握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优势

第二节　握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优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别的什么主义，所谓“资本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新官僚资本主义”等说法是完全错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特色”是自身显著区别于其他主义的风格和形式，是中国社会自我认识和自我发展特有的属性，也是中国推动现代化建设的独特优势所在。“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1]这里主要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五个方面进行分析。

政治：事在四方，要在中央

回顾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史，以“大一统”思想为轴心，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政治道统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由此形成“中国文化可断，中国国土不可裂，中华民族不可分”的基本共识，这是中华文明历久弥新、弦歌不辍的重要原因，也为当代中国政治建设奠定了深厚的历史根基，提供了丰富的文化滋养。

在世界历史上，可以和古代中国对比的国家，只有古罗马。鼎盛时代的古罗马帝国，统治着西起不列颠、西班牙，东至幼发拉底河的土地。千百年来，古罗马帝国被当作人类统治的制度典范，拥有严密的防御体系、训练有素的职业军队、复杂的行政体系和繁荣的交通贸易网。当时的人们相信，“永恒之城”罗马永远不会陷落，但西罗马帝国和东罗马帝国分别于公元476年和1453年灭亡，并没有将其辉煌延续至今。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罗马人的政策，“近于朘削四方，以庄严罗马；这就是朘削异族以自肥”[2]，只造成国家，而未造成民族。一经战乱，纲纪废弛，国家就风流云散，不可收拾。欧洲各民族从此走上了分道扬镳、分化日复的状态，再没有统一稳固的大帝国出现。相较之下，中国则不然。中国传统国家之所以能够在朝代更替中得以维持，并一直延续到现代，是因为中华文明不仅造就了大一统传统的国家，更为重要的是造就了大一统的民族；并且，文化认同始终是中国人身份认同的核心，“文化中国”理念始终是中国人获得国家认同的关键，中华民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体现出极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在历史上，汉族本身就是多民族融合的产物。而汉族产生后，也对其他民族采取了包容的态度。这种互敬共生的传统在政治上，不仅没有让“夷夏”关系激化成“敌我”关系，反而将其转化为“君臣”“舟水”关系，并纳入华夏文明差序格局之中。所以，正如西方世界应当尊重其民族国家建构逻辑一样，当代中国也应当尊重和延续古代中国的“大一统”政治文化逻辑。

随着古代中国向近代中国的转变，帝王政治转向政党政治，近代中国接续大一统的任务落到了政党身上。最初国民党通过北伐战争，完成了国家的形式上的统一。但国民党并没有真正完成抵御外敌和统一国家的任务。最终，中国共产党真正承担救亡图存、实现现代化的使命和任务。中国选择一党长期执政的政治模式在于“大一统”的政治文化，而一党执政又反过来维护和发展了“大一统”格局。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重要的制度优势。假如中国选择西方政治制度，就会出现“由分权而党争，由党争而民粹，由民粹而分裂”的危险。中国政治的发展，可以接纳西方经验，但是不可能西化，更不可能变成西方。当代中国的政治建设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长期执政的模式，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下坚持中央集权，维护中央权威。

首先，坚持中央集权、保障中央权威是无产阶级政党管理社会主义国家的内在要求。

恩格斯在《论权威》中指出，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说成是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权威与自治是相对的，它们的应用是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的。在产生权威政治国家的社会关系被废除之前，不可能把权威的政治国家废除。但在社会主义社会，即使以自身权威支配财富生产和流通的资本家的统治被推翻，即使土地和劳动工具都成了工人的集体财产，权威也必须存在而且要发挥正向作用。因为现代工业生产方式的高度组织化、程序化、规范化，要求生产参与者必须使自己的个人意志服从于工厂的整体意志（权威）；社会分工的不同以及社会紧急事件的处理，也往往需要人们服从权威。

