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走出孤立主义
自17世纪以来，封锁敌国、实施禁运被视为合法的交战行为。中立国原则与之相伴而生。到18世纪，国际上普遍认为，交战国应尊重选择居身于冲突之外的国家的中立立场，海事法只允许捕获支持交战国战备的中立方船只。在19世纪的历次战争中，美国和瑞士都采取和维持了对所有交战国公正不偏的态度，并且每当附近爆发战争时，它们总能采取有效的军事措施，以防止交战国使用它们的中立领土和资源，这种永久中立地位在19世纪受到了交战国的尊重。克里米亚战争之后，欧洲七国（英国、法国、俄国、奥地利、普鲁士、土耳其和撒丁）于1856年4月16日，发布了关于海战权利的《巴黎海战宣言》（以下简称《巴黎宣言》），宣言承认了从前战争过程中使用的习惯规则，包括“自由船、自由货”规则，敌船上中立国货物不得没收规则，中立船旗保护敌货规则等。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中立制度受到侵蚀。战争首先影响到自愿中立制度，因为战争行动已涉及34个国家，其中就包括具有中立传统的美国。在这种大规模的世界大战中，很少有国家能够独善其身，永久中立制度对保护当时的中立国（如比利时和卢森堡）显得无能为力。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由于许多国家都参加了战争，疲于战争的交战国人民普遍认为，中立国是规避其对人类所应负的责任，因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流行的观点是“中立终结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新的国际秩序建立，战争正义性的判断标准和判断程序已趋完善，“中立”没有了存在的空间。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很少有国家能够真正置身事外。
英国封锁德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封锁德国并发动经济战，对战争的走势起到了决定性作用。1914年8月15日，拥有世界上最强大海军的英国政府突然宣布封锁德国。当英国宣布封锁之时，列出了运往同盟国德国和奥匈帝国的禁运品清单，该清单包含食品。英国的禁运品范围引起了争议。
1856年的《巴黎宣言》对封锁行为进行了限制，允许“用停泊在附近的海面的船只严密控制敌方的港口，并保证中立国家的船只有权利把货物运给所有的交战国。但规定为禁运品的特定种类的武器除外”。不过这个规定较为笼统。
1908年12月到1909年2月，伦敦海军会议召开，英国与各国签署了《伦敦宣言》。该宣言共有70条，包含战时封锁、敌性、护航、搜查之抵抗、赔偿、最后条款等。宣言内容广泛涉及交战国和中立国的关系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战时违禁品问题。《伦敦宣言》进一步界定了国际法中的战时违禁品，把违禁品分为绝对违禁品和有条件违禁品。前者指专供战争使用的物品，后者指战时和平时均可以使用的物品。《伦敦宣言》第二章确定了一些不得列为违禁品的项目，也就是所谓的自由品，其中包括原棉、羊毛、丝、黄麻、油籽、橡胶、矿石等，以及各种化学制品。
当战争来临，英国显然无法接受《伦敦宣言》所列的自由品清单，因为其中很多物资都是同盟国紧缺的战略物资，《伦敦宣言》实际上严重削弱了英国对德国的封锁力度。实践中，还存在一些规避国际法的情形，比如对可用于德国战备的货物进行分拆发货，到德国后就可以组装成武器。英国在实践中则一直遵循《海事法集》，该制度对中立权利相当苛刻，规定船旗不保护货物，即可以没收中立国船上的敌货。
