况感触颇深。为避免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弊病在中国出现，他提出了“民生主义”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案。和民权主义的民族革命、民主主义的政治革命不同，民生主义是“不愿少数富人专利”的社会革命，在经济原则上要求“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在孙中山看来，民生主义是三民主义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思想实质上与中国古代的大同主义、现代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相通的。后来，三民主义被进一步贯彻为“联俄、联共、辅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孙中山的民生社会主义为思想铺垫的。

国民党左派著名代表人物、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创始人邓演达，主张一种“平民社会主义”。通过对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的分析，以及对当时中国社会形势的判断，他认为中国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因此，他主张组织和发动广大平民阶级进行革命，推翻官僚、军阀和封建势力，建立以工农为中心的平民政权。这一思想在当时是很有进步意义的。

国民党另外一位元老戴季陶，是中国较早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之一。他也看到了西方存在的社会问题：“贵压贱，富欺贫，骄奢者自淫乐，劳动者自穷苦，社会之不平已若是，国家之安宁乌能得乎？”他认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是“社会主义”：既要提倡和发展实业经济，又要保护劳工的利益。当然，保障劳工的权益的关键不在于掀起政治罢工和革命运动，而在于团结劳动者并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

19世纪20年代，戴季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推崇者，《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问世与他密切相关。“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新青年》等杂志曾大量引用《宣言》里的名句，但中国一直没有该书的完整中译本。将《宣言》全部译成中文成为当时许多走在时代前列的知识分子的迫切愿望，戴季陶便是其中之一。早在流亡日本期间，戴季陶已经熟读日文版的《宣言》并尝试翻译，但苦于外语水平欠佳，只好暂时搁置。1920年，担任《星期评论》主编的戴季陶，再次萌生了全译《宣言》的想法。经过邵力子的推荐，戴季陶找到陈望道，并送给他一本日文版《宣言》。同年，陈望道回到家乡义乌水塘村，经过两个月孜孜不倦的辛劳，译出了《宣言》的中文全译本。

中国知识分子最初接受的社会主义并非科学社会主义，而是一种温和的、改良的、空想的社会主义。由于国家饱受战乱之苦，且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了解不深，他们甚至认为俄国“十月革命”的武装革命方式不适合中国。不仅国民党左派如此，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如此。例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在泛劳动主义、互助论的影响下，倡导建立“本互助精神，实行半工半读”的工读互助团，试图通过点滴改良逐步建立“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社会。毛泽东一开始接受的是克鲁鲍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和温和改良办法。他认为，强权者也是人，也是我们的同类，用强权打倒强权，得到的仍然是强权。所以，应当用劝善教导的方式联合贵族与资本家，实行“无血革命”而非“有血革命”，“呼声革命”而非“炸弹革命”。在《湘江评论》中，毛泽东甚至计议去岳麓山搞新村建设，建立新家庭、新学校、新社会合为一体的理想新村。但是，这些局部的、温和的、改良式的社会主义设想或实验，不到一年就很快失败了。许多知识分子认识到，如果不进行一场整体的彻底的革命，中国社会的贫弱腐败局面就不会得到真正改变。随着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接受以阶级斗争和武装革命为手段的科学社会主义。1920年，苏维埃政权公开通告中国政府，宣布放弃俄国在华特权，与列强在巴黎和会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显示出社会主义的正义性，赢得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好感。同年3月，共产国际派遣维经斯基来到中国，他会晤了陈独秀、李大钊等先进知识分子，并向他们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从而让他们迅速而深刻地认识到列宁主义的武装革命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对于改造社会的重大意义。1920年，毛泽东在理论上和行动上都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在给好友蔡和森的信中指出，历史上的专制主义、帝国主义和军阀主义，不通过武装推翻是不会主动退场的，俄式革命是各种救国道路山穷水尽时不得不采取的办法。