其次，坚持中央集权、保障中央权威是保持政权稳定、推进现代化的政治条件。

根据塞缪尔·P.亨廷顿的研究，二战后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一党制（包括共产党制）国家较之多元政党体制独立后发生政变更少，力量更为强大，政权更趋稳定，因而更能集中力量搞好现代化。即便到了1966年，实行一党制、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最不易惨遭军事政变之祸；共产党国家能自觉地把建立政治组织摆在优先地位，他们在建立政治秩序方面最为成功。当然，一党制并不能杜绝发生军事政变，但多党制几乎肯定会发生政变。据统计，在独立后发生政变和具有政变企图的国家中，共产党国家的比例为0%，一党制国家为11%，多党制和无效政党制国家分别达到了68%和83%。[3]

最后，坚持中央集权、保障中央权威有利于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对于幅员辽阔、规模超大、多元合一的中国而言，要保持社会的稳定和繁荣，就必须重视统合，重视国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就需要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和领导核心，必须维护中央权威。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央要有权威。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没有这一条，就是乱哄哄，各行其是，怎么行呢？……党中央、国务院没有权威，局势就控制不住。”[4]作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要应对诸多的内外矛盾和挑战，要保证政局的稳定，要把人财物、各种力量统一起来，就必须要有一元化的、强有力的领导。实践证明，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独特优势。从抗洪救灾到抗震抗疫，从载人航天飞船到三峡大坝，无不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反观资本主义国家，政党政治，党同伐异，互相推诿，效率低下。以至于一些西方人“想做一天中国人”。《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的新书《世界又热又平又挤》其中一章的标题竟然是“假如美国能做一天中国”。这是为什么呢？他说，在中国，如果需要的话，领导人可以根据实际需要改变规章制度、标准、基础设施，以维护国家长期战略发展的利益。这些议题若换在西方国家讨论和执行，恐怕要花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比如：美国自1973年就开始实施汽油去铅，但直到1995年才基本完成汽油的无铅处理。而中国在1998年开始实行汽油无铅化，1999年就在北京地区试行新标准，2000年就实现汽油无铅化。因此，弗里德曼感叹道：“这就是为什么我希望美国能做一天中国（仅仅一天）——在这一天里，我们可以制定所有正确的法律规章，以及一切有利于建立清洁能源系统的标准。一旦上级颁布命令，我们就克服了民主制度最差的部分（难以迅速做出重大决策）。”[5]

经济：混合至上，执两用中

2018年11月，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开启任内首次访华之旅前夕，美国的《时代》周刊公布了当时最新一期杂志的亚洲版封面。上面用中文和英文两种语言写着“中国赢了”“China won.”。据封面文章作者、政治学者伊恩·布雷默介绍，这是《时代》周刊封面第一次出现两种语言。在《中国经济是如何赢得未来的》一文中，作者指出，如今的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中最具实力的国家，而美国则落居第二。

古老的东方国家改革开放40年来创造的经济奇迹让世界瞩目，也让世界迷惑。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6]指出：谁能解释清楚中国经济，谁就能得诺贝尔奖。实际上，中国在改革方案的设计中，遵循了混合至上、执两用中的方法论，反对偏向任何一个极端，主张发挥各种要素相互作用、相互激荡的“混合优势”。这种包容性智慧，超越了人类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既定认知模式，是一种全新的改革思维模式。

