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媒介与社交赋能视角的老年人健康感知影响研究
Effects of Media Use and Social Interaction on Self-perceived Health of the Elderly
◎何国平 袁硕
He Guoping Yuan Shuo
摘要：老年人往往被认为是与数字红利无缘的数字弱势群体。在老龄化加剧的社会现实下，老年人媒介使用与社会交往可否赋能健康感知，弥合社会鸿沟呢？本文运用CGSS2017数据，实证分析老年人媒介使用与健康感知的关系，并运用Hayes的Process组件检验社会交往的中介效应。本文发现，报纸、电视和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健康感知产生影响但程度有差别，广播对身心健康感知均不产生影响。亲戚交往、朋友交往和与其他朋友交往显著正向影响身体健康感知；亲戚交往显著正向影响心理健康感知。在媒介使用对健康感知的影响关系中加入社会交往中介变量，本文发现其在媒介使用分别同身体健康感知、心理健康感知的影响路径上分别产生10.8%、2.32%的中介效应力，其中亲戚交往在上述两条影响路径上均有显著作用。
关键词：媒介使用；健康感知；社会交往；中介效应
Abstract：The elderly are often considered to be digitally disadvantaged and excluded from digital dividends. In the China reality of an increasingly aging society，can media usage and social interaction empower the elderly with self-perceived health and bridge the social gap？In this paper，CGSS2017 data were drawn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dia usage and self-perceived health of the elderly，and Hayes’ Process component was used to test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ocial interaction. It is found that newspaper，TV and Internet use have different effects on self-perceived health of the elderly，while radio has no effect on physical self-perceived health and mental self-perceived health. Social contact with relatives，friends，and other friends had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s on physical self-perceived health. Relative interact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mental self-perceived health. Adding the mediating variable of social interaction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dia usage and self-perceived health，it is found that media usage has a mediating effect of 10.8% and 2.32% on the influence paths of media usage and physical self-perceived health and mental self-perceived health，respective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atives is significant in the above two influence paths.
Keywords：media usage，self-perceived health，social interaction，mediating effect
一、问题提出
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042万人，占总人口的18.70%，与“六普”（2010年）相比，上升5.44%，[2]我国正由老龄化社会向老龄社会转变。老年人的健康问题受到国家顶层设计的高度关注，2021年3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指出，“要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健全老年人、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和设施”[3]。