为什么除社会主义之外的其他思潮在近代没有被采纳呢？做事情要讲轻重缓急，革新社会、改变世界也需要讲轻重缓急。最紧要、最重要的事情应当先做，紧急而不重要的事情、重要而不紧急的事情后做，不重要且不紧急的事情最后做。以自由主义为例：自由主义崇尚个性自由和个人权利，将个人放在民族和国家之前。胡适就一再告诉青年人，要想救国必先救自己；要想争国家的自由和权利，就要先争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他甚至举例说，船载数人行至中游触礁，首先应当救的是个人而不是船。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这种想法显然与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相隔膜，因而也很难得到国人，特别是青年学生的认同。与之相反，孙中山早年提倡自由、平等、博爱，但到了晚年他却反复强调，欧洲为个人争取自由的做法，不可用到个人身上去，而是要用到国家身上去。个人不可以太自由，而国家则需要得到完全自由。国家获得行动自由，中国便是强盛的国家。所以，毛泽东指出：“……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的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民主主义——编者注），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4]

可见，在中华民族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时期，对各种主义和思潮都进行过尝试。最终，中国人被迫放弃了资本主义，淘汰了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空想社会主义，最终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扎下根？

从1899年上海《万国公报》提及马克思算起，马克思在中国已经扬名100多年。但最初，马克思并不是以纯粹思想者或哲学家的形象出现在中国人视域中的，人们对他的认识和理解始终与中国社会面临的时代问题密切相关。对身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中国人民而言，马克思的思想在价值和情感上更容易被接受，因为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劳工力量的盛赞和对人类解放的追求，跨越时空地回应了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对寻求救国救民道路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而言，马克思对人类社会普遍发展规律、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和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探索，则为人们亮起了一盏改造社会的思想明灯。

20世纪20年代，对中国先进知识子而言，要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上正本清源，就必须理解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理解马克思的生平、著作和思想。

首先，马克思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鼻祖。

马克思被誉为科学社会主义的鼻祖，在于四个方面：其一，马克思率先将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奠定在现代唯物主义之上，从现实的个人、物质生产活动、社会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角度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非正义性。其二，马克思率先将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基础奠定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之上，特别是其资本逻辑理论和剩余价值学说深刻揭示了资产阶级社会的运行秘密和内在矛盾。其三，马克思将社会形态理论与社会结构理论融合在一起，将生产方式理论与阶级斗争理论融合为一体，指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必然产物，资产阶级社会被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取代的历史必然性。其四，马克思阐述了关于扬弃私有制、消灭异化劳动、消灭片面分工等思想，提出了重建个人所有制，实现自由自觉劳动和自由分工，推动按劳分配、按需分配，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一系列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构想。

其次，马克思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弊病。

在《资本论》等著作中，马克思批判了19世纪上半叶资本增殖和积累过程中的贪婪和残酷，揭露了包括女工、童工在内的工人群体的悲惨境遇，指出了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不可克服性和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取代的必然性。在20世纪初的中国，国内外资本家联合起来压榨劳苦大众的残忍程度，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马克思的理论作为“西方的反西方”，不仅为中国人提供了认识资本主义的思想武器，也增强了他们对马克思的情感认同。一些知识分子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并试图把自己的希冀和马克思的追求融合在一起。《马克思传》的作者李季指出，宣传马克思主义比为马克思立碑强得多，因为理论一旦掌握群众就能成为物质力量，“群众有了物质的武力，终有获得胜利的一日，无产阶级的群众一旦解放，则马克思便可以含笑于九泉”。[5]

