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知识共同体”到“情感共同体”:“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与传播留学生项目”的教育理念探索
From “Epistemic Community”to“Emotional Community”:An Exploration of Education Idea Based on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International Program in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丰瑞 李昊隆
Feng Rui Li Haolong
摘要:新闻传播专业的来华留学生是中国故事的“中介”和意见领袖,其特殊的角色意味着他们的认知和经验将以“扩音”的效果影响到更多国别区域的受众。以他们为对象开展的新闻与传播教育教学活动,既体现着跨文化传播的知识转译,又蕴含着人际传播的情感要素,同时也可被视为一种国际传播的本土化实践。本文以“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与传播留学生项目”的办学经验为案例,探寻来华留学生培养的路径选择与教育理念。
关键词:来华留学教育;新闻与传播;共同体
Abstract:International students majoring in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in China are the intermediaries of Chinese stories and opinion leaders and their special role means that their cognition and experience will “amplify” the effect to more audience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regions. The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carried out for them can not only embody the knowledge translation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but also contain the emotional elements of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and can also be regarded as a localize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his paper takes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International Program in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as a case,to explore the Chinese path of personnel training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It sublimates the physical construction of epistemic community into a psychological connection of emotional community,and truly realizes mutual understanding,sharing weal and woe,and affinity among people.
Keywords:th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n China,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community
一、问题背景
2020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给北京科技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回信,他希望留学生们多了解中国、多向世界讲讲他们所看到的中国,多同中国青年交流,同世界各国青年一道,携手为促进民心相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2]时隔一年,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给北京大学留学生回信,鼓励他们多到中国各地走走看看,更加深入地了解真实的中国,同时把他们的想法和体会介绍给更多的人,为促进各国人民民心相通发挥积极作用。[3]随着新闻传播学科的国际化交流日益增多,目前已有中国传媒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开设针对新闻传播专业的来华留学生的全英文专业。除了整班建制的项目外,部分留学生混编入新闻传播相关专业学习深造的现象也越来越常见,这些事实不仅说明了新闻传播专业来华留学生的规模和覆盖面在持续扩大,还折射出当下新闻传播教育更深层次的战略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要广交朋友、团结和争取大多数,不断扩大知华友华的国际舆论朋友圈。[4]总书记对于国际传播工作的部署,要求我们以国家战略的格局重新理解新时期来华留学事业的各项工作,尤其是新闻传播学科在其中发挥的主体作用。因为该专业领域的学生既是受教育的主体,同时又是未来的传播者、发声人。他们是中国故事的“中介”和意见领袖,其传受一体的特殊中间角色意味着相对于其他专业领域的留学生,他们的知识认知和实践经验将以“扩音”的效果影响到更多国别区域的受众。所以,以他们为对象开展的教育教学活动,既体现着跨文化传播的知识转译,又蕴含着人际传播的情感要素,同时也可被视为一种国际传播的本土化实践。
