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传播基督教为宗旨的汉语典籍英译
该阶段翻译活动主体译者为来华传教士，柯大卫和理雅各为伦敦教会委派来华传播基督教教义的传教士，他们的译书事业或译书活动具有十分鲜明的宗教特色，即以传播基督教为使命，以传播英国文化为导向，以译介中国经典为手段，促进中国本土居民和传教士之间的交流，完成中西宗教文化交流任务。柯大卫和理雅各曾先后担任英华书院院长，深知学习外语知识对于了解异国思想文化的重要性，一致认为学习语言是传播基督教和认识儒家思想的基础，培养本土传教士才能真正发展传教事业。他们明确陈述其译书目的：翻译中国经典既是为了更好地习得汉语语言知识，也是为了帮助在英华书院学习的中国本土学生（未来的本土传教士）通过研读英文版的中国经典，提高对英语语言的感知度，增强文化亲近感，学会批判性地认识儒家经典，更好地理解基督教，从而在未来更有效地传播基督教。同时，他们也希望借翻译中国经典，帮助已来华或即将来华的西方传教士更有效地了解和认识中国文化，使得传教工作更为顺利。柯大卫在其《被称作四书的中国经典》译本前言中写道：
“翻译‘四书’首先是为了习得一些汉语知识。‘四书’译毕，译者发现如果对译本进行细致修改，同时引用最权威的注评，对原文中出现的关于宗教和道德认识的一些根本错误进行批评，该译本可能于在学院学习英文的中国学生有一定的帮助。译本将不仅帮助学生学习英语语言，尤为重要的是，将引导学生深刻反思这些备受推崇的中国经典中存在的致命错误。译者还要借此机会为在书中多次重复在西方读者看来明白易懂的道理表示道歉，这些话虽然啰唆，却对于要阅读这个译本的迷失的中国异教徒而言十分必要。”[22]
柯大卫希望中国学生通过阅读英文版的汉语经典，提高英语语言能力，同时学会结合基督教教义反思儒家经典的“错误言论”或“错误思想”，更好地理解基督教思想。此番文字清楚地道出了柯大卫的用心，字里行间渗透出了西方传教士对基督教的坚定信仰和对他国文化的一种傲慢与偏见。
理雅各对英华书院的学生格外关心，对他们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他认为应培养本土年轻的传教士担当传播基督教的重任，他们是在华传教事业的最佳接班人：
“我将证实培养中国的年轻人将是最为有效的方法，让他们去教授本国民众。每当我思考在中国传教的问题时，就愈加坚信传教事业必须由本土民众完成，让他们向自己的同胞传递基督的声音，就像兄弟对兄弟那样，充满热情，充满智慧，明辨是非，无私无我。……没有他们的参与，传教任务不可能完成。”[23]
理雅各还进一步指出翻译《中国经典》之目的：
“译者希望本卷译书于传教士和其他学习汉语和英语的学生有实在用处，他们是译者最主要针对的读者。同时，译者也充分考虑普通读者的需求。……希望在不远的将来，中国有不少聪明的读者有能力不带偏见地去思考他们的先哲圣人的言论和思想。”[24]
相对于柯大卫译本中部分较为偏激的言语，诸如“中国经典中存在的致命错误”，译书是为了帮助“迷失的中国异教徒”等言论，理雅各的文字中没有表达很强烈的宗教立场，但是，其译书出发点是一致的，即以传播基督教思想为首要目的。
这种以传播基督教思想为主旨的翻译活动其实还隐含着传教士的一番宏图大志，即借翻译中国经典，促进中西宗教思想交流，更好地帮助传教事业在华的发展。理雅各在《中国经典》的序言中这样说道：
“翻译《中国经典》证明我具备了良好的汉语修养。我为此花费了25余年时间。这样做是有意义的，由此可以使世界其他国度的民众认识这个伟大的帝国，尤其是知晓我们传教士在异国他乡必须具备广博的知识和极高智力才能让传教事业发扬光大。我认为配有注释的儒家经典译作将极大地帮助未来年轻的传教士更好地从事传教事业。”[25]
相较之前的传教士，理雅各的学术修养极为深厚，尤其对古典文学、哲学、文化有着浓厚的研究兴趣，在学术传播理念方面更有远见卓识。在他看来，传教士不应该单向地传播基督教教义，而应该做到知己知彼，认识东方哲学，了解东方思想，以更适合东方人的方式传播基督教教义，让基督教教义为更多的东方人接受，让传教事业源远流长。
要指出的是，虽然本阶段译者对《中庸》思想的理解与认识深受基督教思想的浸染，但同时也夹杂着对中国儒家思想的推崇。理雅各作为伦敦教会的传教士，被委派至远东进行传教任务，自然倾向于从基督教立场诠释中国经典，习惯从基督教教义角度解释《中庸》与基督教的关系。但与自学成才的柯大卫不同的是，理雅各拥有十分扎实的学术背景，其学术修养与教育远见使其对待中国经典的态度又渗透了学者的学术洞见与思考。例如，理雅各曾这样表述其关于中国文明的认识：
“他们的文明的确与我们的文明截然不同，但却比我们更早远离野蛮。我们需要记住，繁衍生息了四千年的文明古国，例如波斯帝国、古希腊、罗马帝国等都经历了发展、繁荣、聚集财富、衰落，唯有中华帝国至今仍然屹立不倒，并且拥有着四亿庞大人口。很显然，一定有某种至善美德、至高道德和社会原则影响社会的发展。……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如此敬慕优秀的学术成果，没有哪一个王国似中国如此尊崇学问。”[26]
这些文字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位对中国文化、中国文明充满了敬佩之心的传教士，理雅各赞赏中国文化对学术成果的尊崇，称赞中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尊重知识的国家。由于对中国文化独特的喜爱，理雅各还劝说传教士们耐心对待中国民众对基督教的抵制：
“儒家学说与基督教教义并不敌对，犹如佛教和婆罗门教。它既不是前者，属于无神论者，也不是后者，属于泛神论者，它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只是受地域和时间的限制而已。我们应尽力承认儒家学说，并尝试运用儒学而不是破坏它，当然有时仍不可避免地将高高在上的孔子从神坛拉下。在中国传播福音，宣扬上帝是拯救众生的唯一的神，是不可能不受到孔子追随者们的抵触的……但是我可以说在中国传播基督教比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要顺利。传教士们不要认为学习儒家经典太过辛苦，这是每一位传教士必作的功课，学习儒家经典有助于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使命更深入人心。”[27]
理雅各非常清晰地认识到儒家思想对中国人的影响及其在中国人生活中的重要性，他认为知己知彼才能更好地完成传教任务，传播基督的精神，“让基督在人民心中重新佩戴皇冠”，成为万人仰慕之神。理雅各耗尽心血翻译《中庸》及其他中国经典既有宗教目的，即帮助传教士更好地了解中国、认识中国哲学、熟悉中国文化，从而更深入地进行传教工作，也有出于对中国哲学和文化的喜爱，而将其推介至西方世界的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