首先，包容性智慧是一种实践思维。

实践智慧在哲学上是一种实践唯物主义，它反对从任何形式的形而上学出发，用抽象观念、抽象教条以及所谓的绝对经验宰制现实、指导行动。相反，它把现实看作在特定时间、空间和情势下不断生成、不断变化的一种状态，主张在把握规律的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性，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势制宜地选择行动策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整体上突破“以苏为师”的发展模式，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关键就在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立了一种实践智慧。在经济建设方面，中国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实际上就是把对各种经济要素的包容性纳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以保证“特色”获得强有力的保障。无论是“猫论”还是“摸着石头过河”，无论是“计划与市场”还是“三个有利于”，都把实践提升到思想原则的高度。特别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历史性结合，避免了“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难题，更体现着中国人善于驾驭矛盾复合体、善于优势互补的能力。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内部复杂性极强的国家，处理央地关系尤其需要实践性思维。管理这样一个国家，政策不宜“过粗”，否则就可能导致地方的“自由解释权和自由裁量权”太大，影响中央政府的整体战略布局；也不宜“过细”，因为这可能导致地方生搬硬套、机械实施，导致中央的初衷“南辕北辙”。所以，中国的经济政策实践，既要避免走向“一刀切”又要避免“各吹各号，各喊各调”，把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和地方基层的工作现实性结合起来。这种实践智慧，在中国公共政策的实施过程中体现为“试点”的运用。也就是某一个做法先在一县一市尝试成功后，再向全国推广，而其他地方则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将这些普遍的经验具体化。这种具体与抽象的统一，正是“执两用中”的包容性智慧的体现。

其次，包容性智慧是一种渐进思维。

20世纪90年代，为改变苏联时期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俄罗斯加快经济的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进程，企图通过“休克疗法”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轨，造成了严重的经济社会危机。这一时期，中国的改革以俄罗斯为鉴，采取了社会代价较小、渐进式改革的路径。在总体方向上，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要求经济改革要把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商品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利用资本的正面作用和控制资本的负面影响结合起来。这一方向决定了中国不可能走西方的自由化、私有化道路，而是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具体方案上，改革不追求全面洗牌，一蹴而就，而是在传统与现代、内部与外部彼此平衡、相互协调的基础上，找到一条可以不断逼近最优的方案，实现经济体制平稳转轨。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始终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主要矛盾状况以及现代化建设需要制定相关经济政策，有步骤、有节奏地推动不同地区、不同产业、不同行业的发展，实现了工（业）农（业）服（务业）、东中西、上下内外、点线面圈的循序推进，中国经济获得平稳快速发展。从实际效果来看，渐进式改革既没有淡忘经济改革的目标，又将改革的步骤节奏控制在社会可以承受的范围内；既有助于减少或降低改革带来的社会成本和社会代价，又有利于调动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增加对改革的社会支持，从而实现了改革效益的最大化。

第三，包容性智慧是一种系统思维。

系统思维是指在认识事物时，不是把事物当作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对象，而是当作有机关联的系统。也就是说，从要素与要素、过程与要素、系统与要素、系统与环境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来分析问题，做到整体与局部、宏观与微观的有机统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坚持全面改革，在各项改革协同配合中推进。” [7]

中国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始终坚持统揽全局、协调各方，全面发力、系统推进。“要坚持用系统思维谋划全局，准确把握改革的方向、主线和重点，处理好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要坚持从改革的全局和整体出发谋划改革，把握各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提高改革的整体效能。要充分把握改革的时序和节奏，既使不同阶段的改革在进程上相互协调，也使不同领域的改革在步调上协同一致，使改革有条不紊、相得无间。”[8]中国改革40多年来，从战术上看，无疑是以小切口带来大转变；从战略上看，各方面呈现出一种相互关联、统筹推进的关系。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拉开了改革的大幕。90年代初期，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确立了产权改革、国企改革、政府职能改革、收入分配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社会保障改革等一揽子改革任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了60个方面336项具体措施，就是要搭建改革的四梁八柱，增强改革的系统性和整体性。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是我国经济建设取得重大突破的关键经验，也是我们继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方法。 [9]

四十而不惑，四十正青春。中国的经济建设始终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和两极分化作为价值目标，重视向全体人民释放改革红利，让老百姓得实惠、尝甜头、有获得感，推动美好生活的实现。所以，历经四十载改革开放光辉历程的中国不乏精彩的故事。开启改革开放的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可以说是包容性智慧的生动写照。

1978年冬，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聚会，签下一份“秘密契约”，他们约定：“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割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据新华社的《国家相册》记录，带头人严宏昌回忆当时开会的情景说：

