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对《中庸》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进行探究，既可以从宏大叙事的角度探究《中庸》传播与接受发展历程中的方方面面，也可以专注于梳理200年以来《中庸》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接受状况，探究《中庸》译本在英语世界的发生、发展的实践过程，以更好地把握汉语典籍的传播路径及其接受逻辑理念。本研究对200年以来的《中庸》英译本进行梳理和分析，探究译本发生发展原因、译本翻译特色及其他相关因素，分析《中庸》在英语世界的传播脉络，同时结合专业读者及普通读者反馈、出版社发行情况等进行分析，探讨其在英语世界的接受状况。

本研究发现《中庸》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主要基于原文作品—译介—接受的逻辑路径，通过翻译《中庸》使其在英语世界得到传播，并为读者阅读和接受。《中庸》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借助英译《中庸》，推进基督教传教事业的发展。柯大卫（David Collie）、理雅各（James Legge）的《中庸》翻译活动深刻地烙印上其所持有的宗教立场与思想，他们更倾向于用基督教的思想诠释《中庸》及其他汉语典籍，以迎合他们所处时代读者的阅读需求。这段时期的《中庸》译本读者除了来华传教士、即将来华传教士和在华学习英文的中国学生（未来的传教士）这些特殊读者之外，还有对中国哲学、中国文化怀有浓厚兴趣的专业读者和普通读者。特殊读者学习《中庸》是为了知己知彼，认识中国本土文化，传承光大传教事业。普通读者更多地是通过阅读译本，满足其对东方文化的好奇，从汉字的文字形态到文字传达的内容，形成一个基本的感性认识。专业读者则多从其学术立场和政治立场，甚至是宗教传播立场看待《中庸》英译。

2．以译介《中庸》为手段，以传播儒学思想为目的，促进人们反思现代文明的价值与意义。以辜鸿铭（Ku Hung Ming）、林语堂、休中诚（Ernest Richard Hughes）、庞德（Ezra Pound）等为传播主体的译者经历了现代人类历史上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世界性经济危机，残酷的现实促使他们反思西方现代文明的本质，他们希望通过英译《中庸》传播儒学思想，敦促人们反思现实，寻求新的精神出路。本阶段《中庸》出版社不再单一，呈现以英国为中心，辐射至美国和加拿大，多家出版公司参与的态势，汉语典籍开始获得西方出版界的关注。读者对本阶段《中庸》译本的反映较为多元化。专业读者对译文的忠实度、术语翻译、文体风格、注释等提出更高要求，普通读者则更关注译本的叙述方式、语言表述、译文可读性等，无论是专业读者还是普通读者都对本阶段的《中庸》译本持积极肯定的态度。

3．注重对《中庸》进行全新解读，探究其蕴涵的新的哲学意义。以翟楚（Ch'u Chai）与翟文伯（Winberg Chai）、陈荣捷（Wing-Tsit Chan）、安乐哲（Roger T．Ames）与郝大维（David L．Hall）、浦安迪（Andrew H．Plaks）、莫兰（Patrick Edwin Moran）等为代表的《中庸》传播主体，更倾向于从中西哲学对比视阈译介和研究《中庸》，反思儒家思想与西方哲学思想的异同，深度解析《中庸》思想与现代生活的关系，探究中国儒家哲学的新意义。本阶段《中庸》传播形式倾向于多元化，不仅有以出版学术研究成果、推广经典作品为导向的知名出版社参与，还有以普及儒学知识、面向普通读者的新兴出版社积极参与；不仅有纯文字纸质版《中庸》译本，还出现了绘画本、电子媒介读物等形式，充分体现了信息时代媒体的互动性、快捷性、多元性和大众性的特点，共同推动《中庸》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本阶段专业读者注重译本的创造性解读与翻译、译本注释的丰富性、术语英译、文字的流畅度等，普通读者则更关注译本的语言表达与可读性等方面。总体而言，读者的评价大多积极肯定，态度辩证客观。

《中庸》作为一部重要的中国哲学著作在汉语典籍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梳理和探究《中庸》译本在英语世界的发生、发展及其传播影响，对于汉语典籍英译本语料库建设，丰富汉语典籍外译史以及《中庸》外译史的研究，了解英语国家如何认识汉语典籍思想与文化有着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