2012年,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开始招收新闻与传播专业留学生。该专业为硕士研究生层次,项目制管理,共开设12门全英文课程。专业以“中国经验,全球视野”为定位,秉承跨文化传播的理念,构建以“知识共同体”为基础的“情感共同体”,目前已招收来自澳大利亚、挪威、巴基斯坦、哥斯达黎加、越南、新加坡、刚果、加纳、美国等40多个国家的170多名学生,培养了一大批知中国、懂中国、爱中国的来华留学生。本文将以该项目的办学经验为研究个案,探讨留学生教育的路径选择与培养理念,以期为新时期的来华留学教育提供借鉴和思路。
二、文献回顾
从1950年15名留学生来华求学,到2018年已经有近50万留学生在中国学习,来华留学事业的规模、水平、体系不断发展改进,目前中国也已成为亚洲最大的留学目的地国。[5]除了数量级的增长外,来华留学教育的功能与内涵由单纯的政治需要演变为更深层次的国家战略。特别是2012年“十八大”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一理念不仅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中国方案,还引领了高等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从维护全人类利益的高度出发,通过构筑跨国学术共同体、世界青年共同体和社会责任共同体,携手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共同为促成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秩序做贡献。
目前来华留学教育研究的宏观层面主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统摄。周作宇等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高等教育国际合作的价值坐标,国际教育不是征服对方,以一种文化控制另一种文化,而是应该建立在平等独立和相互尊重差异的基础上[6];杜修平等从培养什么样的人、为谁培养人、如何培养人三方面指出,欧美西方国家以经济利益为出发点的留学生教育模式,是和我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对中外经贸往来、人文交流、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人才培养理念有着较大差异的[7];蔡虹指出,来华留学教育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抓手,是我国高等教育参与全球治理不可或缺的方面,是衡量我国高等教育全球治理能力的重要标尺[8]。中观层面来看,目前关于来华留学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历史综述、政策法规、跨文化适应与交际、跨国比较研究、教学管理研究方面,学者们的研究主要以历史学、语言学、教育学、管理学为视角。近年来新闻传播领域也逐渐开始关注来华留学领域,如王敏等以质性研究的方式对50位留学生进行深度访谈,提出中国故事应扎根“中华文化”,活用“中国元素”,刻画“凡人真情”,消解二元对立叙事而寻求融通与共情[9];舒笑梅等运用问卷调查分析来华留学生对短视频中的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发现留学生的来华时长、观看短视频频次和不同媒体的短视频播放内容对留学生中国形象认知维度产生的交叉影响[10];高金萍等聚焦北京地区的留学生群体,研究发现留学生对中国文化的整体认知积极正面,但对中国的最新科技成果了解较少[11];宋海燕从国家形象的角度出发,指出留学生在中国的亲身感知有助于其修正之前基于境外媒体报道形成的对中国形象的虚拟认知,使其成为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形象的“他者”主体[12];陈虹等探讨了新闻传播学科开展全英文教育的理念和范式,呼吁从传统注重语言交流的浅层面向注重文化共识和认同重塑的深层面拓展,以培养促进文化交流为主导的全球新闻传播人才为目标,培育学生的国际视野和“文化协同”意识[13]。笔者在爬梳新闻传播理论框架下的来华留学研究时,发现现有文献更多地以留学生为特定研究对象开展少数群体的传播现象研究,或者以双语教学为出发点囊括中外学生(其实更多关照中国学生),探讨新闻传播教育教学改革,这便出现了一个微观层面的研究空白地带,即新闻传播学科下的来华留学生学什么、如何教的问题。换言之,以他们为主体的知识共同体如何构建?
三、以“中国为方法”的知识共同体
