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何以赶超欧美？
日本是第一个赶上西方世界发展步伐的亚洲国家，一度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的赶超是如何起步的呢？
对外开放
17-19世纪，日本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政府对于国际贸易和交往施加了严格限制，只有来自中国、朝鲜和荷兰的船只才被允许进入日本，并且荷兰人被限于在长崎的一小块范围内活动。
在讲述日本向现代社会转型时，人们常常会提到美国佩里船长到达东京湾的事件。1853年，美国船队造访日本，要求日本实行开国政策。日本迫于压力，于1854年3月31日在今天的神奈川县横滨市与美国签署了12条的《日美和亲条约》，也称《神奈川条约》。随后，又在5月25日，对条约进行了最后的修正，最终确定了13条的《下田条约》。该条约规定：日本开放下田港和函馆港给美国，用于做生意、停靠补给等事务，并且在两地建立领事馆和美国人居住区；美国人可以在日本的规定区域内自由活动，不受限制；美国享受和日本单方面的贸易最惠国待遇；等等。
继美国之后，英国、法国、俄国纷纷来日本签订类似的亲善条约。日本实行了200多年的闭关锁国政策终于被打破了。主动开国使日本避免了战争之苦，并且获得了与国际接轨的机会。
实际上，日本能够主动开国有一定的社会环境基础。早在佩里出现的几十年前，日本的改革开放就已经开始了。在一所1838年开办的具有影响力的学校中，荷兰人培养了数以千计的日本贵族。在1839-1842年中国鸦片战争期间，德川幕府意识到了西方力量的强大。鸦片战争后，魏源编撰了《海国图志》，系统地介绍了世界历史地理，然而此书出版后在中国几乎无人问津，其中对西方“蛮夷”的赞美之词被视为离经叛道。但是《海国图志》在日本却成为畅销书，一共印刷了15版，许多日本人通过此书了解了世界，开阔了视野。因而随着佩里的到来，日本与美国签订通商条约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废除封建
对外开放是日本近代转型的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当时，日本被分成几百个领地，由被称为“大名”的地方诸侯治理。欧洲高度封建社会的糟粕在日本体现得最为明显。日本处于封建割据状态，缺少一个有力的中央政府。
1867年，明治天皇登基，末代幕府德川将军放弃权力，大政奉还天皇。明治维新中的主导力量是下级武士。下级武士虽然也是武士，但在幕府严格的等级制度之下，下级武士处于上级武士的压迫之中，而且理论上下级武士永远不可能成为上级武士。拥有一定的地位，但又处于压迫之中，藩镇制度日益腐朽，无法满足日本成为一个强大国家的需要，正当此时，西方列强的“黑船”造访日本，让一些怀有抱负的下级武士感受到了国家的危机，在这种背景下，下级武士主导了一次次的“尊王攘夷”运动。今天看来，“攘夷”太过保守，不符合“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但“尊王”具有必要性，正是因为“尊王”运动，日本才迅速且较为和平地结束了封建割据的状态，在名誉元首——天皇和统一国家的旗帜下迈入了近代国家的行列。实际上，在近代史上成功建立君主立宪制的国家都与重塑中央政权的合法性、结束封建割据密切相关。日本天皇原为加强中央集权，但由于历史上的虚君传统，这样的集权过程必然伴随着各种约束和限制，需要与不同阶层达成妥协，使得立宪成为可能。
明治维新后，日本没有走回头路闭关锁国，而是继续幕府的开国国策，通过借鉴欧美经验取得了经济上的成功。日本通过废除领地间的关税，建立起全国性市场，并且修建铁路网。所有封建领地都交给天皇，随后对农民的土地所有权进行了确认，现代产权形式得以创立。明治维新最主要的成就之一便是构建国民，使国家建立在个人之上，废除封建割据以及人民对于藩镇的依附性，由此建立起一个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随着身份制的废除，许多下级武士甚至平民出身的人也得以接受高等教育，成为大臣，或进入新式军队，成为高级军官。通过构建现代国家制度，日本形成了一种正向淘汰机制，使得有能力的人能够脱颖而出，这些反过来又增强了整个国家的凝聚力。