第三，马克思思想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内在的契合性。

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与中国人的现实主义，马克思哲学的实践原则与中国文化的知行合一，马克思哲学的辩证法与中国哲学的一分为二，马克思哲学关于人与自然的和解和中国道家的“天人合一”……均说明马克思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内在的契合性。1906年5月的《民报》第4号发表《欧美社会革命运动之种类及评论》，文章指出社会主义“此其学创自德儒卡玛Karl merkx（此为马克思英文名Marx的误写——编者注）殷杰Engel（恩格斯，其中‘Engel’为‘Engels’的误写——编者注）二氏。近乃风靡全欧”。以“德儒”称呼马克思，实际上是以儒家思想文化和精神寄托来定位马克思。1925年，郭沫若在《马克思进文庙》一文中讲述了马克思和孔夫子之间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表现了二者价值思想的一致性：（农历）十月十五日丁祭过后的第二天，孔子和颜回、子路、子贡三位在上海的文庙里吃冷猪头肉之时，马克思乘坐一乘朱红漆的四抬轿闯进庙来。孔子按照中国的礼数热情接待了这位脸如螃蟹、胡须满腮的西洋来客，双方就一些思想理念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马克思认为，他心中的理想社会是万人要能和一人一样自由平等地发展他们的才能，人人都各能尽力做事而不望报酬，人人都各能得生活的保障而无饥寒的忧虑，这就是他所谓“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社会。孔子指出，马克思的理想社会和他的大同世界不谋而合，于是把《大同》篇背诵了一遍……

正是这种在思想理念、思维方式、价值目标上的契合性，为马克思思想在中国传播奠定了基础。

第四，马克思兼具“战士”和“学者”的形象。

马克思的形象是“战士”和“学者”的统一：“马克思能做一个社会主义的战士，同时又能做一个学者，他能‘怒发冲冠’，即刻又能‘雍容自若’，这完全是由于他有一种非凡的禀赋……所以他一入社会的战场，即成为一个奋勇无匹的战士，一进研究室，即成为一个精思玄妙的学者。”[6]马克思的这种形象在某种意义上也有着儒家知识分子的色彩。为了传播和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抛弃世间一切幸福，著书立说，奔走运动，片刻不停，他的目的，全在于此。然他因此所受的痛苦是极多的，他这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是空前未有的，也是后起的青年应当矜式的”[7]。马克思对于全世界无产阶级运动，“既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则凡属有觉悟的无产者以及完全表同情于无产阶级运动的知识分子，对于他自当具有无限的敬意，因而发为诗歌，形诸咏叹，这是人情中应有之事。”[8]对以马克思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者大无畏革命精神的赞扬，无疑体现了对仁人志士敢为天下先的革命精神的希冀。[9]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崛起？

在近代社会，中国人民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沉重压迫。它们不可能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任何个人、组织或团体也不可能依靠和平改良和合法斗争的方式推翻“三座大山”。历史的选择表明，只有依靠强有力的政党组织和发动群众，通过武装斗争和暴力革命，才能完成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使命。

自秦汉以降，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率先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文明制度。但是，中国社会地广人稀的生存环境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形态，塑造了中华文明散而不分的特征。传统中国虽然建立了“大一统”的格局，但没有形成民众和社会高度组织化的现代国家。所以，在中国传统社会，上层政权直接面对的是广大的小农，底层的组织动员效率极其低下，整个社会处于“一盘散沙状态”。正所谓：“上层是个铁钩子，底层是块软豆腐。”

从近代中国的救亡史来看，对于要不要组织底层群众，以及怎样组织底层群众，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有较为进步的理念，但不敢发动群众。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知识分子掀起的大多数变革运动都有一个典型的特征，那就是忽视或者蔑视底层的力量。普通老百姓没有近代的“国家”观念，只有传统的“家—国”观念。在他们看来，天下只是一人或一家之天下。汉代不过是刘家的天下，唐代不过是李家的天下，宋代不过是赵家的天下，明代不过是朱家的天下。而清代也无出其右，不过是爱新觉罗氏的天下，与普通老百姓并不相干。所以，当大清国遭遇列强侵略的时候，一些不明真相的普通老百姓不是奋起抵御外敌，而是成了“围观者”或“带路党”，甚至帮凶。这也就难怪当八国联军于1900年攻打北京城时，竟然出现北京的老百姓作壁上观，出来看热闹，为侵华联军带路，“热心”建议联军从下水道进城又快又安全，甚至为侵华联军攻打紫禁城安扶登城云梯的奇特景象。底层百姓之未被发动，即便辛亥革命也是如此。鲁迅的《药》讲述了一个故事：华老栓的儿子华小栓得了痨病。听说用蘸血馒头可以治病，华老栓花钱买了人血馒头，而这鲜血就来自被杀害的革命者夏瑜。这部小说，就是要揭示民众的麻木愚昧，讽刺辛亥革命未能贴近群众。二是敢发动群众，但没有科学的理念。比如：太平天国运动其将基督教的天国观念和中国传统社会的太平盛世理想杂糅结合，虽然吸引了底层的苦难农民，但因不能摆脱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和宗教神秘主义，最终在中外势力的联合绞杀中失败。中国共产党则与上述两种情况均不同。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10]，社会主义在中国由社会思潮转为科学实践，中华民族的复兴伟业由此开启新的历史篇章。中国共产党在汲取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抓住“救亡图存”这一时代主题，把群众和全民族组织并发动起来，实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的结合，担负起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世界人民谋大同的历史使命。