知识共同体是由某一知识领域相互关联的行为主体组成的整体。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中,知识共同体用来联系复杂变量之间的关系,属于一种对待复杂关系的认知共同体。虽然知识共同体的成员们具有更强的自发性,知识背景和行为动机也更加多元,但是他们拥有着某一种知识的共同范式和观念。[14]大学的自然属性就是知识共同体,随着时代演进,“知识”的内涵与外延在不断变化,但“知识”始终是高等教育毋庸置疑的核心纽带,联结起整个共同体。[15]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文化帝国主义与数字平台的地缘政治耦合下,西方国家长期以来主导着全球知识生产,从范式、概念、框架、实践上定义着非西方的知识话语表达。以非西方国家为主导建构知识共同体的主体性意识是缺失的,话语表达也相对模糊,这一点在新闻传播学科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一)“去西方中心化”的知识体系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新闻传播教育与中国的新闻传播教育理论与实践有着较大的区别。[16]如果我们在面对来华留学生时不加辨别地照搬西方的学说、刻意弱化中国特色的理论与实践,那么就又会陷入西方国家的话语陷阱中,完全丧失了国际传播的立场与主动性。特别是在新闻传播专业的课堂中,如果教师用“新闻+英文”的方式全盘讲授推介西方的理论与实践,必然会造成舍本逐末的效果。所以我们在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与传播留学生项目”的教学理念中,探索复调共生的基于共享与对话的知识传播方式,并试图搭建一种“去西方中心化”的知识体系。在课堂教学中,此理念体现了三方面作用:一,消除认知偏见。近年来,西方媒体通过妖魔化中国、在其媒体内容中抹黑我国际形象、建构“中国威胁论”“新殖民主义论”等手段,在国际话语空间对我们展开攻击的程度愈发加重、频率愈发细密。[17]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污名化、矮化中国的言论更是甚嚣尘上。虽然来华留学生保有憧憬向往的心情来到中国,但是受国际负面舆论影响,他们也存在着对中国的认知偏见和刻板印象,所以留学生通过新闻传播领域的学习深造,是可以起到改变认知错位甚至是扭转中国话语低位局面的作用的。比如在“国际新闻导论”课程中,任课教师以《中国日报》的《起底》专栏为教学案例,对西方负面舆论进行话语解构,向同学们展示了BBC如何利用移花接木的手段编造假新闻,青年学生特别是西方欧美国家的学生大受震动。二,强调国情教育。中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也有自己的道路选择和历史使命,在中国学习新闻传播相关知识和技能的学生理应深植本土情境,立足中国的国情、民情、社情。因此,相关课程要让留学生了解中国的国情是什么,中国面对的“真问题”是什么,并引导学生从中国社会的历史与现实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比如授课教师在讲授专业课程时,会注意跳脱出新闻理论和实践,把中国话题创新性地融汇在课堂讲授中。如:中国为什么会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为什么中国可以控制住疫情蔓延?这些内容的讲授,引起了留学生极大的兴趣,他们在课堂上、作业里对这些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谈论学习中国经验对于他们的国家的借鉴意义。三,构建中国学派。当前数字技术语境下,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也构成了独特的中国对象、中国经验与中国问题。这大大超出了基于盎格鲁--撒克逊传统而衍生出来的欧美新闻传播理论的解释范围。相较于西方新闻业的新媒体转型,中国的新闻媒体开展了“自上而下”的媒体融合实践,以一种组织化、制度化、系统化的思路回应数字技术变革。包括新型主流媒体建设、县级融媒体建设等在内的中国媒介实践,形成了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发展路径和参照样本。[18]在“数字新闻学”课程中,授课教师将这些现实经验层面的变化提炼为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表述,并转化为通俗易懂的知识点和生动鲜活的案例引入到留学生的课堂,为学生理解中国的新闻与传播现象提供了适应性话语。这不仅可以让他们了解到中国正在发生的媒介变化,同时也是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建立起一种新范式和框架下的“中国学派”。
(二)“知行合一”的本土实践
一是专业实践。知识的习得是一个双向建构的过程,它不是单向度地来自主体或客体,而是在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建构起来的。[19]只有将知识放在它产生及应用的活动、情境与文化中去了解与学习,学习者才能获得真实的理解与应用能力。[20]留学生在课堂中学习到了新的知识和范式,特别需要走出校园借助第二课堂的“隐形课程”更好地理解、掌握和运用在课堂上摄入的内容,在特定的真实可感的具体情境中赋予知识具象化的含义。[21]比如在“影视剧改编”课程中,授课教师选择电影《梅兰芳》作为经典案例进行讲解,除针对影片内容在课堂中分析视听语言外,教师还会组织学生们到梅兰芳纪念馆实地参观,更好地帮助学生们理解影片内容、巩固课堂知识,让他们更加形象化地感知中国的历史文化。在新闻与传播专业的教学安排中,基本上所有的课程都会特别设计第二课堂活动让大家走出校园,同学们在“新闻制作”课程中去人民日报社调研“中央厨房”的媒体融合创新,在“新媒体:理论与实践”课程中参访腾讯公司了解中国互联网平台建设,在“非虚构创作”课程中深入基层社区与普通家庭做田野调查,这些教学活动很好地将课堂上符号化的知识概念与真实的中国情境勾连起来,学生们在“知行合一”中进一步强化和拓展课堂习得的知识内容。
