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70年：现代化的壮丽诗篇

第二节　新中国70年：现代化的壮丽诗篇

如前面所述，19世纪末至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长期缺乏现代化的条件，现代化建设收效甚微。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不仅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了制度保障，更为中国现代化奠定了民意基础——祖国统一是近代以来中国的民心所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前30年，社会主义在中国打下基础，中华民族以一个有尊严的形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新时期最鲜明的特征是改革开放，最大的成就是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中国人民富起来的制度保障。新时代是中国强起来的时代，是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时代，是中国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70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书写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壮丽诗篇。

前30年奠定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近代中国四分五裂的状态，为中国实现现代化奠定了制度保障，激发了中国人民建设国家的热情。美国人吉尔伯特·罗兹曼指出，1949年成立的中央政府是一个适合于现代化的政府，这是因为：“（1）权力高度集中在中央；（2）省和地方政府完全听命于中央；（3）有一批富于献身精神的职业化行政官员，他们能以为民众谋利益的强有力的观念来激励朝野人士。中国人早就认识到并接受了许多现代政府的理想特性。”[1]

1954年，周恩来就明确提出，要把中国建成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工业国家。新中国成立以后，依靠中央政府的强大力量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中国完成了“一化三改造”[2]，逐渐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由此确立经典的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中国经济增长年均6%以上，集中力量建设了一批重大工程、大项目，建立了健全的工业体系，这也是后来中国推进改革开放的家底。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的国防工业的基础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奠定的。当时，许多成就都是一穷二白、白手起家创造出来的。以军事和国防现代化过程中的核潜艇研发为例：当时，赫鲁晓夫对毛泽东说，核潜艇太贵，技术太难，中国搞不了。毛泽东发出了“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的豪言壮语，而他对中国制造原子弹却断言：“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十年完全可能！”可见，研发核潜艇难度之大。从1958年开始，中国组建了一支人均年龄不到30岁的导弹核潜艇研发队伍。由于当时中国科技水平十分落后，又加上西方技术封锁和苏联援助中断，黄旭华等科学家不得不用算盘、计算尺等原始得不能再原始的工具计算数据，不得不大海捞针一般到报纸上去寻找相关资料。甚至从国外带回的“华盛顿号”核潜艇的儿童模型玩具，也成了他们研究参考的素材。这样艰苦卓绝地努力了十多年，中国海军第一艘核潜艇091型攻击核潜艇“长征1号”才于1970年12月26日下水，1974年8月1日开始服役，中国自此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正是这一代人艰苦卓绝的奋斗，正是这一代人筚路蓝缕的探索，中国才打下了现代化的家底。

新中国成立初期采取了以苏为师的现代化道路。以俄为师，是中共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特征之一。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指出：“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3]新中国成立以后，受国际环境、意识形态等因素影响，新生的人民政权选择了倒向社会主义阵营，向苏联学习的道路。“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4]当然，与模仿并行的还有反思。在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初期，毛泽东就意识到，斯大林模式不适合于中国，可以直接模仿的“现代化”模式并不存在。1953年，斯大林逝世，苏联模式的深层次弊端和问题暴露出来，这促使毛泽东考虑打破苏联教条的束缚，走符合中国具体实际的现代化道路。毛泽东指出：“我们应该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迷信了。其实，我们过去也不是完全迷信，有自己的独创。现在更要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5]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的题为《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6]这是从以学习外国经验为主到走自己的建设道路的开端。同年9月，中共八大召开，确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确立了走自己的现代化道路的初步结论。1958年，“大跃进”和“共产风”严重破坏了国民经济，扰乱了人民思想。为了帮助广大干部进一步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毛泽东建议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从理论上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阶段性和实施方案问题。

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 [7]

——毛泽东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方面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较长的时间里，我国曾采取计划经济体制，这在当时的中国也是新事物。历史地看，该体制在两方面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绩：一是集中力量建设了一批重大工程；二是在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实现了基本社会福利的均等化，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价值诉求。如果将共和国前10年（1949—1959）和国民党的“黄金十年”（1927—1937）进行对比，我们就会发现，前者比后者取得的成绩要大得多。虽经过多年战争破坏，从1949年到1952年，我们用了三年时间就把经济恢复到了1936年的水平。

不过，新中国成立后最初30年的现代化建设总体上还是建立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上的，存在不少问题。那就是偏重在生产关系领域的革命，没有把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看作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任务，犯了超越生产力发展阶段的错误。当时我们注重“一大”（基层组织如人民公社的规模越大越好）、“二公”（公有化的程度越高越好）、“三纯”（社会主义经济的成分越纯越好）。虽然当时也讲生产，但是讲的是“抓革命，促生产”，即：还是通过生产关系、阶级斗争等上层建筑革命的方式来组织生产。这无法让中国的巨大市场活力释放出来，也不能把潜藏在个体和家庭内部的创造力解放出来，从而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充分意识到上述问题后，中国才有了1978年及其之后的思想解放、改革开放，以及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

新时期的改革开放智慧

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8]

