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三节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964年，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相继独立，他们迫切需要修筑一条铁路以支持经济发展和维护政治独立。最初，坦赞政府找到美国和苏联寻求援助，但都遭到了拒绝。最终，中国顶住“国力吃紧”的压力，自1970年派出5万多名铁路建设者，耗费6年，最终建造了举世瞩目的坦赞铁路。这条铁路修好后由于坦赞关系的变化、运营不力等因素，利用率并不高。有人因此指责中国领导人“不量国力”“不懂经济”。殊不知，这一工程使中非人民同甘共苦，心心相印。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第二十六届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的提案。绝大多数非洲国家为中国投了赞成票，坦桑尼亚代表甚至穿着中山装参与投票。毛泽东说，中国能够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主要是第三世界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正所谓：“千里难寻是朋友，朋友多了路好走。”中国的朋友能够“遍天下”，就在于抛弃了“只算经济账，不算政治账”的商人型政治理念。坦赞铁路不仅成为早期中国对外援助的丰碑，也是中国促进世界和平和共同发展的典范，更可以视为新中国早期推动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初步尝试。

进入21世纪上半叶，世界经济重心逐渐从北大西洋转向太平洋，世界政治格局逐渐走向非西方化与多极化并行，全球化和逆全球化两种力量相互激荡，不同类型文化相互独立，相互冲突，贸易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民粹主义、贫富分化等问题日益严重。人类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是摆在中国面前的突出问题。立足于近100年来“谋幸福、谋复兴、谋大同”的初心和使命，中国共产党人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具有重大的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