封锁的范围同样存在争议。防止中立国运载违禁品给敌国，是交战国对敌海上作战的一种方法。封锁使交战国对中立国船舶具有某种管辖权，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在何种情形下封锁才是正当的。《伦敦宣言》第1条规定，“封锁不得超出属于敌国或为敌国所占领的港口或海岸的范围”。但是英国坚持依照连续航程原则，即如果违禁品的最终目的地是敌国领土，该货物所在中立船只一出发就可被拿捕。
英美交涉
英国的封锁战略对美国的利益影响最大。矿石和棉花是美国的重要出口货物，对美国的商业利益及摆脱经济困境非常重要。而美国商人往往采取发货（包括生产重型火炮必需的橡胶和铜）给欧洲中立国（如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国家）的做法，再从这些地方发货给同盟国，以此规避封锁。可以说，《伦敦宣言》的主要受益国是美国，美国希望交战国接受宣言。
此时，英国发现自己需要在继续封锁战略与维持美国友谊之间作出孰轻孰重的选择。但允许敌人获得用于抵抗的原材料，对英国来说等于变相支持敌国。然而英国海军部并没有直接表示拒绝《伦敦宣言》。表示拒绝的是设在伦敦和巴黎的，由海军军官和国际法学家组成的两个委员会。法国曾有人提议，可以根据之前的经验，作出修改和保留后再批准《伦敦宣言》。两个委员会接受了这个提议，想通过此种方式来抵制美国的建议。由于食品和其他供给品正源源不断地输入中立的鹿特丹港口，然后直接运到德国在比利时的军队，如果协约国同意接受《伦敦宣言》的约束，他们将发现很难停止供应德国物资的航运活动。正是担心这一点，两个委员会原则上不同意美国的提议。
英国政府决定采取这两个委员会的观点。1914年8月20日，英国发布枢密院令，补充和修订《伦敦宣言》，并予以接受。枢密院令指出，“在作一定修改及与海军行动……的有效行为……无碍的条件下”接受宣言；“敌性目的地可以从一切足够的证据中推定。”这一说辞足以阻止美国通过中立国与同盟国进行贸易。事实上，在指令正式签发之前，英国已经开始干预美国运往荷兰的谷物。此后英国外交部在一份备忘录中详细解释了对《伦敦宣言》的补充和修订。8月31日，英国外交部把8月20日的枢密院令通知美国大使佩奇。俄、法政府采取了一致行动。
由于血缘背景和民主倾向，从情感上而言，美国总统威尔逊偏向英国。但是就国家利益而言，美国对于欧洲事务已经确立了中立政策。许多移民到美国的人是为了逃避欧洲生活的种种限制。美国国父乔治·华盛顿在他即将离任总统时发表的告别词中，曾告诫美国人民，不要卷入欧洲的政治和军事事务。此外，在美国公民中还有一些德国人，尽管是少数，但数量可观，不容忽视。美国的重要利益在于确保他们与欧洲交战国的贸易不受影响。因此，威尔逊的政策以保持中立、保护美国商业为基本原则。
美国船舶的遭遇以及英国对《伦敦宣言》的态度，使威尔逊极为不满。9月26日，美国国务院准备了抗议草案。然而威尔逊的智囊豪斯上校使该抗议胎死腹中。当抗议草案送达白宫时，豪斯刚好正与总统一起进餐。副国务卿兰辛随抗议草案递交的请示表明，如果有可能，请总统及时批复以便放入次日下午2点的外交邮袋中，否则将推迟四天到五天以后发出。而威尔逊邀请豪斯代阅，豪斯力劝总统不要同意发出这份草案，并指出草案中的可修改之处，建议换之以一份电报以便进行友好的讨论。豪斯告退后，威尔逊指示兰辛搁置抗议草案，改为起草一份电报。兰辛回到办公室，按照总统的吩咐开始起草电报。总统在做了改动后同意将电报发给驻英大使佩奇。威尔逊的改动去掉了所有的威胁字句，重申美国希望友好解决的想法。但是，威尔逊没有改动此前的提议，即英国应不附任何条件地接受《伦敦宣言》。即便电报中抗议的语气已经很委婉，但在10月1日，美国政府依然指示佩奇不必出示给英国政府。虽然美国反对英国的做法，然而，从一开始，美国就显露出无意因坚持己见而疏远英国。当佩奇与英国外交大臣格雷达成削减自由品清单的方案时，威尔逊甚至不愿为自由品清单而争执，他反而希望在国内政治煽动者开始叫嚷“自由船、自由货”之前结束美英之间的谈判。