可以说，外部的战争环境也在倒逼着日本的变革。岛国日本面临着改革或者灭亡的选择，日本选择了主动变革，制度上的成功转型增强了国家的汲取能力。在以前，只有武士阶层才能参军，明治维新后，平民也可以参军，日本的军事力量大大加强。为了支撑巨大的军费开支，日本人民更是勒紧裤腰带省吃俭用，因为他们省下的每分钱都可以用于增加自己家人所在军队的补给，日本军人也感受到了这份来自家人的期望而不惜以肉身充当炮灰。正因如此，他们虽然很弱小、很贫穷，但却建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强的海军舰队之一。
应该看到，在当时军国主义的大背景下，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位于个人利益之上是流行的观念。民族主义虽然能够凝聚共识，却并不必然带来现代性政治。直至“二战”结束后，日本才由现代化走向了现代性，政制更加成熟，民众获得了更多的政治权利，日本转向专注于经济发展，实现了和平崛起。“二战”后，随着日本的国策由“强军”转向“富国”，1950-1990年，日本的人均收入保持5.9%的增速，1953-1973年更是达到了年均8%的高速增长。
科教兴国
日本具有重视科教的传统。德川时期的日本就在科技方面取得了进步。但由于日本人多地少，当时日本的农业技术主要着眼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以雇用更多的劳动力。这类似于中国的情形。唯一例外的是日本米酒，建立起了资本密集型产业。因为政府限制米酒生产，规定了酿酒厂的工作时间，这一限制导致工厂要力争在规定的时间内提高产量，因而工厂设计更加注重生产效率。
就农业社会而言，日本具有非常高的入学率。1868年，有43%的男孩和10%的女孩入学就读，学习阅读和算术。超过一半的成人具备读写能力。以求知和消遣为目的的阅读行为十分普遍。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买不起昂贵的书籍，但是可以从书店里租借图书。1808年，仅江户一地就有656家租书店，为大约10万户居民提供图书。教育普及率较高，很可能是因为日本经济的商业化程度较高，德川幕府时期，大约15%的日本人住在城市里，江户（现在的东京）的人口达到100万，大阪和京都各有40万人，位居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之列，其城市化率高于同时期的中国。这些为日本后来的腾飞打下了基础。
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开始推行义务制小学教育。到1900年，90%的学龄儿童入学就读。政府还创办了一些中学和大学。但由于数量有限，竞争非常激烈，成千上万的日本人前往国外学习。相比其他后发国家，日本发展教育的时间要早得多。大众教育是日本能够成功采用现代技术的重要原因。
更为重要的是，日本具有一种虚心学习的心态。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西化的过程。许多非西方国家被动挨打、忍受屈辱，在经过漫长的挣扎之后，终于实现了民族独立，最后走上了现代化之路。这条现代化之路是被动而痛苦的。只有少数非西方国家主动学习、锐意变革，主动转型为现代国家，作为东方国家的日本便是一例。日本对于西方的学习是真诚的，正如他们曾经以及现在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一样。危机意识激发他们自强，他们以一个小国的姿态去学习其他大国，吸收他国文化的精华，却未曾失去本民族的精神。
政府主导
作为后发国家，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可忽视。日本政府侧重于服务、支持和协调，内务省和通产省的产业政策在日本经济发展初期扮演了重要角色。
19世纪七八十年代，通产省就建立起了日本的铁路网和电报通信体系。
1903年，日本出于战略目的建立了八幡钢铁厂。钢铁厂归属国有，在最终实现盈利之前一直接受政府补贴。
日本还通过政府采购促进一些重点工业（比如汽车、卡车和飞机）的发展。直至今天，日本人以开日本车为主仍是一种习惯。