健康感知（self-perceived health，也称“自感健康”）是人们对自己身体健康与心理健康状态的主观感觉与认识，受到多重外部因素的影响，如社会因素、医学因素、经济因素等。在传播数字化、智能化的新时代，媒介使用（media usage）成为老年人获取健康信息与进行健康沟通的常规渠道，也是他们维护社会关系的重要介质，因而影响老年人的主观健康感知。老年人曾被视为“数字弱势群体”[4]，但近年老年人媒介使用出现较大的两极分化，一方面，如趣头条联合澎湃新闻发布的《2020老年人互联网生活报告》显示，60岁以上用户日均使用网络时长达到64.8分钟，比40岁以上用户的使用时长多16.2分钟，也高于平台用户平均水平，[5]60岁以上用户成为网络的活跃用户和重度用户；另一方面，部分老年人被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挡在数字红利之外，以本次新冠肺炎疫情为例，社交媒体上错误信息（misinformation）、虚假信息（disinformation）乃至恶意信息（malinformation）盛行，形成“信息茧房”，成为导致“存在性焦虑或忧虑”（existential angst or dread）[6]的重要源头，给老年人的健康感知带来负面影响。
因此不管哪种情况，媒介化已成为深度影响社会和日常生活的形塑力量（moulding forces）[7]，它不仅中介化（mediated）老年人对生活环境的感知，还对老年人的价值观进行再塑造[8]。那么，老年人的媒介使用和社会交往是否增进健康感知，因而具有赋权效能呢？老年群体的社会交往是否中介化媒介使用对健康感知的影响？当前，这些问题在中国语境下基于严格科学抽样基础上的实证中，并没有得到满意的回答。本研究尝试以2020年10月发布的最新一期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17）进行定量分析，回应上述问题。
二、文献综述及理论假设
（一）媒介使用与健康感知
媒介使用指个体接触和使用媒介的行为。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形态会对人的心理认知产生影响。[9]传播学领域关于媒介使用的研究主要基于使用与满足的逻辑和理论线路，即媒介使用是有意志的行动（volitional action），主体根据自身的需求和自我认知选择媒介，因为不断扩展的媒介扩大了用户（受众）与媒介内容互动方式的介质（medium）选择范围。[10]该理论的新近研究加入媒介类型、社会群体等作为解释变量，在心理和社会层面扩展“满足”形式为被解释变量，如考察不同群体使用不同类型媒介的效能感、身份赋予以及（新）媒体赋权等。[11]与年轻人不同，社交媒体是老年人晚年生活中一种独特的社交资源形式，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老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可以与日常的社交活动相互补充，减少孤独感[12]，产生情感“增益”[13]。
健康感知分为身体健康感知和心理健康感知。[14]使用具有社会交往、接收资讯、娱乐功能的手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老年人的孤独感，但影响主观幸福感，[15]而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介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感知产生积极影响[16]。也有研究显示，使用互联网显著提升老年人的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感知，且对城镇老年人的健康效应更为显著。[17]本研究梳理既有文献后发现，媒介使用对使用者的身体和心理健康感知均产生影响，既有促进作用，也有抑制效果。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1：老年人的媒介使用对其身体健康感知产生显著影响。
H1a：传统媒介使用显著正向影响身体健康感知。
H1b：新媒介使用显著正向影响身体健康感知。
H2：老年人的媒介使用对其心理健康感知产生显著影响。
H2a：传统媒介使用显著正向影响心理健康感知。
H2b：新媒介使用显著正向影响心理健康感知。
（二）社会交往与健康感知
无论哪个群体，高社会参与度与自我报告的总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感知均呈现正相关。[18]与不参加社交活动的老年人相比，参加社交活动的老年人认知功能和心理健康感知更好。[19]Yuasa等人使用横截面数据研究老年人社会资本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发现非正式社会互动与正式群体参与和健康变量间有显著联系。[20]Yip等人对中国农村的居民进行研究，发现社会资本与一般健康、心理健康感知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21]
以农民工群体为对象的研究发现，社会交往对该群体的身心健康感知有正向促进作用，且存在显著的代际差异，即相比新生代农民工，老一代农民工的社会交往更加影响其身心健康感知，后者更需要从强关系的社会网络中获取信息支持。[22]较为频繁的社会交往显著降低农村老年女性的孤独感，社交面广、代际情感支持丰富的老年女性身心更为健康。[23]朋友间交往、休闲娱乐活动可以显著提高中老年人的精神健康水平，其中“串门、跟朋友交往”是与中老年人精神健康相关性最高的社会活动[24]，积极参与社交活动能有效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亲友之间的私人性交往可以改善农村居民的健康感知状况[25]。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3：社会交往对老年人的健康感知产生显著影响。
