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拓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新空间

第二节　开拓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新空间

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中华文明在近代与世界社会主义大潮交汇激荡，形成世界文明史上一大奇观。从雄关如铁、筚路蓝缕，到风景独好、旗帜高扬，科学社会主义在古老而常新的中国大地上焕发出蓬勃的生机。960多万平方千米土地，超过14亿人民，9000多万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个领土面积世界第三、人口总数世界第一、执政党党员数量世界第一的国家，选择了社会主义，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大事，也是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华民族史上的大事，更是世界文明史和世界现代史上的大事。

曾经，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发生了复杂、深刻、急剧的变化，世界上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人们一度陷入迷惘。1989年，一方面是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遭遇严重挫折；另一方面则是西式“自由民主”被很多人看好。甚至有人妄称，社会主义中国也将随着“多米诺骨牌效应”而倒下。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评价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焦点问题。福山在美国的《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了《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指出冷战结束后，资本主义将最终取代共产主义，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唯一选择；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具有强烈的黑格尔历史哲学色彩，只不过黑格尔将世界历史看作绝对精神自我异化、自我实现和自我回归的历史，而福山则把人类历史看作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并终结于自由民主的历史。“历史终结论”体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资本主义世界普遍的乐观主义和大胆的理论创设，但仅以社会主义阵营之解体这一事件就预测人类未来几百年、几千年，甚至几万年的发展前途，未免具有太强的乌托邦色彩。事实上，历史不可能被终结，也不会终结。而1989年到2019年这31年世界的变化，即使得“历史终结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被历史地终结。资本主义陷入霸权主义、否决型政治、民粹主义、人道主义危机等问题的泥淖之中，其现代性计划处于“艰难时刻”。

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性构建却独树一帜，显示出强大的优越性和生命力。一方面，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并没有继续保持线性的发展，而是遭遇了一系列危机。2008年，由于美国次贷危机引起世界性金融危机，马克思的《资本论》重新登上西方国家畅销书籍排行榜，一时“洛阳纸贵”。2014年，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撰写《21世纪资本论》指出，在自由主义经济条件下，由于资本回报率总是高于经济增长率和劳动力回报率，贫富差距扩大不可避免，由此形成一种“拼爹式的资本主义”。可见，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克服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也就无法解决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脱节、货币供应失衡和金融投机猖獗的问题。同时，受制于资本家利益和政党集团利益的驱使，西方的民主政治走向了金钱政治、否决型政治，从而导致人民主权的虚置、公共政治的寡头化和民主绩效的幻灭。近年来，难民潮泛滥，民粹主义抬头，种族主义爆发，社会福利萎缩，社会公正缺失，更使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困境。美国学者乔舒亚·柯兰齐克在其新著《撤退中的民主》一书中指出，民主化的失败并非个案，西式民主制度正在全球范围内大举衰退，即便在民主根基较深厚的国家，对民主程序感到幻灭的民众数量近几年也出现爆炸式增长。由于资本逻辑资本权力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全面渗透和全面控制，资本主义从内部进行自我矫正和自我修复变得越来越困难。所以，历史不可能被资本主义终结也不会被资本主义终结。另一方面，中国却在社会主义处于低潮时期站稳了阵脚，顶住了冲击，挺直了腰杆，以磅礴的力量推动科学社会主义事业在曲折中奋起。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有效处置政治风波、顽强抵御洪涝地震灾害、积极应对金融风暴，主动调整发展速度，优化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在新常态下实现了经济稳步增长和社会文明进步。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解决了许多长期以来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的面貌、国家的面貌、社会的面貌焕然一新，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面貌焕然一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阔、越走越光明，使世界范围内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较量，发生了有利于马克思主义、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深刻转变，世界上正视、重视和相信社会主义的人越来越多。这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和全人类进步也具有重要意义。

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运动的愿景，无非是建立既超越西方现代性又扬弃自身文化传统的现代文明范式。它必须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传统文化构成的“古今中西”框架中，以“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为原则，建构一整套现代的经济、军事、政治、社会、外交制度，以及一整套与现代化全球化相适应的文化价值体系（如自由、平等、多元、正义、民主等）。也就是说，中国现代文明的转型，对内要构建现代性的社会秩序和心灵秩序；对外则要超越“民族—国家”，建构多元共生、公正平等、包容互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苏联解体、社会主义现代性构建遭遇“尴尬”和“挫折”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寻找到了一条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文明转型道路。借用哈贝马斯的说法，当下中国对社会主义现代性建构仍是一项“尚未完成的计划”。对此，应当保持谨慎乐观的态度，保持理性批判的反思精神，通过一代人，乃至几代人的努力，谱写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历史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