在英国方面，9月初马恩河战役后，由于持久消耗战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英国很明显将依赖美国的供应，因此美国的友谊具有了军事价值。英国的外交目标转变为保证实施最大限度地封锁且不致与美国断交。因此格雷尽自己最大努力寻求满意的折中方案。他同意修改美国拒绝的枢密院令。在与佩奇的多次会见中，格雷尽力解释不能全盘接受宣言的原因。不仅是因为这将削弱英国开展经济战的能力，而且接受宣言可能导致政府的垮台。他解释道，即使在和平时期宣言也没有得到国内多数人的支持，在战时条件下接受肯定会在托利党内部引起混乱，在托利党外部失去信任。照美国的建议行事甚至可能拆散协约国集团，因为法俄总感觉英国没有尽全力作战。
在随后英美双方就全盘接受《伦敦宣言》举行的谈判中，英国不愿作出让步。美国认为英国不能宣布承认一个国家为中立国，却又把它当敌国对待。如果一个中立国与其毗邻的交战国的贸易构成了非中立行为，那么对策应是最后通牒，而非限制贸易。
10月16日，美国对英国提出了正式的官方抗议。但同时威尔逊提出了一项令人震惊的私人建议。建议指出，英国公开宣布遵守《伦敦宣言》，然后颁布附加法令规避《伦敦宣言》。根据这项建议，英国尽可大功告成且不致引起摩擦和非难。威尔逊的天平倒向了英国一方，或许此时威尔逊已经有了参战的想法，只是时机尚未成熟。
随着美国抗议的语气越来越缓和，英国可以预见美国将彻底让步。10月22日，美国不再建议各国接受《伦敦宣言》，只是坚持主张英国应遵循传统国际法，保留美国在受到英国政府侵犯时提出抗议的权利。一周以后，英国正式出台新的枢密院令，英国甚至没有去除有关中立国领土敌性特征的条款。12月23日，英国进一步修订了10月29日枢密院令中的违禁品清单。
英国开始援引10月29日的枢密院令，在公海扣押美国货物及船只。这引起美国商界特别是肉类加工业主和铜矿业主的不满。但美国的抗议未使英国稍作收敛。抗议无效而拿捕不断，美国货主被迫投降，将被扣押的铜出售给英国。尽管英国已经打算减少英美摩擦，但美国一开始的立场相当强硬，尤其是应纽约商会的请求，财政部禁止在发货之后30天内公布货物清单，此举影响到了英国情报的准确性，英国需要美国废止这一政策。然而不等英国出面，美国国内舆论界及国会的抱怨就支持了英国，因为这类保密措施反而有害于美国贸易，它使得每一批货物都有嫌疑。于是1915年1月初，英美两国达成协定并付诸实施，美国向船东提供检查服务以监督装货及核对清单。这样在战争爆发6个月后，在对德国采取经济压力的政策方面，英国已经确保美国采取自愿合作。
到1915年2月初，连续航程原则不仅为美国法庭所接受，而且由美国法庭所发展。在战争初期，在美国与协约国的商业利益链条铸成之前，美国在对外贸易中已经倾向于协约国。而协约国对战争物资、食品及其他物品的订单正在使美国摆脱经济萧条的困境。
德国的潜艇战
英国的封锁取得成功。一年后，美国与德国之间的贸易额下降到战争爆发前的1/10。同一时期，美国与英国的贸易额增加了5500万英镑。禁运食品导致德国的食物供应严重短缺，德国抱怨英国试图饿死他们，以迫使他们屈服。