亲戚交往（H3a）、朋友交往（H3b）、邻居交往（H3c）和其他朋友交往（H3d）正向影响老年人的身体健康感知；
亲戚交往（H3e）、朋友交往（H3f）、邻居交往（H3g）和其他朋友交往（H3i）正向影响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感知。
除了媒介使用和社会交往直接影响健康感知，老年人媒介使用还可能通过社会交往行为间接影响他们的健康感知。对老年人来说，维护好亲情关系和重要的社会交往关系（如邻居、朋友关系等）是至关重要的，而新媒介作为维系关系的主要介质之一，让老年人和主要社会关系间的联络更为便利。互联网扩大了人们联系、交往的广度，密切的社会联结有利于理解他人情绪、情感[26]；同时，网络也为老年人的准社会交往提供了平台，准社会交往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和替代了真实生活中人际交往的不足[27]。保持良好的社会关系被视为长寿的核心要素，社会交往也能缓解人们的孤独感和疏离感，提升心理健康水平和生活满意度[28]。也有研究发现，社交媒体的使用减少了线下社会交往，因而负向影响社会交往，对人们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29]缺乏社交能力的人使用社交网络，可以用更少的努力补偿他们未得到满足的社交需求，但这种“社交补偿”强化了对面对面（face-to-face）交流的回避，可能加剧人们的社交焦虑，影响身心健康感知。[30]将社会交往作为中介变量，研究发现在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影响过程中存在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31]当下，媒介特别是新媒体使用中，用户的关系需求处于信息需求和服务需求之前居首位，即关系的获得与维系有利于用户更好实现社会交往。[32]而社会交往是维系关系的重要手段，会对人们的健康感知产生影响。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4：媒介使用通过社会交往来影响老年人的身体健康感知。
媒介使用通过亲戚交往（H4a）、朋友交往（H4b）、邻居交往（H4c）、其他朋友交往（H4d）来影响老年人的身体健康感知。
H5：媒介使用通过社会交往来影响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感知。
媒介使用通过亲戚交往（H5a）、朋友交往（H5b）、邻居交往（H5c）、其他朋友交往（H5d）来影响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感知。
三、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2020年10月1日发布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7》（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2017）的问卷结果，即前文提到的CGSS2017数据。该调查是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大规模调查，抽样方法科学、合理。问卷采用多阶分层概率抽样设计，覆盖中国大陆全部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全面收集了社会、社区、家庭、个人多层次的数据，总变量数783个，样本总计12582份。CGSS是一项由中国学者执行、中国学术机构发布的具有广泛国际影响力的社会调查，2006年，与日本综合社会调查（JGSS）、韩国综合社会调查（KGSS）等发起了东亚社会调查（EASS）计划；2007年，代表中国加入国际社会调查合作组织，成为我国社会调查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重要窗口。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本研究的群体——老年人确定为调查时年龄为60岁及以上的群体，从总体样本中筛选出生年份在1957年及之前的样本。本研究对原始数据的无关问题进行了删除处理，只保留与研究相关的题项。为了确保统计分析与结果的精准性，本研究采用不存在缺失值情况的调查数据，剔除如“不适用”“不知道”“拒绝回答”等回答。在剔除缺失值和无效样本后，本研究获得有效样本共计4120份。
（二）变量测量
1.健康感知
健康感知是因变量，分为身体健康感知和心理健康感知。问卷通过题项“您觉得您目前的身体健康状况是？”来获取老年人的身体健康感知，答案从“很不健康”到“很健康”，分别赋值1至5分；通过题项“在过去的四周中，您感到心情抑郁或沮丧的频繁程度是？”来获取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感知，答案从“总是”到“从不”，分别赋值1至5分。
2.媒介使用
媒介使用是自变量，问卷通过题项“过去一年，您对以下媒体的使用情况是？”来测量媒介使用的频率，包括老年人对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手机定制消息6种媒介的使用情况，受访者回答对不同媒介的使用程度，答案从“从不”到“非常频繁”，分别赋值1至5分。研究者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媒介使用题项进行因子分析，结果得出KMO值为0.685，p＜0.001（见表1）。经最大方差法旋转，结果可分为两个因子，因子1为“传统媒介使用”（含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使用），因子2为“新媒介使用”（互联网和手机定制消息使用）。
