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赢现代化的马拉松比赛

第三节　跑赢现代化的马拉松比赛

中国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梦想，必须以社会主义现代化为现实途径和战略支撑。而现代化并不只是主要考验瞬间爆发力的“百米短跑”，而是考验长期耐力的“国际马拉松比赛”。在这项比赛中，先进者可能不再先进，落后者可能实现赶超，还有人则可能走弯路或者折返。同样，中国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道路也不是一帆风顺、一劳永逸的，极可能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挑战，甚至危机。那种“停下来、歇歇脚”的态度，那种“高枕无忧、坐享其成”的想法，以及“敲锣打鼓、雷大雨小”的做法，显然都不利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持续推进。坚持道路自信，保持忧患意识，正视发展中的难题，敢于登高山、涉险滩、渡难关，是跑赢这场国际马拉松比赛的关键。

经济层面的“中等收入陷阱”

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中提出“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的概念，主要是指，由于错失发展模式转换时机、无法克服技术创新瓶颈、发展的公平性缺失、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偏差、体制变革严重滞后等原因，中等收入的国家往往陷入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无法自拔。进入新时代，与扶贫攻坚相对应的是，越来越多的人跨入中等收入行列，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扩大，这在人类历史上十分罕见。但与此同时，随着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创新动力不足、贫富差距拉大、社会阶层固化等问题也日益突出。这些矛盾和问题使中国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三点入手：一是在改革、发展、稳定等方面下足功夫，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市场机制、调控方式、分配制度等，在防风险、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促改革之间找到平衡点，使中国经济行稳致远。二是切实在教育、民生等领域进行改革，打破阶层固化。特别是分配领域，需要进一步改善收入分配结构，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三是改变经济增长的动力，使创新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可持续性。

政治层面的“塔西佗陷阱”

对于任何一个社会，信任都是十分重要的社会资本。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程度越高，人们处理社会关系、进行社会生活的交易成本就会越低。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公信力是政府赢得社会公众信任的一种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体现出政府工作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体现着政府的影响力和号召力”[1]。“塔西佗陷阱”是指这样一种社会现象：当公权力部门丧失公众信任之时，无论其何种言行，都会受到大众质疑或负面评价。公权力的公信力的丧失，不仅意味着政府治理能力的不足，同时也会对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造成负面影响。

当前，中国处于社会转型的战略机遇期，各种政策举措密集出台，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推进，其目的是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人民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是评判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当前，如果不能解决好“市长”和“市场”、“维稳”和“维权”、“先富”和“共富”、“利益”和“道德”等多层关系，官与商、官与民、警与民、劳与资、民与商、医与患等各种形式的社会矛盾就可能会被激发。特别是在互联网和自媒体时代，一旦某个广受关注的公共事件没有得到全面、及时、有效的处理，就可能以讹传讹，谣言四起，形成负面舆情，对政府形象造成不良影响。应对“塔西佗陷阱”现象，必须反对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增强应急处理能力、舆情公关能力，推动责任型、法治型、服务型政府建设，切实提升政府的公信力和治理能力。

社会层面的“福利社会陷阱”

西方一些国家为了体现自身的优越性，建立了高税收、高福利的社会制度，导致了养懒汉、国家债台高筑、社会发展乏力等问题。但在民众高涨的欢呼声中，这些国家的政府明知福利政策的错误却“不能自拔”。今天，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某种意义上也意味着良好的社会福利，但中国不能片面学习西方的高福利政策。这是因为，美好生活的内涵是多样化的、有条件的，很难在现阶段让全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都过上同样标准的美好生活。这不仅与当前我国的生产力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相适应，也与中国和世界的资源环境状况不相适应。当前中国GDP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但由于人口多、底子薄、发展滞后等原因，我国人均GDP在世界上的排名却较为落后。因此，中国在实现现代化和美好生活的过程中，既要认识到“做大蛋糕”才能真正“分好蛋糕”，将发展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钥匙，不断增加社会物质财富的总量；同时又要认识到中国“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特别关注那些“相对剥夺感”和“相对不公平感”较强的群体。针对上述问题，我们应做到以下两点：一是必须将劳动与享受、效率和公平结合起来。一方面，坚持“美好生活是奋斗出来的”这一理念，让美好生活“上不封顶”，鼓励个人通过勤奋工作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质；另一方面，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让美好生活“向下兜底”，不断提高社会基本保障的覆盖面和总体质量。以“病有所医”为例：医疗改革应以“免费医疗+差异化服务”为方向，在基本医疗方面实行全员免费，在服务层次方面实行差异化选择。二是处理好消费与美好生活的内在关系。在实现美好生活的过程中，人们的消费水平的层次是不同的。应注重生存性消费、发展性消费和享受性消费的统一，注重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的协调，防止堕入商品拜物教和消费主义的泥淖。在横向上为人们提供多样化的消费选择，在纵向上为人们提供高质量的消费渠道，在价值上注意引领正确的消费观，使社会生活更加充满活力。

国际关系层面的“修昔底德陷阱”

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2]

——习近平

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认为，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与既有的统治霸主竞争时，双方面临的危险多数以战争告终。进入21世纪上半叶，整个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变局，国际关系特别是大国关系面临深刻调整。中美关系是当前世界最重要、最受瞩目的大国关系，随着中国的崛起和美国霸主地位的相对衰落，两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地位正或显或隐地发生着此消彼长的变化。这种变化很可能导致中美关系由合作主导型转向为竞争主导型，两国在经贸关系、地缘政治、价值文化等方面将迎来全方位的博弈。如果彼此一再产生战略误判，两国就可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对于这种状况，中国究竟何去何从？一种观点认为，中美将像20世纪后半叶美苏争霸那样，陷入意识形态“冷战”和军备竞争的热战之中。中国应当积极行动起来，与美国及其主导的国际秩序展开全方位抗衡。另一种观点认为，西方国家是现代化的旗手和标杆，中国由于关键实力仍然较弱，应当全面拥抱以自由主义为内核的西方文明，全面吸纳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理念。可以说，这两种观点都错估了中国的整体实力，错判了中美关系的总体局势。前者的问题在于，以中美关系类比美苏关系，高估了中国实力，很容易使中美关系进入“争霸”关系的陷阱之中。事实上，中国历来反对“国强必霸”，笃信“好战必亡”，主张独立自主，和平发展。同时，中美力量对比在客观上没有达到权力转移的临界点，中国始终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积极参与者、主动维护者和改革推动者。后者的问题在于，不仅失之“妄自菲薄”，而且错判了国际竞争的实质。事实上，在有关知识产权、贸易金融、民主人权等问题的争端背后，中美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地位的竞争才是实质。西方帝国主义遏制中国，不仅出于意识形态分歧，而且在于维护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帝国主义的“三合会”——美国、欧洲和日本很难接受一个多中心、多极的世界。对新时代的中国而言，应坚持独立自主，主动承担起自身国际责任，树立积极正面的大国形象。在处理国际关系特别是大国关系过程中，应当坚守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底线立场，坚持“以斗争求团结”的态度，用更宽泛的框架、以多元多边的思维去推动合作、解决问题。

[1]李海清.“陷阱”一词须慎用［N］. 人民日报，2017-12- 17（05）.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6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