作为回应，1915年1月，德国皇帝接受建议，用潜水艇封锁了英国。2月4日，德国宣布自2月18日起，不列颠群岛的所有水域为交战地带；出现在这一水域的敌方商船将被击毁，警告中立国国民离开此类船只，不要再在此类船只上装运货物；并警告称，由于英国船只经常悬挂中立国国旗，中立国船只不要进入这一战区，因为针对敌国船只的鱼雷不可避免地会使中立国船只成为牺牲品。德国以此报复英国的扼杀行动。
当时美国依然秉持中立立场，并没有明显偏向协约国。因而威尔逊没有直接抗议德国，而是指示美国驻柏林的大使告知德国政府，美国不认为潜水艇封锁是合法的战争形式，德国舰队只可以对商业船只实施禁运，而不应进行武力打击。但就美国人的人身财产安全而言，美国采取了类似于最后通牒的态度，警告德国政府：对美国人的人身或财产造成的任何伤害，德国都要负严重的责任。在此问题上，显然美国区别对待了英国和德国。因为英国的行动只会造成财产损失，财产损失可以弥补；而德国的行为则会造成致命的人身伤害，人身伤害不可弥补。然而，德国认为这是美国继续帮助协约国的遁词。
对威尔逊和大多数美国人而言，德美问题和英美冲突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美国的对德照会，可被视为对任何一艘船只上美国公民的保护，而这种保护是以中立国身份难以提供的。美国此时已经向前迈出了一步，使自己成为坚持临检原则的中立国领袖，而非仅限于警告德国。
不过美国依然采取调停的立场。美国认为，如果德国的潜艇战是因英国的经济压力而致，那么安排食品供给可以解决潜艇封锁问题。1915年年初，美国国务卿布赖恩做了外交上的尝试，要求德国放弃使用不宣而战的潜水艇攻击，作为交换条件，英国允许食品运往德国。德国方面声称，德国一开始就接受美国的提议，遵循《伦敦宣言》，英国切断中立国与德国的各种贸易的做法与国际法相悖，如果美国能劝使英国修改其政策，德国愿意撤销自己的封锁命令。
尽管希望渺茫，美国依然为德英双方起草了协议，但该建议却遭到交战双方的拒绝。德国需要原料且层层加码；英国列举德国的暴行来否定美国的建议。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强硬表态，如果德国希望他们的贸易在战时可以自由通行于海上，同时德国又对其他国家发动战争，这是不公平的。
3月11日，英国发布枢密院令。其核心内容是：由于德国恐吓驶往英国的中立国商船，英国就恐吓所有与德国进行的中立国贸易；德国剥夺了中立权利，英国以剥夺中立国残存的权利相报复。由此，大大压缩了中立国存在的空间。3月15日，英国正式对美国的协调建议作出答复。英国声称，从德国的答复中可以看出德国并不会放弃使用潜艇攻击商船，且明显表明德国不会放弃在公海上以进攻为目的敷设水雷。在历数德国的战争暴行后，英国政府称协约国与德国的政策虽目标一样，但区别在于，协约国在达到目标时，不会牺牲中立国的航运业和非战斗人员的生命，不会使船、货在未经提请注意、检查、审判等程序的情况下遭遇摧毁。
卢西塔尼亚号惨案
1915年3月28日，德国潜水艇击沉了一艘由利物浦驶往塞拉利昂的商船法拉巴号，一名美国公民失踪。《纽约时报》指责这是反文明的犯罪，但是这件事在德美关系中并没有掀起太大波澜。德国潜艇依旧奉命袭击敌国商船，但敌国商船上也许有中立国国民，且可能误袭中立国商船。随后，德国又攻击了两艘美国商船。这些小事件的风波未平，德国潜艇就在大西洋上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卢西塔尼亚号惨案。
1915年5月1日，属于冠达邮轮公司的英国邮轮卢西塔尼亚号从纽约启航驶往利物浦。5月7日，在距离爱尔兰海岸11英里左右的地方，该邮轮被德国鱼雷击沉，1198名乘客死亡，其中包括128名美国公民。德美关系由于“卢西塔尼亚号”事件而受到强烈震动。卢西塔尼亚号惨案堪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偷袭珍珠港，通常被视为导致美国参战的关键事件。