首先，以共产主义“凝神”。

共产主义最高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也是其带领全国人民不断奋进的“压舱石”。共产党能够把民众组织起来，首先得把自身组织起来，而把自身组织起来，其关键得有一个共同的精神信念。这一共同信念就是共产主义，它是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指向。正因为如此，在中国社会产生了一种全新的关系——“同志”。传统社会的关系有“五伦”，包括“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共产党人所说的“同志”和一些组织团体所讲的“兄弟”是不一样的。“同志”因信念志向聚合社会关系，而“兄弟”则是把陌生的社会关系“血缘化”。兄弟之间可能会因为利益而产生纠葛和冲突，正所谓“亲兄弟，明算账”，利益之争也可能导致“兄弟阋墙”。而“同志”则可以超越个体、部门之间的利益之争，而以整体利益和价值为最高目标。所以，“同志”既是一种全新的社会关系，更标识了一个共同体独有的政治伦理和精神指向。这才有了“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革命牺牲精神，才会形成一种气壮山河的力量。

其次，以民族主义精神“聚气”。

晚清以来各种或激进或保守，或改良或革命的思潮异彩纷呈，但其中有一条明显的主线，那就是民族主义。唤醒民族自觉，争取民族独立，实现民族复兴，是近代中国的重大历史任务。经过一战和十月革命，落后国家对内反对资本家剥削的工人运动和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压榨的民族独立运动结合在一起，使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产生了合流趋势。社会主义成为落后民族的思想武器，而落后民族则成为社会主义的物质武器。中国共产党能够赢得群众的支持，就在于抓住了这一发展趋势，准确把握了民族危亡的紧迫性，将民族利益落到实处。无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还是抗战时期的“减租”；无论是解放战争时期的“土改”，还是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都最大限度地保障工农大众和全民族的利益。另外，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民族主义精神，创造性地继承了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的“天下”观念和“大同”理想，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相衔接相呼应，是“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世界人民谋大同”的结合。因而，它不是狭隘封闭的民族主义情感或意识形态，而是以世界历史作为时空定向、以国际主义和人类情怀作为价值定向的开放包容的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精神是“喊”出来的。对于生活在同一地域的人们而言，在血缘和亲缘关系之外，面对陌生人时通过某种方式产生“你是我的同类”的认同感，是民族意识产生的前提。但超出一定地域范围，民族意识的产生就需要某种观念性力量来制造“类意识”。有学者指出，民族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中国民族主义精神的诞生，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思想先行者启蒙和呼唤的结果。如果说德意志民族精神的凝聚离不开大哲学家黑格尔、费希特的守护和呼喊，近代日本大和民族精神的勃发离不开福泽谕吉的开掘和思考，那么，中国也需要精英知识分子唤醒“在黑屋子中沉睡”的民众。据说，当拿破仑打到德国时，黑格尔抱着自己的书就跑，因为他认为只要自己的书在，德意志民族就有希望。费希特则撰写了脍炙人口的《告德意志民族书》，号召德意志全体人民团结起来，凝聚起来，为国家之存亡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过程中，也日益认识到“启民智、聚民力、铸精神”的重要性，并自觉承担起唤醒全民族的重任。1916年8月，李大钊在《晨钟报》创刊号写下《〈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一文，以诗意的语言号召青年起来，为中华民族青春的再现而努力。

