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以上都是从养成习惯方面说，还有养成判断能力这一件事，要为最后的说明。

没有好习惯，则团体协同动作根本不能存在，前头大略都说过了，然而不能说单有好习惯便够，因为团体的行动既已由团体员意思决定，决定的对不对，实与团体的利害存亡有绝大关系。例如有一个国民在此，他们对于少数服从多数的习惯，确已养得甚好，但他们绝对无判断能力，忽然间因为一件不相干的事，有人主张和外国宣战，群众一哄而起，他们并没有计算自己有理无理，没有计算战后的利害如何，贸贸然把案多数或全体通过了，立刻便实行，你说他违反德谟克拉西原则吗？不然。然而结果会闹到亡国。历史上这类事情很不少，中国为尤甚。在专制时代，遇着昏聩糊涂的君主或家长，因为他一个人缺乏判断能力，可以闹到国亡家破。在德谟克拉西时代，遇着昏聩糊涂的国民，因为多数人缺乏判断能力，也会得同一的结果。所以如何才能养成判断能力，又是团体生活教育上一个重要问题。

团体生活事项是极复杂的，且多半是临时发生的，其中如政治事项，尤为十有九属于专门智识，要想在学校里教人逐件逐件都会判断，天下万无是理。教育的天职，只要养成遇事考虑的习惯，而且教人懂得考虑的方法，自然每一事临头，自己会拿出自己的主张，或者自己本无成见，听了两造辩驳的话便能了解他判断他。即如美国历来的政治问题 —从前之用金用银，近年之国际联盟非国际联盟等等，不是专门经济学者国际学者，如何能有判断两造是非得失的能力？然而他们确是经过国民全体的判断。为什么临时能判断呢，都是平时受教育得来。

这种教育有两要点，第一，是养成遇事考虑的习惯，必要有事可遇，然后得有考虑的机会，方才讲牛津、剑桥的教法，专叫学生从实务上与人接触，就是令他们常常有事可遇。事的性质虽然有许多分别，明白事理的途径并无分别，只要经事经得多，便连那没有经过的事也会做了。所以，除讲堂教授之外，还要有种种实生活教育，便是养成判断能力的绝好法门。

然则讲堂教授绝对无益吗？又不然，我所说第二要点 —教人懂得考虑的方法，却可以有大半从讲堂教授得来。天下惟不肯研究的人才会盲从，凡事只要经过一番研究，多少总有点自己意见发现。这点意见，就名之曰判断。学理上的判断如此，事理上的判断也是如此。教授一科学问，并不是教学生把教师所讲牢牢记得便了，注重的在教他们懂得研究这门学问的方法，然后多发问题令他们自己去研究。越研究得多，判断力自然越丰富；越研究得精，判断力自然越深刻。譬如研究自然科学，研究哲学，研究考古学，总算和政治风马牛不相及了罢，但那人若果有研究的真精神，到一个政治问题临到他头上时，他自然会应用这精神去判断，而且判断得不甚错谬。欧美受过相当教育的人，都能对于实际问题有独立判断能力，就是为此。倘若守着旧式的注入教育，这种效果便永远不能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