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当代国际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国际关系的主要内容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历史地看，这种关系的发展和演变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中古时期，不同类型的人类文明由点到面、到圈地扩展，不同国家逐渐打破原有的孤立狭窄的交往范围，开始与地理邻近的国家发生交往关系。但由于不同民族早期强烈的自我认同意识和排他性，这种交往具有偶然性和任意性，国与国之间表现为松散的地缘关系联结。二是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的发展，国际分工与合作日益深化，世界市场逐渐形成，人类之间的联系前所未有地密切起来，民族国家的历史也转变为世界历史。但是以资本、货币为中心的全球化在将全世界联系在一起的同时，也造成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矛盾和分裂，所以在民族国家之间形成了一种单极化的、“中心—边缘”的依附共同体模式。三是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的发展，国家政策的“外部性”日益凸显。一国政策的实施和实现，既会对别国产生“外部性”效应，同时也会受到别国行为“外部性”的影响。正的“外部性”可以促进国际关系的有序发展，反之则不然。人类共同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健康疾病问题、恐怖主义问题、难民问题等日趋严重，这些问题往往跨越国境，超出了意识形态分歧，使人类能够在更加具体和整体的意义上感受到“福祸相依”“患难与共”。不同的国家只有本着相互尊重、共同协商、共享成果的原则，建立国际新秩序，建立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价值共同体，才能有效地解决上述问题，促进人类社会健康、繁荣和可持续发展。因此，超越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超越主权国家的自我中心主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成为世界发展的趋势。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源自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战略和国际统一战线实践。20世纪70年代，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当时两极分化的国际格局，提出了“三个世界”战略构想，强调第三世界国家应当团结起来，联合第二世界中的进步力量，共同抵御美苏第一世界的霸权主义和战争行为。该构想为发展中国家之间建立平等、友好、合作、进步的外交关系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也包含着丰富的国际统战思想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三个世界”的思想的指引下，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代的两大问题”的研判，主张中国一方面要对内改革，另一方面要对外开放，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努力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构建。在中国主动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东西”的意识形态问题逐渐弱化，“南北”的经济发展问题则成为焦点。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科学分析当时世界矛盾、深刻认识和平与战争因素的基础上，指出正确处理国际关系应当做到政治上相互协商、经济上相互促进、安全上相互信任、文化上相互借鉴，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进一步深化了构建国际新秩序的理论。以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外交理念，主张在国际关系中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党的十八大又提出了构建和谐世界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审时度势、总揽全局，从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生态“五位一体”的角度阐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布局和总路径。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报告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就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各国人民同心协力，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就国家治理而言，由于民族—国家是构成国际关系的基本要素，良好的民族—国家共同体无疑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前提。只有在民族—国家层面正确认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增强家庭、族群、社群、社会等共同体的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实现的能力，才能真正确立共同体内部的生命意志认同、价值文化认同、经济利益认同、社会政治认同，从而提升社会治理效率，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中，从共同体理念的角度全面阐述了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问题，如强调人与山水自然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强调良好家风对家庭和社会健康发展的作用，强调基层组织自治对社会治理创新的意义，强调互联网构成为人类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强调大陆与台湾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强调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对民族复兴的积极意义，等等。这些治理构想和措施从微观到宏观、从局部到整体、从眼前到长远的角度提升了国家的治理能力，确立了中国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也增强了中国经验、中国模式在世界范围的说服力和吸引力。就全球治理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解决国际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一方面，树立了国际交往合作的共同价值和基本原则。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分歧从经济上看是利益分歧，从文化层面上看却是价值观的分歧。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中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只有真正树立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才能反对国际社会中的丛林法则和冷战思维，反对零和博弈、一家独大、赢者通吃，从而建立社会包容共处、政治合作共赢、经济互利共享、生态和谐共生、文化互鉴共融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另一方面，提供了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一个抽象空洞的口号，而是现实的、具体的实践方案。在时间上，它要求过去、现在、未来一脉相承。也就是说，各个国家要正确认识彼此的历史和现状，立足当下，放眼未来，多一分交流，多一分理解，多一分包容，多一分合作，多一分和平，多一分发展，促进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例如：在建立亚洲共同体的过程中，我国坚持历史事实、现实状况和未来发展相统一的原则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空间上，它要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做到利益交融，兴衰相伴，安危与共。本着此原则，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建立国与国之间、区域内部、区域之间的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构想，如中国—巴基斯坦命运共同体、中国—越南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国—阿拉伯命运共同体、中国—拉美命运共同体，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命运共同体，等等，这些都是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探索和实践。今天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可谓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最宏大最壮伟的国际项目。这一项目是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最多的国家、第二大经济体对自身责任的自觉意识和主动承担。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将搭建国际合作新平台，推动世界经济共同发展，以实际行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与优秀中华文化的创造性结合。在当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界，马克思的哲学理论、资本逻辑理论、三形态理论、全球化与世界历史理论以及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理论更加广受学术界重视，传统文化的复兴特别是“天下”“大同”等相关理论的激活，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奠定了中华文化基础。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以私有制为基础、以异化劳动和强制分工为条件、以物化的单子化个人为元素的资产阶级市民社会，国家不过是把少数人的利益打扮为普遍利益的虚假的共同体，所谓自由、平等不过是徒有表面形式而无实际内容。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随着私有制的消灭、生产力的极大发展、自由时间的高度充裕，自由劳动、自由分工将逐步实现，人类将建立真正的共同体——自由人的联合体，自由、平等、正义将获得实质性实现。中华传统文化中包含着丰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如“生生谓易，民胞物与”的仁爱情怀，“怀柔远人、协和万邦”的天下观念，“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包容态度，“执两用中、明体达用”的处世智慧，等等。马克思主义共同体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契合性，无疑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理论源泉。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构建美好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空指向是整个世界和人类长远发展，构建主体是世界各国及其向往美好生活的人民，最终目标是建立超越制度共同体的命运共同体。中国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者、推动者，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应勇担责任、争做表率。其一，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在由富到强的过程中，中国将始终坚持富而不骄、强而不霸的原则，不干涉他国内政，不“输出”中国模式，不做世界的领导者、掠夺者、控制者，主要依靠自身的智慧、力量、资源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把自身打造成一个命运共同体的典范。其二，坚持对外开放，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需要中国。在统筹民族复兴大局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个大局的过程中，中国应继续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自觉参与和扩大国际分工与协作，做经济全球化的坚定支持者和推动者。其三，积极为发展中国家贡献现代化经验。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中国将始终积极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历程。近代中国在选择“西天取经”失败后，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拓宽了道路，提供了经验。其四，强化国际责任，推动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是一种原则上能使不同地区的许多国家的人口乃至世界所有人口受益的公共产品，具有受益的非排他性和消费上的非竞争性。受制于自由主义和霸权主义的狭隘特性，西方大国并不愿意积极主动承担国际公共产品提供，在对抗全球性疾病（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贫困、自然灾害、生态环境问题等方面尤为明显。对此，中国一方面应当根据自身国力和发展情况，主动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和国际义务。另一方面，应当积极推动公正合理国际秩序的建立，推动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走上正轨。其五，以斗争求团结，提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策略。首先，要积极应对和反击意识形态领域有关“中国威胁论”“中国争霸论”“共产主义恐怖论”等论调，以及“狭隘民族主义论”“战略忽悠论”“中国中心论”等言论，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话语体系，不断增强国家软实力。其次，遵循“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以直报怨，自觉抵御单边主义、孤立主义、保护主义，维护国家利益和世界发展的整体利益。最后，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战略指向，坚持底线思维、全局思维和历史思维，增强对全球化局势和资本逻辑的驾驭能力，审时度势地制定针对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战略，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对国际秩序的威胁。

总之，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信息社会化、文化多元化趋势的加剧，古代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中心与边缘等各种因素的深刻互动，不同文明形态、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同时也面临着各种分歧、矛盾和冲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主张“利益交融、兴衰相伴、安危与共”的整体意识，倡导“共商、共建、共享”合作原则，努力构建公正合理、互鉴共荣的国际新秩序。这不仅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而且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全球治理体系现代化贡献了中国方案。[1]

[1]董彪. 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C］//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第一辑. 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18：176-1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