开会聚齐了，但没人谈生产，都是在互相交流哪里好要饭，我心里很难受。我对大伙说，我们农民有土地有力气有手脚，还吃国家的粮，被共产党养活20多年，那工农商学兵还有吃的吗？我们要甩掉吃国家供应的帽子，争取对国家有贡献。今天的目的，我不说，你们也知道，我想把地分了。办法是我想的，我来挑头，意见很简单：完成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多剩少都是自己的。

在当时中国极“左”的政治氛围下，这一破天荒的自发性改革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不过，民心所向、民心汇聚产生的力量是巨大的，历史进步的车轮也是不能被阻挡的。小岗村的消息传到中央，邓小平以高超的战略思维看到了其中蕴含的变革时代的力量，指出那种认为“大包干”会影响集体经济的担心是完全不必要的，表达了对这一变革的支持。中国农村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既不是传统计划经济的“一大二公”，也不是西方经济的“纯私有”，农村土地所有权是国家和集体的，但是使用权却是农户的。它坚持“交了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的分配原则，从而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效解决了温饱问题。农村改革取得重大成果，也进一步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

自2014年起，国家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分为承包权和经营权，实行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并行。这一改革是根据农村土地生产经营状况做出的重大制度创新，符合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有力地推进了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类似的改革探索在农村基层仍然在不断开展着。近年来，贵州六盘水实行了“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的“三变”改革，扎扎实实提高了农民收入。为什么要实行这项变革呢？传统意义上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土地种植、家畜养殖和外出务工，这些收入并没有真正改变农民收入水平低下的面貌。其原因就在于，经济学的分配是按照要素贡献进行的，由于农民劳动力的稀缺性远低于一般资产（如土地等）的稀缺性，资产（资本）的回报率比劳动力的回报率高。所以，如果农民没有资产性收入，农民的收入水平很难提高，其与资产者的收入差距也会越来越大。当地政府将资源变成资产，实际上是盘活农村资源，并将其以资产的形式确权给农民，从而为资金变成股金、农民变成股民创造条件。这一做法深化了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切实保障了农民财产权益，让农民真正能够“富起来”。[10]另外，安徽一些地区的“一块田”改革也值得关注。什么是“一块田”呢？过去在农村生活过的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各家各户在土地分配上是东一块西一块，肥一块瘦一块，一家人可能只有几亩地，但是又在不同的地方，农民种地成本较高，效率较低。“土地细碎化”成为农地流转的重要瓶颈，既不利于土地的机械耕作和农业的规模化、集约化经营，也不利于农村土地的确权登记颁证，从而严重制约了现代农业的发展进程。自2013年起，安徽省蒙城县通过探索和推行零碎分散土地的互换并块，实现户均“一块田”制度，有效解决了土地零碎化的难题，盘活了农村的土地资源，加快了土地流转，对农村发展、农民增收和农业现代化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社会：多元一体，弘扬“共同体”精神

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属性是人的本质属性。任何时代、任何社会的人们都会因为各种原因结成各式各样的共同体。中国传统社会，是一种小共同体与大共同体相统一的社会。传统村落是具有高度价值认同与道德内聚的小共同体，其中的人际关系，包括主佃关系、主雇关系、贫富关系、绅民关系、家（族）长与家（族）属关系都具有温情脉脉的和谐性质。国家政权的力量只延伸到县一级，县以下的传统乡村只靠习惯法与伦理来协调，国家很少干预，小共同体具有一定的自治性。在小共同体的基础上，人们又坚持着家国一体、礼法一体、君民一体、忠孝一体大共同体的价值观。而且大共同体意识往往超越小共同体。所以在中国形成了责任高于权利、群体高于个人、秩序高于自由的观念。在传统社会，个人往往被淹没在家庭和王朝的共同体中，人的独立性、个性难以凸显，但却为国家民族之统一、文化之绵延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近代社会，中国传统社会的共同体观念，在形成集体意识、民族意识、国家意识方面，特别是在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方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进入现代社会，随着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的发展，传统的社会共同体也面临着冲击、发生着变化。其一，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变。传统社会，人们祖祖辈辈很少离开一块土地，其社会关系主要以血缘、地缘关系为主，也十分稳定和坚固。但现代社会则是以利益聚合和职业分化为主，流动性增强，社会关系的模式则相对松散，也更加多样化和富于变化。其二，前喻文化向后喻文化的转变。前喻文化是指知识经验和技能的传递是由亲辈传给子辈，而后喻文化则是由子辈传给亲辈。这样的结果就是，传统单向性的尊卑长幼秩序关系变成了现代的相对平等的、变动的社会关系。其三，社会交往空间由实体向虚拟转变。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使时空高度压缩，使广袤的世界变成地球村，其结果是“让天涯变成咫尺”，也让“咫尺变成天涯”。也就是说，离得越近的熟人交流越少；相反，难以照面的生人越可能相谈甚多。