一日有一日之黎明，一稘（古同“期”字，世纪，一百年——编者注）有一稘之黎明，个人有个人之青春，国家有国家之青春。今者，白发之中华垂亡，青春之中华未孕，旧稘之黄昏已去，新稘之黎明将来。……吾人须知吾之国家若民族，所以扬其光华于二十稘之世界者，不在陈腐中华之不死，而在新荣中华之再生；青年所以贡其精诚于吾之国家若民族者，不在白发中华之保存，而在青春中华之创造。[11]

革命者方志敏在狱中写下《可爱的中国》，构想了打败帝国主义后民族复兴、国家强盛、人民幸福的图景。

中国在战斗之中一旦斩去了帝国主义的锁链，肃清自己阵线内的汉奸卖国贼，得到了自由与解放，这种创造力，将会无限的发挥出来。到那时，中国的面貌将会被我们改造一新。所有贫穷和灾荒，混乱和仇杀，饥饿和寒冷，疾病和瘟疫，迷信和愚昧，以及那慢性的杀灭中国民族的鸦片毒物，这些等等都是帝国主义带给我们可憎的赠品，将来也要随着帝国主义的赶走而离去中国了。朋友，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这时，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地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地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的携手了。[12]

“民族主义”精神是“打”出来的。一个人，要真正认识自己，仅仅靠沉浸于自我的主观世界是不行的，他必须跟其他人打交道，才能确定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位置和角色。一个民族，要真正认识自己，也需要通过与其他民族打交道的方式来找准自己的位置。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既是中国5000多年历史文化发展的深厚积淀，更是近代百年来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及其民族压迫的结晶。鸦片战争后是中国民族主义的萌发时期，表现为以地主阶级开明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上层精英的觉醒。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五四运动前后，是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自决的时期，表现为广大工人、学生和知识分子的觉醒。抗日战争期间是中国争取民族独立的关键时期，表现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各民族空前团结，实现了全民族觉醒。抗战的胜利，洗刷了中华民族的耻辱，增强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是中华民族由衰到盛的转折。

第三，以无产阶级政党为先锋队组织。

民族主义固然能以“想象共同体”的方式凝聚彼此陌生、一盘散沙的民众，但其本身具有来自内外的反噬。在内部，理论上的中华民族主义在实践上表现为汉民族主义和边疆少数民族的冲突，民族主义的呼吁往往可能带来统一帝国的肢解。在外部，中国的民族主义在面对世界秩序时只能将中国还原为某种特殊性存在，但不能获得普遍性意义。[13]因此，单纯的民族主义叙事不能直接激发团结统一的力量，必须有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作为支撑，这支力量就是政党。近代中国的政治运动的重大变化，就是实现了从帝王政治向政党政治的转变。资产阶级早期改革者，如康有为，曾寄望于作为“儒主”的皇帝的“公心”，这自然不能成功。而直到孙中山等人找到革命政党这一武器，才算初步找到民主民族革命的抓手。

只有建立一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并通过这一政党组织和训练农民、工人和劳苦大众，才能推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从而从最底层改造中国，改变中国人的命运。1921年，李大钊发表《团体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一文，指出中国最紧要的是依靠团体训练，将广大民众有效地组织起来，由此就需要成立一个“强固精密”的政党，它“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即是社会主义团体”。[14]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在于正确分析了不同历史阶段的中国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用阶级革命贯穿中国革命的始终，通过工人阶级的民主革命改造并提升了中国人民的民族革命，激活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因为在阶级话语中，民族不再仅仅是基于一定语言、地域、习俗的文化民族，更是基于某种阶级地位和阶级利益的政治民族。换言之，民族之间的差异，无论是中国境内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差异，还是对外中华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差异，在阶级视域下都可以被划为无产阶级与有产阶级的差异。这样，中国共产党才形成了强大的组织力、动员力和号召力，对内把全国无产者联合起来，对外又与全世界无产者遥相呼应。