表1 老年人媒介使用的因子分析（N=4120）
3.社会交往
社会交往是中介变量，命题操作化为“与朋友、亲戚、邻居间的交往”，目的在于其一避免与媒介使用变量产生共线性问题；其二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是老年人，他们的社交圈子主要是以朋友和亲邻为主的熟人交往。CGSS问卷用“与不住在一起的亲戚聚会频率”“与朋友聚会的频率”“请问您与邻居进行社交娱乐活动的频繁程度是？”“请问您与其他朋友进行社交娱乐活动的频繁程度是？”4个题项分别测量亲戚交往、朋友交往、邻居交往和其他朋友交往的情况。但这些问题的得分与频率相反，得分越高表示频率越低。为了便于定量分析，本文将数据反向计分，处理后的得分越低表示频率越低，得分越高表示频率越高。
4.社会人口特征变量
影响健康感知的因素很多，个人因素（如性别、户籍类型、教育程度等）可能对老年人的健康感知产生影响，人口统计学变量的具体描述见表2。
表2 人口学变量统计
四、研究结果
（一）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
本研究利用Pearson相关系数检验变量间的相关性，形成相关分析矩阵。分析显示（见表3），传统媒介使用与身体健康感知、心理健康感知均显著正向相关，相关系数r分别为0.18（p＜0.01，本段p值与此相同）、0.22；新媒介使用与身体健康感知、心理健康感知均显著正向相关，相关系数r分别为0.19、0.18。亲戚交往、朋友交往、其他朋友交往均与身体健康感知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r分别为0.12、0.13、0.12；且三者也与心理健康感知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r分别为0.09、0.07、0.07。但邻居交往与传统媒介使用和新媒介使用均呈现显著负向相关，相关系数r分别为-0.11、-0.11；同时，邻居交往对身体健康感知和心理健康感知并无显著相关。
表3 变量间相关分析矩阵
（二）不同媒介使用对健康感知影响的分析
本研究以社会人口特征变量、传统媒介使用、新媒介使用、亲戚交往、朋友交往、邻居交往和其他朋友交往为预测变量，以身体健康感知和心理健康感知为结果变量进行分层回归分析（见表4、表5）。其中Model1至Model3是因变量为身体健康感知的模型，在Model1中，先将控制变量纳入模型，在此基础上，将传统媒介使用和新媒介使用加入Model2，将6类媒介加入Model3。同理，Model4至Model6是因变量为心理健康感知的模型。
表4 身体健康感知与媒介使用的回归分析
表4数据显示，Model1主要考察控制变量对身体健康感知的影响，性别（B=0.172，p＜0.001）、教育程度（B=0.122，p＜0.001）和户籍类型（B=0.242，p＜0.001）与身体健康间存在不同程度的正相关，即男性、教育程度越高、非农业户口的老年人，其身体健康感知越好。Model2是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将媒介使用划分为传统媒介使用和新媒介使用，来考察其对身体健康感知的影响。从回归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老年人的传统媒介使用和新媒介使用均显著正向影响身体健康感知，假设H1a、H1b成立。其中新媒介使用（B=0.121，p＜0.001）对身体健康感知的回归效应要高于传统媒介使用（B=0.101，p＜0.001）。Model3进一步分析具体媒介类型对身体健康感知的影响，发现互联网（B=0.063，p＜0.001）、报纸（B=0.038，p＜0.05）、电视（B=0.051，p＜0.01）和手机定制消息（B=0.059，p＜0.01）显著正向影响身体健康感知，而杂志和广播使用与老年人身体健康感知之间不存在显著性影响。
表5 心理健康感知与媒介使用的回归分析
表5数据显示，Model4主要考察控制变量对心理健康感知的影响，性别（B=0.139，p＜0.001）、教育程度（B=0.114，p＜0.001）和户籍类型（B=0.357，p＜0.001）与心理健康感知间存在不同程度的正向影响，即男性、教育程度越高、非农业户口的老年人，心理健康感知越好。从Model5的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老年人的传统媒介使用和新媒介使用均显著正向影响心理健康感知，假设H2a、H2b成立。其中传统媒介使用（B=0.142，p＜0.001）对心理健康感知的回归效应要高于新媒介使用（B=0.063，p＜0.001）。Model6进一步分析了具体媒介类型对心理健康感知的影响，结果发现，报纸（B=0.096，p＜0.001）、电视（B=0.069，p＜0.001）、互联网（B=0.038，p＜0.05）显著正向影响心理健康感知，杂志（B=-0.056，p＜0.05）显著负向影响心理健康感知，而广播和手机定制消息使用与老年人心理健康感知之间不存在显著性影响。综上，无论是传统媒介使用，还是新媒介使用，对老年人的身体健康感知和心理健康感知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三）媒介使用与健康感知的社会交往中介效应检验
