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发展中国家贡献“中国经验”

第一节　为发展中国家贡献“中国经验”

早在18世纪，启蒙思想家就把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模式视为西方的榜样。托克维尔甚至说，中国是“可供世界各国仿效的最完美的典范。他们心目中的中国政府好比是后来全体法国人心目中的英国和美国”[1]。但是近代以来，中国变成了一个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老大国家”，不仅失去了“万邦来朝”“用夏变夷”的文化优越感，而且不得不颠倒原有的“师生”身份，不得不“师夷自强”“貌孔心夷”“以夷变夏”。经过100多年的抗争探索，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民族独立，并通过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了由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转变，这使得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有了体现大国担当、为世界贡献智慧力量的充沛底气。

西方文明的自我优越感和意识形态上的强势，致使其现代化理论表现出西方中心论的色彩。一是现代化唯西方论。一些学者通过西方和非西方社会文化的对比指出，只有西方或具有西方特质的地区才能走上现代化道路。马克斯·韦伯认为，只有基督教文化背景的西欧及其移民国家才能实现现代化。二是现代化等于西方化论。有学者认为，现代西方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不论在量的范围，还是在类型、形式及方向上都是其他任何地方从未有过的，非西方国家只有按照西方道路才能实现现代化。三是现代化的西方普世论。有学者认为，西欧和英语民族所产生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模式，最能适应现代生活，最具普世意义，任何想要实现现代化的国家都应采用西方的制度。

在现代化过程中，后发外生型国家必然面临选择何种理论和规划何种蓝图的问题。是追随、模仿，甚至复制西方的现代化模式，还是反思西方现代化，走自己的路？二战后，摆脱殖民统治新兴独立的亚非拉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问题，成为世界瞩目的问题。西方学者，特别是美国学者，极力鼓吹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吸引落后国家以西为师。发展经济学开拓者、经济史家沃尔特·W.罗斯托（Walt W. Rostow）于1960年出版了《经济成长的阶段》，该书把现代社会的形成划分为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前提条件、起飞、向成熟推进、高额大众消费五个阶段，认为一国经济一旦“起飞”进入经济持续增长的阶段，就应模仿美国这一现代化的国际样板，而美国的责任就是靠它影响事态发展的能力在世界各地区帮助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维护主权完整和独立自主。

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必然面临选择何种理论、规划何种蓝图的问题：是模仿、复制西方的现代化模式，还是反思西方现代化、走自己的路？历史表明，鞋子是否合适，只有脚才知道。全世界不同国家历史文化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每个国家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西方国家只是现代化的先行者，而不是不容置疑的唯一现代化范本，更不能成为评价其他国家现代化成败得失的标准。削足适履式的照搬照抄只能使一个国家的发展进退失据。很多发展中国家照搬照抄西方模式，不仅没有实现现代化，反而失去了独立自主的地位，甚至陷入发展停滞、政局动荡、社会失序的“泥淖”。近代中国在选择“西天取经”失败后，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创造了现代化的“东方宝典”，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拓宽了道路，提供了经验。

首先，现代化应当建立在国家独立自主和国家统一的基础之上。

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随着先发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逐步形成。在西方国家的侵略和瓜分的刺激下，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一度成为中国人的选择。不过，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而言，其现代化是局部性、碎片化的，在地域上往往被限制在中国东部和沿江沿海城市，在产业上往往被限制在部分轻工业、运输业和服务业领域，政治制度、社会治理、文化生活、国民心理的现代化根本无从谈起。即使在这种畸形的状态下，中国的现代化仍然“受制于人”，只能为列强的利益分包生产，随时存在被打断、被破坏的可能性。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必然性恰恰在于中国选择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不可能性，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让中国实现救亡图存、独立统一和国家富强。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开辟表明，一国的现代化和其独立统一是关联在一起的，现代化需要独立统一为前提，而独立统一则需要现代化作为保障，只有在独立、自主、统一的基础上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才能赢得现代化建设的主动权和主导权，才能真正实现现代化的愿景和目标。

其次，现代化应合理制定战略目标、总体步骤和科学方案。

现代化是一个全面而系统的工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关键在于有中国共产党集中统一的坚强领导。党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功能，从战略高度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目标和科学战略。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一五计划”到“十四五”规划，从战略“三步走”到新时代的新“两步走”，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始终初心不改、分阶段有步骤地循序推进。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为适应全面、深入、高水平现代化建设的节拍，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提出了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要求，力争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稳步推动了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和实现对西方国家的赶超，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新局面。为实现现代化的长远目标，推动集中力量办大事，党和国家制定了科学的理论方案、制度方案和行动方案，确保现代化进程顺利推进。

从理论上看，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从制度安排上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力保障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避免西方选举前有权利、选举后权利空置的问题；政治协商制度、统一战线制度、新型政党制度等有利于团结党内外、体制内外、海内外各方，凝智聚力，同心同向同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和保障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事务，建立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关系；我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把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和优化国家宏观调控结合起来，既保障了集中力量办大事，又保障了各种社会力量的活力。从行动策略来看，我国把发挥国家顶层设计的引领作用与底层的智慧活力结合起来，通过试验试点的方式来探索经验、总结经验、推广经验，做到了现代化建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把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结合起来，在以我为主的基础上吸收外来，充分利用一切先进成果推动中国社会的改革和进步，等等。这一系列经验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提供了借鉴。

第三，现代化应回归并发掘自身内部的主体性力量。

费正清在《中国与美国》等著作中提出了中国近代史的“冲击—反应”模式。这一理论认为，传统中国社会长期为一种巨大的惰性所牵绊，是“一潭绝望的死水”。只是在西方侵略的强烈冲击下，中国才做出缓慢而迟钝的回应，才逐渐由传统社会步入近现代社会。这一解释模型后来在西方学界获得认同。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费正清却指出，中国现代化的模式很可能不是“冲击—反应”的结果，而是自身内在基因变革的结果，即中国的发展具有内在性的动力源。中国的现代化究竟是“冲击—反应”的被动型呢？还是依靠内在因素驱动的主动型呢？必须承认，近代以来的中国现代化在客观上是被动开启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化的动力完全是西方性的。传统因素的现代激活是中国推动现代化的重要动力。例如：封建社会积累的大量人口，在传统农业主导下只能是一种“过密式”“内卷化”“非质变”的缓慢进步，而在科技革命、工业生产和商品经济发展起来后，这些人口却能转换为劳动力和消费动力，产生集聚优势，形成超大规模效应。再如：中国人的家国同构、家国天下的观念在传统的宗法社会产生的是安土重迁、重义轻利、压抑个体等观念，但在户籍限制被打破、交通更加便利、市场不断扩大的开放条件下，人们对家庭、对集体、对家国的“无限”责任就会转化为对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奋斗激情。20世纪60年代，亚洲“四小龙”步入现代化，就被认为儒家优秀传统文化及其价值力量推动的结果。目前，中国的现代化已经由“刺激—反应”“追随—模仿”走向了“赶超—引领”的道路。这一道路的核心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在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冲突、困境背景下，植根于中国的历史变迁、文化传统和经济社会发展选择的中国道路，它立足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统一的实践理性，强调个体与社会相统一的关系思维，重视传统与现代统一的辩证方法，有效地处理了价值与行动、开放与坚守、秩序与活力之间的关系，孕育着一种新型的现代文明形态的可能性。

[1]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 旧制度与大革命［M］. 冯棠，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