第四，以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作为路径。

马克思曾指出，理论只要掌握群众就能成为物质力量。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里涉及科学的理论被谁接受、被谁运用以及如何被运用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准确分析中国社会的根本性质、主要矛盾、发展阶段，以及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形势、战略等基本问题，把批判的武器变成武器的批判，用革命实践推动中国社会性质变革的过程。近代中国面临的基本情况是：“三座大山”不可能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中国人也不可能通过和平、温和、合法的斗争方式使之退出历史舞台。这就涉及斗争的战略和策略问题。

马克思指出，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必须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建设无产阶级的武装力量，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认为，中国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所以，要真正实现救亡图存，全面彻底地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就必须进行一场以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定向的暴风骤雨式的社会革命，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从具体策略上看，就是要利用中国内外的政治经济不平衡性，以武装割据的方式，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最终夺取全国政权。在血雨腥风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深刻领悟到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建立了听党指挥、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人民军队，“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15] ，与旧军阀仅为保存和扩大自身的地盘、利益和实力完全不同。在中国共产党与人民军队的有机结合中，党是领导力量，军队则是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绝对服务于政党使命和信念的组织，构成了中国革命的坚强柱石。

对中国革命而言，要战胜穷凶极恶的强大敌人，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阶级、阶层、政党和集团共同奋斗。为此，中国共产党根据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和革命发展的需要，科学处理纯洁性与广泛性、阶级性与民族性的关系，不断提升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凝聚力、组织力和动员力，实现了人心向背和力量对比皆利于我的转变。党在不同时期制定的国共统一战线、工农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政策，既分化弱化了敌人，又团结联合了最广泛的力量，最终使“一盘散沙”的中华民族变成了“钢铁长城”。

正是以共产主义“凝神”，以民族主义精神“聚气”，以无产阶级政党为先锋队组织，以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作为路径，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将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将中国人民真正组织和团结起来，使全民族实现了由“一盘散沙”到“钢铁长城”的转变，从而为中国革命航船找准了方向，提供了动力，为解决中国革命中最紧急、最重要的问题奠定了基础。

[1]李提摩太（ Timothy Richard，1845—1919），字菩岳，英国传教士。1870 年来到中国，曾在山东、山西等地传教。他翻译的书籍，以西方文化吸引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和社会上层人士，对“戊戌变法”有很大影响。

[2]梁启超. 中国之社会主义［N］. 新民丛报，1904-02-14.

[3]黄彦. 孙中山著作丛书：论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115.

[4]毛泽东. 毛泽东书信选集［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3：8.

[5]李季.马克思传［M］.上海：神州国光社，1949：自序17.

[6]李季.马克思传［M］.上海：神州国光社，1949：自序11.

[7]李季.马克思传［M］.上海：神州国光社，1949：自序27.

[8]李季. 马克思传：下册［M］. 上海：神州国光社，1949：554.

[9]董彪. 马克思思想形象的中国构建［J］. 理论视野，2018（4）：75-80+100.

[10]　1921 年7 月23 日至8 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中共一大）在上海举行（中共一大的开幕日期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根据档案材料查证清楚的，闭幕日期是8 月1 日或2 日。在此以前，1941 年6 月30 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20 周年抗战4 周年纪念指示》，规定7 月1 日是党的诞生纪念日。这是因为：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一大的开幕日期难以查证，中共中央就把7 月的月首定为党的诞生纪念日）。

[11]李大钊. 李大钊全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28-329.

[12]方志敏. 方志敏全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38.

[13]施展. 枢纽：3000 年的中国［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29.

[14]李大钊. 李大钊全集：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50.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上卷［M］. 修订本.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