德国官方对此事件的回应是，英国正在武装商船，准备攻击潜水艇。实际上，卢西塔尼亚号的建造经费主要来自英国政府，目的是在后期武装它。有一段时间，它被注册为武装船只，但是它从未用于作战，因而注册被撤销。德国的公共舆论普遍认同击沉卢西塔尼亚号的行为，德国公众表达了希望德国赢得战争的强烈决心。
威尔逊既想让德国尊重美国的权利，又想维持美德和平。国务卿布赖恩则希望美国应从自身出发解决危机根源。他提议，在与德国进行谈判期间，美国公民不要乘坐交战国的商船，同时，他强烈主张抗议英国干涉美国海上贸易，认为英德都违反了国际法。他认为，这种姿态显示了美国的和平意向，而对英国的抗议则显示了美国的公正。实际上，他的建议等于使美国接受了德国的潜艇战，若他的观点占了上风，那么美国与协约国的贸易将戛然而止。威尔逊总统拒绝了布赖恩的建议。总统的其他顾问也不同意布赖恩的观点。豪斯此时远在英国，他传来自己的意见，表示坚决反对德国。威尔逊将豪斯的信宣读给内阁。内阁对于德国的态度分成两种，即姑息和挑战。而在美国的公共舆论中，公众对卢西塔尼亚号事件非常愤慨，要求政府采取强硬姿态，这使得美国作为大国不可能再继续忍耐下去。
在威尔逊看来，潜艇战已经成为对国际法及人类利益的威胁，同时逐步威胁到美国的经济利益。由于美国绝大部分的出口物资继续由英法船只装运，潜艇战将造成美国商业的巨大损失。在卢西塔尼亚号沉没后的一个月内，威尔逊下定决心，决定以战争相威胁驱使德国尊重美国的利益。威尔逊已经逐步关闭了向德国让步的去路，摒弃了布赖恩的绥靖建议。6月6日，国务卿布赖恩辞职，由兰辛取而代之，后者是一位亲英派。7月，威尔逊指示增加军备。他又批准了给予英国的大额贷款，但没有公开这个消息。在中立期间，威尔逊政府批准给予协约国的贷款，总数达到23亿美元，而德国仅得到2700万美元。
1915年夏末卢西塔尼亚号事件风波未平之时，8月19日，一艘德国潜艇击沉英国客轮阿拉伯号。尽管只有两个美国人丧生，但对美国政府来说，情况比卢西塔尼亚号的沉没更为严重，这意味着德国无视美国的警告，继续践踏中立国权利。但威尔逊仍有顾虑，他让兰辛私下把他的想法转述给丹麦外交大臣伯恩斯托夫：德国必须妥协，否则断交。德国首相贝斯曼坚持主张下令给舰艇，避免袭击所有客轮，但这一主张遭到德国海军部的反对，他们主张无限制地使用潜艇战。然而陆军方面不想招惹美国，陆军的观点暂时占了上风。德国政府秘密地从英国西海岸撤走了全部潜艇，命令北海海域的海军指挥官在行动时仅遵循临检规则。德国在潜艇战方面的妥协，几乎在德国政府内部引起一场危机。
不过阿拉伯号事件的处理结果使美国相当满意，威尔逊感到外交努力胜利了。贝斯曼认为，与德国矛盾的满意解决，会促使美国反对英国侵犯中立权利的行为。美国的确对英国的海上行为提出了抗议。此时，英国海军正在加紧限制以欧洲大陆为目的地的海上贸易。美国舆论强烈反对贸易限制，最无法容忍的是英国大规模地截获棉花，这已引起南方诸州的经济困境。同时潜艇战刺激了协约国扩大海战范围，这使美国对所有交战国都感到不满。
欧洲的和平是美国最终摆脱战争危险的唯一途径，威尔逊始终没有放弃调解的念头。在威尔逊的授意下，1916年初豪斯上校赴欧调停。但协约国从未主动邀请美国介入。威尔逊意识到，中立姿态不会赋予美国重要的国际地位，折中政策将使美国丧失欧洲的尊重，而无法充当交战国的调停者。
美国参战
1916年3月24日，德国潜艇（U-29）袭击了苏塞克斯号非武装商船，约80人因鱼雷爆炸而死亡。船上共有25名左右的美国人，其中有4人受伤。德国的这一行为违背了阿拉伯号事件发生后的保证。美国不作反应或反应较弱都有失尊严，还可能会鼓励德国的非人道行为。美国面临着断绝美德关系的选择，威尔逊最终处于他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力图避免的局面。