——恩格斯

2014年8月，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共四川省委组织、指导，中央电视台等单位联合制作的历史题材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搬上银幕。剧情从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的第27天开始，直到1984年10月1日，邓小平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国庆三十五周年游行队伍结束。这8年，是中国处于历史转折的重要岁月。时隔4年之后的2018年，在改革开放40年之际，根据阿耐所著小说《大江东去》改编而制作的电视剧《大江大河》在东方卫视、北京电视台等频道播出，讲述了1978年到1992年，以宋运辉、雷东宝、杨巡为代表的先行者在变革浪潮中不断探索和突围的浮沉故事。这两部电视剧，把亿万电视观众的目光和思绪拉回到那个充满历史性焦虑和期待的时空之中，让他们同当时的政治家和普通老百姓一样，思考“中国向何处去？”“社会主义道路往何处去？”等重大历史问题。

这是和平年代，但也是一个充满着风险与机遇、彷徨与期待、苦涩与甘甜、压抑与释放的和平年代。正因为目光如炬的观察、激荡风云的思索、纵横捭阖的擘画，才绘就了一幅幅壮丽的蓝图，中国才取得了辉煌的成绩。这些成就的取得，离不开中国共产党人的改革智慧，离不开中国人民的奋斗。

首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推动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变。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实事求是”一词，最早出自《汉书》：“修学好古，实事求是。”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政治报告中第一次使用了“实事求是”这个概念。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 1941年5月，毛泽东对“实事求是”作了科学阐释。“实事求是”由此成为一条马克思主义原则。中国历史表明，在任何时候，如果能够坚持实事求是，能够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事业就能够取得成功，反之就会遭遇挫折。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告别教条主义，远离乌托邦主义，亲近经验，走向现实，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在实事求是中坚持真理，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大转型”。1978年5月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指出，真理的标准并非某个本本、某些语录，而是实践，并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978年12月，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中尖锐地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9]这对突破“两个凡是”[10]的教条主义束缚，使整个党、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认识论和真理观从“唯理主义”转向“现实主义”，从“教条主义”转向“实事求是”，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当然，转向现实主义并非取消理想主义，而是要从根本上改变乌托邦过剩而经验匮乏、诗意豪情过剩而务实冷静不足的状态，把理想的现实主义变成现实的理想主义，使“理想趋近现实”和“现实趋近理想”真正统一起来。这是一种纠偏，也是一种扬弃，更是一种超越。

其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最大的政治，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

马克思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推动社会形态由低级向高级转变的根本动力。按此，只有在超越资本主义生产力水平的基础上社会主义才会出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显然发展了这一理论，即首先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再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经过新中国成立后近30年的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生产力获得了长足发展，但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仍有很大距离。1978年，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团到欧洲考察，感受到了这一差距。西德一个年产5000万吨褐煤的露天煤矿只用 2000名工人，中国生产相同数量的煤则需要16万工人，相差近80倍。瑞士伯尔尼公司的一个水力发电站，装机容量2.5万千瓦，职工12人。中国江西省江口水电站，装机2.6万千瓦，职工却有298人，高出20多倍。

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11]

——邓小平

20世纪70年代末，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成为中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关键问题。在传统视域中，对社会主义的定义或被限制在生产关系领域，即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实行计划经济；或被限制在意识形态领域，即认为社会主义是与资本主义二元对立的一套价值观念体系。生产力因素被虚置，资本主义的积极因素被“一棍子打死”，其结果是封闭了生产力发展的空间，人们的社会生活处于一种平等却贫困的状态。邓小平扭转了传统的、狭隘的社会主义观，把社会主义视为一种与资本主义竞争的文明形态，一种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等方面都具有优越性的文明形态。他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在于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评价社会主义的关键在于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所以，中国把现代化当作中国最大的政治，大力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着力改变“贫穷”和“发展缓慢”的状态。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为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释放主体性与实践赋权，推动群众创造历史。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改革开放事业的实践主体。准确把握主体性，是认识和理解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一把钥匙。探索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应当坚持“客体性”和“主体性”的统一，坚持“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既要认识到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存在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客观规律，同时也要认识到“人”是社会历史的“剧作者”和“剧中人”，是创造历史的主体。人民群众在社会实践中自觉不自觉地活动构成了历史发展的“合力”，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首创精神的发挥是推动社会不断前进的动力。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也被一些人亲切称为改革开放的“总许可师”。邓小平主张，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探索过程中，尽量做到不定性、不争论、大胆去闯、大胆去试，鼓励“摸着石头过河”，主张“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才是好猫”，从而把创造历史的选择权和主动权交给人民群众，激活了蕴藏在中国社会深处和亿万中国人身上的智慧和力量。对主体意识、主体能力、主体地位的尊重不是对“人民”或“群众”概念的抽象尊重，而是落实到农民、工人、企业家等具体人群，甚至具体个人身上。从1978年12月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名农民在土地包产到户的“盟约”上摁下手印，到年广久[12]“傻子瓜子”为代表的个体私营经济获得“正名”，从第一只股票、第一槌土地拍卖到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从第一家合资企业到第一个经济特区，市场在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市场主体性释放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第四，推进改革开放，积极融入世界。