通产省在日本战后的工业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主要关注两大类问题。一是对银行体系的控制和调拨外汇的权力。二是生产规模。重工业尤其需要规模化生产，这有利于提高产业竞争力，降低成本浪费，避免过度竞争。日本的钢铁产业取得了巨大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通过大规模、资本密集型生产，做到成本最小化。在1950年左右，钢铁有效生产的最小规模是100万吨-250万吨。大多数美国工厂的规模都超过了这个标准，但只有一家日本工厂（八幡钢铁厂，生产能力为180万吨）在这一范围之内。日本其余的钢铁厂产量都没有超过50万吨。这导致日本的钢铁价格比美国或欧洲至少贵了50%。为此，通产省开始重组日本的钢铁产业。到1960年，日本的现代化、大规模钢铁厂的生产能力提高到2200万吨。到了20世纪70年代，虽然日本的工资大幅提高，但日本依然是世界上成本最低的钢材生产商。1975年，日本的钢产量超过了1亿吨。
作为东方国家，日本体现出了自身的发展特色，那就是对于某种集体精神的重视。除了政府帮扶企业之外，日本的大企业虽然多为私有，但其运转却像个国企。企业内部，大企业的终身雇佣制保证了上班族一辈子的铁饭碗。日本是大家一同富起来的，而不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日本最繁荣的时期，失业率几乎等于零。日本和中国一样，是储蓄率较高的国家，这保证了充足的流动性，可以抵御突发的经济危机。
财团在日本经济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财团通常是以横向联合的方式、由三个核心部分组成：主力银行、综合商社、大型制造企业。以三井财团为例，樱花银行是其主力银行，三井物产是综合商社，而索尼、东芝等是具有代表性的纵向发展的制造企业集团，通常称为企业系列。财团最大的意义就是能建立庞大的生产体系，分工合作，避免竞争，力求共赢。
藏富于民
政府主导的模式有利有弊。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经济直逼美国。当时美国一些报纸的社论和评论员文章纷纷表达了忧虑：事实证明，美国的经济模式比不上日本的管制型模式。然而，这些评论墨迹未干，日本经济就出现了停顿，日本经济经历了“失去的二十年”。近年来，日本在政策上逐渐向小企业倾斜，控制垄断，以促使经济复苏。
其实日本经济增速的放缓也是一种必然，因为之前处于赶超阶段，经济增速快，当日本的经济水平已经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后，自然增速就放缓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失去的二十年”，日本依然保持了一个富裕社会。日本依然是平均寿命最长的国家，是使用iPhone手机比率最高的国家，日本电视台全面进入数字时代，以高速公路、铁路、新干线和航空运输构成的交通网络几乎覆盖了日本的每个角落，基础设施毫无破败的痕迹。
实际上，对日本“失去的二十年”的界定是以GDP增长率为基础的，在1991-2000年，日本GDP的平均实际年增长率是1.4%，低于所有发达国家。在2001-2010年，日本GDP平均实际年增长率进一步下滑到1%以下。但日本的劳动生产率在“失去的二十年”却出现了大幅提高。日本劳动力人均GDP在2000-2015年累计增长了20%，远超过美国的11%。与之相对应的是，在“失去的二十年”，日本人平均工作时间出现了大幅下降。根据日本厚生省报告，1990 年日本人平均每月工作时间为171小时，2013年为149小时，近年来工作时间有所增加，2018年为166.5小时，但仍低于1990年的水平。这意味着闲暇时间的增多，生活品质的提高。
今天，日本依然保持着经济上的强大实力，究其根源在于藏富于民。20世纪80年代股市泡沫和房产泡沫，使日本许多家庭失去了一大笔纸上财富，但是日本家庭不包括房产在内的金融资产的积累并没有停滞，而是出现了显著增长。1990年日本家庭平均金融资产是1350万日元，2015年是1810万日元。日本家庭2015年金融资产的中值是1050万日元，这一数据意味着日本一半以上的家庭拥有1050万日元的金融资产，财富分化不严重。
同是东方国家的日本的现代转型经验值得我们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