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这五个条件，从今日在座诸君的眼光看来，真算得老生常谈。但我们须要知道，这点点子常谈，中国人便绝对的不能办到，不惟一般人为然，即如我们在座的人自命为优秀分子知识阶级的怕也不能实践一件。我们又要知道，现代中国人为什么在世界舞台上变成“落伍者 ”，所欠就在这一点点，十年来的政治乃至其他各种公共事业为什么闹得一塌糊涂，病根就在欠这一点点。

如今先说第一个条件，我们向来对于团体的事是不问的，这原也难怪，因为我们相传的习惯，并没有叫多数人问事，一家的事，只有家长该问，一国的事，只有皇帝该问，我们若安心过这种生活也就罢了。无奈环境不许我，已经逼着要做人人问事的协同生活，我们承认要往新生活这条路上走，却抱持着旧生活抵死不肯放，无论何时总是摆出那老不管事的脸孔来，政治上的事且慢说，即如一个公司的股东，公司和他自己本身的关系不是最密切吗？试问有那个公司开股东会时候，多数股东热心来问公司的事？除非是公司闹出乱子来股东着急跳一阵，却是已经贼去关门来不及了。对于财产切己关系的公司尚且如此，对于国家政治更何消说，人人都会骂军阀骂官僚骂政客，这种恶军阀恶官僚恶政客何以不发生于外国而独发生于中国，他们若使在外国便一天也不能在政治上生存，他们能够在中国政治上生存，唯一的保障，就是靠那些老不管事的中国百姓纵容恩典，骂即管骂，不管还是不管，做坏事的还是天天在那里做，倘若这种脾气不改过来，我敢说一切团体事业永远没有清明成立的一日，我并不是希望教育界的人常常放下书本东管这件西管那件，但我以为教育家对于团体员不管团体事这个毛病要认得痛切，要研究这毛病的来源在那里，要想出灵效的药来对治他，令多数人在学校时代渐渐的把这坏脾气改过来，这是目前教育家第一大责任。

第二个条件讲的公开，凡一个人立在可以做坏事的地位，十个有九个定要做坏事，做坏事的人，十个有十个定要秘密，和他说“请你公开，请你公开”那是不中用的。最要紧是令他没有秘密的余地，令人人知道团体生活中的秘密行动便是罪恶，犯这种罪恶的便不为社会所容。那么，这位秘密魔王，自然会绝迹了。怎么样才能养成这社会信条，又是教育家一个大责任。

第三第四项讲的是多数派少数派相互间的道德，这是现代团体生活里头最主要的骨骼，也是现在中国人最难试验及格的一个课题。中国人无论何事，不公开，他便永远不问了。一旦公开起来，不是多数派专横，便是少数派捣乱，这种实例，不消我举例列举，诸君但闭着眼想想历年国会省议会以及其他公私大小团体开会时，那一回不是这种状况？若使这种状况永远存续下去，那么，老实不客气，我们中国人只好永远和会议制度和协同生活绝缘。试看，欧美议会里头的普通现象何如？他们的少数派，常常以两三个人对于敌派几百人堂堂正正提出自己的主张，不屈不挠。最显著的例，如英国国会自十九世纪初年起提出普通选举案，连发案带附议不过两人，一回失败，次回提出，原案几乎不易一字，每提一回，必有一回极沉痛的演说，如此继续十几年，后来赞成这主张者年年加多，卒至成了自由党的党纲，变成国会的多数派。

依我们中国人眼光看来，绝对无通过希望的议案，何苦提出，他们的看法却不如是，他们纯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勤勤恳恳做下去，慢慢地唤起国民注意引起国民同情，望收结果于几十年以后，他们先安排定了失败才去活动，失败之后，立刻便服从多数，乃至仅差一票的失败，一样的安然服从，像我们中国人动不动相率退席或出其他卑劣手段破坏议案的举动，从来没有听见过。最显著的例，如德国革命后制定宪法，独立社会党有许多地方根本反对原案，及至多数通过之后，他们宣言良心上虽依然反对，为促成宪法起见，事实上主张绝对服从。他们多数派的态度又怎么样呢，他们虽然以几百人的大党对于两三个人的小党，也绝对尊重对面的意见，小党所提议案，从没有设法压阁，令他提不出来，小党人演说议案理由的时候，大党的领袖诚心诚意的听他，一面听一面把要点用铅笔择记，等他演完后诚心诚意的起来反驳。从没听见过凭恃大党威力妨害小党发言，从没听见过对于小党发言存丝毫轻藐。

依我们中国人眼光看来，绝对不会通过的议案，何苦费那么大的劲去反驳，他们的看法却不如是，他们以后必须经过堂堂正正的大奋斗之后所得胜利才算真胜利，他们的小数派安心乐意把政权交给多数派，自己却立于监督地位。多数派也安心乐意受小数派的监督，最显著的例如英国审计院长一定由政府反对党首领做。他们深信政策之是非得失，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甲党有这样的主张，乙党可以同时有恰恰相反的主张，彼此俱能代表一部分国利民福，甲党得政时施行这一部分国利民福，乙党得政时又施行那反面一部分国利民福，彼此交迭得几次，便越发和总体的国利民福相接近，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彼此互相监督，万不会有人能借国利民福名义鬼鬼祟祟的营私舞弊，他们所有争斗，都是用笔和舌做武器，最后的胜利，是专靠社会为后援。

总而言之，他们常常在两造对垒的状态之下，他们的对垒争斗有确定的公认信条，这种信条并不是一条一条的印在纸上，乃系深入人人脑中成为习惯，有反背的自然内之受良心制裁外之受社会制裁，他们做这种争斗活动和别的娱乐游戏一样，感觉无穷趣味，他们凡关于团体生活，无论大大小小，总是用这种精神做去，政治不过这种生活的放大。

以上不过就我所想得到的随便说说，自然不足以尽现代团体生活的全部精神，但即此数端，也可以大略窥见所谓德谟克拉西者，并不是靠一面招牌几行条文可以办到，其根本实在国民性质国民习惯的深奥处所，我们若不从这方面着实下一番打桩工夫，那么，无论什么立宪、共和，什么总统制、内阁制，什么中央集权、联省自治，什么国家主义、社会主义，任凭换上一百面招牌，结果只换得一个零号，因为这种种制度，不过是一个“德谟克拉西”娘胎所养出来几个儿子，娘不是这个娘，儿子从那里产出？又不惟政治为然，什么地方结合职业结合慈善结合公司组织合作组织……等等，都是跟着一条线下来，德谟克拉西精神不能养成，这种种举动都成了庸人自扰，倘若中国人永远是这么着，那么，从今以后只好学鲁敏逊在荒岛里过独身生活，或是卖身投靠一位主人倚赖他过奴才生活，再别要想组织或维持一个团体用团体员资格过那种正当的自由生活，果然如此，我们中国人往后还有日子好过吗？我们既已不能坐视这种状况，那么，怎样的救济方法，自然成为教育上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