二是社会实践。2018年教育部发布的《来华留学生高等教育质量规范(试行)》指出,高等学校除安排充足、适用的中国概况类课程以外,还应有计划地组织来华留学生参加中国国情和文化体验等活动,并与群团组织、社区等积极合作,促进来华留学生与中国社会的互动。[22]此《规范》表明,结合留学生的学习特点和人才培养目标,充分开发和利用课堂显性知识教学资源以外的社会实践类资源,是提高留学生高等教育质量的需要。“情境学习理论”认为,参与社会实践是整个知识学习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即共同体成员通过参与社会文化活动和建构社会关系,可以获取必要的知识资源,提高技术技能。[23]可见,知识的共同体也必然地是一个实践的共同体,学习者在共同的情境下借助文化协商主动参与社会实践,也是建构共同体身份的过程。遵循以上思路,在华留学生的跨文化实践活动也可以被视为具有特殊意义的知识习得,它不仅限于专业课程的知识学习,还体现为各种形式的文化参与和社会实践。中国传媒大学2019级新闻与传播专业的留学生姆博尼汉耶利用课余时间赴云南金平县、山西吕梁市两地开展社会调查,他目睹了中国的减贫成就,把自己的见闻感受写成文章《理解中国多措并举的减贫战略》发表在了自己国家的主流报纸上,文章高度赞扬中国的减贫经验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树立了标杆;2021年暑假,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与传播专业的7名留学生与中国学生组成的联合国情教育实践调研小组,深入浙江省7个地市考察了数字经济下的乡村振兴以及农村绿色经济发展等议题;同年,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还举办了“外国留学生西部行”活动,8名留学生赴西藏拉萨、林芝采访调研,当地对少数民族教育、生态保护、非遗传承等方面的重视让同学们看到了真实的西藏,该活动被中央电视台报道,留学生们在镜头前讲述了他们眼中的西藏。以上3个样本虽是个案,但也基本体现了留学生在中国大地上开展实践活动的一种路径和目的,即通过“知行合一”的社会实践与文化参与去体验真实、全面、立体的中国,将本土意识与全球视野融会贯通,主动探索将中国的经验转化为别国区域治理方案的可能性。
四、以“共情”为核心的情感共同体
上文提出了以“中国为方法”建立知识共同体的理念,这种理念体现了“以我为主”的中国话语体系和表达方式的建构,突出了以知识理性为圆心、以知识传播为半径,在此基础上进行知识的生产、分享和对话的思路。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理念在面向来华留学教育时所潜藏的“二元对立”的风险。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风俗、语言、宗教等,国际传播中单边式、说服式的表达就算再有针对性、解释力,也可能陷入“自说自话”甚至“对空言说”的传播困境。教育的根本目标一定是建立在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共识的基础上。由此可见,无论是微观的实务方法技能、中观的媒体策划运营,还是宏观的社会文化习得,都似乎无法成为新闻传播专业来华留学生教育的根本目标。所以我们需要再回到起点,重新理解当下新闻传播教育在来华留学事业中所起到的核心作用是什么。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构建“我们”的概念,是超越“我”或者“我、你、他”这般从个人利益出发、将对方视为对立面的概念。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留学生来华教育,意味着教育机构或者组织不是征服对方,以一种文化控制另一种文化,也不是简单地盲从或者依附,而是应该超越民族国家的思维局限,在平等独立和相互尊重差异的基础上,积极学习互鉴、实现资源共享。[24]“共情”是一个心理学概念,也有人将其比作“同理心”,指的是个体准确地理解他人的情感,并在特定情景下做出准确情感反应的一种能力。共情有助于个体产生利他行为和亲社会行为,而群体共情有助于减少群际攻击性行为和群际冲突,改善群际关系。[25]当理性的说服无法起作用时,感性的共情往往能够产生更好的效果。在此基础上,吴飞提出“共情传播”概念,强调把传播对象看成是与传播者平等的所在,而非对立的“他者”,传播者与传播对象之间是平等的“吾汝关系”,而非“吾它关系”。[26]如此一来,就拉近了二者之间的心理距离,为信息和观点的传播奠定了情感根基,为建立真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打开了大门。[27]聚焦于新闻传播教育的核心目标,我们认为超越知识的圈层,应该是通过跨文化的沟通达到情感联结的作用,实现相互理解、休戚与共、民心相通。所以,教育的目标也从知识共同体的物理构建升华为一种情感共同体的心理联结。所谓情感共同体,指的是信奉共同的情感表达规范且重视相近情感、情绪的群体或者集合。[28]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在来华留学教育中探索建立一种以“共情”为核心的情感共同体,以“新闻与传播留学生项目”为例,具体从以下三个方面实现共同体的构建。