本研究以媒介使用为自变量、社会交往的4个维度为中介变量、健康感知的2个维度为因变量，通过Hayes的Process组件的Model4对社会交往的中介效应检验[33]，并采用Bootstrap重复抽样5000次的方法进行95%置信区间（CI）的估计，检验中介效应的显著性。
首先，以媒介使用作为自变量、身体健康感知作为因变量（见图1），该中介效应模型的结果表明，媒介使用对身体健康感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B=0.336，95%C.I.=［0.290，0.382］，SE=0.023，t=14.343，p＜0.001）。总体上，媒介使用对社会交往的影响较为显著，具体结果如下：媒介使用对亲戚交往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B=0.223，95%C.I.=［0.190，0.256］，SE=0.017，t=13.097，p＜0.001），媒介使用对朋友交往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B=0.230，95%C.I.=［0.254，0.345］，SE=0.023，t=12.879，p＜0.001），媒介使用对邻居交往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B=-0.426，95%C.I.=［-0.526，-0.327］，SE=0.051，t=-8.337，p＜0.001），媒介使用对其他朋友交往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B=0.386，95%C.I.=［0.296，0.476］，SE=0.046，t=8.436，p＜0.001）。在社会交往作为中介变量对身体健康感知的影响路径中，除邻居交往之外的其他维度均显著正向影响老年人身体健康感知，具体结果如下：亲戚交往对身体健康感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B=0.064，95%C.I.=［0.020，0.109］，SE=0.070，t=29.032，p＜0.01），假设H3a成立；朋友交往对身体健康感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B=0.046，95%C.I.=［0.010，0.082］，SE=0.018，t=2.498，p＜0.05），假设H3b成立；邻居交往对身体健康感知无显著影响（B=0.004，95%C.I.=［-0.013，0.020］，SE=0.008，t=0.448，p＞0.05），假设H3c不成立；与其他朋友交往对身体健康感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B=0.031，95%C.I.=［0.011，0.051］，SE=0.010，t=3.061，p＜0.01），假设H3d成立；同时，媒介使用对身体健康感知的影响仍然显著（B=0.298，95%C.I.=［0.249，0.346］，SE=0.025，t=12.082，p＜0.01）。
根据Hayes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34]，结果表明（见表6），社会交往在媒介使用与身体健康感知之间起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11.9%。采用Bootstrap方法对中介效应的显著性进行检验，结果表明，除与邻居交往之外，与亲戚交往、朋友交往和其他朋友交往的中介效应95%的置信区间都不含0，因此中介效应显著，假设H4a、H4b、H4d成立，假设H4c不成立。
图1 以身体健康感知为因变量的中介效应检验路径系数图
表6 以身体健康感知为因变量的中介效应显著性的Bootstrap检验
其次，以心理健康感知作为因变量构建模型（见图2），该中介效应模型的结果表明，媒介使用对心理健康感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B=0.366，95%C.I.=［0.322，0.409］，SE=0.022，t=16.446，p＜0.001）。由于模型中前半段（媒介使用对社会交往的影响）未发生变化，因此不再做具体阐述。在社会交往作为中介变量对心理健康感知的影响路径中，仅有与亲戚交往对心理健康感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B=0.056，95%C.I.=［0.014，0.098］，SE=0.022，t=2.594，p＜0.01），假设H3e成立；与朋友交往、邻居交往、其他朋友交往均对心理健康感知无显著影响，p值均大于0.05且置信区间均包含0，假设H3f、H3g、H3i不成立。
根据Hayes中介效应检验方法，结果表明（见表7），仅亲戚交往在媒介使用与心理健康感知之间起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2.32%；除亲戚交往（H5a）外，与朋友交往、邻居交往和其他朋友交往的中介效应95%的置信区间都含0，中介效应不显著，假设H5a成立，假设H5b、H5c、H5d不成立。
图2 以心理健康感知为因变量的中介效应检验路径系数图
表7 以心理健康感知为因变量的中介效应显著性的Bootstrap检验
五、结论与讨论
