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为何没能成为冠军？
法国是欧洲强国，历史上人才辈出，并且是启蒙运动的发源地。法国早于英国向封建领主制开刀，但是工业革命并没有发生在法国，反而被英国抢了第一把交椅，法国也始终没有在综合实力上获得过冠军的位置。
土地改革的制度红利未能充分发挥
15世纪下半叶至16世纪初，在法国，地主制就取代了封建领主制。亨利四世于1589年统治之初，封建领主制几乎已经在法国消失了。土地和财产的权利得到确立，商业得到发展。但是法国的财产权体系并没有为经济发展提供太多的激励。问题主要出在寻租行为上，即倾向于使用特权而不是靠创办企业或勤劳工作挣钱。当社会主要通过寻租而不是诚实劳动挣钱时，经济就会受到损害。这就是法国旧体制的问题。
法国的寻租首先体现在征税上。在当时的法国，贵族和神职人员不需要交税，只有农民和小商人需要交税。税收负担的不公平迫使已经获得土地所有权的农民渐渐出售自己的土地，以规避纳税，这样一来，财产逐渐积累到不露面的贵族手中。到了路易十四去世的时候，法国已经退回到了实际上的封建领主制状态，这也成为引发大革命的导火索。
法国大革命后的土地改革确定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将土地所有权转给许多佃户。但该土地改革允许农民将土地进一步细分，导致大量小面积农场的出现，将过量的农民锁定在日益低效的农业部门，不利于工商业的发展。
中央集权抑制了企业家精神
领主制的过早消失促进了法国的领土统一和经济发展，但另一方面也使王权膨胀。在路易十四统治时期，法国一度空前强盛，成为当时欧洲最强大的统一的民族国家。路易十四本人也被称为“路易大帝”“太阳王”，他塑造了一个近代中央集权制国家机器的典型。从1660-1661年路易十四在法国攫取最高权力，到1815年拿破仑·波拿巴滑铁卢战败，在这一个半世纪中，法国的军事力量逐渐强大并称霸欧洲。但与此同时，英国却借由工业革命而在经济上异军突起。
西方近代化的过程，是由分封而形成统一国家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中央集权破除了封建割据，促进了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激发了商业活力，那么就有利于经济腾飞。但是法国的中央集权却体现出了不同的发展方向。在亨利四世时，出现了拥有行业垄断权的行业公会，阻碍了竞争和创新。到了路易十四时期，由于当年被迫外逃留下的心理阴影，路易十四有意凭借君权神授观念强化绝对君主制，宣称“朕即国家”。他斥巨资在巴黎西南郊兴建了富丽堂皇的凡尔赛宫，并将法国贵族都集中在凡尔赛宫，以将这些本应成为商业精英的贵族与他们所在各省的社会和商业根基隔绝开来，使得国家的商业活动支离破碎。这些精英“既来之，则安之”，也开始迷恋于凡尔赛宫的奢华，以获取国王的宠信为荣，渐渐地与他们远在家乡的商业经营疏远了。
在征税制度上，王廷发现，要将各种名目繁多的税收征齐非常困难，于是日益依赖一些包税人，帮助政府收税而从中分得好处。这种制度使得许多人的职业梦想是成为官员或包税人，而不是成为商人，家族的企业精神持续时间很少超过一代。商人一旦有了钱，就会购买官位，因为通过购买头衔和官职，许多人可以在税务名单中消失，而不需纳税。
同时，包税人制度也滋生了腐败，许多税收落入了私人腰包，而没有增加国家的财政。至少到18世纪70年代内克改革之前，法国人都没有全国性账目核算的意识，没有支出与收入的年度账目。随着1688年之后战火重燃，法国面临着财政紧张的局面。面对“开源”问题，荷兰的做法是发展商业和金融，而法国的做法是更严重地依赖于售官财政。从1689年到1713年，法兰西王国通过创设官职筹集了大约7亿里弗硬币。
经济管制阻碍科技创新
凡尔赛宫也重视有创造力的科学进步。法国产生了包括笛卡尔在内的一批有影响力的科学家，他们至少与英国同时期的科学家在数量上一样多，在能力上一样优秀。但是在为新发明注入资本和将其投入生产方面，法国却逊色很多。
让-巴普蒂斯特·科尔贝尔是路易十四手下最著名的大臣，他对经济实行了集中管控，一项又一项的法令对生产作出了事无巨细的规定。比如，规定某种布必须包含1376根线，另一种布必须包含2368根线，且对每种布料都规定了具体的宽度。与布料染色工艺有关的法规共有317项条款。还规定人们只能在5月和6月修剪羊毛，不能宰杀黑色绵羊，梳理羊毛的工具必须用某种特定的金属丝制造，并配有固定数目的梳齿。