(一)换位思考,将心比心
虽然国家强调来华留学生的“趋同化”管理政策,但因各个学校的实际情况与专业特点不同,大部分留学生仍然会感到自己是被区别对待的少数族群和“他者”,部分严重者甚至因为不适应新的环境而出现“文化休克”的现象。所以,教育者在和留学生交流沟通时,切忌居高临下地指手画脚,切忌以自我为中心地单向灌输,而是要对“他者”的情绪感同身受,并且能换位思考,从“他者”的角度去认识和理解问题。中国传媒大学2016级新闻与传播专业的留学生入学期间,因校舍变化,学生们不得不集体暂居校外。初来乍到就遇到这种情况,有一部分学生产生了抵触情绪。学院在不改变既定政策的基础上,从解决问题出发,为每一位学生配备一辆自行车。自行车本身就是外国人认知中国的一个符号,这个礼物既有深意又解决了实际问题,一下子拉近了留学生和中国的心理距离。学生们每天骑行五分钟往返学校和宿舍,感觉新奇有趣。舆情事件最后通过对话与协商被巧妙地化解,这本身也考验着管理者的共情能力。
(二)求同存异,互相尊重
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授者,更是加强情感沟通的“黏合剂”。不同文明间的对话难免存在争议,对话双方也必然带有意识形态的偏见和文化价值的隔阂。但共情传播不是“我说服你,你说服我”的缠斗,而是双方尊重彼此的话语权,尊重差异性和丰富性,动态推动彼此的对话。它通过把“他者”还给“他者”,让“自我”回归“自我”,平等对待“他者”,在“我说你听,你说我听,彼此理解,协商共议”中实现情感共同体的建构。[29]在课堂中,经常会有留学生表达自己的看法,例如宣扬西方新闻制度的优势。在面对这样的观点时,教师不应主动引战,而是要么搁置争议、各美其美,要么有技巧地回应,陈述我国新闻制度形成的背景和历史,以及这种制度的优势是什么。总之,教师要充分把握对外交流的方式方法,避免咄咄逼人、盲目自大,保持自信谦和的态度,强调分享互鉴,把着眼点落在求同存异之上。
(三)发掘符号,共享情感
在跨文化传播中,如何以相通的符号或者中介物连接不同的对话主体以引发其共享表征,是实现彼此共鸣的关键环节。所谓中介物是指引发对话主体产生相同或接近情感态度的客观事物,它可以使双方见之动心,会之起意,触之生情,有效促成双方共通的意义空间,是“心通”的重要媒介和载体,也是共情传播中的决定性符号。[30]在教学设计中,教师要把自己想讲的和留学生想听的结合起来,找到彼此皆可识别的兴趣点。比如,在为留学生讲述中国脱贫攻坚的故事时,授课教师就选用了海内外刷屏的短视频《一杯咖啡里的脱贫故事》作为教学案例,用西方人最熟悉的文化符号“咖啡”作为媒介来讲述中国人的脱贫故事,用代表中西方文化交融的日常生活元素来折射中国社会的飞速发展。对这个符号的发掘和识别就是共情传播的关键因素。此外,共情传播也需要彼此观照双方共有的情感体验和文化记忆,突出共同的价值理念和情感元素,寻找情感的普遍性,找到“我们”的故事。例如,国际互助抗疫的故事就是可以普遍引发各国学生情感共鸣的素材内容;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学生,丝绸之路的故事可以唤起共通的情感记忆;在面对欧美国家学生解释“中国梦”这一话题时,重点可以不放在“中国”上,而放在“梦”上。以上案例故事都成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寄托“休戚与共”情感的载体与媒介。
结语
2011年,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出版著作《作为方法的中国》。2016年,中国学者赵汀阳也以《作为方法论的中国》为题发表文章。回归中国,以中国经验形成的理论范式和话语体系让我们看到了更高层次的世界图景。当前,国际竞争与合作不断强化、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共存交织、全球化和“逆全球化”不断抗衡的大背景下,来华留学生群体对于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的作用不可忽视。他们并不是历史上的“远在天涯”的陌生人,而是来华求学的“近在咫尺”的文化接受客体。尤其是新闻传播专业的来华留学生既是受教育的主体,也是未来的传播者、发声人。他们的知识认知和实践经验将以“扩音”的效果影响到更多国别区域的受众。本文以“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与传播留学生项目”的办学经验为案例,探寻新闻传播来华留学生教育的路径选择与培养理念。在“去西方中心化”的课堂教学和“知行合一”的社会实践中,我们构建了基于共享与对话的复调共生的知识传播方式,以期建立一种知识的共同体。同时,来华留学教育的目标是通过跨文化的沟通达到情感联结的作用。以“共情”为核心,知识共同体的物理构建升华为一种情感共同体的心理联结,从而实现了不同主体与层级间的相互理解、休戚与共、民心相通。
〔丰瑞,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副教授,“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与传播留学生项目”负责人;李昊隆,中国传媒大学音乐与录音艺术学院2019级录音艺术(录音工程方向)本科生〕
〔特约编辑:顾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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