社会关系由熟悉到陌生，由前喻到后喻，由实体到虚拟，其结果是社会共同体越来越指向利益、兴趣和知识，越来越微小化、离散化、易逝化。特别是得益于大众文化市场和现代传媒技术，人们的感性欲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愈加转变为物与物的关系，原有的结构固化和空间狭窄的血缘、地缘、业缘、阶层关系被打破，形形色色的共同体被创造出来。在血缘、地缘、姻缘、业缘、学缘关系的共同体之后，还存在以兴趣、爱好等为联接方式的共同体。人们根据各自欲望、爱好、品位的不同，结成或实体或虚拟的“趣缘”共同体。大众不再铁板一块，而是“多元化”“分众化”了，中国人的社会关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丰富性。这种变化，一方面体现了个性的张扬，另一方面也对大共同体意识造成冲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层面强调“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积极处理好公共与私人、群体与自我、秩序与自由、平等与差异、一体与多元的关系，形成了既充分弘扬传统文化的共同体精神又体现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实际，既弘扬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的主旋律又充分保障个人的独立性和个体权利，既生动活泼又团结有序的社会生活状况，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优越性。

文化：美人之美，海纳百川

为了解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德、日、印、俄等国的国家形象的认识，有研究者做了一项问卷调查。在“最喜欢哪个国家”这一问题上，中国获得了30.2%的投票，高居第一名。在“美国人对中国文化的认知”的问卷中，研究者列举了“灿烂文化”“经济发达”“政治民主”“社会稳定”“环境优美”“外交和平”等因素，“灿烂文化”获得了高达55.8%的投票。其中，又有超过80%的受众的认知表现如下：注重精神的（54.3%）、有吸引力的（40.2%）、创新的（38.8%）、爱好和平的（37.2%）、有价值的（33.5%）、和谐的（23.7%）、多元的（23.1%）、有活力的（19.0%）、灿烂的（18.5%）以及包容的（13.7%）。[11]

中国文化特别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的中国文化，已经成为凝聚中国力量、中国精神，展示中国形象、中国风貌的重要名片。这同中国文化重视和谐共生、包容多元的精神特质息息相关。西方文化以主客体二元对立为基础，强调“文明冲突论”“西方中心论”“普世价值论”，充满进攻性和偏执性。而中国文化则以天人合一为基础，讲求兼容并包，交流互鉴，是一种包容性、内敛性的文化。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和内敛性突出地体现在其学习型的品格之上。《论语》开篇第一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第一个字就是“学”，这个字描述了中华文化重要的特征，即学习型品格。首先，中国文化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不是按照“有你没我”“你死我活”的方式搞拒斥，而是予以真诚之尊重、同情之理解，以达到和谐共处的目的。正如费孝通所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其次，中华文化始终能够坚持主体性立场，任何文化到了中国都会被中国化，而不是外国化。从中国历史来看，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华文化，吸收外来文化有三次：一是汉唐之际的佛教中国化，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人的心灵世界和信念世界。二是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在中国广泛传播了大量天文、地理、历法、科技等方面的知识。三是近代以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的传统结合形成了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每一次文化交融的过程中，中华文化不仅没有丧失自身的主体性精神，反而迎来了质的提升。特别是近现代以来，中华文化以其兼收并蓄、博贯包容的品格积极学习外来文化，使优秀外来文化成为中国现代化文化的有益组成部分。例如：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国不断与世界市场接轨，不仅以开放意识、竞争观念和冒险精神冲击了传统文化中的封闭保守因素，而且还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诚信文化、契约文化和法制文化。又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发展出中国特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形成了中国社会文化的“新传统”。