科尔贝尔对各种行业共颁布了44项法令，并雇用大批检查员以保证各项法令的切实执行。到科尔贝尔去世时，共有15个独立的检查员辖区在运作。一旦检查员发现现有的法规不能涵盖生产过程中的所有阶段，大臣就将对法规进行扩充，并增加更多的检查员。到1754年，检查员辖区的数量增至64个。科尔贝尔的体系以及其无所不包的贸易法规阻碍了创新并为腐败提供了几乎无穷的机会。
行业公会也逐渐成为阻碍创新的力量。例如，当纽扣制造行业公会发现纽扣被某种骨制产品取代时，就向大臣报告，大臣就出动检查员对违反法规的裁缝进行罚款，甚至闯进私人住宅对那些穿着违禁品的人进行惩罚。
在18世纪，法国处死了超过1.6万的农民和小商人，罪名是违反棉花法规。
此外，在法国，科学家是精英阶层，深受政府的宠爱，被安置在研究院中。这些知识渊博的人很少与普通大众和工匠们打交道，其研究成果也脱离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而在英国，学者和工匠们经常自由地交流与合作。
税负沉重阻碍经济发展
18世纪之时，法国的拉罗舍尔、英国的利物浦和格拉斯哥三个港口城市都跃跃欲试，希望在开放经济中大展身手。其中，拉罗舍尔的地理位置更佳，它坐落在通向西非和西印度群岛的三角贸易线上，但后来拉罗舍尔却籍籍无名。这是由于法国国王施加了沉重的、不平等的、横征暴敛的商业税。而法国国王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其征税权力不受议会限制。结果，拉罗舍尔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的贸易机会被别人抢走。
当然，国王的权力集中也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依靠中央集权，法国的国内交通系统迅速发展。在亨利四世和路易十四统治期间，畅通的道路将巴黎与所有法国边境连接起来。到了17世纪末，快速的马车从巴黎行驶到里昂仅需要5天时间。到18世纪中期，法国拥有了欧洲最好的内陆运输系统。但是法国内部却划分为30个左右不同的关税区，对在不同关税区之间过往的货物征收沉重的关税。在亨利四世统治期间，一车盐从南特运270英里到达内弗斯，需要交纳的关税是货物实际价值的4倍。路易十四统治的后期，各省又将自己辖区内的公路和运河关税翻倍。
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交通基础设施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创造增长效益。但是良好的交通系统却因为内部的条块分割而没能促进法国经济的发展。直到法国大革命后，制宪会议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取消了国内关税。
宗教不宽容使人才流失
宗教上的不宽容长期以来成为法国发展的绊脚石。亨利四世一出生就是一名新教徒，而当他在1589年作为第一个波旁国王登上王位时，他被迫改信了天主教。或许是由于自身经历，在位时，他力求缓和宗教争端，并于1598年颁布了《南特法令》，为新教胡格诺教派提供保护以及允许其进行一定程度的自治。但是路易十四厌恶新教，他于1685年废除了《南特法令》。这种不宽容的态度影响到了科学研究，许多科学家逃到了英国和低地国家。第一台蒸汽发动机模型的制造者丹尼斯·帕潘就是其中的一位流亡者。
同样是由于宗教不宽容，王廷不愿将官职出售给新教徒，所以他们只能从事商业，法国的银行业主要就是由新教徒发展起来的。但是《南特法令》撤销后，新教徒被迫在改教和流亡之间作出选择，许多人选择移居阿姆斯特丹、伦敦、汉堡等地。王廷这种宗教不宽容的行为给资本市场造成巨大的破坏。而受到伤害更大的是工业部门。由于当时民间工业以轻工业为主，买卖更为方便，因而作为工匠的新教徒其逃亡规模更大。
当英国因制度红利而繁荣之时，法国却在浪费自己的天赋。法国充满弊端的财税制度、经济政策、宗教政策等导致了其被英国在经济上拉开差距，并且发生了法国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