5月4日，德国照会不仅承认对“苏塞克斯”号的攻击是错误的，潜艇指挥官也已受到处罚，而且最重要的是，承诺潜艇将只遵循临检规则行动。德国政府同时为自己留了后路：如果美国不能迫使英国遵守国际法，德国政府将保持决策的自由。尽管这是德国外交的权宜之计，但这份保证提高了威尔逊的声望，成为他连任选举的砝码。威尔逊开始着手研究如何避免新的潜艇危机。
1916年7月，英国公布了一份与同盟国有贸易关系的公司黑名单。协约国禁止国内外的本国公民与黑名单上的公司有任何贸易往来。黑名单上的美国公司不能与英国国民进行贸易，因而面临着经济困难。其他美国公司则因担心被列入黑名单，自觉与这些公司保持距离。英国认为对国民的贸易行为进行约束是正确的内政措施。美国不能否认英国在禁止其国民从事贸易问题上拥有主权，因此美国主要抗议黑名单的后果，即它已超出阻止通敌贸易的范围——中立国的商船不敢接手黑名单上公司的货物，中立国银行拒绝为他们提供贷款，商人拒绝批进他们的货物。9月初，美国国会通过一连串法案赋予总统对英国实施经济制裁的权利。但在真正实施之前，这些顶多不过是种威胁。若真的实施，则不仅损害协约国且有悖于美国的经济利益。英国控制着海洋，美国只能为协约国提供战争物资及信贷。威尔逊拖延作出最后决定。最终，美国作出让步，承认英国有权采取黑名单做法，放弃传统的敌性国籍的标准，使英国去掉了黑名单上的美国公司及个人。
美国的偏向性触怒了德国。1917年初，危机迅速加剧。1月31日，柏林宣布，从第二天开始，德国潜水艇将不加警告地击沉在英国海域附近发现的所有船只，不论是敌国的，还是中立国的。德国决心破釜沉舟，他们预计，能够在美国大规模投入战争之前结束战争。
2月3日，美国政府下令同德国断绝外交关系。美国已经不可能在潜艇战问题上屈服。此时美国的出口贸易，因德国潜艇战而受挫，美国的出口数字及进出港口的商船数量，不论是与1月还是与去年同月相比，都呈现大幅下降。美国的繁荣面临着厄运。2月24日，英国截获并破译了德国外交部长发给德国驻墨西哥大使亚瑟·齐默尔曼的电报。德国政府建议同墨西哥结成军事联盟共同对抗美国，德国承诺击败美国后将帮助墨西哥收复1846年失去的领土，把得克萨斯、新墨西哥和亚利桑那割让给墨西哥。“齐默尔曼电报”事件促使威尔逊下定决心武装美国商船。但武装商船的立法在国会未能通过。3月，美国有四艘商船在大西洋被德国潜水艇击沉。3月20日，被激怒的威尔逊在国会两院发表演讲，呼吁美国与德国开战。威尔逊把潜艇战说成是“对人类的战争”。经济利益、道义以及国家的尊严结合在一起，迫使美国人参战。4月4日，国会参众两院分别以82票对6票与373票对50票赞同总统为和平而战的呼吁。对美国来说，这是一个既维护人道又保护自身经济利益的机会。
1918年3月，德国发动了最后的进攻，所有迹象都表明他们会取得胜利。然而，到6月末，100万名美国士兵出现在法国。显而易见，德国错误估计了形势。德国最高司令部要求停战，并于1918年11月11日停战。
美国的开国领袖借鉴欧洲的重商主义实践，为维护本国的经济利益在欧洲交战时选择中立作为基本国策。然而随着形势发展，美国派兵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从孤立中走出来，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中立原则逐渐受到侵蚀，甚至濒临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