在全球化时代，随着文化交流日趋频繁、文化竞争日益激烈，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视坚持“不忘本来、吸收未来、面向未来”的文化发展态度。只有坚持中华文化本位，重视中西的差异性，才能使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永续发展；只要坚持不断学习，重视中西的互补性，就能为中华文化的提升和复兴注入新的活力。

生态文明：天人合一，责任伦理

中国最初的现代化实践中对于工业化有一种强烈而急迫的追求。2005年8月15日，习近平在安吉县天荒坪镇余村考察时，首次明确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思想。2013年9月7日，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回答学生问题时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系民族未来的大计。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表明，经历风风雨雨半个多世纪，中国领导人对现代化的理解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从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来看，人类文明的形态先后经历了崇拜自然的渔猎文明（蓝色文明）、掠夺自然的农耕文明（黄色文明）、征服自然的工业文明（黑色文明）三个时期，目前人类正在走向敬畏自然的生态文明（绿色文明）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超越农耕文明、扬弃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坚持责任伦理，主张建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爱护自然的绿色文明。

首先，超越人类中心主义，重视“生态权利”。

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人类认识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是为了满足人的需求、推动人类社会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拥有主宰自然的权力，更不意味着人类中心主义。事实上，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人在向自然施展自身权力的同时，自然也在向人施展权力，人与自然之间是相互的“权利”关系而非单方面的“权力”关系。资本主义之所以在本质上具有反生态特性，就是因为它主张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将人变成万物的尺度，将自然视为纯粹的对象，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在西方现代化过程中，因为不能摆脱资本的增殖逻辑和消费主义狂潮，造成了资本对劳动者和自然界的双重掠夺，造成了资产阶级在生态环境问题上自私、短视、不负责任的态度（即使当代绿色资本主义也难逃这一符咒）。很显然，得益于全体劳动者共同掌握生产资料的经济制度和对西方工业化现代化道路的反思，今天的社会主义中国选择了建设生态文明的新路。在利用自然的同时，也强调人对生态环境的义务，重视自然界的“生态权利”。具言之，在对待自然界时，这不是仅仅将其视为无情感、无意识的客观对象，视为“他者”，而是在一定意义上将自然“人格化”（如自然母亲的说法），正视自然的价值、意义和未知性，从而真正做到顺应自然、尊重自然、热爱自然。坚持人类权利与生态权利的统一，能够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片面对立，做到“既要绿色青山，又要金山银山”，有利于推动“个人—共同体—大自然”的和谐发展，推动人类共同福祉的实现。

其次，重塑“以人为本”理念，提倡“绿色权利”。

要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就必须全面认识人的权利。“有机马克思主义”[12]认为，人的权利包括三个组成部分：一是蓝色权利，指个人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二是“红色权利”，主张在个人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之后，应当追求人类共同体的经济社会权利；三是“绿色权利”，主张社会的发展不仅应当包括人的经济政治生活，而且应当考虑动植物和整个生态系统对人类发展的意义。尽管“有机马克思主义”与我们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根本的不同，但它的这一观点对我们仍具有一定的启发性。