现代计量经济学认为，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性而非其相似性可以强化这些国家的共同利益，而不同国家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必然要求尽可能在全世界范围内拓展市场，使各种经济要素能够充分流动，能够使经济上的比较优势充分发挥。劳动分工，特别是国际劳动分工，无疑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最强劲的力量。但是，近代百余年来，中国真正在独立自主和国家统一基础上主动开放、参与到国际分工和世界经济体系之中，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从康熙到鸦片战争，中国沉湎于天朝上国、无须与他国互通有无的迷梦，闭关300多年。[13]十年“文化大革命”打断了中国与世界的正常交往。邓小平认识到，中国的现代化不能闭门造车，必须重新开眼看世界，在“南北”“东西”多种力量交汇的全球化浪潮中锻炼打拼，赢得机遇，在压力和倒逼的作用下推动改革，在竞争和比较过程中增强实力，提升自我认同。1984年2月9日，邓小平参观陈嘉庚创办的集美学村和陈嘉庚故居时，第一次把“改革”和“开放”概念结合起来，提出“改革开放后，侨务工作很重要”的重要论断。自此之后，“改革开放”作为一个特定概念在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和重大政策中开始被不断使用。改革的实践使中国真正成为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力地证明了“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需要中国”这一论断。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创见在于五个方面：一是“初级阶段论”，即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邓小平曾指出，初级路线要管一百年。所以，应当注意到，党的十九大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也并没有改变我国处于初级阶段这一判断。二是“主要矛盾论”。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社会生产的矛盾。三是“首要任务论”，即我国的主要任务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不断改善和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四是“市场经济论”，即必须持续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正确发挥政府的功能。五是“判断标准论”，即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判断事业成败兴衰的价值标准。[14]这些有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论断，确立了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生命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突飞猛进。自1978年至2017年，中国经济基本保持了中高速增长态势，国内生产总值由年3 678.7亿元增至82.7万亿元。中国的恩格尔系数由57.5%降至29.3%，进入相对于富裕级别。到2017年，我国的城市化率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0.64%增至58.52%，人均预期寿命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35岁提高到76.7岁，婴儿死亡率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20‰下降到6.8‰，中国文盲率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超过80%降至5.28%。近10年来，我国学龄儿童净入学率已接近100%，高校毛入学率达40%，这在国际上也属于较高水平。从现代化指数来看，从1980年到2017年，我国第一次现代化指数世界排名从69位跃升至48位，第二次现代化指数世界排名由66位变成为47位，综合现代化指数由103位变成64位，中国现代化呈现很强的赶超势头。从对外交流情况来看，为加强对外交流和学习，我国自1973年开始开展友好城市活动。到2018年4月，我国3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包括港澳台地区）的482座城市与六大洲136个国家的677个省/州和1952座城市建立了2629对友好城市关系。

正确认识新中国成立70周年来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史，必须坚持大历史观，全面地辩证看待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既有重大区别又相互联系的时期。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70年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如果将前后两个时期单纯地分割、对立起来，就会陷入机械的线性史观和历史虚无主义。通过改革开放前站起来，中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通过改革开放后富起来，中国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改革开放前为改革开放后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改革开放后继承并发展了改革开放前奠定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确立前后两个时期互不否定、辩证统一的关系，是坚守社会主义“道统”的内在需要，也是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未来方向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带领中华民族进入强起来的状态，就在于这一阶段的发展是对站起来和富起来两个阶段的超越：既继承和发展两个阶段的积极成果，又注意正确应对和解决前两个阶段存在的问题。基于此，强起来才使“中国道路”“中国经验”开始超越一国的特殊性，具有普遍的世界历史意义。

历史证明，把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充分利用西方的先进文明成果，是中国推进现代化、赶超西方的正确道路。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以苏为师”，到改革开放后的“特色发展”，再到新时代的“贡献经验”，这条道路极大地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优越性。

[1]吉尔伯特·罗兹曼. 中国的现代化［M］.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404.

[2]“一化三改造”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总路线的主体；二是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3]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1.

[4]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八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04-305.

[5]吴冷西. 忆毛主席［M］. 北京：新华出版社，1995：10.

[6]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3.

[7]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16.

[8]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88.

[9]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43.

[10]“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最早是1977 年2 月7日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共同刊登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的。“两个凡是”提出后，遭到了邓小平、陈云等人的坚决反对，并引发了全党范围内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11]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314.

[12]年广久，安徽省芜湖市个体户，他雇工经营，制作和销售瓜子，称为“傻子瓜子”，得以致富。因邓小平多次在高层提及年广久并收入《邓小平文选》而闻名全国，号称“中国第一商贩”。

[13]明洪武年间，为防海盗滋扰，明朝开始实施海禁政策。永乐年间，郑和七次下西洋，但是放开的只是朝贡贸易，民间私人仍然不准出海。隆庆年间，明政府调整政策，允许民间赴海外通商，史称隆庆开关。明朝实施海禁，并在北方修建明长城，这是明朝锁国的象征，也是中国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的起源。

[14]韩庆祥，等. 哲学思维方式与领导工作方法［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4：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