基于CGSS2017数据，在控制人口统计变量的基础上，本文分析老年人媒介使用和社会交往对健康感知的影响，及社会交往在二者间的中介效应。研究假定老年人媒介使用既可以直接对健康感知产生显著影响，又可以通过社会交往四维度的中介效应影响健康感知，研究结果部分支持研究假设。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分析了传统媒介使用和新媒介使用对于健康感知影响效应的差异，并对6类具体类型的媒介使用对健康感知的影响进行了评估分析。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所述。
（一）传统媒介使用对老年人的健康感知依然具有较大影响
本研究显示，传统媒介和新媒介使用均可赋能老年人的身体健康感知和心理健康感知。报纸在6类媒介中对老年人心理健康感知的影响最大，老年人的传统媒介使用对心理健康感知的回归效应要高于新媒介使用。由于长期生活、工作中养成的信息获取“惯习”，老年人更偏向接触以报纸为代表的传统媒介，相信其所表征的权威。从接受心理的角度而言，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对老年人具有拟人化的陪伴功能。[35]近十年来，传统媒体式微，但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传统媒体，尤其是广播，在农村地区和社区中俗称“大喇叭”，承担了健康信息传播“最后一公里”的重要职责。这种接地气、到达率高的信息传递方式，消除文字垄断，有助于老年群体及时获得健康信息，提高了他们基于环境认知的健康感知。当下，相较于电视和报纸，杂志的普及率较低，老年人能够接触到杂志的可能性也就大大降低；杂志的商业化程度较高，广告内容偏多，而老年人往往缺乏判断力，容易被一些保健品广告所迷惑、误导，导致心理健康感知水平的下降。
（二）加速融入网络社会，老年人“再社会化”进程加快
在六类媒介对健康感知的影响中，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身体健康感知的影响最大，表明快速普及的互联网对老年人生活的渗透力和影响力在增强，老年人加速融入网络社会。对比2015年和2017年的CGSS数据，结果表明老年人以互联网作为最主要信息来源的占比从4.2%大幅跃升至8.2%。在人际交流过程中，新媒介使用可以帮助老年人更新知识框架，更乐观地面对老龄化。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的环境下，网络也为老年人提供了“二次交往”平台，弥补了线下交往的不足。尽管老年人接触和使用互联网的机会增多，但受媒介素养和疫情恐慌等因素的影响，老年人易于成为不实信息编织的“话术”的受骗对象。近年来，老年人在网络渠道被诈骗和被骗买保健品的案例频发，表明事态的严重性。因此，老年群体的媒介素养有待提高，特别是老年人应提升对基于新媒体技术的传播生态的理解，从而在新媒体环境中实现“再社会化”。[36]
（三）重视社会交往的作用，完善适老化、无障碍交往设施与交往空间，促进长者交往
社会交往在部分维度上（如亲戚交往）能起到赋能老年人健康感知的作用。聚焦社会交往的中介效应，在身体健康感知维度，未加入社会交往时，媒介使用对老年人身体健康感知的总效应是0.336（p＜0.001），加入社会交往时，媒介使用对身体健康感知的直接效应是0.298（p＜0.001），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11.9%；同样，社会交往在媒介使用与心理健康感知中起到了2.32%的中介效应。这说明老年人媒介使用程度越高，越倾向于进行社会交往，而社会交往促进了他们的身体健康感知和心理健康感知。媒介使用，尤其是智能手机的快速普及启动了老年人新的社交按键，打开通向美丽新世界（线上线下）的大门。一方面，新媒体为他们与亲戚、朋友间的交往提供了沟通装备，便于老年人维系与扩大日常社交圈，增加老年人与亲戚朋友之间的非正式交往，有利于老年人确认自己的身体健康状态；另一方面，线上线下社会交往网络的扩大有助于提高老年人的承受能力和获得情感支持，缓解老年人的孤独感和“空巢”心态，防止老年人网络成瘾，提升心理健康感知水平。因此，促进老年人的身体健康感知和心理健康感知，需要重视社会交往的作用，营造老年人交往圈积极、健康的社交氛围，有效调节老年人的负面情绪和不良习惯。政府、社区应设立步行可达的社区或邻里交往中心，建构与完善适老化、无障碍基础设施、公共交通、公共空间，促进长者交往；支持老年人间朋辈互动交往和社区文娱活动，创造更多适老交往机会，让老人们在“老有所为、老有所乐”中提升健康感知水平。
此外，由于本研究的变量根据二手数据的题项构成，变量的充分性不足，如在媒介使用变量中，只通过不同媒介类型使用频次一个题项进行测量。而更为复杂的、在媒介接触中产生的信息因素，如信息感知有用性（PU）、感知可信度（PT）、感知趣味性（PP）等深层关系，由于CGSS没有设置这方面的题项，本研究未能进一步考察。这是本研究的不足。期待后续以一手问卷展开的研究中编制上述题项组成外部变量，进一步探讨相关问题。
〔何国平，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健康传播、国际传播与城市传播；袁硕，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特约编辑：叶明睿〕
[1] 本文系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健全重大突发事件舆论引导机制与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研究”（项目编号：20&ZD32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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