过去，人们主要重视人的政治经济权利，而忽视了人享受良好生态环境的权利。提倡绿色权利，就是要认识到自然是人和社会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既需要现代的物质条件，也需要“望得见水，看得见山，记得住乡愁”。所以，提倡绿色权利，就是要将资源、环境、生态状况纳入对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评估体系之中，特别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对于代际发展、区域发展、全球发展的重要意义。

再次，改变“增长主义”发展方式，树立“极限增长”理念。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既敌视人又蔑视自然的物质主义发展方式。资本通过掠夺人的方式掠夺自然，导致了自然的贫困和生态危机。对于建设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要利用好驾驭好资本，就必须在利用资本“创造文明”的同时警惕资本对人与自然的过度掠夺。1972年，罗马俱乐部提出了不同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发展模式，即：“极限增长”模式，它主张自然、资源、气候、生态环境等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带来的资源消耗、污染排放和气候影响必须在一定极限范围内，否则就会带来崩溃；在地球的生态系统内，物质资源不可能无限增长（指数增长更不可能），所以必须把发展的方向转向对质量的追求。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就陆续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绿色GDP、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等重要思想。党的十九大要求促进经济由高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发展，就是要推动“增长主义”的传统模式向“极限增长”的现代模式转型。进入21世纪，中国更加重视“极限增长”的意义，通过技术创新提升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通过价格和市场来调节稀缺资源的使用，通过宏观政策布局生态环境保护的重点工程。

第四，践行“主体精神”，促进绿色发展。

人和自然的关系既包括静态限度的“自然条件”，又包括动态因素的“人类能力”。在人与自然的动态关系中，必须明确人的主体地位，树立人的权利主体、责任主体及道德主体意识，超越以自然主人自居的机械认识，提倡人与自然共生的绿色思维与保护自然的主人翁精神；勇于承担生态使命，进行科技创新，清除有害技术、发展替代技术、阻止潜在危险技术、补偿技术受害者；协调处理“肚皮”问题和“地皮”问题，在解决部分地区环境问题与生存问题关系的基础上，适当关注环境问题和舒适问题的关系；深刻认识生态可持续发展是工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积极建设生态文明，处理好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这样，才能在社会良性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物的发展与人的发展、短期发展与长期发展、局部发展与整体发展、自由发展与全面发展的统一。[13]可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断调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发挥主体性作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成为解决生态危机的重要途径。

政治层面“大一统”理念、经济层面包容性智慧、社会层面的“共同体”精神、文化层面的“学习型”品格，生态层面的“责任伦理”，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在五大建设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全面协调、统筹兼顾、平衡有序的系统思维始终是一切工作的基本方法。

[1]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EB/ L］.（2016-05-17）［2020-10-22］.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0518/c1024-28361421-3.html.

[2]吕思勉. 中华民族源流史［M］. 北京： 九州出版社，2009：76.

[3]塞缪尔·P. 亨廷顿.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 王冠华，刘为，等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376.

[4]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77.

[5]托马斯·弗里德曼. 世界又热又平又挤［M］. 王玮沁，等译. 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2009：355-356.

[6]米尔顿· 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芝加哥经济学派领军人物，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1976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7]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68.

[8]汤俊峰. 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N］. 经济日报，2018-09-28（07）.

[9]李拯. 中国的改革哲学［M］.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299.

[10]王东京.“ 三变” 改革的学理解释［N］. 学习时报，2017-08-25（A5）.

[11]王丽雅. 美国人眼中的中国形象［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163-166.

[12]“有机马克思主义”是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中的一种新观念。有学者指出，“有机马克思主义”面对全球生态危机，努力尝试从理论上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其提出的一些观点值得借鉴。但是，“有机马克思主义”所呈现的哲学基础、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方式以及在实践中不触及资本主义根本制度的“生态文明”建构模式都表明，它只是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的发展和探索，尚不足以成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参见沈江平.“有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吗. 文摘报，2017-02-09（06）.〕

[13]董彪，张茂钰. 生态危机的人学反思——兼论“绿色发展观”［J］. 求实，2017（4）：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